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母亲还没有照看完,又开始把她衰迈的精力投放到下一代身上。结婚后,我们有了个小女孩,母亲爱怜备至。晚上搂在身旁,早晨起来以后,耐心地给她梳着小辫儿,扎着蝴蝶结、鸳鸯结、葫芦结,每天都变换一个花样。白天,像当年拉扯着我和外甥女那样,领着小孙女从后园子转到前院,又从前院爬坡到沙岗上,到处转悠着,讲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只是再也抱不动了。

看着老母亲苍苍的白发和伛偻的身躯,我想,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儿孙,真个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情怀抑郁,备感孤寂,我护送她到三姨家里暂住一个时期。那是一个紧靠着辽河边的小村落,离县城大约有十华里。我们母子下了火车,来到县城。当时正处在“文革”初期,县里和农村都没有人管正事,群众临时在大堤上开辟一条道路,凸凹不平,还没有通公共汽车。我只好从朋友家里借了一辆自行车,让母亲坐在鞍座上,我在前面推着。

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坐过,生怕跌下来,便紧紧地搂抱住我的腰。我一面要推车前进,一面还要回头照看母亲,非常费力,汗水湿透了棉衣,呼呼地喘着大气。母亲怜惜我,多次让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说,天气太冷,还是快一点赶路吧,不然,容易把老人家冻感冒了。这一段原本不算太长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

吃过了晚饭,三姨就把我安顿在滚热的炕头上早早躺下。这一天我确实很累,但是,心里却很踏实,很舒坦——我终于帮助母亲做了一点事。可惜,对我来说,这类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母亲为我、为孩子们操劳了一辈子,我长年在外,没有为老人尽过更多的孝心。即使我再苦再累,直到粉身碎骨,也难以酬报深恩大德于万一。

跟随我们进城之后,母亲时时想念着故里的乡亲。她经常催着小孙女给老家的亲朋故旧写信,每次都要在信尾捎上她的几句话。逢着有人自故乡来,她总是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从西邻的二婶、北院的三叔到屋后的枣树、门前的沙岗,都一一问遍。她说,最割舍不得的,是喝了几十年的门前那口井的甜水,从今以后,再也喝不到了。

老家来人的那几天,是她最快活、最精神的日子,白天也唠,晚上也唠,有时半夜醒来,还要接着唠个不停。几天过去,乡亲要回去了,她总要三番五次地挽留,舍不得放他们走。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消除母亲的寂寞和愁闷,我在工余之暇,常常到文化艺术馆去借一些母亲早年喜欢听的鼓词唱本,带回家去讲给她听。听着听着,她就抿着嘴乐了,脸上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

一次,听了我讲述《白蛇传》的故事之后,她高兴地插上了几句“子弟书”的唱词:“千错万错都是卑人的错,望娘子海量且容宽,从今再不信和尚的话,白头相守永无嫌。”这些都是从前听我父亲吟唱时记下来的。

有时,看我太忙腾不出工夫来,她就让我上了小学的女儿给她念,但小孙女毕竟识字有限,每当遇到一些陌生、难认的名字,像秦琼、哪吒、貂蝉、窦娥等就蒙住了,还要由老祖母在一旁提词儿。老人家却乐得这样,总是兴致勃勃地听过一遍,再听一遍;同时,不住声地夸赞小孙女能够“识文断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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