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她赋性严谨,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发现放在大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不知了去向,便怀疑是我偷偷拿出去换了糖球儿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着我承认。她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我大声地哭叫着,极力为自己辩解,并且,用拒绝吃饭、睡觉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最后到底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慰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

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如此的。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而是儿子的品格素质、道德修养。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律之则愈严。这一点,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给了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小时候,还有一件事留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家院子里西厢房,住进了一位从山东搬迁过来的房客,我们称他“靳叔叔”。他人缘很好,可是同他说话必须大声叫喊,原来是个聋子。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他“光杆子”一个,就给他提媒,把邻村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新娘比新郎年轻,手大、脚大、脸盘大,整天笑嘻嘻的,我们都叫她“笑婶”。“笑婶”特别喜欢戴花,只要上街,她就会拿出靳叔叔所有的钱把花买下。无论是真花假花,山花野花,见着了就往头上插,十朵二十朵,层层叠叠,满头花枝摇曳,然后,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嗑儿,和丈夫说句体己话。办喜事那天,深更半夜里,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可是,新娘却只是“呵呵呵”笑着,硬是不动弹。她越是在那里傻笑,新郎便越是恼火,最后,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你要脱裤啊!你怎么就不脱裤呢?”自此,“脱裤啊,脱裤啊”成了村里的一个笑料。

这个“笑婶”确是有些“缺心眼儿”。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不料,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结果,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有时,在大门外,还会围上一群孩子、大人,抓住“笑婶”的一些话柄来耍笑她。每逢见到这种情景,妈妈都要喊我回家,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和,连看热闹都不许。她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词厉色地告诫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没有罪过。妈妈没有上过学,说不出来“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却极富同情心,总是设身处地,将人心比己心;而且,能从实际出发,讲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理论:太阳爷不会总在一家头顶上红,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辈子聪明伶俐的,下辈人难免痴乜呆傻,现在你们笑人家,将来人家笑你们。

听说山东解放了,靳叔叔立刻返回老家,“笑婶”也不知了去向。一天,母亲打扫西厢房,无意间从棚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四块银洋。料想是靳叔叔唯恐“笑婶”乱花,私自藏起来的,过后却忘记了,没在离开时带走。当天晚上,母亲同全家人商量,想什么办法给靳叔叔捎回去。父亲说:“只听说他家在山东,可是,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啊?你这个难题可不小。”可是,母亲并不死心,几乎问遍了屯里外出的人,人人都说:找那干啥?到街上割二斤肉、打一瓶酒,吃掉算了!即便是老靳仍然在世,恐怕连他自己也忘光了。可是,母亲并不这么想,她说:“人家血汗挣下的钱,我们迷着黑心眼子给花了,于良心有愧。”尔后过去了几十年,对此,她仍然耿耿在念,不能自释。钱始终放在大柜底下,任何人都没有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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