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要
就像一个人要神完气足，必须骨骼劲健、血肉丰满、精神旺盛一样，盛唐文学要创造艺术的巅峰，也必须具备这些要素。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基本可以说，初唐诗歌从“宫体”迈向“宫廷”，就如同病态的美人走进阳光，是精神上开始走向旺盛；格律派诗人的尝试，使其骨骼劲健；“四杰”、陈子昂、张说等人的努力，使其血肉丰满。就这样，唐诗迈向繁荣的顶峰必须准备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只需要天才诗人出现，将三者兼一身而有之，便可以创造出奇迹。
真是上天对盛唐特别眷顾，这样的天才诗人竟然出现了：一个叫李白，另一个叫杜甫。用红花绿叶作比也好，以众星拱月为喻也罢，总之，以李白、杜甫这两个伟大的诗人为中心，周围还有一批成就很高的诗人，这些诗人，按照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等的不同，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抒发豪纵之情的诗人，李白可以作为这一派的最大代表；一派是写山水田园闲适生活的诗人，王维可以称作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一派是图画边塞风光、描写征戍生活的诗人，高适、岑参是这一派最优秀的代表。后人分别称之为豪纵诗人、山水诗人和边塞诗人。至于伟大的杜甫，可以说兼三派而有之，却又非三派所可束缚者。下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第二节 豪纵情怀
一提到盛唐的豪纵诗人，李白当之无愧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四川隐居读书、漫游求仙和仗剑任侠中度过的。后出蜀东游，在今湖北安陆成婚，并以此为中心，开始了十年漫游与干谒的生活，到头来大失所望，入长安求仕也以失败告终。之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居，号“竹溪六逸”，想借东山高蹈引起注意，获得入仕的捷径。果然，天宝元年，奉召入长安，一度颇为玄宗赏识，终因性格狂傲、行为放诞触怒权贵，由玄宗“赐金放还”，怅然离开长安，开始第二次南北漫游。安史乱发，入永王幕府。永王势败，受牵连长流夜郎，于流放途中遇赦放还。仕途几次大起大落，到手的机会也没有抓住，却仍热衷仕宦，后流寓南方多年，竟不能得其所愿，打算去投靠李光弼，又因途中生病作罢，改道当涂，投靠县令李阳冰，次年病逝。
李白的思想十分驳杂，儒、道、侠兼而有之，杂糅相处，共同熔铸了李白独特的精神气质。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想要“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蔑视世间一切。此外，他还深受当时盛行的游侠思想的影响，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这三种思想，原本异质，很难兼容，李白却以其浪漫的气质，将之凝练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任侠，使他敢于正视现实，蔑视权贵；仙道，为其排遣政治打击所带来的抑郁与悲愤、摆脱种种世俗烦扰返归自然奠定基础；侠胆、仙趣，与豪纵狂饮，使其精神意识常常处于一种膨胀的状态，从而形成了他特有的浪漫狂放、倨傲达观、飘逸洒脱的秉性气质，也决定了他的诗风飘逸俊朗、想落天外，同时，还影响到他的诗歌不太受格律的约束，而以乐府歌行和绝句最为擅长。
李白——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他的乐府歌行，一是借古题写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侠客行》），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托。在这些诗中，变幻莫测的想象，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交织错综，与诗人特有的狂放精神相融无间，意象衔接的大跨度，给人迷离惝恍、纵横变幻之感，造成极大的跳跃性。这样的审美追求，与简洁、鲜明而极具气势的词汇相结合，呈现出透明纯净、绚丽夺目的意象，形成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特征。一是用古题写己怀，借旧题乐府所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感触和联想，抒写自我情怀。诗人那脱去羁绊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暴发的强烈感情，彼此呼应，共同构造出诗歌的鲜明特点：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如那首《行路难》，即以喷发的激情，抒写志士失意的悲愤，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和不断变换的节奏，追摹情绪的冲动、情感的喷发，至于这种情绪背后的寓意，却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既可谓之有所寄托，也可称为纯是感慨，全由读者去心领神会：可联系诗人的人生经历，索解他狂放的情怀；可联系读者的情怀意绪，别作会解；可沉醉于诗情之中，任情感起伏跌宕，纯作艺术审美。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令读者感到大气磅礴、慷慨激昂，读之使人心灵震撼。
总体上讲，李白的乐府诗，都是“借题发挥”式的，是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膨胀式的发挥，从文学史上讲，它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转变。首先，这些歌行貌似拟古，却处处有“我”在，展现出无法摹拟的个性特色。其次，诗人在选择乐府旧题时，常据古辞寓意和情感倾向，进行创造性的生发和联想，运用大胆的、夸张的、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借纵横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其三，诗人将浪漫的气质融入诗中，赋予古题乐府以新的生命，将乐府诗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最后，杂言错彩，句式多变，韵律跌宕，给人奔腾回旋的动感。这种动感，其体制、格调，俨然便是当时流行的歌行。因此，我们说李白的乐府，是将他之前的乐府传统作了全面的梳理，并发挥到了极致，将之推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乐府之外，李白又擅绝句，以自然明快、清新俊逸为主要特色。如《独坐敬亭山》，片刻的超然意趣，人与自然相近的温暖，与山川灵性的相通，在两不厌的冥会中，默默地交融，无限的情思，蕴藏于简洁的语言当中，给人涵泳不尽的意味与情趣。还有他那些漫游江南时所写的小诗，也都体现出这一特色。
李白［清］上官周 作——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晚笑堂画传》
除了李白，豪纵诗人还有王昌龄、崔颢、王之涣等人。这些人多数是身怀大才却疏于细谨之人，处事往往不为社会所容，故而生平多艰。这使得他们作品中，常常有超脱凡俗的情绪爆发出来，虽然作品留存的数量不多，却几乎篇篇都是精品。
王昌龄性格豪爽，以七言绝句见长，号称七绝圣手。因为出身孤寒，加上受道教虚玄思想影响，诗思深刻，蕴有一般豪侠诗人所缺乏的深沉，无论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低迷凄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却总有一种清刚之美。他作诗讲究诗法，于豪爽俊丽之外，另有“绪密思清”的特点。被贬江南后，与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人交往，受南方文化氛围的影响，诗风转向清逸明丽，但清刚爽朗基调不改。而且，为了避免受七言绝句体制篇幅的限制，还创造性地采用联章成组的形式反映复杂的诗情，通过一组七绝，去完整地表达起伏的诗思。如歌咏边事的连章组诗《从军行七首》，就是如此。这组诗由七首组成，前后意脉贯穿，清而刚，婉而健，被誉为七绝联章的神品。
明皇欲得李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明万历年间（约1615年）《酣酣斋酒牌》，黄应伸刻
另一位豪纵诗人是崔颢。此人早年有俊才却无士行，名陷轻薄，南游武昌后，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南方的人文景观、自然风物，洗练其狂侠之气，其诗便凭添了一层清丽空远的韵味。后来又入河东军，写了一些边塞诗，都是凛然有风骨。他那首《黄鹤楼》诗，甚至被后人称为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诗中，作者以摇曳生姿的古歌行入律，前四句豪爽俊利，显得大气磅礴，气势雄浑。五六句对仗工整，给流走的气势以顿蓄之势，潜气内转，余势鼓荡，为末尾二句的敛势余韵作好铺垫。严格地按照七律的标准来看，这首七律并不完全合于规范，但古体峭健，律熟易弱，这样亦古亦律，大巧若拙，便多了高唱入云的雄健气格和清拔隐秀的律对韵致，反而成就了寄情高远的超妙诗境，将之视为唐代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当得起的。
还有李颀，也走豪纵一路。其诗中常常蕴含着狂生末路的郁勃不平之气，透出苍凉悲怆的赤子情怀。
第三节 山水情趣
山水田园诗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然兴起，谢灵运、陶渊明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寄情山水，有作家的主观因素，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古代士子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价值观念，构成了“独善”时寄情山水的深层心理机制。但是，盛唐时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寄情山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寄情山水，又是有些差别的。简单地说，魏晋乱世，社会心理的压抑，传递到诗人身上，是无“达”的指望且处身“穷”途时的“独善”，被动“独善”的色彩比较浓；唐为盛世，国力强盛，政治相对清明，社会心理的开放，消解了外在的压力，是在有可能“达”甚至已“达”的情况下，内在价值观却处在“穷”的状态而采取的“独善”，主动“独善”的色彩比较浓。
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其中以王维最具代表性，留存至今的诗有四百多首。王维多才多艺，能诗之外，还精通书画、音乐，艺术素养很高。由于自身个性、家庭环境以及仕途变故的原因，大约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这种背景下诗人钟情山水，其实是“兼济”至“穷”而主动采取的“独善”。王维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在创作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前期具有向往开明政治的热情，对一些不合理现象曾有所不满，写过一些游侠、边塞类的诗篇，或是少年的豪迈，或是大将的英武，或叙征戍之苦，或写凯旋之乐，表现出那个时代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如《少年行》、《老将行》、《济上四贤咏》等。这些作品，充分展示出王维善于构图，长于写景的才能，是诗歌艺术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使至塞上》一诗，气势流畅，“大漠”两句写景，诗中极富画意，有强烈的层次感、色彩感，壮丽里见逸气，山水中隐豪侠，不是一般诗人能写得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