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集乐府诗留存情况考
宋颖芳（青岛，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266100）
摘要：本文集中考察了李商隐乐府诗的文献留存；辨析《乐府诗集》与《李义山诗集注》收录乐府诗差异问题；从著录差异中探寻别集编辑者的乐府观念。
关键词：李商隐集 乐府诗 文献留存 乐府观
作者简介：宋颖芳，女，1983年生，山西孝义人。现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李商隐诗在晚唐驰骋文坛，其别集中著录乐府数首，诗集编辑者是否给予乐府诗重视，李商隐本人对乐府是否有清晰的概念。本文试探寻最早的版本，比较其在乐府诗编排的特点，并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李商隐乐府的收录相较，探讨文人所持乐府观念。
一 李商隐集版本梳理
李商隐诗集是李商隐诗作流传至北宋时，由当时人收集整理而成的。现目录类著作中对李商隐诗集的著录有：《崇文总目》卷十二中记《李义山诗》三卷，《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中记有“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又赋一卷，文一卷”；《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记载：“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又文集八卷”。另外又提到有李商隐诗五卷，晁公武对此著录是这样说明的：“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为序。即所谓繁缛者，又有古赋及文共三卷，辞旨怪诡，宋景文序传中云，谲怪则李商隐，盖以此。诗五卷，清新纤艳，故旧史称其与温庭筠、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云。”
通过此得知，其著录的《樊南甲、乙》皆为文集，诗集只有一种五卷本的，但未知书名；《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中记载《李义山集》八卷（与《郡斋读书志》所录文集八卷合）、《樊南甲乙集》四十卷，陈振孙在说明中提到，“甲乙集者，皆表、章、启、牒、四六之文”。随后又记载《玉溪生集》三卷，亦作了说明，“李商隐自号此集即前卷中赋及杂著也”。此外，卷十九《诗集类上》中同时记载有《李义山集》三卷；《通志》卷七十《艺文略第八》记载《玉溪生诗》一卷。《宋史》中记载有《李商隐诗集》三卷。
至此可知，在宋代流传的李商隐集，文集和诗集分开著录，分别流传，李商隐的诗集大体除了《郡斋读书志》中录为五卷，《通志》著录为一卷之外，其他三种目录皆录为三卷。且诗集的名称中，有以《李义山诗》称之的，有名为《玉溪生诗》的，亦有称为《李义山集》的。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李商隐乐府诗的著录问题，所以只注重了解其诗集。
二 李商隐诗集原本中乐府诗的著录
在这许多版本之中，哪一种才是最接近李商隐诗集最初成集原貌的呢，现在所能见又是哪些呢？
我们发现现所能见的李商隐集有分体和不分体两种（而分体或是不分体很有可能影响其中乐府诗著录的）。那么最早的李商隐集应该是分体的还是不分体的呢？从宋代官修目录中，能知李商隐集的最早成集本，应该为《崇文总目》所记载的名称为《李义山诗》的本子，卷数为三卷。［从成书年代上来看，《崇文总目》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新唐书》，《崇文总目》是在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由王尧臣上奏的，赐名为《崇文总目》。而《新唐书》全书完成时间，则是北宋仁宗五年（1060）。所以《崇文总目》中对书目的记载为宋代最早的书目记载。］且观宋以后各个三卷本，如明汲古阁刊《李义山集》、明悟言堂抄本《李商隐诗集》，清影宋抄本《李商隐诗集》、清康熙席启寓刊《李商隐诗集》、清蒋斧影印钱谦益写校本《李商隐诗集》，以及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今人叶葱奇的《李义山诗集疏注》即以朱注本为底本）本等皆为三卷，都是不分体的。根据李商隐诗集的版本系统，可以追溯到这些三卷本均来源于同一个宋本，所以，最早的《崇文目录》中记载的三卷本，也极有可能是不分体的。另外，郑樵在《通志》中著录李集时，为一卷，这个一卷本，显然是不分体的。所以在这个三卷本和一卷本之中，乐府诗单独成卷的机会是比较渺茫的。
既然分析得知最早的李商隐集不分体，那么李集在后世刊行时，为何又出现分体裁卷，甚至是编年而分卷的本子呢？从前面分析中，已经得知，李商隐集在北宋流传时，各本编次即有出入。冯浩在为李商隐集作注时亦谈到了此问题，“旧本皆作三卷，而凌乱错杂，心目交迷。其分体者更不免割裂之病”。加上李商隐并未自行对诗作进行编次，其同一时代的亲戚或者朋友亦没有为其编次，其诗歌至唐末时，已然散佚。以至于后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处在只是搜集其诗以求其全的阶段（宋初杨亿即开始孜孜求访了）。既然宋时本子就有一卷本、三卷本，甚或是五卷本之差，且早先原本已不复得。那么后人在刊行李集时，便开始采取不同的编辑方式，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李集进行整理。这样经过加工后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李集，其中的编次顺序便不可避免地透露出编辑者的诗体观念。
明嘉靖庚戌毗陵蒋氏刻《中唐人集十二家》，《李义山诗集》六卷，是分体编辑的，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其扉页上注明，“上海涵芬楼借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嘉靖刊本景印，原书板框高营造尺六寸宽四寸”，这个分体本，将李商隐诗歌分为六卷，卷一“五古”、卷二“七古”、卷三“五古”、卷四“五律”、卷五“七律”、卷六“七绝”，其中并没有将李商隐的乐府诗单独标记出来，而是按照诗体归属于相对应的卷中了。冯浩将三卷本中的诗作编年排次，万曼先生在其《唐集叙录》中说道：“盖旧本三卷，系北宋以来原次，六卷本乃明人分体编辑者，至此乃有编年本。”可见，冯浩为李商隐诗集编年本的第一人。而无论分体还是编年，都彻底改变了北宋三卷本面貌。
至于尊重原本面貌方面，今人叶葱奇的《李商隐诗集疏注》在不改动底本诗作编次的同时，将可考知作品年份的编年信息标注在诗作的题名之下，作年与原貌几可兼顾，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
综合上述可知，现在能够得到的李商隐诗集最早的本子应为宋刻三卷本，又由于宋以后所传的三卷本均源于同一个宋本，所以本文选择一个易得常见的三卷本朱鹤龄本，作为研究李商隐乐府的本子。
三 李商隐集中乐府诗的地位
在这些众多的李集版本中，编辑者对于李商隐乐府诗作是否重视，李商隐的乐府诗是否被放在集中重要的位置呢？
前面已经探讨过，在郑樵《通志》中的一卷本和宋本三卷本里，乐府诗都没有单出的可能。也就是说，李集最初时，乐府诗便没有单独成卷。但这是否表明，编辑者就不重视李商隐的乐府诗了呢，应该不是的。柳宗元集中没有将乐府诗单独成卷，但其所作乐府诗赫然位于首卷的位置，表现了编辑者对于其乐府诗还是重视的。
先来看一下颇有代表性的朱鹤龄笺注的《李义山诗集注》，李商隐的乐府诗处于何种地位。诗集的编辑者，是否将其乐府诗集中的排列在一起？《乐府诗集》中对李商隐乐府诗的著录和李商隐集中的著录是否有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有哪些。首先通过《乐府诗集》记载的李商隐乐府诗和《李义山诗集注》做一对比，明白其在李义山诗集中的著录情况（见表1）。
表1 《乐府诗集》《李义山诗集注》对比
四 《乐府诗集》和《李义山诗集》中李商隐乐府诗的差异以及《乐府诗集》中著录的李商隐乐府诗在《李义山诗集》中的具体著录情况
在李商隐集中著录的乐府诗，与《乐府诗集》中的著录有所不同。最为明显的是诗名的差异，《江南曲》在《李义山诗集》中题名为《又效江南曲》，《无愁果有愁曲》在《李义山诗集》中为《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杨柳枝二首》在《李义山诗集》中为《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这种现象在别的诗集中亦有出现，主要是因为郭茂倩录入的为曲名，而《李义山诗集》中录入的为诗歌的原名。
下面来看《乐府诗集》中著录的李商隐乐府诗在《李义山诗集》中的具体著录情况。
《乐府诗集》中共收录李商隐九题十二首乐府诗，分别在李义山集的三卷当中，集子中不但没有将乐府诗单列成卷，而且还将这些乐府诗散布在每一卷中，并没有被排列在一起。下面逐一对《乐府诗集》中著录的李商隐乐府进行分析。
分布在《李义山诗集》中的乐府诗，有这样两种情况，第一，乐府诗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比如，题名中有相近的字眼，或者是按照诗歌内容排列在一起的，又或者因为诗体相类而排列在一起。这样的有三例，（1）在卷二著录的三首乐府诗：《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房中曲》《又效江南曲》，这三首乐府诗之间的距离较近，次第为《赠勾芒神》《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房中曲》《齐梁晴云》《效徐陵体赠更衣》《又效江南曲》《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妺》。从诗作的前后排列来看，《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和《房中曲》是“歌”“曲”相连，依次排列，但是《又效江南曲》一首虽也为“曲”，反倒是和仿效他人诗体的《效徐陵体赠更衣》放在一起，明显没有以“曲”排之。同时，仿效他人所作的诗歌又不都集中在一起，除了卷二之中的《效徐陵体赠更衣》和《又效江南曲》之外，在卷三之中，又有仿效诗体的《效长吉》和《河清与赵氏昆季燕集得拟杜工部》两首，以是观之，盖同一类诗不被放在一起是李义山集中普遍的事情。这一点亦可以说明，似乎李义山集的编辑者，并未刻意留心李商隐的乐府诗。（2）卷二的《王昭君》一首乐府，前为《寄远》，后接《旧将军》《曼倩词》《所居》三首，《旧将军》诗曰：“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勲。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说的是汉代的李广，《曼倩词》诗曰：“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说的是汉代东方朔，东方朔字曼倩。在这种排序中，《王昭君》《旧将军》《曼倩词》三首皆为针对历史人物而发的感慨。（3）另外，乐府《河内诗二首》位于卷三之中，其前后诗作次序为：《柳枝五首》《燕台诗四首》《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河内诗二首》《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这几首诗歌在内容上没有相似性，但是这些诗歌或者是组诗，或者是篇幅长，动辄几十韵的大容量之作。
第二，乐府诗排列的缘由不十分清晰。（1）乐府诗《李夫人三首》同样位于卷二，之前之后的诗作次序为：《射鱼曲》《日高》《宫中曲》《海上谣》《李夫人三首》《景阳宫井双桐》。（2）《李义山诗集》卷一中乐府诗《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乐府诗集》中为《杨柳枝二首》），《追代卢家人嘲堂内》《代应》《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寄永道士》《华州周大夫宴席》。（3）最后，来看乐府诗《烧香曲》一首，前为《谢往桂林至彤庭窃咏》，后为《送从翁东川弘农尚书幕》。这些诗歌并不是题材相近而排列在一起。
以此可见，李商隐的乐府诗作，有的按照诗作的内容，或和描述历史人物的放在一起，或和相似规模的组诗排列在一起，有的则没有明显的排列缘由，总体上来说，在《李义山诗集》中并没有按照乐府诗的特点来进行排列。
五 李商隐、朱鹤龄的乐府观
朱鹤龄在对李义山诗作注时，当没有改动其原来顺序，那么，朱鹤龄对于乐府是怎样理解的呢？从李义山诗的注中，是否能看到其观念呢？下面我们从朱鹤龄对李商隐诗歌中与乐府有关的诗句注释中来分析。
第一，释道源对古乐府应是较为熟悉的。朱鹤龄在对李商隐诗注释时，有些直接引用了释道源的说法。我们看《追代卢家人嘲堂内》一首中“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一句的小注，“道源注：‘横波同楚水’谓其情之长也。以‘淮’代‘怀’，乃隐语，如古乐府，石阙衔碑之类”。释道源是最早对李商隐诗作注的僧人，但其注书未及刊行，人已圆寂。其注内容全赖朱注得以流传。此句注中，朱鹤龄完全引用了道源的说法。其中对于“淮”“怀”谐音的运用，且不说恰当与否，只是对于古乐府诗中修辞手法的掌握，似乎表现了其对古乐府作品的熟识。
再看另一首《代应》中，“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句，对“三十六鸳鸯”的注释，朱鹤龄亦直接引释道源之说：“道源注：古乐府，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此云三十六，纯举雌言之。”这里释道源所举例子，乃乐府《相逢行》中的诗句。从上述对乐府诗作的引用中，可以看到，释道源对于古乐府诗作的熟悉。那么朱鹤龄对于乐府诗的掌握情况如何呢？
第二，朱鹤龄对乐府诗是熟悉的。我们看到，在朱鹤龄的注中，对于和乐府相关的诗作内容作注释，其特点有二：第一，有的直接引用“乐府”诗句。比如《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中对“露索秦宫井”的解释，就引用“古乐府：桃生露井上”；《石城》中对“石城夸窈窕”的注，引用“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绹》中对“骊驹先自有光辉”一句的注，引用“古乐府：何以识夫婿，白马从骊驹”；《无题》中对“七香车”的注，“乐府：青牛白马七香车”；第二，运用各类乐录类著作和史书乐志。有些则运用《古今乐录》，还有的用到《乐府杂录》，《和孙朴韦蟾孔雀咏》中对“捍拨倚香脐”的注中就引用《乐府杂录》对乐器琵琶进行解释。而有些，用到了“唐书乐志”。重要的是，亦有几处提到“乐府集”。
这里的“乐府集”是否指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呢？
来看《樱桃答》一首，“众果莫相诮，天生名品高。何因古乐府，惟有郑樱桃”。对于其中的“郑樱桃”，朱鹤龄注云：“乐府集，石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樱桃又谮而杀之。樱桃美丽，擅宠宫掖。乐府诗由是有《郑樱桃歌》。十六国春秋石虎郑后名樱桃晋冗从仆射郑世达家妓也。”同时，《乐府诗集》卷八十五“杂歌谣辞”类别下记载有唐代李颀的《郑樱桃歌》，其解题云，“《晋书·载记》曰：‘石季龙，勒之从子也，性残忍。勒为聘将军郭荣之妹为妻，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樱桃又谮而杀之。’樱桃美丽，擅宠宫掖，乐府由是有《郑樱桃歌》”。从中不难看出，从“季龙宠惑”四字以下四十三个字，朱注与《乐府诗集》中所记一字不差，完全相同。所以说，朱鹤龄所说的“乐府集”很有可能就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而“郑樱桃”注解乃朱鹤龄据《乐府诗集》中题解而录。
但是，在对其《妓席》“乐府闻桃叶”一句注中说：“《乐府集》桃叶，王献之妾妹曰：桃根。”今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其中并没有此类话语。这让人怀疑，朱鹤龄所用《乐府集》真的是郭茂倩所作的《乐府诗集》的简称么？
我们又查到，在《药转》一诗中“风声偏猎紫兰丛”一句的注：“刘次庄乐府集：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则黄，在秋则紫，然春黄不如秋紫之芬馥。”看来，这里的《乐府集》即为刘次庄的《乐府集》无疑了。至于为何“郑樱桃”注解中，朱鹤龄所引“乐府集”中的句子与《乐府诗集》中对《郑樱桃歌》的题解完全一样，就不知何因了。
总之，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朱鹤龄在对李商隐诗作注时充分注意到其诗作和乐府的相关性，运用了不少记录乐府的著作。在其中更是引用了刘次庄的《乐府集》。因此其对于乐府应该是较为熟悉和有着较为明晰的概念的。反过来，亦可以说明李商隐的诗中运用了不少乐府因素（包括对乐府诗句的化用，对乐府曲调自然的引用等），而朱鹤龄自身有着一定的乐府知识和修养，捕捉到了其中蕴藏大量的信息，才能对其做出专业的解读。故而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知作为注者朱鹤龄对于乐府诗是较为熟悉的。
第三，李商隐对乐府诗很熟悉。由以上分析同时可以看出，李商隐频繁引用古乐府作品，也是十分熟悉乐府的，有着较为清晰的乐府概念。
- 冯浩注，王步高、刘林辑校汇评《李商隐全集》下册，珠海出版社，2002，第1097页。
- 可参看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第289页。
- 现在能够见到的李商隐诗集版本大体有四个，一为《李商隐诗集》三卷本系统，二为《李义山集》三卷本系统，三为季沧苇（振宜）抄本、朱鹤龄注本和清编《全唐诗》的三卷本系统，四是明代分体刊本系统。刘学锴先生曾有专文，仔细比勘了李商隐诗集四个系统在编次、内容上的差异，得出，此四个系统，分别对应《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李商隐诗集》三卷、尤袤《遂初堂目录》记载的《李义山集》、《崇文总目》记载的《李义山诗》三卷和《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李义山集》三卷。同时指出，此四个版本系统，皆是据宋代的刻本影印的。意即它们均属于宋时的一个大的体统。有关于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的分辨，刘学锴先生在1997年第4期的《安徽大学学报》中《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论。刘学锴：《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 李商隐：《冯注李义山诗集》，崇古山房，1914。书扉页上有“民国三年正月崇古书房石印”的字样，此句在冯浩所撰凡例之中。
- 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第286页。
- 李商隐撰，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李商隐诗歌集解》一书的附录中有朱鹤龄作《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一文。在众多的李商隐集版本中，钱谦益的手校应为宋钞本。清石林长老（释道源）注李义山诗，曾以注释本示钱谦益，并请其为序。后朱鹤龄笺注李集，则是受钱启发，“予笺杜诗于牧斋先生之红豆庄。既卒业，先生谓予曰‘玉溪生诗，沈博绝丽’……惜从前未有为之注者。元遗山云：‘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子何不并成之，以嘉惠来学？”钱谦益在《李义山诗集序》一文中也说，“朱子长孺订补余杜诗笺缀简，将有事于义山。余取源师遗本以畀长孺”。虽然，据此不能认定朱鹤龄一定见过钱谦益手中的宋本，但从中可知，至少钱谦益是见过石林长老与朱鹤龄二人注本的。
- 可参看余恕诚、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第2019页。
- 可参看余恕诚、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第2020页。
- 对乐府诗句的应用很多，诸如《无题》一句“近知名阿侯”的注，“乐府：河中之水水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微先生》一首中对“石郎”注为：“乐府：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此为《白石郎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辞中有记录。
- 《妓席》一首中对“乐府闻桃叶”的注：“《古今乐录》：《桃叶歌》晋王子敬所作也，桃叶，子敬妾，縁于笃爱，所以歌之。”
- 《石城》一首中对“石城夸窈窕”的注：“唐书乐志：石城在竟陵，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离思》一首中对“心酸子夜歌”的注：“唐书乐志：子夜歌者，晋曲也。”
- 可参看余恕诚、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762页。
-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1201页。
- 可参看余恕诚、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第2004页。
- 可参看余恕诚、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