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性的时刻

小时候,康熙很少能够见到父亲,即便出痘重返皇宫,有了与顺治不多的几次见面机会,双方的谈话内容和范畴也仅止于“谈人生谈理想”。除了皇父这个身份外,顺治在康熙心目中一直都比较陌生,直到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才得以了解到关于父亲的较完整的信息。

原来顺治的形象并不完美。他脾气暴躁,火气十足,动辄鞭打左右,连他所信任的一位高僧都对人说:“圣上脾气暴烈,左右近侍常遭鞭笞。”顺治在处理政事时也经常纵情任性,不按常理出牌,“章皇帝(顺治)每大怒,必笑,每大笑不止,则必有大处分”,据说他有一次大发雷霆,竟然当场拔出宝剑,劈开了御座!

即便对于孝庄本人,顺治也谈不上恭顺。就在他刚刚亲政的那年秋天,孝庄为他举行大婚,所选皇后乃孝庄的侄女,结果顺治在两年中一直将皇后“隐嫡冷宫”。到了第三年又擅自提出废后,废后是朝中大事,满朝文武都被惊动了,十四五个大臣出来劝谏,可是顺治充耳不闻,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后来孝庄又把自己的侄孙女聘给顺治做皇后,但顺治对新皇后依旧疏远,与此同时,他却爱上了自己的弟媳董鄂妃。董鄂妃的丈夫博穆博果尔亲王是顺治最年幼的一个弟弟,由于不堪忍受羞辱,不久就愤而自杀了。顺治依旧显得没羞没臊,博穆博果尔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董鄂妃接进了皇宫……

小巫见大巫

满人旧风俗中虽可纳弟媳为妻,但也应该是在弟弟死后,才可以把未亡人娶进家门。在弟弟健在的情况下就爱恋其配偶,并因此置弟弟于死地,毫无疑问属于违背人伦之举,也不符合满人的风俗习惯,可想而知,孝庄作为母亲心里会有多么别扭和难堪。更不用说顺治还“不爱江山爱美人”,因为董鄂妃辞世,竟然置江山社稷于不顾,要削发受戒。

孝庄曾经非常爱他的儿子,即便母子一次次形成尖锐冲突,她仍尽可能给予包容,只有在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才会进行指斥。不过自从在顺治丧礼的那天大哭后,她似乎就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儿子,既往所有对顺治的关切和感情投入,也都被她一股脑儿地转移给了康熙。据说在顺治死后的十年时间里,孝庄从没有去顺治的陵园看过一眼,谁劝都不听,几乎和顺治当年废后时一样固执决绝。或许,她是真的被顺治伤透了心,所谓“爱之深,痛之切”。

康熙受孝庄抚育长大,一言一行都按照孝庄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塑造,不管是性格、人品还是对事业、爱情的看法,都与顺治大相径庭,但隐忍期间的个人经历,却让他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鳌拜不但专擅,而且桀骜不驯、目无君上,对康熙相当不尊重。他常常在朝堂上对康熙进行顶撞,与康熙说话总是扯着嗓门“高声喝问”,而且稍不如意,就当着康熙的面对部院大臣进行呵斥。朝贺新年时,他也不顾忌讳,身着黄袍,仅帽结与康熙不同而已。

有一次,康熙要外出狩猎,命鳌拜报知孝庄,他竟然说:“皇上自己去吧!”康熙未经辅臣传旨意,命人选鹰,鳌拜、遏必隆又对此不满,厉声斥责近侍说:“这成何朝廷?”言辞间俨然已以朝廷自居。三等侍卫飞瑶色在康熙身边办事,亲眼看到鳌拜等人对康熙的傲慢态度,常常衔恨于心,后来仅他就揭发了鳌拜三条罪状。

康熙对此自然积怒在胸,然而在看过关于顺治的经历后,他才知道,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康熙是由异姓大臣辅政,顺治当初则是由多尔衮摄政。摄政和辅政有着本质的区别,辅政尚需向皇帝请示,摄政根本不需要,摄政王一人就能自主处理国家大事。多尔衮摄政时期,朝廷上下,包括百姓,“唯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顺治被完全冷落在一边,只能听人摆布,参加一些仪式活动。他自己回忆:“睿王(多尔衮)摄政,朕只有拱手承接祭祀的份,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无法参与,也没有人向朕详细陈述。”

不光多尔衮,其他有权势的亲王也不把顺治放在眼里,多尔衮的胞兄、亲王阿济格甚至把顺治当成幼儿,私下称呼他为“孺子”。就连多尔衮的手下都敢于公然捉弄顺治,他们在陪顺治狩猎时,故意把顺治带上艰险陡峭的小路。顺治没办法,只得下马步行,他们又冷言冷语地加以挖苦,说:“年少不习骑射,像这样的路径,也需要下马步行吗?”

如果仅仅只是这些,顺治恐怕还不会变成后来的顺治。“太后下嫁”是发生在多尔衮摄政时的一桩著名疑案,即传说孝庄曾下嫁给多尔衮。其实就算孝庄下嫁多尔衮是事实,也并无过多可指摘之处,一者,当时清室受汉文化影响还不深,满人习俗允许“兄死妻嫂,父死妻后母”;二者,在孤儿寡母,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孝庄的初衷必然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制约多尔衮,以稳固儿子时时受到威胁的皇位。

只是这种联姻注定会给顺治幼小的心灵带来莫大伤害,因为这样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儿皇帝”,多尔衮强加给他的所有侮辱都得到了伦理制度的某种承认。退一步说,就算“太后下嫁”不存在,孝庄为了应付多尔衮,两人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关系。乾隆年间的史书《东华录》上记载:“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这句话的后半句很值得斟酌,皇宫内院指皇宫内妃嫔所住的宫室,当时无人敢随便涉足,多尔衮动不动就在那里现身,他想干什么?他能干什么?

就像孝庄无法理解顺治一样,孝庄忍辱负重的一片苦心也难以被顺治所接受。顺治不仅对所谓的“皇叔父摄政王”恨之入骨,对自己的母亲同样多有怨恨,可是他又没办法向别人排解这种愤恨和痛苦的情绪,于是只能深藏于心中,任其发酵。

自1667年10月起,康熙下令编纂《世祖实录》,世祖就是顺治,《世祖实录》相当于顺治朝的史料汇编。在这过程中,康熙当然也能接触到与顺治相关的各种文字资料,一段段看过去,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但神色悲苦、内心忧郁的少年跃然纸上。顺治亲政后暴躁的脾气、与孝庄的隔阂、对于爱情的依赖,乃至失去爱人后万念俱灰的悲观颓丧,种种看起来让人无法理解的举动,如今也都有了可以一一对照的源头。

成功之道

在公布的顺治遗诏中,他痛自苛责,历数当政期间的十四条错误(“十四罪”),其中对纪纲法度、用人行政等均有涉及,一眼看过去,顺治几如昏君,而顺治朝似乎也乏善可陈。墓前立碑,中国自古有之,明清帝陵前的石碑一般称为神功圣德碑,照例都是为大行皇帝歌功颂德的庙堂之作,但直到顺治已死去七年后,他的陵园内仍未建碑,显然这与顺治遗诏中的自责不无关系。

问题是,顺治施政真有这么糟糕吗?

顺治是满人入主中原,定鼎京师后的第一位皇帝,虽非第一代君主,但也相当于开国之君。一般来说,开国之君都是成年人中的卓越者,然而顺治与康熙一样,十四岁就亲政,尚未成年就开始独立治国。正如清史学家萧一山所言:“开创之主,类皆英明权变,豁达大度,故能崛起一方,手定大业。独满朝之顺治,乃以童稚得之……”

顺治亲政前,基本处于失学状态,他自述“无人教训,坐此失学”,直到亲政后,才发现送上来的奏疏尤其是汉文奏疏,自己根本看不懂,“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他深以为耻,从此发奋读书。

古人读书,多为先苦读背诵以稳其根基,顺治亦取此法,每读一本书都要求自己能够背诵。顺治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神童,一般情况下,即便一篇五百字的文章,也需要读上六七遍才能予以强记,然而十天半个月后又都忘记了,于是又要再读再背。他涉猎极广,所看的书既有四书五经、《贞观治要》《资治通鉴》,也有“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甚至还包括明朝时的科举范文集,其中仅科举范文集里就包括几百篇文章,要把它们统统背下来,谈何容易。因为学习过于刻苦,顺治曾经呕血,但从未放弃,他每天五更起读,一天中除了吃饭和料理军事大事外,会一直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顺治的全部学识和理政能力,都是通过边干边学,在亲政后慢慢积累所至,仅此一点,即非常人所能及。他在实际理政中也表现称奇,在他亲政的那些年,国事纷繁,政局很不安稳,他通过“亲宗万几,孜孜求治”,最终使新朝基业得到了初步巩固。萧一山评价顺治“年少有为,能粗立开国规模”,史学大家陈垣对汤若望和顺治的关系有一个比喻,说他们“犹魏徵之于唐太宗”,换言之,顺治亦如“清代的唐太宗”。

康熙亲政,很自然地会想到向父亲寻求经验,在感佩于父亲之伟大的同时,他也发现了父亲真正的成功之道,那就是“好华语,慕华制”。

和康熙学汉文时一样,由于身边充斥着鳌拜等对汉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臣,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大儒求教,顺治也只能以近侍为师。教他读书的是前明宦官曹化淳,曹化淳原籍河北武清,属京畿里八府。清初民间把山东、北京的汉人称为“侉子”,说他们经常讲“侉话”(意思是不上路的话),顺治跟着曹化淳读书,时间长了,连说话都染上了曹化淳的乡音,他于是便戏称自己跟着曹化淳学会了“侉话”。

曹化淳不仅在经史、诗文及书法等方面均造诣不俗,而且督学有方。顺治能够长年如一日地刻苦攻读,以天子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来说,恐怕初期并非他所自愿,或者就是刚开始发发狠,后期也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在这方面,曹化淳功不可没。顺治后来直言不讳地告诉别人:“朕向来读底书,多亏了曹化淳。”

事实上,曹化淳并非一个普通的前明宦官,他在崇祯朝任司礼监头目,司礼监乃明朝内府十二监(即十二个宦官衙门)之首,可见曹化淳当年在内府中地位之高,权力之大。由于深得崇祯皇帝的宠信,曹化淳在崇祯朝除负责批阅外廷诸臣所上章奏,以备皇帝御览外,甚至有资格代皇帝复审案件。这样一来,他能够教授和传递给顺治的,就不会仅仅只是书面知识,必然还包括处理政事的经验、办法以及与明朝有关的汉人政治制度、理念等。顺治之所以对汉文化情有独钟,固然与他长期阅读汉文典籍,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有关,但亦不能忽视曹化淳对他的影响。

大文章

满族并不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在他们之前,蒙古人早就建立过元朝。满族与蒙古族一样,其原先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汉族,满族的人口亦极少,一份资料表明,清初的满族人口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清朝比元朝显然要成功得多,稳固得多。历史学家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蒙古人不修政治,拒绝接受在当时来说更为先进的汉文化,而满人则非常注重承袭汉人的道德标准、政治观念以及机构体制,并在政府中大量起用了汉臣。

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尽管皇太极当政时,已初步移植了汉民族政治制度的某些成分,但真正在政治领域内实施汉化政策的还是顺治,他在亲政期间“斟酌往制”,下令除去皇太极时的内三院,仿明制改称内阁,又另设了翰林院,同时对汉臣亦加以重用。

康熙攻读汉文典籍的勤勉程度和受其影响之深,绝不让于乃父,甚至他的汉文老师也以前明宦官为主,再加上政治理念的接近,使得父子俩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达到了高度契合,只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却很难得到辅臣们的认同。

辅臣们的意志最早就显示在顺治的遗诏之中。想想看,既然顺治并非一个浑浑噩噩、无所作为的国君,为什么非要在遗诏中把自己描得一团黑?最值得怀疑之处在于,顺治临终前已经是一个处于弥留之际,危在旦夕的重病人,仅能用断断续续的口述方式,对遗诏的书写提出指导性意见,即便偶有反省,其精神状态也不会允许他把一生政治得失清清楚楚,一条一条地都交代出来。

清史学家孟森推断,“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遗诏虽然带着孝庄的烙印,同时孝庄对顺治推行汉化政策也不是很赞同,但她绝不可能对顺治的各项施政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加以指斥。遗诏实际体现的是辅臣们的施政纲领,他们用“十四罪”对顺治的政策和业绩进行彻底否定,把顺治的遗诏变成“罪己诏”乃至“问罪檄”,为的是给他们的守旧路线规范道路。

从辅政时期开始,一直到鳌拜专擅,包括鳌拜在内的辅臣们以遗诏中的“十四罪”为由,将顺治朝实行的开明政策完全抛在了一边,他们罢除内阁、翰林院,重新恢复内三院,同时又废止顺治重用汉臣的举措,降低汉官职级。在辅政体制下,满官完全把持了各职司大权,许多满洲贵族在上朝时都对汉族的文人学士爱搭不理,嗤之以鼻,包括汤若望案也是这一时期开历史倒车的一个标志,因为从那以后,顺治朝所采用的“时宪历”便被明初的“大统历”所替代,尽管后者错误百出。

康熙看透了这一点,1668年2月,亲政仅仅五个月后,他就下令为顺治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此碑碑文以康熙的口气,对顺治进行了高度评价,称“我皇考无一日自遐逸”“以精明理政务,以仁厚结人心”,褒扬顺治“虽尧舜之德,汤武之功,何以尚兹”“中国有圣主出焉”。

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孝陵神功圣德碑”并非像一般“神功圣德碑”那样泛泛颂扬,或只停留于颂扬,而是针对顺治遗诏中的“十四罪”进行了逐一驳斥。比如“十四罪”中说顺治信任汉官,以致满官无心任事,有违“首崇满洲”的国策,碑文则强调,清王朝是大一统的全国政权,清帝是“天下人民之主”,自然应该“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所以顺治如此为政,不但不违背“首崇满洲”,而且还是“大清受命”的正确施政。

既然是对顺治的重新评价和褒扬,孝庄事先不可能不知道。应该指出的是,孝庄和康熙的关系不同于她和顺治,祖孙间已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即在思想上不光是孝庄影响康熙,康熙反过来也影响孝庄。从康熙亲政后孝庄的言行来看,她实际已没有顺治朝时那么保守,已逐渐能够理解和接受“首崇满洲”原则下的“满汉一体”。最重要的是,她很清楚康熙立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是冲着迟迟不肯归政的鳌拜、遏必隆去的。

相比于当年顺治还未亲政之时,康熙的处境要有利得多,毕竟他已经亲政,鳌拜等人不过“仍行佐理”,当隐忍到一定时候,就可以利用手中的皇权来做一做文章,而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正是康熙亲政后所做的第一篇大文章。

看到康熙在政治态度上与鳌拜等人划清了界限,支持者们迅速向他聚拢过来。这里面,汉臣占了很大一部分,包括户部尚书王弘祚、兵部左侍郎黄锡衮、左都御史冯溥、侍读学士熊赐履等,其中除王弘祚原为前明官吏外,其余三人均直接入仕于清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到鳌拜及其同党的排斥和打压,对鳌拜非常不满。

旁敲侧击

与汉臣相比,站在康熙一边的满臣要少得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旗内部争斗激烈,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都带有这种背景,此后敢于反对鳌拜的人已经很少。冯溥、熊赐履等皆为汉臣,汉臣没有资格参与八旗争斗,也触犯不到鳌拜在八旗里面的切身利益,所以尽管鳌拜对他们很不爽,但并没有像对苏纳海、苏克萨哈那样赶尽杀绝,他们也才有可能幸存下来。

在康熙最需要的时候,又是索尼家族向他伸出了援手。索额图,索尼的第三子,初为一等御前侍卫,后任吏部右侍郎。由于赫舍里氏的关系,索额图成了康熙的叔岳父,对于鳌拜的专擅,他也十分不满。由于索额图是皇亲国戚,鳌拜若想予以加害,必须多出不少忌讳,同时康熙找他密谋也比较方便,所以被康熙引为心腹和奥援,作为主要谋臣和策士使用。

常在权斗场中厮杀,鳌拜的政治嗅觉不可能不灵敏。尽管康熙在建碑的当月,即封他为太师,其子那摩佛被封为太子少师,但不论是建碑这件事本身还是康熙的言行,都可能会让他感觉到有哪里已经不太对劲。

清代笔记中记载,有一次鳌拜前去上奏,见康熙正在阅读儒家经典,便很不高兴地对康熙说:“我盛清自有制度,皇上应该读喇嘛经(佛经),而不应该读儒生的歪理邪说。先帝不嫌臣不才,让臣训诲皇上,臣愚以为,皇上应该体察先帝圣意,屏儒进释(即屏弃儒学,信仰佛教),这样才不致辱没祖先的功业。”

鳌拜口口声声地把“先帝”放在嘴边,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就不理解也不愿执行顺治的政治理念。康熙笑道:“彼一时,此一时,如今我盛清已据有中原,却还说不读孔子书,没有这个道理。据朕想来,三教九流都可不分高低,卿为什么见解如此狭隘呢?”

康熙的话把鳌拜给惹怒了,他气呼呼地说:“皇上初政,就不接受微臣的忠谏,臣以后再不过问国事了!”说完拂袖欲退,康熙赶紧叫住他,耐心劝导:“卿傅(对鳌拜的尊称)不要这样,朕不是一个听不进劝谏的君主,但读儒书确实不是什么坏事,卿傅您冷静地推敲一下,想想我这么说是不是有道理?”

鳌拜听了面有惭色,但却心有不甘,本来都要转身离开了,又回过头对康熙说:“皇上请将臣的话拿去让大臣们共同讨论,如果他们都认为臣说的是错的,臣甘愿受刑,以谢皇上。”康熙听了仅一笑置之,尽管鳌拜仍摆出一副纠缠不休的样子,但见康熙已闭口不言,只得悻悻然退了出去。

相对于处理苏纳海案时的一筹莫展,处理苏克萨哈案时的矛盾纠结,以及面对诸王大臣集体免冠跪请时的精神恍惚,这一阶段的康熙开始显得稳健而老练。御门听政时,有人提出恩诏中误赦一人,大学士李霨认为“既已误赦,那就算了”,康熙不同意,说:“不小心把人放掉可以说算就算,那么如果杀了人,还可以说算就算吗?”

康熙与辅臣共听读本,鳌拜却私下闲谈,心不在焉,康熙立即斥责道:“这里面关系到民命,不能不慎重。你们都曾经在军队效力,披甲打仗,所以对杀人不在乎,朕则一定会倍加慎重。”

康熙两次谈到“杀人”的问题,实际是在对鳌拜旁敲侧击,表明他对于鳌拜抗旨冤杀苏克萨哈等人的事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也是康熙自亲政以来,首次对鳌拜进行针锋相对的直接批驳。朝中正直之士为此大受鼓舞,李霨虽然挨了康熙的批评,但知道皇上是意有所指,所以仍非常高兴地称赞说:“皇上此谕,诚可昭垂万世。”

1668年9月,侍读学士熊赐履上疏称“朝廷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并引用宋朝大儒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一语,点明关键在于鳌拜。显然这是在康熙的鼓舞下,支持者们所发出的共同心声。康熙看完奏疏后暗中高兴,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同时也为了保护熊赐履等人,他故意对熊赐履加以申斥,说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还故弄玄虚地声称要给以处分,但过后就不了了之了。

康熙的敲打和熊赐履等人的明嘲暗讽,毫无疑问给鳌拜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鳌拜不是多尔衮,无论从其所处地位还是拥有的实力来说,都缺乏策划政变乃至篡夺皇位的主观愿望及其可能性,他折腾来折腾去,目的还是仅限于以相权排斥君权,以便做一个“真正的宰相”。

至于鳌拜为什么历事三朝,对皇太极、顺治都能做到忠贞不贰,却唯独与康熙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有人分析,其中不能排除感情因素:皇太极是鳌拜的故主,鳌拜跟着皇太极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也见识了皇太极的雄才大略,自然对他忠心耿耿,一片赤诚;鳌拜辅佐顺治时,皇太极对他的余威、余恩犹存,顺治又是他力争所立,为此还遭到了多尔衮的迫害,他对顺治自然也能做到忠心耿耿,坚守臣节;可是到康熙就不一样了,此时鳌拜已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辅政大权,对年幼的小皇帝就左看右看,无论怎么看都不顺眼了。

别无选择

不过无论有多么看不顺眼,鳌拜也明白,随着小皇帝年岁渐长,被逐渐证明能够独立处理政事,他作为辅臣的价值已大打折扣。古人云“鸟尽弓藏,功成身退”,这种时候请辞归政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哪里舍得自动放弃已到手的权力呢!

一天,鳌拜请求康熙封授其族人中的一位长者。这位长者曾奉皇太极之命征战朝鲜,并立下过战功,但在康熙登基前,朝廷早就按最高规格对他进行了表彰,鳌拜只是将他的事迹和战功加以夸大,重新申请一次而已。康熙当然不能同意,给鳌拜解释一番后对他说:“朕不敢打破祖宗朝的定例,望卿自爱。”

不料鳌拜却不接受,还大肆申辩,说什么我受顾命重托,可是却不能替长辈拿到一个本该属于他们的荣誉,太丢脸了,如果今天皇上真的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我就将痛哭于文帝之陵(文帝指皇太极),不能再在皇上你的左右侍奉了。

康熙心里倒真希望鳌拜马上辞职去守陵,那样他做梦都可能笑醒,但鳌拜明摆着只是嘴上说说,目的是借以要挟,他对此既厌恶又无奈,只好说:“朕另外有旨,卿傅(指鳌拜)不用着急。”

康熙不过是敷衍之词,鳌拜却以为康熙已经批准对鳌拜的族人进行封赏,当即谢恩,显得十分受用。

这是清代掌故中关于鳌拜的一则逸事,细节尚待考证,让人感兴趣的是,鳌拜为什么明知他的族人不合要求,还硬要替他向康熙讨要封赏?要知道,就算最后讨到这个所谓的封赏,于鳌拜而言也没有太大的实际利益。

或许,这则逸事所透露出的,正是鳌拜那个时期的一种微妙心理,即他对于自己所处的“相位”既惴惴不安,但又心存幻想,不肯舍弃。替族人讨要封赏看似胡搅蛮缠,实际是鳌拜减轻自己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不合规矩,但经过争取还是通过了,说明小皇帝仍然离不开他,他对小皇帝也仍具有控制力,这样一想,岂不是觉得安全多了?

鳌拜也不是没写过辞呈。他总共写了四次,前两次都自己改变主意,把已经写好的辞呈给收了起来。第三次写辞呈的时候,他将草稿送给遏必隆看,遏必隆向来都是鳌拜干什么,他跟着干什么,遂也写了一个辞呈交给鳌拜,好让鳌拜一并上呈。

就要交上去了,鳌拜却又说不行不行,这次辞呈里的有些话,在前两次辞呈中也有,好像不太妥当,还是删掉为好,于是他把辞呈做了删节,重新送给遏必隆看。遏必隆见状,只好依葫芦画瓢地也对自己的辞呈进行修改,然后再送给鳌拜。

鳌拜平日里粗犷不拘,他不识汉文,即便对于满文,也很少字斟句酌,像这样为辞呈内容大费心思,与遏必隆反复琢磨修改的例子甚为少见,从中不难想见其在归政压力下犹豫瞻顾的矛盾心理。

最终,鳌拜还是没有把反复修改的辞呈送上去,因为贪恋权位,不愿迈此一步,他失去了体面下台和让皇帝予以宽恕的最后机会。

康熙别无选择,只能加快清除鳌拜的步伐。如果说在此前的宫廷权斗中,孝庄一直是幕后编剧和导演,而康熙一直是主要演员的话,从这时候起,就轮到他独立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了。

自古擒贼先擒王,如果能首先将鳌拜拿下,不仅可以对其集团起到瓦解作用,而且可以把惊动面降到最小范围,但要捉拿鳌拜绝非易事。鳌拜武艺精湛,年轻时孔武有力,久经战阵,号称“满洲第一巴图鲁”,其时尽管已经七十岁,然而依旧精力旺盛,行动敏捷。更重要的是,鳌拜集团的势力已深入负责皇帝安全的侍卫处内部。侍卫处共设领侍卫大臣六人,内大臣六人,鳌拜家族占了三分之一,其中鳌拜及其子那摩佛是领侍卫大臣,其弟巴哈、侄子塞本得是内大臣。清宫侍卫主要由上三旗的子弟充任,不少侍卫见鳌拜位高权重,且已在上三旗中居于绝对优势,都对他惧怕几分,一等侍卫阿南达因此沦为鳌拜党羽,每次进奏时为吹捧主子,都称鳌拜为“神人”,对之赞不绝口。

既然侍卫不能被普遍信任和依赖,康熙决定从侍卫和拜唐阿(满语,皇宫无品级的管事人员)中挑选忠实可靠、强壮有力者,以“扑击之戏”为名,另外组织一支亲信卫队,用以完成擒拿鳌拜的使命。

第一场大仗

1669年春暖花开之季,在紫禁城太和门内的广场上,出现了一群与康熙同龄的少年(康熙当年十六岁),这些少年就是康熙精心挑选出的卫队成员,他们还有着另外一个听上去颇为亲切的名字——“小布库”!

布库即所谓的“扑击之戏”,也称撩脚。这是满人的一种角力游戏,方式是两人徒手相搏,以角力决胜负,直至将对方摔倒为止。清王室提倡布库向有传统,究其缘由,首先是为了训练士兵,所谓“布库诸戏,以习武事”,其次,因为蒙古人也很喜欢布库,所以它又成为清廷与蒙古诸王团结交好的工具,满、蒙跤手经常相互进行切磋和联欢。

康熙将新成立的卫队命名为善扑营,天天将小布库集合在一起练习摔跤技术,有时甚至他自己也会参加进去。鳌拜是八旗老军人,八旗军中经常开展布库比赛,军中“分左右翼,令其角胜负,负者罚牛羊”。鳌拜以前在军中见多了,他只以为康熙年少幼稚,新近爱上了这种新游戏,所以丝毫不觉得奇怪,即便上朝奏事时看到,也从不加以戒备。

清人笔记中记载,某次鳌拜托病不上朝,康熙亲自到其府邸问候。当康熙走进鳌拜寝室时,御前侍卫和托见鳌拜神色可疑,于是急步上前,揭开床榻上的席子,赫然发现席子底下竟藏着一把刀!

场面立刻变得极度尴尬和紧张,所幸康熙从容镇静,不仅不慌不怒,反而笑着说:“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说完便起驾回宫了,回宫后即以下棋为名,急召索额图商量对策,同时派亲信控制了京师的卫戍权。

有人认为此事表明鳌拜欲对皇帝图谋不轨。其实这是一种夸大附会的说法,正如康熙所言,刀不离身乃满人的传统习俗,鳌拜并不是带刀进宫,在他自己的寝室内,就算身边有刀,亦不足以证明他有行刺康熙的企图。不过在这则故事中,鳌拜的跋扈、康熙的机智应变以及两人之间外松内紧的关系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康熙召索额图入谋也被史实所佐证——1669年5月,索额图自请解除吏部右侍郎之职,重新担任一等御前侍卫,效力于康熙左右。

索额图过去一直担任侍卫,其威望足以慑服上三旗的许多其他侍卫,他自愿从二品的侍郎降至三品的御前侍卫,显然负有双重职责,即保护康熙和就近统率善扑营,这也意味着剪除鳌拜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是康熙生平的第一场大仗,只能胜不能败。实施行动前,他将鳌拜的重要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以削其势,如将鳌拜胞弟巴哈派往察哈尔审理案件,将鳌拜侄子、侍卫苏尔马派往科尔沁,将鳌拜党羽、工部尚书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根据专家考证,康熙下令擒拿鳌拜及其主要同党的准确时间,是1669年的6月8日。当天,康熙亲自对善扑营及部分宫廷侍卫作动员部署,他面向众人,严肃地发问:“你们都是朕得力的老部下,现在到了需要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是害怕朕呢?还是害怕鳌拜?”众人齐声回答:“只畏惧皇上一人。”于是康熙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行,同时召鳌拜进宫,“立命擒之”。

南书房位于乾清门内西侧,乃康熙平时读书学习的场所。当鳌拜入内觐见时,宦官将一把椅子端来给他坐,鳌拜也就像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坐了上去,他不知道,这把椅子的后腿事先已被弄折,是重新安上去的。

接着,康熙命人给鳌拜献茶,这只茶碗事先用开水煮过,很烫,鳌拜拿不住,茶碗一下子便掉在了地上。摔碗即是信号,侍立在鳌拜身边的宦官趁机拉了一把椅子,椅子腿再次折断,鳌拜猝不及防,当即摔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康熙就大声呵斥道:“鳌拜你好大胆子,敢对朕无理!”早已埋伏在书房周围的小布库们应声而出,一拥而上,将鳌拜擒住。

“南书房擒鳌”主要见于清人笔记。按正史所载,鳌拜在跨进宫殿门槛的一刹那间,就遭到了小布库的突然围攻。鳌拜武功高强,尤其是膂力惊人,据说他曾一箭射在正阳门上,十来个侍卫一起拔都拔不出来。不过那说的应该是鳌拜正值壮年的时候,此时的他已是古稀之年,不可能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小布库相比鳌拜虽然人小力微,但他们都经过训练,可以用布库特有的灵活步法和多变攻法减少自身劣势,加上人多势众,鳌拜自然只能束手就擒。

布库小儿擒拿鳌拜,是清代最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故事之一,它被编成剧目,以后每年宫中过年过节,都要上演,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善扑营则一举成名,发展成为具有正规建制,且只听命于皇帝的宫廷内卫部队,其保留技能“北平跤”(也称“满人摔跤”)即源于布库。

善扑营奉命擒拿鳌拜成功的同时,还逮捕了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随即,鳌拜死党、兵部尚书噶禇哈和大学士班布尔善也应声落网。在拔掉这些钉子后,考虑到兵部势位重要而满汉尚书均已出缺,康熙任命支持王弘祚为兵部尚书,用以稳定大局。王弘祚本已被鳌拜集团罢免官职,排挤出朝廷,但由于鳌拜、班布尔善等人已经就擒,此项任命未遇任何阻滞,当天即发科抄,成为康熙清除鳌拜集团后的首次人事任命。

一败涂地

鳌拜虽已就擒,然而在其多年经营下,同党早已遍及宫禁及中枢要津,因此智擒鳌拜之初的首要工作,尚非颁布谕旨,向臣民公布其罪状,而是捕拿鳌拜同党。

经过整整两天的紧急抓捕,鳌拜在京任职的不下二三十名同党被缉拿归案。鳌拜集团一度势力惊人,但自康熙下令擒拿鳌拜及其同党的那天起,抓捕行动未曾遇到任何武装抵抗,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说明准备工作确实非常周密细致。作为组织者和指挥者,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声色不动而除巨慝”,尽显其冷静沉着、敢作敢为的一面,在有清一代受到高度称颂:“非神武天授,其孰能与于斯?”

鳌拜案中的涉案人员皆为满洲世家,社会关系广泛,为了防止他们之间互相串联,生出不虞之变,康熙做出了将人犯宗族家属“尽行监禁”的决定。与此同时,他亲自拟就了鳌拜罪状初稿,交议政王大臣及索额图等人讨论修改,准备作为正式谕旨予以公布。谁料由于事变突然,议政王大臣们被吓得噤若寒蝉,当着康熙的面全都嗫嚅不言。康熙见状,只得和索额图等亲近人员对罪状初稿进行修改。初稿中原定鳌拜十二款罪,经过反复推敲,多方斟酌,其中的六款罪被删除,主要包括:强令黄、白两旗换地;圈占民地;诛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以及苏克萨哈全家。

不是因为这些内容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正是鳌拜的主要罪状,之所以予以删除,乃是它们牵涉面过广,过早宣布易引起八旗内部乃至京畿一带的激烈动荡,不利于政局稳定。

1669年6月14日,康熙向议政王大臣正式公布了鳌拜罪状,包括初稿所定罪行在内,一共有七款,讲的都是鳌拜如何结党擅权以及眼里没有皇上,没有提到圈换土地和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等重大事件。

这时议政诸王都已清醒过来,康熙的伯父、康亲王杰书带头表示支持康熙拿问鳌拜,并与其他亲王贝勒一起遵旨勘问,列鳌拜三十大罪,康熙已经删去的那些罪状也被重新罗列了进去。

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鳌拜及其主要骨干情罪重大,皆应正法。决议上奏康熙,康熙又奏报孝庄,祖孙共同商量出了一个仁至义尽、合情合理的处分决定。

在宣布处分决定前,康熙再召鳌拜亲自审问。鳌拜在一败涂地的情况下,早已没了往日那种嚣张跋扈的气焰,他承认情罪俱实,无可抵赖,只求康熙能念在往日功勋的分儿上免其一死。

为了能够打动皇帝,当康熙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时,鳌拜突然揭开自己的衣服,露出了当年为救皇太极而留下的累累伤痕。鳌拜曾是康熙年幼时心目中的英雄,孝庄给他讲的鳌拜舍身搭救祖父的故事,更给予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如今看到这些袒露出来的伤痕,康熙不由大为动容,遂下令赦免鳌拜死罪,改为终身监禁(后死在了狱中)。

当然,康熙赦鳌不会真的只是他的临时决定,而更可能是事先与孝庄共商的结果。辅政期间,鳌拜于政治、经济诸方面并不是全然没有作为,除此之外,他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情况,也没有恶性的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篡逆野心,据此以功抵过,所以尚可以保住性命。

6月23日,康熙在历数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诸般罪行之后,当廷宣布处分决定。除圈禁鳌拜及其一兄、一子,处死班布尔善等九名死党外,其他概予从宽,或减罪,或免职留任,或免于查处,就连遏必隆也被“免其重罪”,得到宽宥。

在鳌拜擅权期间,凡受其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均分别情况一一予以平反昭雪。康熙亲自批示:恢复苏克萨哈世职,由其唯一幸存下来的小儿子苏常淑承袭;苏克萨哈族人白尔赫图在冤案中一同被害,亦恢复世职,由其子白尔肯承袭;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追赐谥号,按法定礼仪祭葬,又送三大臣的儿子入监读书,并分别给以官缺。

对鳌拜集团的处理,涉及权力更迭,人事关系甚为复杂,但康熙仅用十天时间就干净利落地处理完毕,而且法外施仁,颇得民心,这些都表明年轻的皇帝确实已日趋成熟。

康熙时代

对于十六岁的康熙来说,1669年这一年具有特殊的意义,随着辅政体制的彻底终结,属于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康熙时代”开始了。

在清除鳌拜集团前,康熙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即预示他下定了与以辅臣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分道扬镳,重新恢复顺治朝开明政治的决心。1669年8月,南怀仁等三名传教士为汤若望等人鸣冤叫屈,礼部接到诉讼后予以驳回,康熙对礼部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进行重审,并要求将“是非议明”。

汤若望案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首告杨光先都从未能够提供任何确凿证据。最为可笑的是,杨光先并不懂治历,当朝廷要他去钦天监任职时,这位老兄只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加以推托。朝廷不准,硬让他当上了钦天监监正,结果他在推算时错误百出,连闰月都能算错。杨光先曾经大言不惭地狂言“宁可使中夏(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鲁迅幽默地评论道:“他大约以为好历法专属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的,也学不好的。”

“汤案”以前碰不得,系因它为鳌拜等人所定,如今鳌拜已经倒台,皇帝又下达了要求将“是非议明”的旨意,自然不难查清。康亲王杰书很快就领衔奏复,报告汤若望案确属冤案,汤若望等人“并无结党乱行之处”,乃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诬告”。

汤案终于得以昭雪,案中的所有受害者都“照原官恩恤,其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各复原职”。议政王大臣会议原拟将杨光先即行处斩,康熙念其年老,才加以宽免,此人后来也病死于被遣回籍的途中。

此时汤若望已经去世,康熙下旨恢复其原官衔,重赐“通微教师”称号(原为“通玄教师”,因避康熙御讳而改)。12月8日,他赐地厚葬汤若望并为之撰写祭文,下葬之日,还亲自随同孝庄莅临墓前致祭。

1670年10月,康熙“命改三院为内阁”,接着又重新设立了翰林院,至此,由顺治朝开始的内阁和翰林院都成了定制。与此同时,对于父亲的施政,康熙也不是无条件地予以认同和继承。顺治生前对太监过于放任,康熙则始终对宦官干政保持着足够警惕,康熙一朝,宫中太监不仅数量少,而且管理十分严格。太监们平时不允许随意出宫,如果有事请假出宫,白天出去,晚上一定要回来。

在康熙看来,太监不过是宫中的奴婢仆从,和洒洒水扫扫地的用人无异,根本没有资格也不能让他们干预政事。他和身边的一些御前近侍太监关系很好,但也只会让他们干些跑腿打杂的事务,平常大家说的都是“家常闲谈笑语”,而从不涉及国家政事。

太监会干政,其他近侍也会。辅政期间,辅臣们借顺治遗诏对太监势力进行清除,上三旗包衣趁势而起,特别是鳌拜擅权时,不少官员往往勾结宫中包衣,形成了“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的歪风。康熙严禁近侍干政,并郑重宣布以后如果谁再不遵禁例,“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孝庄身边的近侍——尽管康熙十分尊重祖母,但他绝不允许别人通过这一特殊渠道来干预政务。

鳌拜擅权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让他知道,权力只有抓在自己手里,才能做到指挥如意,得心应手。一俟擒拿鳌拜,康熙就立即收回了辅臣原有的代为批红权,此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从无代书之人,直至晚年,在右手因患病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他宁可用左手执笔批旨,亦“不假手于人”。

康熙从鳌拜事件中吸取的另一个经验教训,是不能坐视大臣们怀挟私仇,互相陷害。自鳌拜倒台后的三四十年间,再没有发生过大臣相互攻讦的事,更不用说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那样的惨剧了,康熙后来很是欣慰地说:“此一端,朕心颇以为善!”

宦官、近侍不能干政,又无大臣互讦,这就让内阁大学士的职能得到了正常发挥。康熙废除辅政体制后,首先对内阁中的满人大学士进行了调整,索额图因功由一等侍卫迁升内三院大学士,恢复内阁后,他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像其父索尼生前一样,成为了内阁直至朝廷中最有权势和声望的大臣。

顺治时期的内三院大学士已逐渐形成“三满三汉”对等制度。一般来说,汉人比满人的学问要好,而在汉人中,南方人比北方人的学问又要更好一些。康熙比较重视推动南人入阁参政,他的办法是先从翰林院中选拔南人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者主要帮助皇帝学习汉文化,也用来咨询时政,虽然官职并不显要,但升迁较快。以熊赐履为例,他是湖北孝感人,首任翰林院汉掌院学士,在康熙亲政初期,他因一再上言针砭鳌拜而受到康熙的器重。鳌拜倒台后,熊赐履充日讲官,每日在殿上为康熙“上陈道德,下达民隐”,康熙也“每虚己以听”,几年后,终被超授为武英殿大学士。

至康熙朝中期,内阁共有大学士六人,其中两名满人,四名汉人,四名汉人中,南北汉人各半。这是康熙精心设计和安排的结果,体现的是满汉联合,南北汉人共同参政的政治理念。在全新的体制下,大学士们以不致重蹈辅臣覆辙,侵犯皇权为前提,应皇帝要求积极赞襄机务,使内阁真正起到了中枢机构的作用。

三藩

满人在入主中原之前,整个民族只有数万人口,加上蒙古、汉军也不过十几万,而明朝却拥有亿万人口和上百万军队。退一步来说,就算八旗军能够以寡敌众,取得军事上的彻底顺利,面对明朝总计一千多个县的广大地域以及满汉完全不同的语言习俗,他们也无力施以统治。明乎于此,皇太极在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基时,便打破“本朝罕有以异姓封王者”的惯例,按照“招徕汉人、以汉治汉”的国策,将3名明朝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全部封王,时称“三顺王”。

史载,清朝“开国时,明之降将,封王者四”。除三顺王外,第四个降清并被封王的明朝将领就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吴三桂降清最晚,但实力最强,加上有献关之功,清廷不仅封他为平西王,而且让他凌驾于其余降将之上,“位望出诸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辈右”。

“三顺王”名义上隶属八旗,但实际上是独立部队,平西王吴三桂也是独自成军。清军在清初时主要还是靠自己人打天下,征战主力为宗室王,异姓王不过是起了一个向导和帮手的作用,凡有征战,“四汉王”皆隶属宗室王之下。等到清军大举南下,向南明政权和农民军发起进攻,正如皇太极当初所预计的那样,八旗军本身的兵力终于不敷分配,同时八旗主要是骑兵,也不习惯在南方的山林沼泽地区作战,于是四汉王便成了朝廷所必须依赖的武力。

顺治末年,“世祖(顺治)令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继茂(耿仲明之子)统兵南下,以清宇内”。南方的战争打得相当激烈残酷,孔有德首先阵亡,其子也被杀,由于无子袭爵,汉人“四王”变成了“三王”。顺治十六年即1659年,吴三桂等统兵攻占云南省城昆明,从此,两广、云贵基本平定,中原大部得到统一。

朝廷要的自然是“四方平静干戈息”,可对于靠沙场征战来获取勋绩的开国功臣而言,这却未必是件好事。别说三王终究是汉人,满汉之间的鸿沟实难逾越,就是在过去的中原王朝内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几乎是个普通现象。“三汉王”中,吴三桂最早有“藏弓烹狗”式的焦虑,攻克昆明后,经略西南的洪承畴将北还回京复命,他特地向洪承畴请教“自固之策”。洪承畴老谋深算,是一个张良式的智囊人物,同时也是降臣,和吴三桂等人可谓同病相怜,当吴三桂倾心向他就教时,他当即告之,若想永固,便“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吴三桂听罢幡然领悟,“顿首谢”。

洪承畴回到北京,即以南方边陲难以平定为由,建议朝廷援引明朝封黔国公沐英世世代代镇守云南的先例,移封藩王到云南长久坐镇。当时全国虽然已经基本统一,但所攻占地区尚未稳定,从西南的云贵边陲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都有抗清武装在活动和待机反攻,“三汉王”也已实际担负起当地的藩卫任务,顺治认为洪承畴言之有理,遂接受他的建议,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尚可喜驻镇广东,耿继茂驻镇四川(次年改驻福建),由此形成了“三藩”分镇南疆的局面。

借助于统一战争,三藩获得了扩张和壮大自己实力的机会。一直到统一战争结束的次年,即1660年,三藩军队仍在不断扩充,增兵必然添饷,朝廷建议吴三桂裁撤驻云南的军兵,吴三桂不干,他按照洪承畴的点拨,主动找“事”做,请求发兵入缅甸擒拿南明永历皇帝,如此一来,不仅不用再裁兵减饷,还从朝廷额外要到了一笔入缅所需的饷银。

吴三桂心狠手辣,如果说擒拿永历只是为了免于裁军,在永历被俘后,为了进一步取得清廷的信任,达到自固自保的目的,他又决定将永历就地斩首于昆明。反倒是随征的两名满洲大臣看不过去,说:“永历也是一个国君,保他全尸为好。”在他们的坚持下,吴三桂才下令缢杀永历,好歹给这位南明最后一个皇帝留了个全尸。

因剿灭南明和擒杀永历之功,吴三桂被晋封为平西亲王。过去亲王的爵位只有满洲皇室亲贵才能受封,这是清廷于册封汉王之后的再一次破例,在清朝历史中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接着,他又得以在云南之外兼管贵州,后经其疏请,更获准在云贵两省总督、巡抚的敕书中撰入“听王节制”四字。

至此,吴三桂真正成了云贵两省的主宰,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南王。当时云南盛传一句俗谚,“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乍听起来,颇让人觉得既疑惑又好笑,实际却是吴三桂结党营私,培植地方集团势力的最形象比喻——云贵凡知县以上官员上任,循例必定要拜谒平西王府,吴三桂只要看到才望素著及仪表伟岸者,就会让他的女婿胡国柱出面,诱其签字画押,卖身至藩下,并视其才能给以身价银,多者数万,少者亦有百余两。

不仅如此,吴三桂还委任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凡有官缺之地,他所选官员往往先吏部所选之官上任,朝廷也只能任其自由,莫可奈何,外界称之为“西选”。在吴三桂权势达到顶峰时,这种“西选”的官越来越多,云贵川黔的武将尽为吴三桂所选派,他一度还想遥控陕甘,将势力伸展到全国各地,因此又有“西选之官半天下”一说。

不可不撤

清代用兵,辄授王公大臣为大将军,让他们作为一方主帅出征,因大将军权势颇重,所以仅系临时性派遣,事毕即须解除职务,将印交还。吴三桂于顺治末年挂大将军印出征云贵,攻打南明永历政权,可是在占领云贵,擒杀永历后,他却没有照规矩归还大将军印。

康熙二年即1663年,主持朝政的辅臣们商量一定得把印收缴回来。吴三桂长子吴应熊先前已被顺治召为额驸,娶顺治的堂妹建宁长公主为妻,其时正陪伴公主住在紫禁城内,于是他们便派内大臣对吴应熊说:“以前永历在缅甸,边疆多事,所以朝廷才把大将军印交给你父亲,为的是重其事权。如今天下大定,你父亲仍据大将军印不还,这是为什么?”

吴应熊心里明白内大臣说的这番话并非其私见,而是代表着朝廷的意图,同时看似规劝,其实话里话外已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这无疑比收印本身更让人感到不安。他立刻向吴三桂进行转达,吴三桂也从中意识到自己非但已失宠于朝廷,而且已见疑于朝廷,如果再顶着压力置若罔闻,绝不会有好果子吃,至此他才怏怏不乐地奏还大将军印。

还印事件既是朝廷和吴三桂关系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双方斗法的起点。1666年,朝廷开始限制“西选”,凡吴三桂题补各官,多不准行。吴三桂的亲信谋士们据此认为:“朝廷疑王矣,王当为自全之计。”吴三桂自己心里也惊疑不定,便采取了具疏试探的方法,上疏说:“今天下大定,文官仍听吏部诠选,臣不敢题请。”殊不料朝廷来了个顺水推舟,正好将吴三桂的用人题补之权裁了个干干净净,之后凡云贵、广东、福建文武官吏的升降、调动,一概收归吏、兵两部管理。对此吴三桂虽“具疏佯谢,中实怨望”,以致将所有到云南任职的部选官员都“指为外人”。

1667年,康熙亲政。在此之前,“三藩问题”就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还是在顺治去世的时候,吴三桂入朝哭临,随行人马浩浩荡荡,当他们到达京城附近时,把道路都给堵塞了,沿途居民纷纷躲避。朝廷恐怕发生意外,只好在京城外临时张幕设奠,让他完成哭临仪式。

此情此景都被康熙看在眼里,他由此认识到三藩久握兵权,早已到了心生骄妄,不知敬畏的程度,若不及时加以扼制,必生事端,他后来回忆道:“朕从小就认为三藩气焰嚣张,不可不撤!”

康熙即位特别是亲政后,对于三藩的割据独立状态越加注意和警惕。吴三桂以云贵为独立王国,与之相比,其余两个藩王虽然只能独领军职,“官评、民事、诉讼、钱粮仍归地方官各循职掌料理”,但也都各自拥有重兵,广东、福建亦等同于他们的私人地盘。

除此以外,三藩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割据状态,在把持驻地财源的同时,还不约而同地借机制造战乱,使得地方上始终不得安宁,由此又使得庞大的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在军事最为紧张的时期,三藩一年耗饷曾达到惊人的两千余万两,而当时清廷全年税收也只有三千余万两,遂惹得举朝惊呼:“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

有人预言,要都像这样,耗天下财力物力之半来供养三藩,长此以往,国家终将被弄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因此称三藩“毒痡天下”。事实上,在康熙初年,这一迹象已有所显示,其时社会经济凋敝,百姓生业无着,日陷贫困。明遗民吕留良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另一位清初学者唐甄也说:“数十年以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尽管他们的评论多少都带有一些个人情绪和主观倾向,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描述大抵不差。

康熙一词的汉文意思是安定太平,让百姓安居乐业。康熙即位不久,有一次孝庄在百官面前问他有何愿望,他的答复也是:“臣没有别的奢望,只愿天下治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三藩割据独立,加剧了社会的混乱状况和经济危势,已成为康熙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大障碍,势必要进行处理,为此,他把三藩与河务、漕运并列,作为朝廷首先要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将其计划纲要写成条幅,悬挂在寝宫的柱子上,以便早早晚晚随时都能看到。

削藩

在“为政三大事”中,三藩被康熙列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要想解决三藩问题,撤藩似乎是最干脆和最便捷的,但却又显得最不现实。康熙熟读史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吴三桂等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

吴三桂等人学的是唐朝的藩镇割据,他们可不像宋朝的开国功臣那么好打发,很难指望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让他们知情识趣地主动把兵权交出来,然后告老还乡,弄得不好,还可能激而生变,出现各种难以预测的后果。怎么办?首先康熙只能采纳大臣们的建议,继续削减三藩的权势,限制其不法行为。

吴三桂乃最强之藩,也是康熙削藩的主要目标。1667年,康熙令吴三桂与云贵督抚、提镇酌情裁兵,共节省额饷百余万两。接着,在继裁夺“西选”后,又决定收回吴三桂“总管滇黔”的权力,并将此意明示吴三桂。吴三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以“目疾”为名,具疏请求解除其云贵两省事务。他的奏疏中带有明显的试探和要挟意味,可是这一伎俩并未奏效,康熙立即降旨,在说着“王久镇严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之类客气话的同时,毫不客气地收回了吴三桂总管滇黔两省的特权。

虽然一样是弄巧成拙,但与“西选”之权被裁夺相比,此番给予吴三桂的打击更加非同一般。吴三桂气急败坏,一边煽动部下在边境制造事端,一边让其同党出面为之鸣不平。一时间,云贵总督、云南提督、贵州提督纷纷上疏,强调吴三桂的功劳如何如何大,而“苗蛮叵测”,固守云南也非他不可,总之,众口一词,都是“请平西王吴三桂仍总管滇黔事务”。在这其中,云贵总督卞三元的奉疏尤其言辞激烈,甚至以边疆不靖为由,威胁朝廷“收回成命”。

面对来自西南地方的压力,康熙毫不退让,他降旨答复说,西南地区已经平定,如果让“王”(指吴三桂)再料理云贵事务,将使“王”过于操劳,于其身体健康不利,再者,解除云贵事务本身也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朝廷只是予以批准罢了。

至于督抚们所担忧的“苗蛮叵测”“边疆不靖”,康熙说你们不要低估了吴三桂的觉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他不但坚决不同意吴三桂留任云贵总管,随即还做出了藩王下属人员不得任督抚的规定。

卞三元等人的集体上疏,让康熙意识到吴三桂对云贵督抚的控制和影响力,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将云贵两省的巡抚双双进行撤换。被撤换的两名巡抚分别执掌云贵抚院已达七八年之久,他们的下台引起了卞三元的不安,次年他便托言归养老母,请求引退,康熙当即命准,另派汉军正蓝旗人甘文昆任云贵总督,试图牵制并逐步取代吴三桂。

虽然康熙以吴三桂为重点,对三藩势力逐步进行了削弱,但三藩问题的核心即军权始终没有受到真正触动。有一次,康熙给广西将领马承荫下了一份诏书,马承荫顺从地跪下来接旨,但他的下属却惊讶地说:“难道我们的将军还要对其他人下跪吗?”

马承荫是孔有德旧部、广西提督马雄之子,这件事因此给康熙造成了不小的震动:马承荫之辈的势力尚远不及三藩,其下属居然也只知统辖之主,而不知国家法度和皇帝,则三藩的实际情形就更不难想见了。

只要三藩仍掌握着军权,藩区就还是他们的独立王国,还是会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在此前提下,什么裁兵节饷,什么解除两省总管,什么调整督抚,所有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削弱措施都不过是小手术和毛毛雨!

康熙认为,“藩镇久握重兵,恐滋漫生变,非治安之计”,单纯削藩见效太慢,又不能治本,要想根本解决三藩,还是得重新回到撤藩这条路上来。1669年,在清除鳌拜集团,取消四大臣辅政体制以后,撤除三藩计划终于被他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方面,三藩皆开国元勋,尤其是在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天下的过程中,他们披肝沥胆、西征南讨,即便说大半个中国都是他们替清廷打下来的也毫不为过,若拿其功绩与开国的宗室王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清廷分封三藩,也是当初的一种承诺,比如早在吴三桂降清献关时,多尔衮在给他的信函中就答应:“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王,晋为藩王。”

现在要撤藩,如果这句话从朝廷的嘴里说出来,不免让人感觉有鸟尽弓藏、卸磨杀驴的意味,同时也等于违背了诺言,所以最好是能够让三藩自己提出撤藩,而要达成这个目的,就必须在“诱”和“逼”中做出一个选择——正如康熙曾经分析过的,三藩“乃唐藩镇之流”,不是宋朝功臣,对他们使用“杯酒释兵权”很难行得通,换句话说,光“诱”没有用,唯有靠“逼”!

挖墙脚

顺治年间,江苏巡抚朱国治残酷镇压当地缙绅士人,苏州才子金圣叹即惨死其刀下。康熙元年,朱国治因“丁父忧,不候代,归”,也就是以奔父丧为名,不等代理人员到达,即匆匆北归。朱是汉军正黄旗,旗人当父母之丧时,于服制方面并不如汉人那么重视,他之所以仓皇而遁,其实是怕遭到三吴士民的报复,但吏部仍然公事公办,以擅离职守罪将其予以革职。

朱国治在家闲废了数年,至康熙亲政被重新起用,但未能得到实任补缺,一直到1671年,才被简放云南巡抚。

康熙对于政治讲究实用,用人亦是如此。朱国治固然是个人见人厌的酷吏,但他忠于朝廷,在此前提下,对周围的下级同僚乃至上司都可以严苛到无情无义的程度,这样的人不易被吴三桂所收买和挟制,乃是用来监视吴三桂的最佳人选。

康熙不但往吴三桂身边“掺沙子”,还“挖墙脚”。王辅臣是吴三桂手下第一人才,绰号“马鹞子”(鹞是一种类似于鹰的猛禽),因其勇冠三军,势不可当,且与世上流传的吕布肖像十分相像,所以又得了一个“活吕布”的名号。吴三桂原本对王辅臣极力笼络,但王辅臣有一次与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发生了误会,本来双方已经和解,可是吴三桂却有意偏袒吴应麒,王辅臣从中看出了吴三桂外宽内忌的一面,遂派心腹入京,托人打听能不能将自己调离云南。这时恰巧平凉提督的位置空缺,康熙早就听说过王辅臣的大名,便特点王辅臣应缺,并且高兴地说:“如果朕有这样的武臣,以后还怕什么呢?”

王辅臣进京陛见时,康熙不仅屡加赏赐,而且“无日不诏入,语必移时”,每天召见,一谈就要谈很久。王辅臣在京城的名头并不响亮,他的绰号“马鹞子”还被人误叫成了“马儿头”,所以大臣们都感到很惊讶,不知道为什么康熙要对他如此礼遇,大家都在穿凿附会地进行猜测,有人还怀疑是平西王吴三桂有密语要让王辅臣捎给皇帝。

实际上,康熙与王辅臣密谈的内容,很可能都与吴三桂有关。事后来看,吴三桂虽有儿子吴应熊在京城为他充当“坐探”,但其了解朝廷之深,远不如朝廷了解他之深,康熙所得到的情报资料,有一部分应该就来源于王辅臣。

康熙对王辅臣很器重。王辅臣在旗人中的地位为辛者库,仅相当于包衣一样的奴仆,康熙知道后很是吃惊,立即命令将王辅臣由辛者库迁出,说:“如此人物,怎么能隶属身者库(即辛者库)呢?”

按照康熙的意思,他本来是想将王辅臣留在朝中,以便可以朝夕相处,只是考虑到西北边陲更需要出色武将前去镇守,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为此,他还专门安排钦天监给王辅臣挑选离京赴任的吉日。

待到岁暮,眼看王辅臣将行,康熙又命钦天监将王辅臣离京的日子选在了上元节(即元宵节)之后,然后对王辅臣说:“行期将近,朕实在舍不得和你分开,这样,上元节将近,你就先陪朕看完花灯后再走吧。”

康熙的御座前有一对蟠龙豹尾枪,此枪乃顺治的遗物,康熙每次外出都要把这对豹尾枪列于马前,以示不忘先父。当王辅臣起行前去拜见康熙时,鉴于王辅臣曾做过顺治的御前侍卫,康熙便将其中一支豹尾枪赐给他,说:“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其他物品都不见得有多珍稀,唯有这对枪不同于一般,现在朕分出一支来赐给你。你拿着枪去镇守平凉,见到它就好像见到朕,而朕看到留下来的这支枪,也就好像见到你一样。”

康熙年轻时曾自誓,待大臣当如手足,这一点他大致是做到了。王辅臣极为感动,当场拜伏于地,流着眼泪说:“圣恩深重,臣即便肝脑涂地,也不能稍报万一,今后怎么敢不竭尽股肱之力,以报答陛下的大恩?”

与三藩开始较量时,康熙年未弱冠(没到二十岁),但眼光、魄力、手腕,均非常人可及:朱国治到云南当巡抚,犹如在吴三桂身边埋下了一颗钉子,朱国治也是历任云南巡抚中,最为吴三桂所痛恨和厌恶之人;王辅臣被康熙收为己用,令吴三桂后悔莫及,如失左右手。

康熙当然知道自己做的这些事,会给吴三桂造成多大的刺激,他的目的也正是要使吴三桂寝食难安,最终实在熬不下去,自己举手要求撤藩。

三藩中果然有人举起了手,不过首先举手的不是吴三桂,而是平南王尚可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除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外,另外两汉王也都有子嗣入质北京,其中尚可喜派遣的是长子尚之信。

在后世所传的尚可喜肖像上,尚可喜“面貌狰狞,两颧高耸……叉手而坐,犹觉其杀气勃勃也”,武夫形象跃然而出。由于是靠武力在马上得的功名,所以尚可喜自认为读书受教无用,始终也没有延师教子,结果导致儿子们多骄纵不法,糜奢成性,尚之信尤为如此。

本来就不知道如何约束自己,长期充当人质的特殊处境又使其心理逐渐趋向扭曲变形,史载,尚之信酗酒嗜杀,“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不是拿刀朝人乱砍,就是把人绑起来以射箭为戏。尚可喜听说后“虑其触冒法网”,怕他因此在京城犯法,从而影响整个尚氏家族的利益,遂以年老多病为由,疏请康熙同意,让尚之信回粤代理军务。

不料尚之信返回广东后,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肆无忌惮,愈加骄横,干脆连老父也不放在眼里了。尚可喜的部属中但凡同他有宿怨的,“小则鞭,大则杀”,每逢须亲自向父亲汇报重要事务时,他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很不耐烦甚至讨厌的样子。尚可喜对此一方面恼怒不已,整天忧闷不乐,另一方面因为尚之信是嫡长子,且自幼随自己征战沙场,有着一身好功夫,又“不忍有他意”,舍不得拿这个忤逆的儿子怎样。

尚可喜的幕僚金光见状,向其献计,说朝廷正猜忌着各位藩王,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率小儿子及左右亲信归耕辽东,“朝廷必大喜,则君臣父子之好,可两全无祸”。年迈的尚可喜正处于焦头烂额、左右为难之际,于是便听从了金光的建议,上疏说“臣已年七十,精力已衰,愿归老辽东”,同时请求由尚之信袭封王爵,带官兵家口继续镇守广东。

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康熙不惜一切代价要撤藩,愁的就是逼来诱去,仍然没人接这个茬儿,尚可喜的奏疏不请自来,令他喜不自胜。虽然尚可喜实际上并没有撤藩的意图,话里话外也没有流露出一点要主动撤藩的意图,但只要能拿来做文章就可以,康熙立即批复,先将尚可喜夸了一番,说他“情词恳切”“能知大体”,随后便以广东已经被尚可喜平定,藩镇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为由,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进行商议,看究竟应该如何迁移安插藩下的官兵。

康熙的撤藩意图已经十分明了了,与会众人都很拎得清,他们经过商议,认为应该同意尚可喜的奏请,准其复归辽东,但如果让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广东,便会造成父子分离,藩下官兵也一样,父子兄弟宗族有的去辽东,有的留广东,将天各一方,为了防止骨肉分离,似应将藩下官兵和家属全部迁往辽东。

会议结论完全符合康熙的心意,他马上“诏从之”,借机偷梁换柱,撤除了平南藩镇。1673年6月17日,全藩撤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送达广东。

尚可喜本打算个人引退,将藩地和王爵留给长子,但朝廷的诏书让他的计划成了泡影,这是他原先根本未曾想到的。不过,作为一个暮气沉沉的老者,急流勇退、解甲归田,以避免长子的不法行为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本为尚可喜的真实意愿,他也从无与朝廷对着干的野心和打算,所以对于朝廷的旨意,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愕和生气的神情,反而一直态度恭顺,“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并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

尚可喜归老辽东和康熙撤藩的决定甫一传出,就在朝廷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耿继茂的长子)获悉后,均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并不愿意像尚可喜那样功成身退,可是若不主动表态的话,又怕过不了关。最终耿精忠硬着头皮,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首先上疏奏请效仿尚可喜,将其及藩下官兵“撤回安插”。

吴应熊在朝中见耿精忠已自请撤藩,连忙疾书催促吴三桂,说朝廷对“王”(指吴三桂)久存疑虑,如今尚、耿二藩都上了辞职疏,而“王”却没有,这只会继续增加朝廷的疑虑,现在请“王”急速拜疏使人来京,或许可以解除朝廷的怀疑。

吴三桂早已受困于康熙的“掺沙子”“挖墙脚”,深知朝廷对自己有多么疑忌,收到吴应熊的书信后,他斟酌再三,认为儿子说得有道理,不妨一试,探探深浅。

过去针对“西选”和“总管滇黔”之权,吴三桂曾两次通过上疏欲擒故纵,窥探朝旨,结果都事与愿违,以惨败收场,这次会怎么样,会不会再次弄假成真?前两次毕竟是小赌,输了固然心痛,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此番如果输了,就意味着权力丧尽,再无后退的余地,然而也正因如此,吴三桂料定朝廷不敢踏出这一步——他平西王是最强之藩,云贵边防的“长城”,非尚可喜之辈可比,朝廷一定会在最后时候对他进行挽留,“如明沐英世守云南故事”。

撤藩

打定主意后,吴三桂请幕僚刘玄初为他具疏撤藩。刘玄初劝阻道:“皇上早就预谋将“王”(指吴三桂)调离云南,只是很难开口而已,王若上奏疏,估计奏疏早上到京城,晚上就会下令调王了。他们那两个王要辞就辞,王只管永镇云南,干吗要去效仿他们呢?”

吴三桂不是要效仿尚、耿,他是要赌自己在朝廷心目中的位置,赌朝廷就算是撤尚、耿二藩,也不会动他,但他对此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刘玄初的一番警示,让他那本已相当复杂的情绪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当下不但不肯听从刘玄初的劝告,反而怪对方多事,斥责说:“我可以断言,我上这份奏疏,皇上必定不敢将我调离云南,具疏的作用不过是消除皇上的疑虑罢了。”

不顾幕僚们的反对,吴三桂抱着试探和侥幸的心理,给康熙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其主题和耿精忠的奏疏如出一辙,一面“请撤安插”,一面又委婉曲折地透露出疏请撤藩并非自愿的隐衷,用心可谓良苦。

吴三桂、耿精忠显然都不知道康熙撤藩的决心有多大,心情有多么迫切,他盼了那么久,岂肯放过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三藩问题的绝佳契机和途径?接到吴、耿的奏疏后,康熙照搬对待尚可喜的那一套,首先降谕称赞二王“恭谨可嘉”,随即以福建、云南已被平定为由,同意将两藩撤除,并令大臣们进行合议。

吴三桂、耿精忠的自请撤藩只是一种姿态,其实并不希望他们的请求被认真对待,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对于撤耿藩,大家意见一致,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撤吴藩上面,而且争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多数大臣对于撤吴藩均持反对态度,强调云贵“苗蛮”经常造反生事,若迁移吴藩,必然还要再派军队前去驻防,与其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不如“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

除了多数派,剩下的是少数派。户部尚书米思翰首先提出吴藩可撤,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附议,他们认为“苗蛮”已平,不足为虑,吴三桂不宜仍镇云南,应顺水推舟,接受他的撤藩请求。

两派各执一词,难分高下,于是康熙又命议政王、贝勒与大臣们共议,但与会众人仍分成对立的两种意见。少数派以明珠为代表,依旧主张将吴三桂本人及其藩下官兵、家属“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他们一方面修正自己的观点,声明云南“土司苗蛮”的威胁确实应该正视,另一方面又表示,只要做好中间的衔接工作,就能保证没有问题:云南移交满洲八旗官兵戍守,等戍守官兵到达云南的那一天,吴藩再启程离开。

多数派逐渐聚拢到大学士索额图周围。索额图肯定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换句话说,并没有足够理由对他进行撤藩,如果换成其他部队戍守,必然要给沿途驿站和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而且这些兵丁都是暂时戍守云南,没有长居的打算,很难保证他们不会骚扰地方。

两派的理由千千万,然而归结到一处,不过还是怕不怕吴三桂造反,这也是大家对撤尚、耿两藩无异议,却对撤吴藩争持不下的主要原因所在。多数派担心吴三桂造反,少数派则说就算吴三桂真的造反,也不用过虑,明珠为此举出的理由是吴应熊现居京城,等于被朝廷扣在手里的人质,吴三桂投鼠忌器,不会不顾及儿子的性命安危,同时户部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积银运存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十年战争之用,言外之意,足以镇压吴三桂的任何不轨之举。

争论多日,廷议仍未统一,议政王只得合并两议,请求康熙“圣裁”。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态度一向鲜明而又强硬,他很清楚,藩镇割据向为国家统一的大敌,自唐代中期开始的藩镇割据延续至五代十国,曾形成前后长达两百余年的大分裂局面,直到宋代才得以再度统一。如今的三藩走的还是藩镇割据的路子,既不利国也不利民,无论是为划一地方建制,还是为锄除割据势力,都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尽快将其撤销。

这一年,康熙已满二十岁,正是年轻气盛,敢作敢为的年龄,做事也颇有一种初生牛犊,一往无前的气概。当然,对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国家事务,他也不能不持慎重态度,据说为此专门征询孝庄的意见,而孝庄支持了明珠一派。

考虑再三,康熙终于做出裁决:“朕以为三藩全都手握兵权,时间长了,恐怕会发生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到时再要予以控制就很困难了,所以朕决意将藩镇撤回。”

很多朝臣都顾虑吴三桂造反,康熙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他说:“吴三桂、耿精忠等蓄谋已久,若不及早除之,将养痈成患,如何善后?况且,他们势力已成,现在的情况是,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随即宣布接受吴、耿的撤藩申请,并于当日颁布上谕:“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着王率领官兵家属,一起搬移前来。”

赌输了

换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在赌,康熙赌吴三桂不敢轻举妄动,吴三桂赌皇帝不敢动他,结果是吴三桂第一个赌输了。

撤藩令下,吴三桂傻了眼,“愕然气阻”,呆若木鸡。他原本“自以为功高,朝廷终不夺我滇”,且在云南经营多年,“益固根蒂为不可拔”,没想到皇帝根本就不买这个账,你“自请迁移”,他那边正好“允王所请”。

就后代所见史料来看,至少在康熙下达撤藩令之前,吴三桂尚无反清叛逆的迹象。史书上所谓“三桂阴怀异志”“三桂蓄异志久”的记载,都是在吴三桂叛清后,人们的推测甚至是主观臆断,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吴三桂早已视云南为己土,而撤藩则意味着要在解除其兵权的同时,剥夺他原先在藩地上所拥有的一切,纵使在迁移后,朝廷仍然保证他可以继续得到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要想像昔日那样称霸一方是再也不能够了。

吴三桂追悔莫及,同时又恨恨不已。绝望之中,他只能上疏请求增扩安插之地,实际上是借故拖延,幻想朝廷能够一改前旨,所谓“故难前说,以阻其行”。谁知康熙看到奏疏后,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不就是多要一些土地吗?没问题,“令有司如数拨给”。

吴三桂终于明白,他寄望于朝廷收回成命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这使他最初产生的造反念头变得强烈起来,“异志遂坚”。

清代从努尔哈赤起家建国,一直到入关迁都,八旗军的主帅多为“开国诸王”,也就是宗室贵族中统兵打仗的王爷,这些人以多尔衮、阿济格等人为代表,个个能征善战,连吴三桂都畏惧三分。不过到顺治末年为止,这些人或死于疾病,或殁于权力之争,别说能不能继续在战场上蹦跶了,就是存活下来的都没有几个。这样一来,吴三桂便自以为已经天下无敌,“谅中朝诸将无足当己者”,至于年轻的康熙皇帝,在他眼中“乳臭未脱”,说得难听一点,想到“好汉榜”里挤个位置都没资格,又岂是他的对手?

真正难住吴三桂的,是长子吴应熊及三个孙子尚在京师为质,吴三桂本人毕竟也已年逾花甲,舐犊之情令他难以骤下决断,只得“与其党聚谋”。

吴三桂的属下及亲信同样难以接受撤藩,他们大多倚仗吴三桂的权势而显贵,自然也不甘心因吴三桂的失势而断送前程,撤藩令下,“无不愁哭”。知道吴三桂“恨应熊在京”,婿侄们一边怂恿其举事,嚷嚷着“去滇则俱就闲,无兵权,图必反”,一边围着他一通分析,说你若乖乖地照朝廷的话南藩北迁,到时没了军权,朝廷随便找个借口,就能让你父子人头落地,反之,“王威望兵势甲海内,戎衣一举,天下震动”,才有资本和条件与朝廷讨价还价。

当年刘邦、项羽争夺天下,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妻子吕雉被项羽俘作人质。两军阵前,项羽将刘太公按在一个高高的砧板上面,威胁刘邦,说你要是不投降的话,我就煮了太公。没料到刘邦竟嬉皮笑脸地回答他:“我和你一起接受楚怀王的命令,结拜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真的要煮你父亲,也分我一碗汤吧!”最终项羽还是没有烹杀刘太公,而且不久因为形势不利,他又把太公与吕雉送还刘邦,以换取双方以鸿沟为界。

刘邦不怕项羽真煮了自己的父亲,杀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手里掌控着强大的军队。吴三桂的婿侄们建议他向汉高祖刘邦学习,凭借兵威军势和朝廷进行谈判,“索世子世孙于北,画地讲和,此汉高分羹之计也”。女婿胡国柱为宽其心,还专门派侍卫潜往京城,准备接回吴应熊及其子。

吴三桂心里有了些底气,继而觉得吴应熊娶的是建宁长公主,后者在辈分上为康熙的姑母,康熙再怎么狠,总还是要手下留情,他应该只会以此为筹码对自己进行劝降,即“朝廷必不杀,以之为招”。

吴三桂虽听信婿侄们的话,减少了一些对人质问题的顾虑(“三桂惑于婿侄”),但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仍有些犹豫不决。胡国柱等人见状,便劝他再与军师方光琛商量一下。

方光琛与刘玄初并称平西王府的两大智囊,此人自比管仲、诸葛,很有谋略。他自关外便隶吴三桂幕下,而且其父在明朝时为吴三桂的老上司,两家是世交,他平时也常与吴三桂议文讲武,评论时务,因此相比于刘玄初,他更为吴三桂所信任和器重。

从降清开始,吴三桂所行的重大决策便大多出自方光琛的谋划和定夺,如今受婿侄们启发,他决定就反清再次向这位第一谋士征求意见。不过贼人胆虚,当他第一天上门去见方光琛时,只是稍稍透露了一点准备谋反的意思,方光琛何等精明,便也装聋作哑,横竖不搭他的茬儿。

次日,吴三桂再次登门,终于明示了谋反的意向,但方光琛依然王顾左右而言他。第三天,吴三桂按捺不住,天色朦胧时就去拜访,其时方光琛尚未起床,吴三桂就坐在他的床沿,低声细气而又分外焦虑地向他征求意见。方光琛确定吴三桂反意已决,这才起身为其纵论形势,指出“闽、粤、楚、豫、秦、蜀,传檄可定”,其余地方“战胜攻取”,也易如反掌。吴三桂听后兴奋不已,疑虑全消,遂加紧谋反部署,并请方光琛为其运筹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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