第一节 概要
就像一个人要神完气足，必须骨骼劲健、血肉丰满、精神旺盛一样，盛唐文学要创造艺术的巅峰，也必须具备这些要素。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基本可以说，初唐诗歌从“宫体”迈向“宫廷”，就如同病态的美人走进阳光，是精神上开始走向旺盛；格律派诗人的尝试，使其骨骼劲健；“四杰”、陈子昂、张说等人的努力，使其血肉丰满。就这样，唐诗迈向繁荣的顶峰必须准备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只需要天才诗人出现，将三者兼一身而有之，便可以创造出奇迹。
真是上天对盛唐特别眷顾，这样的天才诗人竟然出现了：一个叫李白，另一个叫杜甫。用红花绿叶作比也好，以众星拱月为喻也罢，总之，以李白、杜甫这两个伟大的诗人为中心，周围还有一批成就很高的诗人，这些诗人，按照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等的不同，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抒发豪纵之情的诗人，李白可以作为这一派的最大代表；一派是写山水田园闲适生活的诗人，王维可以称作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一派是图画边塞风光、描写征戍生活的诗人，高适、岑参是这一派最优秀的代表。后人分别称之为豪纵诗人、山水诗人和边塞诗人。至于伟大的杜甫，可以说兼三派而有之，却又非三派所可束缚者。下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第二节 豪纵情怀
一提到盛唐的豪纵诗人，李白当之无愧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四川隐居读书、漫游求仙和仗剑任侠中度过的。后出蜀东游，在今湖北安陆成婚，并以此为中心，开始了十年漫游与干谒的生活，到头来大失所望，入长安求仕也以失败告终。之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居，号“竹溪六逸”，想借东山高蹈引起注意，获得入仕的捷径。果然，天宝元年，奉召入长安，一度颇为玄宗赏识，终因性格狂傲、行为放诞触怒权贵，由玄宗“赐金放还”，怅然离开长安，开始第二次南北漫游。安史乱发，入永王幕府。永王势败，受牵连长流夜郎，于流放途中遇赦放还。仕途几次大起大落，到手的机会也没有抓住，却仍热衷仕宦，后流寓南方多年，竟不能得其所愿，打算去投靠李光弼，又因途中生病作罢，改道当涂，投靠县令李阳冰，次年病逝。
李白的思想十分驳杂，儒、道、侠兼而有之，杂糅相处，共同熔铸了李白独特的精神气质。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想要“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蔑视世间一切。此外，他还深受当时盛行的游侠思想的影响，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这三种思想，原本异质，很难兼容，李白却以其浪漫的气质，将之凝练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任侠，使他敢于正视现实，蔑视权贵；仙道，为其排遣政治打击所带来的抑郁与悲愤、摆脱种种世俗烦扰返归自然奠定基础；侠胆、仙趣，与豪纵狂饮，使其精神意识常常处于一种膨胀的状态，从而形成了他特有的浪漫狂放、倨傲达观、飘逸洒脱的秉性气质，也决定了他的诗风飘逸俊朗、想落天外，同时，还影响到他的诗歌不太受格律的约束，而以乐府歌行和绝句最为擅长。
李白——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他的乐府歌行，一是借古题写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侠客行》），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在这些诗中，变幻莫测的想象，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交织错综，与诗人特有的狂放精神相融无间，意象衔接的大跨度，给人迷离惝恍、纵横变幻之感，造成极大的跳跃性。这样的审美追求，与简洁、鲜明而极具气势的词汇相结合，呈现出透明纯净、绚丽夺目的意象，形成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特征。一是用古题写己怀，借旧题乐府所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感触和联想，抒写自我情怀。诗人那脱去羁绊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暴发的强烈感情，彼此呼应，共同构造出诗歌的鲜明特点：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如那首《行路难》，即以喷发的激情，抒写志士失意的悲愤，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和不断变换的节奏，追摹情绪的冲动、情感的喷发，至于这种情绪背后的寓意，却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既可谓之有所寄托，也可称为纯是感慨，全由读者去心领神会：可联系诗人的人生经历，索解他狂放的情怀；可联系读者的情怀意绪，别作会解；可沉醉于诗情之中，任情感起伏跌宕，纯作艺术审美。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令读者感到大气磅礴、慷慨激昂，读之使人心灵震撼。
总体上讲，李白的乐府诗，都是“借题发挥”式的，是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膨胀式的发挥，从文学史上讲，它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转变。首先，这些歌行貌似拟古，却处处有“我”在，展现出无法摹拟的个性特色。其次，诗人在选择乐府旧题时，常据古辞寓意和情感倾向，进行创造性的生发和联想，运用大胆的、夸张的、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借纵横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其三，诗人将浪漫的气质融入诗中，赋予古题乐府以新的生命，将乐府诗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最后，杂言错彩，句式多变，韵律跌宕，给人奔腾回旋的动感。这种动感，其体制、格调，俨然便是当时流行的歌行。因此，我们说李白的乐府，是将他之前的乐府传统作了全面的梳理，并发挥到了极致，将之推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乐府之外，李白又擅绝句，以自然明快、清新俊逸为主要特色。如《独坐敬亭山》，片刻的超然意趣，人与自然相近的温暖，与山川灵性的相通，在两不厌的冥会中，默默地交融，无限的情思，蕴藏于简洁的语言当中，给人涵泳不尽的意味与情趣。还有他那些漫游江南时所写的小诗，也都体现出这一特色。
李白［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画传》
除了李白，豪纵诗人还有王昌龄、崔颢、王之涣等人。这些人多数是身怀大才却疏于细谨之人，处事往往不为社会所容，故而生平多艰。这使得他们作品中，常常有超脱凡俗的情绪爆发出来，虽然作品留存的数量不多，却几乎篇篇都是精品。
王昌龄性格豪爽，以七言绝句见长，号称七绝圣手。因为出身孤寒，加上受道教虚玄思想影响，诗思深刻，蕴有一般豪侠诗人所缺乏的深沉，无论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低迷凄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却总有一种清刚之美。他作诗讲究诗法，于豪爽俊丽之外，另有“绪密思清”的特点。被贬江南后，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人交往，受南方文化氛围的影响，诗风转向清逸明丽，但清刚爽朗基调不改。而且，为了避免受七言绝句体制篇幅的限制，还创造性地采用联章成组的形式反映复杂的诗情，通过一组七绝，去完整地表达起伏的诗思。如歌咏边事的连章组诗《从军行七首》，就是如此。这组诗由七首组成，前后意脉贯穿，清而刚，婉而健，被誉为七绝联章的神品。
明皇欲得李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明万历年间（约1615年）《酣酣斋酒牌》，黄应伸刻
另一位豪纵诗人是崔颢。此人早年有俊才却无士行，名陷轻薄，南游武昌后，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南方的人文景观、自然风物，洗练其狂侠之气，其诗便凭添了一层清丽空远的韵味。后来又入河东军，写了一些边塞诗，都是凛然有风骨。他那首《黄鹤楼》诗，甚至被后人称为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诗中，作者以摇曳生姿的古歌行入律，前四句豪爽俊利，显得大气磅礴，气势雄浑。五六句对仗工整，给流走的气势以顿蓄之势，潜气内转，余势鼓荡，为末尾二句的敛势余韵作好铺垫。严格地按照七律的标准来看，这首七律并不完全合于规范，但古体峭健，律熟易弱，这样亦古亦律，大巧若拙，便多了高唱入云的雄健气格和清拔隐秀的律对韵致，反而成就了寄情高远的超妙诗境，将之视为唐代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当得起的。
还有李颀，也走豪纵一路。其诗中常常蕴含着狂生末路的郁勃不平之气，透出苍凉悲怆的赤子情怀。
第三节 山水情趣
山水田园诗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然兴起，谢灵运、陶渊明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寄情山水，有作家的主观因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古代士子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价值观念，构成了“独善”时寄情山水的深层心理机制。但是，盛唐时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寄情山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寄情山水，又是有些差别的。简单地说，魏晋乱世，社会心理的压抑，传递到诗人身上，是无“达”的指望且处身“穷”途时的“独善”，被动“独善”的色彩比较浓；唐为盛世，国力强盛，政治相对清明，社会心理的开放，消解了外在的压力，是在有可能“达”甚至已“达”的情况下，内在价值观却处在“穷”的状态而采取的“独善”，主动“独善”的色彩比较浓。
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其中以王维最具代表性，留存至今的诗有四百多首。王维多才多艺，能诗之外，还精通书画、音乐，艺术素养很高。由于自身个性、家庭环境以及仕途变故的原因，大约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这种背景下诗人钟情山水，其实是“兼济”至“穷”而主动采取的“独善”。王维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在创作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前期具有向往开明政治的热情，对一些不合理现象曾有所不满，写过一些游侠、边塞类的诗篇，或是少年的豪迈，或是大将的英武，或叙征戍之苦，或写凯旋之乐，表现出那个时代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如《少年行》、《老将行》、《济上四贤咏》等。这些作品，充分展示出王维善于构图，长于写景的才能，是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使至塞上》一诗，气势流畅，“大漠”两句写景，诗中极富画意，有强烈的层次感、色彩感，壮丽里见逸气，山水中隐豪侠，不是一般诗人能写得出的。
经过安史之乱的大变故后，王维感到仕途“既寡遂性欢，恐遭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球》），于是，开始“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的生活，到后来俨然成了一个“以禅诵为事”的佛徒。王维这时的诗，主要是从一个深于佛理者的眼光，折射出慧生相外的愉悦。如《渭川田家》、《终南别业》、《鹿砦》、《竹里馆》、《辛夷坞》、《漆园》等，在诗人看来，是体悟到景外之趣的愉悦，对一般读者而言，是看到了山水的清幽、诗人的悠闲，以及清幽与悠闲相融汇所形成的美感：在“空山不见人”、“深林人不知”、“涧户寂无人”等“无人”的环境中，山水美景的真趣活泼摇曳，诗人外在的幽冷、孤独，却包含着内心的自在、得意。
对佛教的信奉，使王维习惯于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和息心静虑的对象，将禅的静观默照与山水的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清晖的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这么做，使他的山水诗别具灵气，往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达到“气和容众，心静如空”那种“无我”的境界。由于他的诗歌中传递出至性佛理，又以清寂省练为特色，后人便依着称杜甫为“诗圣”、李白为“诗仙”的例子，称他为“诗佛”。
王维是一个有着很高艺术素养的文人，他有诗人的敏感，却绝不沉迷；有艺术家的感觉，却绝不张扬，他有着高超的观察能力，能够敏锐而巧妙地捕捉到妙趣的关键所在，并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悄然构成独特的意境。在他的诗中，无论雄奇壮阔的景物，还是细致入微的刻画，总是那么和谐，声、光、景、色和谐交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极富层次感，形成空灵之境和宁静之美，如一曲恬静优美的抒情乐，如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东坡志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道出了王维山水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王维还写过一些著名的赠别友人的抒情绝句。如著名的《渭城曲》，以清新的语句，道深挚的友情，在当时即广泛传播，并被谱成《阳关三叠》，作为送行乐曲而广为传唱，直到宋代曲调犹存，而且唱法还不断翻新，可见其感人之深、影响之广。
另一位著名的山水诗人是孟浩然。跟王维身居庙堂却寄情山水不同，孟浩然是身处山水却意存庙堂。孟浩然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家乡鹿门山闭门苦学，灌蔬艺竹，过着闲散的生活。可是，他这种闲散，却有高隐的意思，在隐逸得名之后，四十岁时便北上长安，力求有所作为，但求仕失望，只好再续高蹈前缘，漫游江淮吴越后重回故乡。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时，入赞其幕，不能满足夙愿，最终再次归隐，老死于家。
王维［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画传》
张九龄
孟浩然一生经历简单，生活于开元承平时代却不曾入仕，很少有生活风波。隐居的生活，漫游的经历，使他对山水有着特别的情感和审美。但是，与王维不同的是，他有入世思想，存“兼济”之心，却又无其实，因此同样是作山水诗，他能做到跟王维一样省练明丽，却做不到如王维那般宁静通透，能看到山水乐，却参不透山水趣。他的多数山水诗，是写故乡襄阳的鹿门山、万山、岘山、鱼梁州、高阳池等处的景物。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夜归鹿门歌》等，诗中描绘襄阳一带的景物，历历如画，平凡而亲切。另外一些漫游秦中、吴越等地时所作，如《江上思归》、《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等，与前期的淡远又不一样，由于求仕不成，山水变成了排遣的工具，壮丽之景与思归之情交织出阔大的景象，隐然透露出身世落拓之慨与愤激不平之情。
孟浩然［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画传》
虽然寓情山水的诗歌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但是，毕竟诗人生活经历有限，对山水的参悟便不能透彻，其诗往往篇幅简短，所长在五古、五律，枯瘦劲健，却没有七言诗的旖旎婉丽。山水之外，他还有些田园诗，生活气息很浓厚，如著名的《过故人庄》，虽然达不到陶诗那种超然境界，但绘农家生活，简朴而亲切；写故人情谊，纯朴而深厚，让人难忘。他的一些写景小诗，于平凡的诗句中，透露出亲切之感，有孟浩然式的好处，如《春晓》一诗，只用寥寥数笔，看似全不经意，却从“不觉”春，到“闻”春，到忆“春”，到问“春”，层层翻进，诗人对春天特别的热爱，对生活的敏感，便透露了出来。这种因“眠”问“春”的构思，在宋人李清照《如梦令》一词中，化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对答，唐宋两朝，成呼应之势，都称得上是叹为观止的妙作佳构。
王维、孟浩然二人的山水诗，将谢灵运的灵动敏感、陶渊明的淡远悠闲都发挥到了极致，虽然不如谢、陶二人超逸，但章法趋于紧凑，笔法更显匀称，不仅后世山水诗人难以企及，当时其他的山水田园诗人也都不如，如储光羲，多作田园诗，或以为得陶渊明之质朴，但往往有好句而无佳篇。如常建，寄意山水，但意境往往孤僻，如《题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仿佛荒山野寺之景，虽得禅趣，却很枯寂。如祖咏，吟咏山水虽然不少，却只有《终南积雪》一首应试诗传诵较广。如裴迪，与王维在辋川唱和颇多，诗歌成就却全不相侔，艺术造诣上有王维作参照，就更加相形见绌，竟无一诗能脍炙人口。
第四节 边塞风光
盛唐国力强大，勇于开边，边境战争频繁。与军事行动相伴而生的，便是与军事后勤相关的商业活动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边塞因此不再荒凉，反而成了见新猎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的重要舞台。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边塞生活便成为一部分诗人关注的主题，边塞诗也不断增多，并涌现出一批重要的诗人，其中，高适、岑参是代表。他们从各方面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大大地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
高适
高适是个“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的人，二十岁时到长安求仕不遇，便北上蓟门，漫游燕赵，“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对边事表示深深的忧虑。他最杰出的代表作《燕歌行》，便创作于此时。从诗序来看，这首诗与唐朝东北守将张守硅有一定的关连，据《旧唐书·张守硅传》记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御史大夫兼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硅部将与叛变的奚族人作战，战败后，“守硅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如何看待这次失败呢？诗人有自己的看法，诗以错综的笔墨，将荒凉绝漠的自然环境，跟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兵卒们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交织在一起，用激荡多变的感情，构成雄浑、悲壮的艺术氛围，在跳荡的情感抒发中，揭示战败的原因不在军力，而在唐军将领的腐败，军心的涣散。联想到安史之乱时，叛军一起便横扫天下，诗人对唐军痼疾的揭露，无疑是深中肯綮的。诗歌采用四句一转韵、平仄韵交替的方式，使诗情跳跃起伏，于错综变化中显和谐，极具气势，很好地补充了对偶的呆板，堪称是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
边塞诗之外，高适还有一些豪侠浪漫之作，如《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等，都写得豪情四溢。即使是赠别朋友的诗，也是豪迈动人。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全然是大丈夫气概，毫无临别的伤感。由于志在功名，所以高适在浪游梁宋和任封丘尉时，作品多关心现实，内容相当丰富，是比较早接触到士卒、农民疾苦的诗人，映衬出诗人所怀的王霸大略。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东平路中遇大水》等，让我们看到了“开元盛世”的另一面。安史之乱以后，高适官位日高，但好诗渐少。诗穷而后工，在高适的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跟高适齐名的另一位边塞诗人是岑参。岑参的诗，原本题材广泛，也不以边塞见称，除一般感叹身世、赠答朋友之作外，他还写了不少山水诗，诗风颇似谢朓、何逊，但意境新奇的特征却初露端倪。后来，为了谋求仕进，岑参先后两次身历边塞，共达六年之久，“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边塞生活为他的诗歌注入了独特的审美特性。在他的诗中，安西、北庭等地边疆的新天地，鞍马风尘的战斗生活，为他的诗境开拓出了空前的境界，尚奇的一面有了更加突出的表现，成为其主要特征。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是岑参边塞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封大夫即封常清。此诗写封常清的一次西征，诗的重点放在突出大军拔寨“西征”时的场景，回避了战斗场面的残酷与惨烈，但黑夜远征的紧张气氛和恶劣气候，烘托出“汉家大将西出师”的特有声威，向读者传达出强烈的战斗信号：朔风夜吼、飞沙走石、恶劣的气候暗示着敌人的来势逼人。军情的紧急、军纪的严明，在大军夜行“戈相拨”的声音里，得到了很好的渲染。这种类似侧面描写的处理方法，避免了直接描绘战斗场面的质实感，为读者留下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有意思的是，因为军情险恶，士卒情绪难以稳定，为了将这种感觉表现出来，诗人创造性地选用三句一转韵的方法，使节奏显得更加促迫，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军情的变化莫测和临阵的紧张莫名，别具一种感染力与震撼力。
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另一首杰作。全诗写景奇丽，大气磅礴：塞外八月飞雪，本来就是奇景，设想成千万树梨花怒放，给人蓬勃浓郁的春意，想象更加出人意表。军营的奇寒、冰天雪地的背景、饯别宴会上的急管繁弦，极力渲染西北边陲奇异、浪漫的军营气氛。诗的最后，用归骑蹄印渐行渐远的渺茫，反衬雪满天山的阔大，借强烈的对比，将无限的惜别与思乡之情，压缩成无垠雪原上的渺渺一痕，有惆怅之情，更隐豪纵之意，惆怅如蹄痕，越远越淡，豪情如雪原，平铺至天边。本来是一首依依惜别的诗，写得如此奇丽奔放，只有盛唐人那样的气概、胸怀，才做得到。
岑参还有不少描绘西北边塞奇异景色的诗篇。像《火山云歌送别》，读之如觉炎热逼人。《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更是充满奇情异彩，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经“好奇”的诗人加工渲染，便把读者带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奇世界。岑参还有一些描写边塞风习的诗，也很引人注目。少数民族的风情、各族之间的来往、共同娱乐的欢乐，在他的诗中都有很好的反映。总之，岑参的诗以奇胜：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构思奇妙。在形式上也大有奇特之处：以七言歌行最为擅长，但用韵灵活多变，内容随韵而换，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腾纵跳跃，鲜活丰满。《岑嘉州诗集序》中，杜确说他的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可见他的诗在当时流传之广，雅俗共赏。
高、岑之外，以边塞题材入诗的作家还有一些，如前面提到的王昌龄，便有不少抒发其立志边庭的诗。他那首《出塞》诗，甚至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其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两句，不仅意境高远，而且极具历史厚重感，引人沉思。再如王之涣，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其《凉州词》一首，是“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的名作。另一名作《登鹳雀楼》，只用寥寥二十个字，写尽落日山河的苍茫壮阔，诗人登高望远、极目骋怀的雄心，更是透纸而出。再如王翰，他的《凉州词》也很驰名。再如崔颢，边塞诗也颇有特色。这些诗人性情豪纵，虽不专情于边塞诗，可一旦他们移笔边塞，往往就能豪情四溢，不受羁绊。另外，还有一些诗人更多地看到了边塞的残酷，在他们的诗中，边塞便没有了奇丽与浪漫，多的是厌战、不平和人生的失意。如刘湾的《出塞曲》，大胆揭露“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的残酷事实。还有张谓，他的《代北州老翁答》，叙述战争兵役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痛苦，仿佛杜甫《兵车行》的声调。这是我们在高适、岑参诗中难得一见的内容。虽然这些诗在反映现实方面，可能比高适、岑参来得更实在一些，但高适、岑参诗中特有的磅礴气势，却更贴近盛唐人精神，也就是说，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只有盛唐人才写得出，而其他人的边塞诗，却是别个时代的诗人也能写得出来的。只有这么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高、岑二人诗歌的可贵了。
王之涣
第五节 伟大的杜甫
谁也不会想到，登上中国古代诗歌顶峰的，竟是一生飘零、既没有什么较高社会地位又无多少人格魅力的杜甫，可能连他本人也绝对没有这么想过吧。历史却如同开玩笑一样赋予了他这么一项令无数文士竞折腰的重任。
在盛唐诗人群中，杜甫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另类，也可能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的伟大。在任侠之风盛行的盛唐，出身儒学家庭的杜甫，秉承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以社稷为重，忧心民生疾苦，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即使遭遇贬谪，也终身无一言怨怼君上，而且，他的忠君思想还与爱国爱民情怀错综交织，对君王、社稷、百姓的最终关怀，成为他极具“平民”色彩的“忠君”思想的内核，这在个性张扬、侠气充溢的盛唐，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另类。令人意想不到，杜甫可能完全意外的是，这种思想，却代表了那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方向：儒学思想自中唐开始便呈复兴之势，经宋儒的大力发挥，成为历朝统治者的主流思想；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正是士族文化不断被消解，民间的、通俗的、大众的文化因素不断壮大的过程，越往后，“平民”意识越强。虽然杜甫当年不可能意识到他的这种思想根基、他的人生价值代表着后来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发展方面，但历史发展的事实，却证明了这一点。这就为他被视为“诗圣”，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他漂泊终生不得稍逞其志的境遇，与孔子当年周游列国难成抱负的经历，也给了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间，并将之视为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由此确定了杜诗的风格标志着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诗意所在，垂范于后代作家。
杜甫［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画传》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几乎各体兼长。先说律诗。他的律诗，对仗工整严谨，格律精审纯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望岳》一诗，是现存作品里较早的一首，诗中充满了少年时期的昂扬和自信，其开阔的心胸、雄伟的气魄，不亚于李白，但是，因为是用律体，律对堪称严谨，畅达终嫌不足，读起来就没有李白歌行那种铺张扬厉的淋漓尽致之感。《春望》一诗，是安史乱中陷贼时的作品，国恨家愁汇于一处，集中体现了作者忧时伤乱的心怀，虽然也是律诗，但文字顺畅，见诗情而不见诗律。《登岳阳楼》一诗，是晚年漂泊岳州时所作，此时他浑身是病，自身难保，却仍为国家的安危而流泪，体现出他忧心国事的心境。虽然全诗律对较前两首更加谨严，但遣词造句，妥帖自然，纯然不给人律诗的感觉，反而如歌行一般畅达嘹亮。三首代表作拿到一起来比较，早期的律对精工、骨格劲健，与晚年的律对娴熟、精神饱满，正好形成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杜甫自己讲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是很有体会的话，说明到了晚年的时候，诗律在他的手上已经完全可以运用自如，进入化境了。《登高》是杜诗中最有名的一首，八句皆对，却能一气贯注，悲怆而不消沉，仿佛拔山扛鼎式的悲歌，一气盘旋，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被后人评为古今七言律第一。
再说乐府诗。他的新题乐府，既继承了《诗经》、《离骚》重比兴寄托的传统，又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精神。写古体乐府时，他将“歌”、“行”的表现职能略作分别，既效法汉魏古乐府取题用意，又以“行”诗写时事，自立新题，别创格调。如《兵车行》，在写法上不用《从军行》乐府旧题，自创新题，直接针砭时弊，开始时用纪事的方式，摹写送别惨状，自“行人但云”以下，用纪言的方式写实，大胆引用纪事、纪言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有传统又不囿于传统，运笔如椽，为乐府诗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格局，给白居易等后世作家以启发。
杜工部集——宋刻本
再说绝句。他的绝句，无论五言、七言，都能因体势而定，纵笔为之，略无滞碍。仔细阅读还会发现，为了避免圆滑熟烂，他的有些绝句，也走拗律的路子，有意给人拘促的压迫感，从而强化艺术效果，如《江畔独步寻花》一诗，与盛唐时的一般绝句不同，在声调上并不那么悠扬和谐，但章法、句法多变，刻画细致，曲折达意，杂以当时流行的口语，民歌的影子隐约可见。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诗表现最突出的一点是写实。其写实的手法又是多方面的，首先，实写社会生活。这一特色，既体现在那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里，又充分体现在家事诗、自传诗和纪行诗里。其次，实写内心感受。姑且不说那些反映社会矛盾的诗，他的写实本领，在对自然山水的描写中，也显得十分突出，只是与山水派诗人不同的是，山水派诗人的美学追求，在于忘“我”，或者说消解“我”障，让“我”消失在山水之中，杜甫则有着强烈的入世思想，面对好山好水，激起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执著。他的那些纪行诗，绘山水之景，常以意绪为先，在对自然山水的描摹中，融入时代的风云、自身的感受，仿佛山水草木都充满着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再次，在细微处写实。作为诗人，杜甫具敏锐细密的观察力，常能敏感地觉察到细微处的精髓，并以惊人准确的笔法加以表现，在叙述事件、表达情意和描画景物方面，都格外生动真实，经得起儒家“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的批评。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诗歌最突出的特色，是沉郁顿挫。这四个字虽说简单，却只有杜甫的诗歌能当得起。所谓“沉郁”，一是个性因素在诗歌中的反映，一则源于社会生活的深层痛苦。杜甫本来个性就不开朗，一生又没有几件开心事，生活的压迫、人生的失意郁积胸中，对“沉郁”诗风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困守长安时，杜甫作诗自称“沉郁顿挫”，主要是表达自己学力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经历干戈离乱，饱尝人生艰难困苦，诗中更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加上他对诗律的运用越来越精细，此时的“沉郁顿挫”，真是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波澜老成。《秋兴八首》最能体现杜诗的这一风格。该组诗共八首，或即景含情，或直诉悲愤，或借古喻今，八首联篇而下，有开阖，有抑扬，有顿挫，一次又一次地忆长安、感盛衰、伤沦落，反反复复，吞吐回环，悲慨深沉。
杜甫［明］崔子忠 作——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刻本《息影轩人物》
总体上讲，杜甫是各体兼擅的，但从对后世的影响看，影响最大的是律诗。他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对五律的把握，已到了非常纯熟、运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韵律精细，且诗境浑成而富于变化，不拘一格，意境或由壮阔忽转凄凉，气象或由巍峨忽转细婉，跨度虽大，却能做到和谐统一。他创作了大量的七律，数量超过了前人总和。在七律中，他打破固定谱式，创为“连章体”，增加了容量，又因表达感情的需要，创为“拗体”，即借用语言的音乐性，对不合律的拗句作适当的补救，使之符合格律的要求，并使诗情更为瘦劲生动：常人于格律精熟时难免松懈，由工稳而圆熟，只有他一辈子执著于文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始终保持警醒，始终追求完美，精练至于无痕，达到既保持律体形式上的精美，又脱出格律束缚的境界，横放杰出。在绝句里他也有意使用这种拗体诗，尤以七绝为甚。在王昌龄圆溜顺口的“七言长城”之后，再读杜甫这类拗口的绝句，便会觉得精神气势大胜前人，深得翻新出奇之妙。
由于杜甫在诗歌上多方面的成就，后人便以“集大成”相称许。这里“集大成”的含义，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虚心学习前人，兼容并蓄。他的诗叙事写实，受《诗经》中雅诗和汉乐府的影响明显；他的爱国忧民精神，从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中汲取养分也很明显；他的五言古诗，受法于王粲、曹植、陶渊明等人的痕迹明显，却又别创新境，不是这些人所能牢笼的。其次，兼备众体、风格多样。他的五言古诗穷极笔力，充分扩张境界，能由十韵拓展为五十韵，再拓展为七十韵，鸿篇巨制，铺陈始终，前所未有。他的七言古诗，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他的歌行体，以散文笔法出之，或一韵到底，转折不衰；或更换用韵，愈转愈精；或纪事纪言，气格苍老。他的七律，变换拗体，开创法门。最后，功力深厚，自铸伟辞。兼容并包地“集”、努力拓展地“大”，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杜甫的特色和魅力。
从这方面看，杜甫较李白做得更好，因为李白纯任天才驰骋，他之所“集”，偏在乐府和绝句，于律诗便不能得其“大”，“成”不了众体兼备的诗人，所以，李白最大的好处，是将他偏好的乐府、绝句发挥到极致。杜甫或许给人才气不如李白的感觉，但他的执著与坚守，不懈与谨细，“成”就了他的伟大，给后世无数没有李白那种天才资质的文人指明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所以在后人的眼中，杜甫更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李白只能说重在“继往”，杜甫则不仅仅“继往”，而且“开来”，二者相呼应，共同构成了盛唐难以企及的诗歌高峰。还是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我们不能不为盛唐时期同时出现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惊奇、自豪、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