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吴三桂反了

1673年9月,康熙所委派的撤藩使臣分别奔往云南、广东、福建,前往云南的是折尔肯、傅达礼、王新命三人。康熙深知云南之行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于折尔肯等人启程之日,特遣侍卫各赐御用佩刀一口、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声势。

10月,折尔肯等人到达云南。在云南的归化寺,突然有一群庄园的农民跑出来迎接使臣,并请求皇帝不要撤藩。折尔肯急忙声明:“吴王(指吴三桂)自请移家,你们这些人谁敢说不让他走?”随即下令逮捕了为首者。

这些庄民其实都是吴三桂所唆使,为的是对迁移进行拖延。见使臣不为所动,吴三桂表面装作听命于诏旨,一面向折尔肯等人佯示启程日期,一面令人置办迁移所需的粮草车马,暗地里却派亲信扼守云南各关口,凡来往车马行人,一律只许进,不许出,同时“禁遏邮传”,对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岂有此理

时间一天天过去,行期在即,可是却迟迟不见吴三桂搬迁。云贵总督甘文焜提出:“寒冬将至,恐怕有雨雪,还是要赶快搬才好。”于是,折尔肯和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便依言前去催促,“三日一问,五日一询”,然而都被吴三桂以“缓商”为由加以推托。大家都是明白人,这使双方的关系骤然间变得异常紧张,为了防备万一,朱国治在昆明设“六门城守”,又于四处建立卡栅秘密巡视。

吴三桂在云南经营多年,可以说整个云南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朱国治设守一事根本就瞒不了他,闻讯后他恶人先告状,斥责朱国治:“功成名就,奉命北移本来就是我的志愿,你现在居然四处设防,这是想干什么?”他还说:“古今由于汝辈激成者正不少也。”言外之意,朱国治等人节外生枝,是在逼迫他铤而走险。

为了缓和冲突,众人只得将搬迁事宜予以暂时搁置。一转眼,启程日期就要到了,再也没法拖延,朱国治只得偕折尔肯等人拜访平西王府。当天,吴三桂循例备下酒宴,席间他待客谦和,却一个字都不肯涉及搬迁。

朱国治一行来王府可不是为了吃饭,朱国治找到机会直言相告:“三大人等候已久,王若无意迁移,三大人自去回旨。”你究竟搬不搬了,不搬的话,就别拿我们消遣,使臣们也好去向朝廷复命。

此言一出,等于撕下了吴三桂的假面,刚刚还笑容可掬的吴三桂腾地就红了脸,他再也掩饰不住满腔怒火,当场便指着对方厉声大骂:“朱国治,你欺人太甚!我可以把天下都送予人,但云南是我用血汗挣来的,现在你这个贪污小奴竟然不容住于此地,真是岂有此理!”

朱国治为政干练,但一直都有贪污劣迹,到云南亦是如此,所以吴三桂很看不起他,才以“贪污小奴”相称。当然,包括折尔肯等人在内,在场的人都能看出,吴三桂迁怒于朱国治只是表象,其实是借机发泄对朝廷撤藩的极端不满和怨恨。

吴三桂不怕把积郁已久的心里话说出来,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举兵反清的初步准备。此前,他召集幕僚问计,看究竟应该打什么旗号才足以号令天下。刘玄初建议:“明亡没有多久,人心思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拥立明朝后裔,以他的名义实施东征,那么老臣宿将,无不愿当前驱。”

方光琛不同意,他提醒吴三桂说,以前你因为兵力不足,才献山海关和引清军入关,人们对此尚可谅解,也勉强支吾得过去,可是后来南明永历皇帝逃往缅甸,你还奋力穷追,擒而杀之,这就无法释疑于天下,让人原谅了。

方光琛的话击中了吴三桂的痛处,特别是当他接着说道“篦子坡之事可一行之,又再行之乎”的时候,更是令其无言以对。篦子坡是永历帝的殉难地,也称“逼死坡”,方光琛称吴三桂在篦子坡杀永历的事,只可做一次,不可能再做一次,意思是你自己不留后路,把明朝的皇帝都杀了,如今又想立明朝的后人,打复明的旗号,怎么可能取信于人呢?

“三桂听之悚然”,也许到这个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不该把事情做得太绝,但既是出兵造反,总得师出有名啊。方光琛让他自立名号,吴三桂接受下来,不过为了应付时局,他暂时还不敢这么做,“复明”仍是他需要借用的一个重要幌子。

在吴三桂事后发布的反清檄文中,他先为自己辩解,诡称当初降清只是“借兵复仇,兴复明室”,继而又编造了一个周田二皇亲抱先皇三太子“寄命托孤”的故事,用以证明他三十年来为清效命,不过是为了“养晦待时”“密图恢复”。他宣布,“伐暴救民”的时机到了,除了声称要推奉那位子虚乌有的三太子恭登大宝外,他又给自己封了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并派人私铸印鉴。

负责铸造印鉴的是一个清军官员的儿子,他把此事告诉了当时的云南府同知刘昆,刘昆闻听后连忙密告朱国治,并且对他说:“大事不好,请你赶快和折尔肯商议,上疏延期撤藩,以缓冲吴藩造反。趁此机会,朝廷可速调重兵,扼守川西、镇远、常德等处,将吴兵封锁于云贵山区,使其不得出谷。关押猛虎纵可能带来不测之祸,但也容易将其制服。”

朱国治回去后与撤藩诸臣商议。得知吴三桂居然想要谋反,多数人撤藩的决心都动摇了,纷纷道:“朝廷封疆,关系百万生灵的安危,应该赶快上疏朝廷,请求暂停搬家。”只有折尔肯认为不能因此卸责:“我们奉旨搬家,难道就这样向朝廷复命?”他认为应采纳刘昆的建议,一边应付吴三桂,一边向朝廷奏报,请求采取相应对策。

最后众人决定按照折尔肯所说的去办,由傅达礼先回京师奏明圣上,折尔肯与王新命暂留云南待命,朱国治负责上疏朝廷。

像折尔肯一样,朱国治也感觉若是在奏疏上写延期撤藩,难以向朝廷交代,犹豫了两天后,终究还是没有动笔。实际上,就算他动笔,奏疏也送不出去,因为吴三桂已将云南予以完全封锁——傅达礼东行未及百里,就被守口藩将给挡了回来。

我还不老

1673年12月28日,距离吴三桂答应撤藩启程的前两天,天色尚在朦胧之际,吴三桂将藩下官兵集合于大殿,众人脱掉帽子,剪掉脑后的辫发,以显示与清廷的决裂。接着,吴三桂召文武百官到王府开会,接到通知,官员们虽然疑虑重重,忐忑不安,却又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只好如约前往,不料刚刚迈进王府的大门,事先埋伏好的刀斧手们便蜂拥而上,将他们抓了起来。

吴三桂本意对官员们留有余地,即便对于他最痛恨的朱国治,也想留下活口,因此曾让人飞骑传令“不得轻杀”。可是朱国治在云南的官声很差,人人都恨他,刀斧手们等不及指示,已经三刀将朱国治给砍了,飞骑传令到达时,只保住了其余官员的性命。

朱国治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好官,他任江苏巡抚时杀苏州才子金圣叹,惹得天怒人怨。当时苏州有民谣唱道:“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日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如今他被吴三桂所杀,恰应了民谣所言,不过一事归一事,朱国治最后的表现还是恪守了臣节,算是他一生中不多的亮点。

朱国治被杀后,吴三桂胁令诸官从叛,刘昆等抗拒不从者以及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均被予以囚禁。

在部将的拥戴下,吴三桂举起了叛旗。为鼓动人心,他在郊外大阅三军,鼓角齐鸣声中,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披甲上马,扬鞭疾驰,其间他连发三箭,三箭皆中靶心!这还不算,阅兵的时候,长枪、大剑、画戟、雕戈等兵器皆罗列于吴三桂之左右,他骑马奔驰,每跑一个来回,就在马上接过一件兵器舞弄一番,好一副“风驰雨骤,英武绝人”之势。

吴三桂如此卖力地当众炫耀其武功,毫无疑问是“欲以力诎众心”,也就是要告诉众将士,我还不老,我还是那个勇冠三军,无人能敌的吴三桂!

1674年1月7日,吴三桂亲率二十余万人马自昆明出发,向贵州逼近。云贵总督甘文焜与朱国治同为康熙安插在云贵地区的钉子,其时他正在贵阳,闻听吴三桂反叛,急欲统兵抵御,可是却发现无人从命。督标兵丁给他的答复竟是:“大人若从吴王(吴三桂),唯命是从,若助大清,某等不能。”原来甘文昆有一段时间因母亲去世而回京治丧,吴三桂遂借训练为名,乘虚而入,对督标兵丁进行了收买,兵丁们受到吴三桂的煽惑,都说:“吴王恤我贫乏,赏我功劳,重我才勇,吴王于我辈恩甚厚。”

这时兵部郎中党务礼等人也在贵阳,他们本来是受朝廷委派,给吴三桂搬迁备办所需夫役、粮草和船只的,眼见兵丁不听调遣,甘文昆便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告诉他们,催促他们速去北京告变。

党务礼等人赶紧偷偷地离开贵阳,谁知当他们行至镇远时,却发现镇远守将已奉吴三桂密令,严禁任何人出入,且不提供驿马。无奈之下,一行人只好化整为零,分头设法突围。党务礼和户部员外郎萨穆哈率先弄到了两匹马,两人急驰至湖南境内,在脱离吴三桂的控制区后,这才得以乘驿马急往京师。

1月27日,经过十一个昼夜的连续奔驰,党务礼、萨穆哈终于到达北京。他俩直奔兵部衙门,一到衙门前,便双双抱着柱子晕了过去。营吏们急忙上前将他们扶住,有人端来两大碗水,拨开他们的嘴巴,将水灌了下去,过了好久,两人才缓缓苏醒,然后便竭尽全力,拼命大喊:“吴三桂反了!”“吴三桂反了!”……

党务礼等一行原本共有五人,除党务礼、萨穆哈外,户部郎中席兰泰因没有马匹,自镇远乘小船至常德,后来也得以换乘驿马到京,但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一种官名)萨尔图却因来不及逃脱,不幸被吴军所杀害。

有人说吴三桂之所以造反,乃是康熙有意刺激所致,理由是康熙认为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毒痡天下”,存在的时间越长,对国家危害越大,不如逼着他们起而造反,再以此为由予以剿灭。类似的说法其实站不住脚,相应理由也很牵强,三藩特别是吴三桂一旦造反,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只要是头脑清醒的当国者,都可以想象得出和估计得到。康熙此前诱逼吴三桂,也绝不会是要逼他造反,而至多不过是指望他知难而退,自己呈请撤藩罢了。

道咸年间的史家魏源在评论此事时,提出过一个设想:“稍迟数载,或召入朝觐而杯酒释兵权,未必不更操万全之策。”沿着魏源的思路拓展一下,或许还可以借用帝王心术:自古以来,帝王们为防止封疆大吏坐大,往往都会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段,在高高捧起之中,使之“龙离大泽”“虎出深山”。

吴三桂时年六十二岁,就政治家来说并不算老,当初索尼担任首席辅臣时,比他的年纪还要大得多。按照吴三桂的功绩以及他身为亲王的地位来说,康熙完全可以把他调入京城当议政王大臣——你让一个执掌云贵两省大权的西南王,马上转变身份成为闭门养老的寓公,确实是不太容易接受,但让他当议政王大臣,就等于给了他一个大面子,当事人的心理要平衡许多。

可是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难!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正如康熙所分析的,“三藩”不是可以杯酒释兵权的北宋功臣,而是清代版的“唐朝藩镇”,他们与朝廷之间的猜忌和隔阂已深。对吴三桂而言,无论是突然召之入京还是明升暗降,都很容易令他生疑,他也必然会找出种种借口拒不从命。

康熙遍览史书且聪明绝顶,他和谋臣们未尝不知道魏源的那些点子,之所以弃之不用,是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不可能遂其所愿。

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是不应该削藩乃至撤藩,而是当事人在实际操作中太急于求成。这当然不难理解,彼时的康熙年少,尚无积威足以慑服三藩,相反,“三藩”(主要是吴三桂、耿精忠)则对他存有轻视之心,他对此是能感觉得到的,所以生怕拖延下去,听其滋蔓,最后会更加难以收拾。

急于求成的最大弊端,是只想着尽快毕其功于一役,却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比如,康熙在撤藩之议时曾称三藩之反,势在必行,撤与不撤都改变不了这种局面,不如先发制人。其实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并不认为三藩反叛在即,只不过是为了说服反对撤藩的大臣,才有意对三藩反叛的危势加以强调而已。他所谓的“先发制人”,也不过是说即便吴三桂、耿精忠心有不满,但在朝廷已先行裁制,下令撤藩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像尚可喜那样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

事实上,从下达撤藩令开始,康熙就没有接受廷臣的建议,分批撤藩或派遣满兵换防,也没有在军事上就防备三藩反叛制定任何措施,他向兵、吏、户部下达指令的重点,从头到尾都是如何做好迁藩的撤迁、安置和善后。或许在他看来,只要朝廷在撤藩过程中对三藩实现忧恤政策,不惜以最大的人力、物力付出,来满足他们在生活中的要求,就可以消减他们的怨气,做到“君臣皆乐,永保无疆之休”了。

吴三桂的反叛打破了康熙的幻想。接到奏报时,他正在南苑行围(打猎),那种游猎的开心愉快瞬间便被坏消息冲得烟消云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叹息道:“这就是所谓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吧!”

春秋时,鲁国大夫季氏(季康子)把持朝政,他担心鲁国的附庸国颛臾会帮助鲁国国君,便计划攻打颛臾。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和反对,他将季氏比作老虎与犀牛,将颛臾比作龟甲与玉石,说你季康子攻打颛臾,就好比是老虎与犀牛跑出笼子伤人,而颛臾如被攻灭,就好比是龟甲、玉石被毁于盒中。此时此刻,康熙有感而发,当然是因为在他眼中,吴三桂就是已跑出笼子,随时要伤人的“虎兕”,他的百姓和江山则随时面临着被“毁于椟中”的危险。

康熙身边的侍从大多弄不懂康熙这句话的意思,这本来也在康熙的意料之中,但没有想到他们在窃窃私语一番之后,其中一个侍卫却突然冒出一句:“佛爷(宫廷里私下对皇帝的称呼)说的是‘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是朱熹针对孔子“虎兕”的名言,在“四书”所加的批注。康熙闻听大喜,对这名侍卫说:“你能读四书批注,真是太好了。”当下便予以重赏。

康熙转忧为喜,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御前侍卫的赏识,更主要还是对方在有意无意中为他提供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吴三桂造反,他作为皇帝,不能推脱自身监管和守卫的责任,现在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都要赶快行动起来,把“虎兕”重新锁入笼中!

如何平叛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早已使得“举朝震动”。尽管反叛并非一时一事所酿成,但撤藩是导火线,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把视线都重新集中在了撤藩之议上。大学士索额图乘多数大臣情绪激烈之机,竟然提议杀掉当初主张撤藩的大臣明珠等人,“谓因撤藩激变,请诛撤藩之人”。

西汉时期汉景帝接受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着手进行削藩,结果引起吴、楚等七国诸侯的不满,酿成了“七国之乱”。七国起兵造反,打出来的旗号是“清君侧,诛晁错”,正好大臣喜盎与晁错不睦,便劝汉景帝答应七国的要求,汉景帝被吓破了胆,真的下令将晁错处以了极刑。如今同样面对由削藩(撤藩)引出来的祸端,康熙似乎也可以采纳索额图之议,向汉景帝学习,一者可以卸掉自己的责任,二者还可以向吴三桂示好,让对方罢兵。

然而康熙断然否决了索额图的意见:“此(撤藩)出自朕意,他们(指明珠等人)有什么罪呢?”索额图在皇帝面前碰了个钉子,立刻陷入惶恐不安之中,一时间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对答。

康熙素来不喜欢大臣们互相攻击和陷害,认为是明代沿袭下来的官场流习,“此等恶风断不可长”,以这种视角来看,索额图借吴三桂叛乱要杀明珠等人,与袁盎借七国之敌除掉晁错,显见得并没有太大区别。与此同时,康熙强调撤藩乃是自己的亲定决策,不能因为撤藩诱发出吴三桂叛乱,就诿罪于建议撤藩的大臣,更何况在王大臣会议上,明珠等人只是力主同意吴三桂的迁移请求,而并不知道这样做就必然会导致吴三桂反叛。

康熙说,索额图曾反对迁移吴藩不假,不过他当时所举出的理由也无非是可能影响云南地方安定,并没有预料到吴三桂因此必反。不仅是索额图,为了讨论撤藩问题,他还召集了很多人参加王大臣会议,“议事之人至今尚多”,可是试问有谁说过吴三桂必反的话呢?

吴三桂反叛,确实需要有人为之承担责任,然而和康熙对其他所有政事的看法一样,“倘有失误,君臣共之”。他后来回顾说:“朕的一生,曾经有过一事推给臣下负责吗?此等事朕从来不忍心做。”

汉景帝以为弃车保帅,牺牲一个晁错就能使七国退兵,没想到七国以为他软弱可欺,丝毫没有放慢进攻的步伐。在这一点上,康熙比汉景帝要有担当得多,也明智得多,他的及时表态不仅保护了明珠等人,使他们“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同时也增强了诸臣的勇气和信心,自此大家全都抛开顾虑,竭尽全力地帮助皇帝运筹划策。

首先要商量的事就是如何平叛。在廷议时,以御史魏象枢为代表的汉官担心“军需浩繁”,不胜负担,因而建议“就近调兵御守”,以逸待劳,等叛军打来时再即行剿灭。与之相反,满官虽然在撤藩问题有着意见分歧,但却一致认为应派八旗劲旅出京平叛,魏象枢的建议被笑话为书生之见:“贼(指叛军)逼城下,到那时候才出兵御敌,有这样的道理吗?”米思翰直言:“贼势猖獗,已不是绿旗兵(即绿营)所能控制了,必须派八旗劲旅会剿。”他以户部尚书的身份保证,只要中央、地方协济军饷,足以支持军队与吴三桂打上十年。

面对严峻的形势,康熙决定采纳满官们的意见,将八旗劲旅派往南方前线,并将其布防于临时构建的防御体系之中。

按照古代军事地理学的观点,荆州位居天下之中,“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因此康熙将其作为征剿吴军的大本营和前哨阵地。1674年1月30日,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诸将及一万余军队前往荆州,据江固守,以遏制吴军北进之路。

荆州是中心,川湖(湖广和四川)是防御重点,其中四川与云南接壤,吴军必然要予以进犯。三天后,都统赫业被任命为安西将军,率京城所发官兵,同西安将军瓦尔喀一起由汉中入蜀。康熙的这一战略意图也非常明显,即进可乘机向云南征讨,退可阻抑吴军由四川向陕西进军。

康熙一面向前线调兵,一面妥善布置后方。平叛大军进征川湖后,自京城出发的援兵难以及时赶到,缓不救急,而且路途遥远,兵马也极易疲劳,所谓“千里持粮,士有饥色”,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还要在京城和川湖之间建立中转站。

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在这两个地点发兵驻防,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康熙遂将兖州、太原作为中转站。譬如从京师、直隶及山东征调来的军队,都是先集中于兖州待命,然后随时向前方递进,“无鞭长不及之虑,无远征劳顿之苦”。

后来发现从兖州支援湖广还是有些远,相比之下,“河南乃四达之地,距潼关、郧(郧阳)、襄(襄阳)皆近”,于是康熙又在河南府(府治洛阳)设立新的中转站,“所在有警,俱可策应”。

康熙对出征的八旗劲旅寄予厚望,他力图通过八旗军的努力,在平叛之初,就将这场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今湖南、湖北)三省境内,但是很快他的这一愿望就落空了。

长驱直入

在将回京告变的党务礼等人送走后,由于“督标兵皆不为用”,云贵总督甘文焜前往镇远,欲凭镇远之兵固守,结果却被早已投靠吴三桂的镇远守将包围起来。甘文焜走投无路,被迫自刎,贵州旋踵即下。

其实即便甘文焜能够指挥如意,他能不能守住贵州也还是个问题。吴军由“四镇”“十营”组成,基干为随吴三桂降清的“关宁铁骑”以及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余部,其中“关宁铁骑”是明末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之一,甚至能与八旗劲旅正面对抗,而那些农民军余部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勇悍之士。虽然朝廷曾多次裁减吴藩的兵员数量,但吴三桂一边利用裁兵尽裁老弱,一边用“按地征粮、按粮征兵”的办法自行募兵,广收精锐,这使得吴军在出征时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和颇强的战斗力。

相对于吴军的兵强马壮,气势汹汹,沿途各地却普遍抵抗乏力。这也并不奇怪,自康熙即位到吴三桂反叛前,大规模的攻战征伐已停止十余年之久,所谓“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无论官民,都对战争缺乏思想准备。即便是京城,也存在武备松弛的现象,倒是孝庄对此深有远见,告诫康熙说,现在虽然天下太平、四方安宁,但安不忘危,闲暇时仍应训练武备。也因此,康熙才在吴三桂反叛前,亲率诸王大臣去南苑行围,借以检阅八旗劲旅,训练士卒。

京城因为皇帝重视,武备开始得到加强,西南地方的情况就差远了,以致面对强敌,官员们甚至连招架之力都没有。贵州巡抚曹申吉自剪发辫,当了吴三桂的官,但在吴军未到之前,他曾将吴三桂反叛的情况写成奏本,派人送给湖广总督蔡毓荣,请其转奏,表明其本意并不是要跟着吴三桂造反,只是无力抵御吴军而已。

吴三桂占领贵阳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其亲率主力东出入湘,一路由他的大将吴屏藩率领北上入蜀。1674年3月,吴军攻入湖南。此时别说两路平叛大军,就是康熙提前派出的八旗应急先遣部队都尚未能够到达前线,本地的绿营兵将独木难支,只能或逃或降,否则别无生路。史载,吴三桂率部长驱直入,“五千里无只骑拦截”,仅仅一个月时间,湖南全境便告沦陷。

四川一路同样如此,凡吴军所到之处,清军几乎是望风披靡,四川巡抚、提督、总兵等高级将官先后或从叛或投降。四川巡抚罗森素来“有能吏声”,即便得到吴三桂反讯,还能够将川省军情逐一上奏朝廷,但当吴军大兵压境,还是走了曹申吉的老路。

湖南、四川沦陷,必然危及陕西、湖北。吴军前锋在进入湖北境内后,直抵长江南岸的松滋,与清军大本营荆州隔江相望,形势岌岌可危。

前线战况牵连着后方的敏感神经,京城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大学士、兵部尚书王熙注意到,“汉官多移妻子回家”,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官员已对战争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潜藏在京城内的反清之士则受到激励,一个叫杨起隆的人自称“朱三太子”,趁机组织一些汉人和八旗家奴举火起事,起义者“皆披甲露刃”“四处纵火”,受到惊吓的百姓纷纷逃往城外的西山避难。

杨起隆起义组织得不是很成功,“同谋者人数众多,彼此却并不相识”,所以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京城秩序也重新趋于平稳,但那种紧张和恐怖的气氛却没有能够完全散去。有一天晚上,京城内突然再次起火,有人怀疑是吴应熊的党羽所为,吴应熊因此成为众矢之的。

吴三桂反叛前,女婿胡国柱为了促其下定反叛决心,曾答应派侍卫入京接回吴应熊及其子,事实上,由云南出发的入京密使李恕、张镳确实找到了吴应熊,但吴应熊却拒绝了他们的安排。

与吴三桂最初轻视康熙,以为康熙年轻,无能力理军不同,吴应熊长居京城,深知康熙的才能,他对吴三桂反叛的前途一直都持悲观态度,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家庭,一有机会就对父亲进行规劝,让父亲不要轻举妄动,铤而走险。

“三桂父子异趋,父蓄异谋而应熊则欲守臣节,保全禄位,所以规谏无不止。”可是入京密使带来的却是父亲决定反叛的消息,这让吴应熊顿有五雷轰顶之感,他“徘徊不果,日饮泣不止”,最终还是只让李恕、张镳带走了他与侧室所生的大儿子吴世璠,自己与另外两个儿子则仍然留在了京城。

吴应熊的妻子建宁公主是康熙的亲姑姑,吴应熊就是康熙的亲姑父,建宁比康熙大十三岁,康熙小时候常和她在一起,彼此关系较为亲密。人这一生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即便身为皇帝亦是如此,与吴应熊夫妻的这种亲情关系,使得康熙虽然对吴三桂的反叛倍感愤怒和惊愕,但他最初仍对吴应熊及其随从网开一面,给予了宽宥。

只是局势的变化和舆论压力并非皇帝一人所能随意左右。京城火起以及传出“熊党为之”的流言后,议政王大臣等纷纷上疏,指出吴应熊的随从官员与外官不同,“不便从宽,应请拿问”,康熙难以否决,遂下旨将吴应熊的随从“暂行拘禁”。

之后就轮到了吴应熊。中国古语道“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然而在古代社会,涉及谋反等大罪,“罪及父母,祸及妻儿”才是常态,吴应熊尽管反对父亲谋反,但一样要面临大清律例的追究和惩罚。诸王大臣众口一词,认为“吴应熊系反逆子孙,理应诛戮,以彰国法”。康熙犹豫再三,终究下不去手,“未忍加诛”,他答复诸王大臣说,暂且留吴应熊一命,让他“束身待罪”,可促使吴三桂有朝一日“悔祸自新”。

女真万人不可敌

在湖广战场,康熙派出的四支先遣部队终于陆续抵达荆州,不久,大将军勒尔锦亦率兵到达。康熙的本意是要八旗军主动出击,进驻常德、长沙乃至争取整个湖南,但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所带的兵力太少而且全是轻骑兵,同时他们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如果需要渡江击敌的话,船只和粮草够不够用。

等到各部到达荆州,才发现严重缺乏船只,喂养战马的草料不足,武昌、荆州的官府虽然调集附近驻防官兵来援,然而也未预备足额的船只和草料。此时恰逢连日暴雨,江面水涨,清军就算手里有船都没法渡江,好不容易等到大雨停歇,渡江的船只也备齐了,吴三桂已经占领长沙等要地,“沿江列戍,壁垒相望”,勒尔锦只能一面隔江与其对峙,一面自荆州分兵襄阳、郧阳等地,组成荆襄防线。

也就从这时候起,吴军先前狂飙突进的势头突然停顿下来,其进至松滋的部队一连三个多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于吴军的顿兵不前,吴三桂的一些将领、谋士深感诧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已经打到长江边,举足即可渡江的时候却反而变成了软脚蟹。要知道,尽管八旗军已抵荆州,但江北已然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果吴军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不仅可以将军事主动权稳操于手,还能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反清势力协同作战,到时朝廷无法收拾局面,势必还将后退至黄河北岸。

谋士刘玄初特地写信给吴三桂,催促他“直捣黄龙而痛饮”,不要阻兵不进,坐失机宜。可令刘玄初倍感失望的是,信件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吴三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未几,刘玄初郁郁而死。一直到死,他都不知道,吴三桂其实不是不想渡江,而是他过不了江,即所谓“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作为一个靠军功起家的武将,吴三桂用兵几十年,老谋深算,岂能不知北渡之重要,但问题是要过得去才行啊!在这三个多月里,吴军已经发动了数次进攻,然而均未得逞,比如1674年4月初,吴三桂曾派万余人,乘七百艘船只逼犯彝陵,结果却在满汉官兵的水陆拦击下大败而归,“遁回宜都”。

从清初的统一之战起,清廷开始大量使用绿营并依赖于三藩,后人往往想当然地以为八旗军战斗力下滑,不堪使用所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八旗军依旧保持着惊人的战斗力,之所以不能大规模南下,只是受到了兵力和地形所限,如今与吴军隔江对峙,尽管并不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却照样不落下风。

退一步说,即便吴军不惜代价,拼死拼活打过江去,要想在江北平原上与八旗军继续争胜也相当困难。吴三桂在明末献关前与八旗交过手,后来又与八旗将官共事,深知八旗军最大的特长乃是骑射,若与八旗比骑射,关宁铁骑也好,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也罢,都非其对手。有的部将不知深浅,跃跃欲试地提出要到江北与八旗决战,吴三桂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告诉他:“你等不知虚实,我与他(指八旗将官)共同用兵多年,其骑射是最不可当的。如今我们依山阻水还可以自守,若到平原地方,你们如何敌得过他?”

“女真万人不可敌”,对于八旗的骑射,吴三桂及原关宁铁骑的部属的确怀有深深的恐惧,别说过江到平原上去了,就是在湘北的山林沼泽地区,都害怕八旗的骑兵随时会冲过来。隔江对峙期间,他们在城外大量布置了鹿角,后者实际是形似鹿角的木头,也称鹿角木,埋于地下后,可以阻拦马足,遏制骑兵冲锋。

除了渡江北上外,吴军在进攻方向上当然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刘玄初外的其他谋士、将领献计献策,分别提出了“下九江,扼长淮,以绝南北运道”“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以自固”等主张。不过康熙对此也早已防范在先,并站在战略高度提前做出了部署。

明清时的东南向为财富之区,赋税重地,“军国之需,尽仰给于江南”。吴军若要“下九江”,目标就是要在占领东南后,切断京城及清军的物资补给,康熙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指示“江西水陆皆与楚、闽接壤,尤宜固守”,下令固守江西并加强长江上游各重镇的防务,以阻止吴军顺流东下。

“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无疑志在西北,而康熙对西北也极为重视,将它和江南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除以重兵防守四川外,还特别重托陕西总督哈占、甘肃提督张勇、陕西提督王辅臣,让他们严密防守西北边陲,切勿给敌军以可乘之机。

吴三桂反叛后,朝廷闻变仓促,最初不及布防,所谓“京兵未出,诸道兵未集,地方处处无备”,但等到康熙进行全面布局和调整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吴军无论是长驱北上,还是顺流东下,抑或进兵西北,都无法再一蹴而就,吴三桂本人也有束手无策之感,只是其他人不知内情,才会觉得吴三桂愚蠢固执,横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三桂皆拒弗从”)。

反叛浪潮

就在八旗劲旅将吴三桂堵在湖广,使其进退不得的时候,南方突然掀起了一股汉官汉将从叛的浪潮。

打头阵的是广西将军孙延龄。孙延龄原系定南王孔有德藩下标员,地位不高、权力不大而且“无大才略”,他能够出人头地乃至成为封疆大吏,靠的是妻子孔四贞。孔四贞系孔有德之女,孔有德死后,全家只有孔四贞逃到京城,孝庄将其收为养女,封和硕格格。孙延龄因妻而贵,被授以“和硕额驸”的称号,朝廷“命之掌管王旗”,直至出任广西将军。

广西是孔有德生前的南征区域,孙延龄在广西所节制的部队即为孔有德旧部,作为其部下的都统王永年、副都统孟一茂等人也都是孔有德的旧将。众所周知,明末官军的专横跋扈,在历史上是颇为少见的,“进止多不从节制”,三藩势力就来源于这些人,孔有德的旧部虽有别于三藩,但也有着“素不奉约束”的习气。孙延龄年轻,缺乏统兵经验,“不能弹压官兵”,王永年便不把他放在眼里,竭力架空他,导致“一军唯知有都统,不知有将军”。

孙延龄不甘大权旁落,乃以王永年克扣军饷为由对其进行参劾,王永年亦与孟一茂等人合疏,参劾孙延龄贪赃枉法及纵容属下为害百姓。两边内讧,互不相让,弄得桂林“城门昼闭,乡民不敢入城”。

康熙闻讯派人到广西进行调查,最终查出孙延龄的罪状属实,但因念及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特命宽免其罪行,没有对他进行追究。谁知日渐骄纵的孙延龄不仅不感恩,反而埋怨朝廷没有治王永年的罪,乃至“恨永年刺骨”。吴三桂叛乱后,康熙特授他为抚蛮将军,令其统兵固守广西,然而孙延龄仍纠结于个人私怨,一心只想着如何对王永年等人进行报复。

吴军占领湖南后,能否在湖南站住脚跟,既取决于他们和八旗军的正面攻守,也与湖南相邻各省尤其广西的态度息息相关,甚至如果广西能够与广东携手出击,就可以直接威胁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因此致书孙延龄,对他百般拉拢,孙延龄认为这是一个私仇得报的机会,于是便假借议事的名义,将王永年、孟一茂等召至府中杀害,继而“遣人纳款于三桂,蓄发易衣冠,举兵反”。

在这股反叛浪潮中,最大牌的汉籍叛将不是孙延龄,而是三藩之一、靖南王耿精忠。耿精忠“鸣剑之心,已非一日”,还在迁藩期间,就已与麾下诸将密谋反叛。获悉吴三桂叛乱后,康熙立即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回派往广东、福建履行撤藩任务的使臣,但这依旧没有能够挽回耿藩之心。

当时福州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句谶语,云:“七星再拜真天子,分明火从耳边起,杀尽三山牛出血,身骑白马军中止。”耿精忠得知后大喜,自己的日夜图谋已天意相吻合:省城官方为防止火灾,在藩府所在地挖有七井,这就是“七星”,“七星再拜真天子”隐喻着福州要出皇帝;“分明火从耳边起”,火耳合并是个耿字,暗指皇帝就是耿精忠;福州境内三山鼎立,所以福州别称三山,“杀尽三山牛出血,身骑白马军中止”,当然是说耿精忠将在福州起兵,要杀他个人仰马翻了。

1674年4月20日,耿精忠诈称海寇来犯,将福建总督范承谟诱至藩府并加以扣留幽禁。当天,他伪托其祖父耿仲明入山海关时与三桂有约,率部起事,分别派兵袭取浙江、江西,与吴三桂遥相呼应。

在三藩之中,唯有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一直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也因此为朝廷所特别倚重,康熙晋封他为亲王,使他成为继吴三桂之后得此最高爵位的第二个汉人。孙延龄叛变后,康熙又命尚可喜出兵进行招抚和剿灭,同时阻止吴三桂势力顺势进入广西,不料尚可喜尚未建功,曾为耿精忠旧部的潮州总兵刘进忠便密通耿藩,拥兵反叛,这使广东方面亦陷于腹背受敌,举步维艰的困境。

法国传教士白晋如此评论吴三桂叛乱:“这一叛乱的危害性是如此之大,因为它为其他的叛乱提供了机会。”乾隆朝史家赵翼分析得更为透彻:“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兵锋甚锐,是以四方响应。”

吴三桂历仕两朝,戎马经年,所将官兵甚多,镇守云南期间,更借“西选”网罗党羽,亲信遍及各省,再加上吴军一开始那种摧城拔寨、气势如虹的劲头,以及相形之下清军望风披靡、形势甚危的窘境,都给予外界以强烈刺激和暗示,所以只要吴三桂稍一煽惑,与之有着各种各样联系的汉官汉将便很容易予以响应。在孙延龄、耿精忠反叛期间,他们也先后加入了叛乱阵营,其中仅提督就有六人,总兵及以下将官更是不计其数。

神龟

“东西南北,在在鼎沸”,新一轮反叛潮来势汹汹,本已有所缓和的局势又被拖回了波云诡谲的深水区。趁着朝廷焦头烂额,忙于四处扑火之际,吴三桂重新发起攻势,见八旗劲旅紧扼荆楚,他一边派兵袭击荆州清军驻地,“每声言渡江”,一边依照谋士、部将们“下九江”“出巴蜀”的建议,向东西两翼分兵,“一由长沙窥江西,一由四川窥陕西”。

江西处在湖南、福建的夹攻之中,叛军尚未杀到,已经是民心不稳,乱象环生。按照康熙的说法,“地方奸徒”(也称“土寇”)四处捣乱,他们或啸聚一处抗拒官兵,或给叛军运送粮草,或散布传单制造混乱,或窝藏叛军奸细和向叛军提供情报,“所在背叛,忠义全无”。江西如此,受叛军威胁的其他省份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此时云、贵、湘、川、黔五省被叛军占领,又有这么多周边省份内部不稳,至此,全国大乱,山河破碎的局面已昭然若揭,实非中央政府发两份安民告示所能遮掩。

形势发展增加了吴军将士对未来的期待。之前谋士刘玄初上书吴三桂,打了弱与强、贫与富的两种比方。在他看来,吴军的老根据地只有云南,云南一隅之地,论地方经济实力,尚不足东南一郡,而朝廷却地域广大,仅荆、襄、江、汉之间,便能云集“吴越之财货,山陕之武勇”,因此吴军是弱者、贫者,朝廷是强者、富者。弱者的长处是快捷灵活,强者的优势是力大威猛,弱者与强者斗,弱者利于速决,强者利于持久。同样的道理,如果贫者与富者打官司,贫者最好能及早了结官司,因为你耗不过富者。

刘玄初据此极力反对顿兵不进的做法,认为越僵持下去对吴军越不利,最后只会自取灭亡。其他吴军将领、谋士的看法也大同小异,无论是“下金陵”还是“出巴蜀”,尽管各有侧重,然而从战略上讲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力向前推进,决不能停顿下来。如果说原先吴军不是不想推,是推不动的话,现在则不同了,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和可能。

让众人感到不解和失望的是,他们的统帅吴三桂虽然已重新发动攻势,但却始终没有表现出“直捣黄龙而痛饮”的愿望和决心,即便渡江云云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吴三桂的这一态度甚至引起了海外关注,朝鲜国王得到报告称:“(清国)变异迭出,兵连祸结,而姑无朝夕危急之势矣。三桂苟有大志,扫清中原,则必已深入,而尚据一隅而不进,其无大志可知也。”

报告对政治局势的观察不可谓不深刻犀利。说穿了,吴三桂原本就没有什么雄才伟略,他只是一个舍不得丢弃荣华富贵的王爷,所谓“恢复汉家天下”之类的政治理想都离他太远了,特别是在荆襄防线受挫后,他已基本丧失了推翻清廷的信心,剩下来的念头都是如何才能保住既有果实,争取与清廷“划江而国”。

吴三桂是个很迷信的人。当初吴军杀入湖南,原本气势如虹,但当他们到达湘北的澧州时,突然雷电交加,一声霹雳过后,吴三桂所乘坐的车子竟被闪电击中,连车夫的须眉衣帽都烧焦了。吴三桂作为从生死场中冲出来的武将,当然不会怕什么雷电暴雨,他所畏惧的是天意——是不是老天给我警示,让我止步于此,不要再前进啦?

嗣后吴三桂禁止人们谈论这件事,但他自己却对此耿耿于怀。后来他听说衡山有一座岳神庙,庙里藏着一只铜钱大小的白龟,寿命达百年以上,当地人奉为神灵,常向它占卜吉凶且十分灵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吴三桂亲自前往岳神庙,去了之后他把一张全国地图铺放在神座前,将“神龟”置于地图上,接着便默默祝祷,观察“神龟”的走向。

只见“神龟”在地图上蹒跚而行,然而始终没有越出长沙、岳州、常德的范围,最后又回转到云南停止。吴三桂一连占卜三次,结果都是一样,这使他终于确信自己以云贵为根据地,割据长江南端的设想完全符合天意。

动物比人诚实,即便“神龟”,也不会为了骗一点香火钱就故意投人所好,而人却往往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厢情愿地去揣测所谓的“天意”。吴三桂似乎从来没有设想过,“神龟”的走向会不会寓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彼时的他一脑门子都是这种念头:形势对我有利,我既有军事实力,又占半壁江山,儿子还是皇帝懿亲,朝廷必肯与我讲和!

画地讲和

1674年5月初,吴三桂用船只将被扣留的撤藩使臣折尔肯、傅达礼放还武昌,还让二人带去一封给康熙的信件。防守武昌的将军尼雅翰当即上报朝廷,并将二人及信件送往京城,康熙闻讯大喜,派侍卫迎至黄河,宣旨慰问,又命赏赐折尔肯等人衣帽鞋袜。

在没有看到吴三桂的信件前,康熙曾以为是乞降信,但他又不相信这种形势下吴三桂会投降,遂谕令勒尔锦:“朕考虑吴三桂向来狡诈,这里面(指写乞降信)可能藏有诡计。如果他服罪请降,王(勒尔锦)及将军等要商量对其进行招抚,同时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他若真的有心投诚,王等应以礼受降,但对其部属仍应严防,不可分散兵力,急于前进。”

直到折尔肯、傅达礼携信件抵达北京,康熙才知道吴三桂并不是要乞降,而且对其反叛亦无丝毫悔意。不久,达赖喇嘛五世上疏康熙,说:“若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嚣张之意),莫若裂土罢兵。”吴三桂在反叛前与借与西藏互市之机,“岁遣人至藏熬茶”,双方关系相当密切,达赖的上疏表面是为康熙献计献策,实际是吴三桂的授意,要康熙承认既成事实,“裂土罢兵”,分国土给吴三桂。

吴三桂的信件没有保留下来,清宫实录也没有记载具体内容,但联系达赖的上疏以及吴三桂在长江南岸顿兵不进的情况,可知信件的内容很可能涉及吴三桂“划江而国”的图谋,以及遣还吴应熊等要求,也就是吴三桂在酝酿举兵谋反时,其婿侄们所建议的“索世子世孙于北,画地讲和”。

吴三桂及其婿侄还有达赖们,都太不了解康熙了。康熙从小接受严训,有着远大抱负,他连三藩这样的割据局面都不能接受,又怎么能够容忍“裂土罢兵”“划江而国”?达赖的建议因此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兵,但(吴三桂)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

吴三桂起初轻视康熙,而康熙则打心眼里从头至尾都看不起吴三桂。同是降清的汉官汉将,除吴三桂外的另外两位藩王都是一开始就为清军效力,只有吴三桂是中途投诚,走投无路才被迫“摇尾乞降”,这不单是康熙的认识,也是整个清朝皇室对吴三桂的印象。吴三桂从献关到统一战争,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到康熙当皇帝时,天下大定,他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太深的感受,倒是吴三桂称霸西南乃至带头起兵反叛的种种行为就发生在眼前。

吴三桂反叛时发布了一个反清檄文,而清廷也有讨吴檄文,檄文痛骂吴三桂为人臣仆,“迭事两国,而未尝全忠于一主”,文字间对于吴三桂人格的蔑视可谓一览无余。继讨吴檄文之后,康熙又通过与达赖的对话,指出顺治封吴三桂为藩王,让他的儿子娶了公主,自己又加封他为亲王,其所受恩典,不但越过所有朝臣,自古以来都少见,“吴三桂负此殊恩,构衅残民,天人共愤”。

在康熙眼中,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不忠不义之徒,根本不配与自己平等对话,更不用说什么谈判平分疆土了。在给刑部、兵部的上谕中,他提道:“近览吴三桂奏章,语词乖戾,妄行乞请。”

吴三桂的婿侄们所效仿的是“汉高分羹之计”。这个故事中的项羽虽然优柔寡断,但并非心慈手软之人,死在他手上的仇家和无辜者不计其数。其实他在听了刘邦“也分我一碗汤”的话后,已经勃然大怒,准备杀了刘太公和吕雉,之所以改变主意,还得归功于那个在鸿门宴上吃里爬外的项伯,是他的一番迷魂汤,灌得项羽临时改变了主意。

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对此心明眼亮,他在劝告信中给吴三桂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不要放还撤藩使臣并企图让他们为你代言,他们被你抓了,已经是“辱国之臣”,回去后自己还害怕朝廷追责,又岂敢替你代言;第二,不要幻想世子(吴应熊)能够活着回来,因为“朝廷宁失四海,决不令世子返国也”。

果然,康熙的朝中没有项伯,多的是对吴三桂及其家族咬牙切齿的大臣。大学士王熙密奏康熙,请求将吴应熊正法,并将其首级传至湖南、四川,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打击吴三桂,彻底粉碎吴三桂及其党羽的幻想,而且能够影响作战双方的士气,“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诸王大臣也都认为“(吴三桂)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弃市,义难宽缓”,劝康熙大义灭亲。

康熙原先不杀吴应熊,部分原因是希望牵住吴三桂的心,有一天主动悔过投降,但吴三桂军事势力的持续扩张以及吴三桂“画地讲和”的实际举动,让他认识到已不可能再把对方拉回头,至此,剩下来也就只有能否“大义灭亲”,与吴应熊彻底决绝了。

大义灭亲

春秋时,卫国公子州吁弑君篡位,卫国大夫石碏设计除掉州吁,又派家臣杀掉了与州吁同流合污的儿子石厚。《左传》在记载这件事时,给予石碏极高褒扬,认为他是一位纯粹正直的臣子,尤其因痛恨弑君者而选择把儿子杀掉的行为,更是了不起,“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所谓大义灭亲,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事情吧!

石碏的故事是“大义灭亲”一词的最早起源,从那以后,大义灭亲便俨然成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的一项判断标准,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贵族大臣甚至皇帝,都必须接受它的检验。康熙当然也必须过这一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是一个好皇帝,而不是相反。

在臣民们的注视下,康熙终于做出了选择。1674年5月18日,他接受诸王大臣的建议,将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其余幼子免死入官(但三藩之乱平息后仍被处死),包括吴应熊的随从在内的应坐人犯分别正法。谕旨中说:“朕考虑乱臣贼子自己作孽,处罚他们的刑章分明,众人也都一致赞同进行处罚,朕不能再私下包庇。”

在吴应熊的在京亲属中,唯一没有受到株连的只有建宁公主。康熙深知她是政治婚姻下的牺牲品,且吴应熊父子皆已为朝廷所杀,虽然从康熙的角度来说,这么做乃是为祖宗社稷不得已而为之,然于情于理,他对自己的姑母终究不能不抱有歉疚之情。吴应熊获罪后,康熙仍对这位姑母恩礼备至,多次下谕表示:“公主被反叛所连累,多年来生活过得艰难窘迫,朕每每想到此处,未尝不感到难过。”

不管康熙如何予以关照,建宁悲惨的命运都早已注定,她的余生都只能在孤独和痛苦中慢慢度过了。建宁夫妻曾经共同生活的宅第名为公主府,亦称额驸府,此宅原来的主人是前明大学士周延儒,周延儒被崇祯赐死,而后吴应熊父子又被诛杀,所以人们都认为它的风水很不好。

公主府归宗人府所管,建宁死后,无子嗣可以继承,宅第自然由宗人府收回,另行分配给其他王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敢住。一直到民国,由于有人自缢于此,凶宅之名遂不胫而走,民间将其列为北京“四大凶宅”之一。

生活从来都不会饶过任何人,失去爱人的魔咒很快也应验在了康熙自己身上。6月6日,皇后赫舍里氏生下一名皇子(赫舍里氏所生的第二个皇子,第一个皇子已于四岁时夭折),康熙此前虽然已经做过几次父亲,但依然非常高兴,他当即给皇子取乳名保成,意为保证成功,平安成长。与此同时,皇后本人却因难产而昏迷不醒,当天她即抛下丈夫和孩子撒手人寰,死时年仅二十一岁。

康熙和赫舍里氏所经历的是青梅竹马一般的爱情,康熙一直对赫舍里氏抱有一种特殊情感,她的暴卒令康熙悲痛不已,喜得嫡子的欢快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赫舍里氏死后,康熙亲自执笔,为她撰写了感情真挈、朴实无华的谥文(康熙后两任皇后去世,谥文均由大臣撰写)。清朝皇后的谥号一般都以“孝”字开头,但康熙别出心裁地给赫舍里氏多加了一个“仁”,使其谥号为“仁孝”,显示出赫舍里氏在康熙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不仅如此,康熙还下令为赫舍里氏辍朝五日,以示悼念。明清虽然都有因丧辍朝制度,但在为皇室成员辍朝方面,主要限定于大行皇帝和皇太后,皇后嫔妃的例子很少,此时又正值平定三藩之乱的非常时期,康熙能够这么做,实为难得。

辍朝五日之后,除了国事不能丢开外,康熙仍旧沉浸在对亡妻的缅怀之中。他先将赫舍里氏的梓宫安放在紫禁城西,由于自己的陵寝尚未兴建(皇后照例需入葬皇帝主陵),他又亲自将梓宫送往巩华城(明行宫所在地,也称沙河店行宫),夜晚方归,而无论皇后梓宫是在紫禁城西还是在巩华城,他都经常前去举哀。海内外观察家均注意到了康熙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其国王报告:“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

朝鲜人把康熙对皇后的悼念理解成贪图享乐,荒疏国政,固然有着他们自己的主观偏见,但也说明,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完全代替别人的感受。就好像康熙同情建宁的遭遇一样,说到底,也仅仅是同情而已,只有当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才会真正感受到那种可能随时被“大义”灭掉的“亲”有多么可贵,痛失爱妻的康熙正是如此。

更大的亏

距吴应熊父子被处死两个月后,吴三桂才得到消息,当时他正在吃饭,闻讯立即放下酒杯,流着眼泪说:“今天是真的骑虎难下了!”又说:“皇上不过是个少年,竟可以做到这一步?完了!”说完,他把面前的食物一推,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康熙的处变不惊和运筹帷幄早已令吴三桂刮目相看,但他仍然低估了这位少年皇帝,他没有想到康熙平叛的决心如此之大,对于双方谈判的桥梁能够说斩断就斩断,既不给别人留退路,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除了武功足以鹤立鸡群外,吴三桂与大多数降清的明末将领没有什么不同,即无远见,无理想,无节操,为人处世“善持两端”,随时发生动摇。自举兵反叛以来,其实他就有些懊悔,觉得自己可能做了一件亏本生意,心里一直想着的都是如何才能少蚀点本钱。

吴应熊父子对吴三桂而言当然是相当重要的,占领湖南后,他借谈判“生得其子”的信心已经大增,然而正所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转眼之间,这一线希望就被无情割断了。

一边是如意算盘的被彻底打破,一边是徒然沦为牺牲品的爱子幼孙,吴三桂百感交集,既愤恨失望,又痛心沮丧,其间因而发病,“竟以似死人”,但为了不致动摇军心,他又不敢在众人面前过于表露自己的悔恨情绪,只能暗地里老泪纵横,像崇祯临死前那样埋怨“诸臣误我”,说自己“吃这一伙(指他的婿侄、部将)了”。

吴三桂还不知道,他更大的亏吃在哪里。由于低估了康熙和对谈判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吴军没有借反叛潮涌起之机,发动孤注一掷的大举进攻(不管是往哪个方向),这是他在战略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且未来没有任何可以挽回和弥补的余地。吴军大将吴国贵后来承认,“(吴三桂)从前所为皆大误也”,他认为吴军当时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宁进而死,不退而生”。

早在新一轮反叛潮掀起之际,康熙已经在动用他全部的资源,竭力抵消各路叛军进攻给己方所带来的压力。那一时期,受威胁最大的是江西,江西为广东门户,水陆皆与楚闽接壤,乃吴、耿两军必争之地,该省一旦有失,必然危及广东,如此长江以南将悉为叛军所有。康熙对此极其重视,认为“江右为粤东咽喉,江浙唇舌,所关綦重”,他一接到江西巡抚奏报,得知吴军“欲犯江西袁州、吉安”,便马上向袁州、吉安和江西其他地区派出重兵,以防止吴、耿会师江西。

等到吴三桂从梦中惊醒,最佳的出兵时机其实已经错过。在感觉谈判的退路已断,不得不与清军殊死一搏的情况下,吴三桂才命令所部向江西急进。尽管如此,夹攻江西的吴、耿两军仍保持着迅猛的势头,兵锋所指,“守兵或降或遁”,加上“土寇”的里应外合,致使江西形势十分吃紧。康熙急忙调整部署,相继派出定南将军希尔根等满人将领前往江西助剿,同时命增援广东的部队调转方向,先增援江西,原定去荆州的八旗援军也随之改赴江西。他还通过手书谕令要求将领们必须死保江西,尤其袁州、吉安、赣州等要地更不容失陷,因为这些地方若有闪失,“广东声息必至梗阻,广东梗阻则势益危急”。

经过将近一年的鏖战,清军终于打破了叛军对江西的夹攻,江西转危为安。在此过程中,康熙的反应之快以及调兵遣将的效率之高,均令人惊叹。事实上,从战争开始,他就命令兵部在原有的驿站之外,每四百里设置笔帖式、拨什库(二者均为办事官员的官名)各一,从而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通信机构。这一新机构的差员每一昼夜可行千余里,由北京到荆州五天便可以往返,由北京到浙江则只需四天,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已将畜力交通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

康熙每天接到的各地奏章达三四百本,经他一个字一个字亲自批阅的有四五十本,包括军务在内,一天手批口谕,可处理五百余件事务,这使得他虽然足不出京城,但对前方战况变化以及将士勇怯与否均了如指掌,从而可以做到“指麾臂使于数千里之外”“上下畅达,事无稽迟”。据说吴三桂在得知康熙驿报神速,机谋深远后也自叹弗如,唯有仰天长叹,说:“难以和他争锋啊!”

正是因为对前线情况洞若观火,所以康熙对参战的八旗军并不满意。他原先曾抱着乐观想法,认为只要八旗劲旅一出,叛乱很快就能平定,南下荆州征剿的大将军勒尔锦也信誓旦旦地向他做出保证,说“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实际情况却是相反,八旗军行进迟缓,不过六百里的路程,居然走了一个月,致使吴军乘虚猛进,迅速占领湖南,将其势力推进到了长江南岸。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康熙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主要还是将领不行,由于将领不行,使得八旗士兵没能表现出他们应有的战斗力和进取心,即俗话说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军威万里风雷疾

清初八旗军的统帅多为开国诸王,至三藩之乱爆发时,不仅开国诸王大多已不在人世,就是顺治朝有过战争经验的第二代宗室诸王,很多也早早就在青壮年时期夭折,而从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国家渐渐安定,少有战事,宗室子弟难得再有上阵历练的机会,当然更不用说取得战功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很难挑到高级爵位和显赫军功同时兼备的人选,为此只好先顾一头,将至少爵位能够威压众人的亲郡王派去前方压阵。

被选中的亲郡王多为开国诸王的后代,但他们上了战场之后,不是指挥不当,就是“耽于安乐,胆怯如鼠”。顺承郡王勒尔锦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是礼亲王代善的曾孙,代善被努尔哈赤赐号“古英巴图鲁”,是勇士之最的意思,即便到勒尔锦的爷爷、父亲,也是勇不可当,轮到勒尔锦则全无父辈们的风采。事实上,他在荆州防线之所以缺乏作为,既有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限制,也有主观因素,清代笔记中就记载了勒尔锦坐镇荆州期间,听说吴军杀到,竟至“踉跄而归”。

勒尔锦打仗缺乏勇气,从地方上攫取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倒是不落人后,主帅的行为举止直接影响到普通官兵的心态,不少人也因而“逍遥河上,殊无斗志”。康熙对此非常不满,他严厉斥责勒尔锦等人,认为常德、澧州、岳州、长沙等湖南要地本来都是可以保住的,最终陷落,“皆是你等畏懦不前,坐失险要之故”。

三藩之乱初期,无良将可用的现实曾经深深困扰着康熙,也令朝廷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疲于应对的被动局面。朝鲜人在中国收集情报,就从一个汉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皇帝年少性急,近因丧患兵乱,心气暴发,不能自定。诸王诸将亦无智虑之人,吾辈不知死所。”

既然没有现成的良将可用,那就只能把更多的人派到战场上去,比如除亲郡王之外的贝勒、贝子,一边让他们经受战争的磨炼,一边从中挑选和发掘可造之才,但勒尔锦的教训让康熙认识到,不能只派毫无经验的皇族嫡系上去单打独斗,还得为之配备经验相对丰富的参赞集团。正好此时南方前线只有荆州由大将军勒尔锦统辖,其余各地的将军都互不统属,康熙认为这样不便于协调作战,容易贻误战机,于是便决定增派大将军及其参赞集团。

1674年7月28日,康熙授康亲王杰书、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命二人分别赶赴浙江、四川(实际仅至陕西),至10月23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陆续增派了五名大将军。这些大将军多数位高权重同时也欠缺军事经验,但身边另有具备军事经验的底层宗族子弟作为参赞,以对其进行协助。

征剿阵容由此大为改观,包括勒尔锦内,已有六名大将军转战于前线,正如康熙自己在诗中所写:“临轩重简轻藩出,军威万里风雷疾。”大将军们不仅在出征时带去归其指挥的八旗劲旅,而且到任后可统一指挥、相机调动所在辖区内的部队,因此大将军辖区实际就是作战区。在自己所在的作战区内,大将军通常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不必凡事都奏请皇帝批准,特殊情况下甚至允许改变皇帝的旨意,勒尔锦就曾得到康熙的指示:“勿唯朕谕与议政大臣之议是非。”

康熙这一轮的战略部署是固守荆襄,对吴三桂占据的湖南、四川取守势,但对江西和东南区域取攻势,包括康亲王杰书在内,新派的六名大将军里有三名都被投入江浙,而且全是亲王。

相对于康熙清晰的作战思路,吴三桂却让谋士和部下们有些捉摸不透。在湖南境内,他命人砍伐树木,赶造楼船巨舰,做足了要渡江北上的架势,而已经造好的吴军战船也奉命日夜出没于长江和洞庭湖之上,似乎随时都会对北岸的清军驻地发起猛袭。可是数月过去了,吴三桂在渡江方面依然毫无动静,也无速下荆州之意,每逢部下请战,他用来推托的借口还是老一套,即八旗骑射厉害无比,吴军没法到平原上去和他们决战。

吴三桂向来都是个滑头的角色,很少肯干一锤子到底的事情,面对八旗军这样的强敌,保存实力,不轻易与之决战,的确符合他的一贯个性。另外,康熙的江上布防乃至整个平叛部署都布置得极其周密,从7月至10月,接连有三位大将军被派往川湖赣三省,按照各自使命,他们或主攻岳州,或由江西取长沙,或由陕西攻打四川,这也使得吴军四面受敌,难逞其志。

不过话又说回来,吴三桂如果决意要渡江也没太大问题:北渡并不是非和八旗军决战不可,八旗骑射固然厉害,可既然只能拼到底了,总得在战斗中领教和适应,而且越早越好;康熙在湖南、四川采取的是守势,三位大将军最初所策动的攻势均为牵制性质,为什么用他们进行牵制?就是要阻截吴军在正面的伸展。

吴三桂不是看不到这些,他之所以裹足不前,其实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北渡。

一个人的格局和抱负决定了他到底能走多远。吴三桂叛乱的主要动因是抗拒撤藩,在发起叛乱,据有长江以南的数省之后,他便以为划江为国已成定局,即便吴应熊父子被杀,在他看来也只是与朝廷对等谈判已无可能,但他仍可以凭借军事实力割据一方,而康熙也莫奈他何。

在康熙加派大将军出征期间,吴三桂不断增兵防守湖南,除了派三员得力大将并守岳州外,又在醴陵造设木城,并增设总兵十余人,士兵七万,另外还有三千苗彝兵。相比于造舰,这才是吴三桂真正的军事部署,而造舰云云只是做做样子的障眼法。无怪乎魏源会以史家的眼光如此评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完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以划江而国。”

这分明是在出卖我

三藩之乱期间,朝鲜驻华使臣向其国王报告,说:“清人调兵,犹不用汉人,故汉人之于清人无怨无德矣。”其实这是一个带有主观臆断的虚假信息。当时全国的八旗军总共只有二十余万,不打仗时一半在京,一半散驻各地,虽然在战争中康熙已把八旗军的机动兵力都尽可能派上了前线,但在数量上仍远不及叛军。相比之下,由汉人组成的绿营约有六十余万,为八旗军的三倍,这是一个各方都不敢忽视的力量,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支持哪一方,哪一方的力量和声势就会大增,即古语所谓的“助楚则楚兴,助汉则楚亡”,除非康熙不想赢得战争,否则他怎么可能忽视绿营(也包括八旗汉军)?

另一方面,绿营对朝廷的忠诚度在总体上不及八旗,却也是事实,仅在云、贵、湖广、四川,附逆从叛的绿营提督和总兵就不在少数,所以自平叛战争开始以来,康熙既注意提高绿营兵将的地位,发挥其作用,但也从未放松对他们的戒备和防范。

各省绿营中,康熙对陕西最为关注。陕西乃边陲要地,“素号严疆”,该省绿营向以骁勇善战驰名,而且兵力也超过他省,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天下绿旗(即绿营)兵无如陕西强壮,而其数较各省倍重。”陕西的不少绿营将领在历史上与吴三桂有关系,在西北诸将中颇具威名的甘肃提督张勇、陕西提督王辅臣过去都是吴三桂的老部下,尤其王辅臣与吴三桂的关系更为密切,倘若他们串通一气,由侧面进攻北京,无疑将对清廷造成严重威胁。

还在吴三桂出兵湖南、四川,康熙调兵遣将最为繁忙的时候,他就特地降谕陕西总督哈占及张勇、王辅臣等人,让他们积极举报吴三桂用于招降的“伪札、伪书”,并表示:“你们都是朕擢拔的股肱之臣,捍御边境、绥辑军民就全依靠你们了!”

果然,吴三桂派人找到王辅臣的旧属汪士荣,命他间道潜入平凉,将自己的两封信和两道任命札送交王辅臣,同时托王辅臣将其中一封信和一道任命札转交给张勇,企图策动他俩随己叛乱。

吴三桂过去虽待王辅臣不薄,即便王辅臣负气离开云南,他仍亲自为之送行并赠送两万两银子作为路费,但康熙作为皇帝,对王辅臣更有莫大的知遇之恩,不但授予要职,而且在进京陛见时无微不至,仅仅共赏花灯、赐枪这些,就足以把王辅臣感动到不知说什么才好。如此一比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更何况吴三桂已经成了反叛者,要他走的也是一条叛逆之路,从个人利害得失的角度进行权衡,王辅臣也不可能再投向吴三桂。

按照康熙先前的指令,王辅臣立即拘捕汪士荣,随后便派义子王继贞将汪士荣连同“伪札、伪书”一并解送京城,交给朝廷处理。康熙对此非常高兴,嘉其“坚守臣节”,授王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清代爵名,意为三等子爵),授王继贞大理寺少卿,“加恩以彰激劝”。

王辅臣的做法却把张勇给激怒了。张勇与王辅臣一样系明末降将,但他的资历较深,在顺治朝时即出任云南提督,是当时军职最高的绿营武官,以后出镇西北的时间也比王辅臣要早。

张勇自认要论对清室的忠心程度,自己绝不亚于王辅臣,最重要的是,既然吴三桂托王辅臣向他转交“伪札、伪书”,事情已经涉及他,王辅臣在决定向朝廷检举前就理应和他打个招呼,或至少邀他密商一下,结果王辅臣什么都没做,使他陷入了尴尬处境。

张勇很担心因此遭到朝廷的怀疑和猜忌,他愤愤地对王辅臣说:“我俩本来关系很好,不分彼此。你想做忠臣,也应该先让我知道,然后我俩共同派人向朝廷汇报,可是你却抛下我,一个人向朝廷表忠心,而令朝廷对我产生怀疑,这分明是在出卖我!哼,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忠臣’究竟能做到几时?”

不久,归附吴三桂的四川总兵吴之茂派人向张勇送劝降书,张勇总算逮着机会,赶紧将来使同劝降书一起解交给康熙处理,康熙也下令“从优议叙”,给予嘉奖。

虽然张勇为自己洗脱了嫌疑,但他也从此和王辅臣翻了脸,两人私下里势同水火。其实王辅臣并不见得有张勇想象的那么阴险,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武人,斗大的字一个不识,做起事来往往欠缺考虑,同时他又不像吴三桂等人那样设有幕府,紧要关头身边无人能够及时提醒,以便“得其一言为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缺陷,当面临下一个人生选择时,王辅臣终于没能保持足够的理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

是要置我于死地

这边王辅臣、张勇刚刚因检举“伪札、伪书”受到嘉奖,那边吴三桂已下川湖,陕甘应声告急。陕甘倘若沦陷,则吴三桂便能将西北、西南连成一气,足可自保,陕甘一路的军事也因此变得特别敏感和重要起来,急需派朝中重臣前去主持。

刑部尚书莫洛曾为鳌拜党羽,鳌拜被擒后,本来要被问罪,但由于他在任山陕总督时素得民心,建有惠政,遂得以免罪。康熙经过斟酌,认为他是主持西北军事的最佳人选,遂特授莫洛为经略大臣,并加武英殿大学士,命其率满兵进驻西安。

康熙派重臣经略陕西的另一个目的是监督绿营将领。在吴军进攻四川的过程中,从四川巡抚、提督、总兵起,汉官汉将纷纷从叛,致使吴三桂几乎未用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四川全省,康熙对此无论如何放心不下。按照他的职权设定,莫洛到陕西后,“巡抚提镇以下悉听节制”,四川总督、巡抚都是满人,自然不用监督,莫洛受命监视和节制的对象主要还是王辅臣。

康熙虽然防范绿营将领,但不流露于表面,而且懂得如何通过抚慰和关怀等手段,拉近与这些将领的距离。莫洛却无此心计,也不能正确理解皇帝派他赴陕的意图,他时常把对绿营将领的怀疑和戒备直接写在脸上,结果铸成了大错。

当时安西将军赫业已率八旗军进抵四川,在克复七盘、朝天等险关后直抵重镇保宁。吴三桂的大将吴屏藩、从叛的原四川提督郑蛟麟等力拒固守,同时大量吴军盘踞于广元所属的百丈关诸处,两军相持不下。康熙认为,吴军主力正在荆襄一线与己方相持,不如乘此机会由四川“径袭其后”,即先克复四川,接着或取贵州或取云南,于是他诏令各部一面增兵保宁,一面增援汉中、广元一线,莫洛及其陕西官兵也接到了这一诏令。

王辅臣奉旨“听莫洛酌遣”,也就是听从莫洛安排,或者入川跟着赫业的八旗军打保宁,或继续留守原驻防区平凉。王辅臣接旨后主动要求进京密陈韬略,康熙考虑军事征剿任务繁重,来往不便,因而劝谕他不要进京,如有重要建议,可与莫洛面谈。王辅臣依令从其驻防地平凉骑马飞奔西安,向莫洛陈述了有关征剿的几点想法,谁知莫洛非但听不进去,反而认为“其意忤谬”。王辅臣个性倔强,为人傲气(否则当年也不会离吴三桂而去),莫洛的态度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从此便对莫洛产生了怨恨和嫌猜。

为了摆脱莫洛的辖制,王辅臣再次上奏康熙,表示“愿往湖南随征立功”,因为他当年曾随洪承畴出师湖南,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可是康熙并不了解他的真意,更不知道他与莫洛的关系已经如此紧张,便答复说无论到湖南还是到四川,都可立功。王辅臣的请求被拒,只得继续随莫洛调遣,但内心一直怏怏不乐,保宁之战打了几个月仍无结果,陕西作为提供粮饷的后方压力很大,莫洛担心时间长了陕西百姓难以承受,便奏请亲赴汉中增援,以速下保守。康熙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催促新任命的定西大将军董额也迅速进兵四川。

鉴于先期奉命入川的四千绿营兵已因缺饷而逃散,莫洛请准康熙,决定增募万余绿营兵用于征剿,并檄王辅臣随征。王辅臣长期统带绿营,对绿营的情况比莫洛更熟悉,他劝告莫洛说新招募的士兵还不能予以充分信任,带他们进征四川为时过早,莫洛置之不理,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儿。

王辅臣应命随莫洛出征,觉得兵力不够,就向莫洛请求增兵,莫洛倒是给他添了两千骑兵,但却又抽走了王辅臣所部的两千匹好马,而易之以疲弱的劣马。

谁都知道战马对骑兵的重要性,勒尔锦在荆州错过战机,原因之一就是战马不得力,王辅臣怒不可遏,当众说:“经略(指莫洛)尽调我良马,而以疲瘠者给我,是要置我于死地!”

王辅臣的部下多与吴三桂有旧,吴军在数月之间连下川湖的消息传至西北,令他们动摇不定,私下里纷纷向王辅臣进言,要求响应吴三桂。王辅臣虽然嘴上说“宁杀我,无负朝廷”,但内心其实也很犹豫,所以清代官书中多责其“怀叛志”。这样的心理加上王辅臣与吴三桂的特殊关系,以及他本人“信以处友”,颇重友情但又常常喜欢意气用事的个性和为人,成为王辅臣产生反叛念头的基础,而莫洛的怀疑和轻视则像催化剂一样,使他的念头很快变成了行动。

说反就反

得知莫洛仅率新招募的绿营兵出征,康熙也觉得不妥,紧急派人传谕说:“断不可轻易率兵前进,进必有变。”莫洛固执己见,依旧率部启行,并由秦州入川。

这时因四川水陆粮道皆为吴军被阻,清军粮运不继,已自保宁撤兵,康熙命莫洛亲自殿后接应,同时他又考虑到莫洛所统军队都是新招募的绿营兵,战斗力薄弱,而巴蜀山路险恶,若不以八旗军继之其后,一旦遇上吴军首尾夹击,就难以策应,为此专门传谕董额,要他“兼程而进”,争取尽快与莫洛会合。

董额接到了指示,但所部仍然行动迟缓,未能及时赶到会合地点,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夹击莫洛军的不是吴军,而是自己人——王辅臣军!

1674年12月30日,莫军行至宁羌州,其驻地与王辅臣的军营相距仅两里许。王辅臣趁其不备,一面暗地里截住各处险隘,一面率众喊着“马羸饷缺”的口号,向莫军军营实施了突袭。

随王辅臣入川部队的实力其实并不强,但莫军更弱,而且还猝不及防,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幸亏莫洛的亲随满兵临危不惧,奋起抵抗,才拼力击退了王军的第一波攻势。

开弓没有回头箭,王辅臣亲自上阵督战,指挥部属对莫军枪炮齐发。莫军营地在弹雨中被摧毁,莫洛也在被一颗火绳枪流弹击中后当场身亡,官兵有的逃走,有的死于敌军之中,余下的两千余绿营士兵全部被王辅臣收降。

被收降的士兵并不愿参加叛乱,在王辅臣率部从宁羌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的旧称)撤至沔县(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的旧称)的途中,他们纷纷逃亡,跟着王辅臣自平凉入川的部卒也因思乡而散去了数百人,这使王军的力量变得更加薄弱。本来董额的八旗军已到了沔县,如果立马扑上去弹压,王辅臣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但董额和刚到荆州前线时的勒尔锦一样胆怯惧战,听说王辅臣发动兵变,吓得不敢动弹,不仅未就近对王军“相机剿定”,而且还以栈道被阻塞,部队无法前进为由,急速退回了汉中。

通过董额的奏报,康熙得知了宁羌兵变的消息,不过当时还不清楚莫洛的下落和变乱详情,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在采取应变措施,四处调兵增援西安的同时,传谕兵部和陕西总督哈占,要求在查证王辅臣反叛事实之前,不得加害其妻小。

康熙认为自己待王辅臣那么好,“谊则君臣,情同父子”,王辅臣此前也表示了对朝廷的忠心,怎么可能说反就反?在他看来,即便事情被证明是真的,王辅臣也极可能只是遭到了部下的挟持和胁迫,身不由己之故,“即王辅臣果反,或出一时胁迫,亦未可定”。

直到莫洛标下的一名军官自栈道逃回,向陕西方面报告他目睹的情况,哈占再据此上奏,康熙才知道王辅臣真的反叛了,而且并不是受到什么挟持或胁迫,因为有人看到他亲自督阵并打死了莫洛!

康熙“闻之,殊为骇异”,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但仍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辅臣如果早就想着要反叛,又何苦要将吴三桂招降他的书札及来人送交朝廷处理?难道是和吴三桂唱双簧,故意在朝廷面前演一出苦肉计?

康熙下令召见王辅臣的义子、已被委任为大理寺少卿的王继贞。王继贞一进内廷,康熙就似告似问地对他说:“你父亲反了!”王继贞并不知道王辅臣反叛的事,王辅臣事先也没有和他通气,一时间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应声答道:“我不知道啊!”

康熙见状便把宁羌兵变的奏疏交给他看,王继贞不看犹可,看后吓得浑身战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王辅臣与莫洛之间的矛盾告诉康熙,康熙弄清原委后,安慰他说:“你不要害怕,我知道你父亲一向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叛的事。现在看来还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度指挥,所以才会发生平凉兵变(即宁羌兵变),以致逼得你父亲不得不从叛。”

康熙重新生出了招抚王辅臣的希望,他让王继贞立即前去平凉面见王辅臣,“你把我的命令告诉你父亲,就说你父亲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指王辅臣的部众)。你父亲必须竭力约束部众,破贼立功,这样朕连众人的罪行也将一并赦免,决不食言”。

王继贞随身还带去了康熙的敕谕。在这份敕谕中,康熙没有因宁羌兵变责备王辅臣一个字,反而把责任都归咎于自己,表示如果王辅臣能够反正,将既往不咎,且官职不变,仍可继续担任陕西提督,“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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