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

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她赋性严谨，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发现放在大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不知了去向，便怀疑是我偷偷拿出去换了糖球儿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着我承认。她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我大声地哭叫着，极力为自己辩解，并且，用拒绝吃饭、睡觉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最后到底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慰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

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如此的。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而是儿子的品格素质、道德修养。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律之则愈严。这一点，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给了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小时候，还有一件事留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家院子里西厢房，住进了一位从山东搬迁过来的房客，我们称他“靳叔叔”。他人缘很好，可是同他说话必须大声叫喊，原来是个聋子。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他“光杆子”一个，就给他提媒，把邻村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新娘比新郎年轻，手大、脚大、脸盘大，整天笑嘻嘻的，我们都叫她“笑婶”。“笑婶”特别喜欢戴花，只要上街，她就会拿出靳叔叔所有的钱把花买下。无论是真花假花，山花野花，见着了就往头上插，十朵二十朵，层层叠叠，满头花枝摇曳，然后，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嗑儿，和丈夫说句体己话。办喜事那天，深更半夜里，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可是，新娘却只是“呵呵呵”笑着，硬是不动弹。她越是在那里傻笑，新郎便越是恼火，最后，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你要脱裤啊！你怎么就不脱裤呢？”自此，“脱裤啊，脱裤啊”成了村里的一个笑料。

这个“笑婶”确是有些“缺心眼儿”。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不料，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结果，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有时，在大门外，还会围上一群孩子、大人，抓住“笑婶”的一些话柄来耍笑她。每逢见到这种情景，妈妈都要喊我回家，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和，连看热闹都不许。她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词厉色地告诫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没有罪过。妈妈没有上过学，说不出来“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却极富同情心，总是设身处地，将人心比己心；而且，能从实际出发，讲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理论：太阳爷不会总在一家头顶上红，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辈子聪明伶俐的，下辈人难免痴乜呆傻，现在你们笑人家，将来人家笑你们。

听说山东解放了，靳叔叔立刻返回老家，“笑婶”也不知了去向。一天，母亲打扫西厢房，无意间从棚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四块银洋。料想是靳叔叔唯恐“笑婶”乱花，私自藏起来的，过后却忘记了，没在离开时带走。当天晚上，母亲同全家人商量，想什么办法给靳叔叔捎回去。父亲说：“只听说他家在山东，可是，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啊？你这个难题可不小。”可是，母亲并不死心，几乎问遍了屯里外出的人，人人都说：找那干啥？到街上割二斤肉、打一瓶酒，吃掉算了！即便是老靳仍然在世，恐怕连他自己也忘光了。可是，母亲并不这么想，她说：“人家血汗挣下的钱，我们迷着黑心眼子给花了，于良心有愧。”尔后过去了几十年，对此，她仍然耿耿在念，不能自释。钱始终放在大柜底下，任何人都没有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