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以信而见疑？
话虽如此，对《游记》提出苛刻要求，怀疑乃至否定其书者，从马可波罗时代迄今，却数见不鲜。由于书中充满了关于东方世界的奇闻异事，使少见寡闻的他的当代人难以接受，在马可病危前，他的朋友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他的回答是，他还没有把他所见的事说出一半呢！随着地理大发现及欧洲人的东来，马可书中的许多事物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荒诞不经了，但还是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怀疑的口实是，有许多中国的事物如长城、茶叶、汉字、妇女缠足等不见于书中；扬州做官和献炮法攻陷襄阳等事可疑；还有，在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对证的有关马可波罗的资料等等。
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丝·伍德博士发表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集此前怀疑和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论者之大成。对此，笔者有《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文予以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收入本书第八章），此不赘述。
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记事，绝大部分都能在元代载籍中得到印证，有的还可以补中国记载之阙疑，如《站赤》那段公文，如无马可书的委细述说，我们将无从得悉其所指何事及其重要性；他对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描绘，谈得津津有味，有如读一部地方志书。他的书广布世界各国，译成多种文字，在我国就有汉文译本七种，蒙文译本二种；各国一些学者也倾心竭力研究他，写出很有价值的专著，这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为什么还有人，包括有些学者怀疑他呢？除上述几种原因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一个人的身世和社会地位，是他取得社会信任的因素之一，这几乎成为一个评价人物的重要准绳。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由于被称为英国作家，又是（或自称）爵士，写的一部《航海及旅行记》，自称是于1322年至1356年间在世界各地旅游的经历，曾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稿本、印刷本及译本为数极多，但最终被揭露为抄袭、剽窃他人之作。马可波罗的家世虽经学者（如亨利·玉尔）考订，但如穆尔和伯希和在其《寰宇记·导言》所说：“马可波罗的家庭所知甚少。”伍德博士书中的第13章《波罗一家何许人也》所说“马可波罗的身世鲜为人知”，虽然旨在否定马可书的真实性，但倒可以看出：一个家世无名的人的话或著作总免不了受人怀疑；反之，前、后于马可波罗来华的西方人，如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意大利方济各会的普兰诺·卡尔平尼（或译柏朗嘉宾）、法国方济各会的鲁布鲁克、意大利方济各会的鄂多立克和蒙特·科维诺等，这些人或为国王之尊，或受教皇或国王的委派，或是著名的苦行托钵僧，他们留下的东游记载，无论其有漏载或误记，无论其姓名不见于汉文史籍，都被后人重视而不怀疑其真实性。
马可波罗本人也有缺点，他记事多有夸张，对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爱炫耀。他任扬州行省长官一事，若非版本之误，就是自我吹嘘。伯希和说他可能做盐务官，也只是一种推测。至于把攻陷襄阳之功归为己有，更是欺世盗名。这当然贻人以怀疑的口实。
马可波罗在中国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还是一个谜。蔡美彪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发表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文，对这一谜底的解开颇有启发，值得重视。他依据元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与马可书的记事，对马可波罗的地位与身份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说，从其书中关于中国情况的记述看，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既不像旅行家那样去描述名山大川和文物古迹，也不像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纠纷。马可自称奉使云南和印度，但书中只称阁下（Messer）而无任何职衔，再加上其他类似情节，结论是，马可波罗是色目（西域）商人，而且是斡脱商人。斡脱是突厥语Ortog译音，原义为“伙伴”，转义为“商贾”，是替皇室或蒙古贵族放高利贷或经商而取利的官商，是“见（现）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元典章》卷十七，至元八年《户口条画·斡脱户》），他们也可以受朝廷或诸王的委付到各地包括域外去采办商货包括珍宝等物。因此，对前面提到的忽必烈遣使去锡兰购求红宝石时，马可说他也是使者之一一事，蔡文认为，倘此事所记属实，马可波罗本人只是随员之一，而非使臣。
此外，蔡文对马可波罗任职扬州盐务官员一说，认为最多是以商人身份参与过扬州的商务管理；对其在中国各地经行路线方位每有不合，对其书中只讲见闻而很少讲其本人事迹（按，这二者也是伍德博士否定其书的口实）与中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他的记事，对其记述的某些事件往往确有其事而不尽相合等问题，也从其斡脱商人的身份予以合理的解释。
如蔡文所说，波罗一家本来是威尼斯的富商，马可波罗到中国时，不过是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青年，以元朝西域商人（特别是回回商人）之多，尽管他聪明干练，忽必烈汗也不会委以重任。由于元朝的对外开放及政治需要，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居住、传教和经商，才使他们一家在中国停留十七年之久，还可能利用他们的经商才能和海外知识替政府效力，如此而已。再如，马可有夸大其辞、吹嘘自己的毛病，把攻陷襄阳之功据为己有更是一个大错误，如把他作为一个商人的习性来看待，再考虑到他在狱中生活的潦倒，那就不足为奇可以理解了。而过去，人们对他的期望值总是过高，要求太严，似乎作为一个大旅行家不应出一点错。笔者认为，蔡文对马可波罗的认识提出了一个新思路，是对马可波罗学研究上的一个突破。虽然这还是一个“假说”，却是一个合理的假说，是从元代的历史特点和马可波罗书的内证中得出的合理的推论，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