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内容梗概
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以元世祖统治时期的中国蒙古、中原、江南、西南、西北等地区的记载为中心外，还有一些篇章叙述了日本、印度、波斯（伊朗）、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因此，一些专家把此书称为《寰宇记》（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最早的稿本没有分卷，其后的整理和注释者把它分为引言和四卷，有的版本把《引言》分为十八章或六章，并加标题。本文为叙述方便，按玉尔—考狄埃（H．Yule-Cordier）本《游记》分为引言及正文四卷，译文则多参考国内诸译本如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等，而以穆尔、伯希和英译《寰宇记》为主。《引言》叙述波罗一家东来过程和离去的缘由，其离华缘由在中国史书中得到印证。第一卷叙述自小亚美尼亚到中国上都沿途的见闻。其中记报达城（今巴格达）哈里发王朝之被蒙古旭烈兀攻陷，伊斯兰异端亦思马因派木剌夷（Mulehet，Mulecte，一译木乃奚，阿拉伯语异端）的山中老人训练刺客及其为旭烈兀剿杀等事，虽系传闻，但皆可在中国史籍（刘郁《西使记》）中得到印证。他们越过帕米尔高原时，说此地渺无人烟，地势极高，不见飞鸟，气候寒冽，燃火不热，煮物难熟。皆系实情。从此他们经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噶尔（Cascar，今喀什市）、鸭儿看（Yarcan，原叶尔羌，今叶城）、忽炭（Cotan，今和田）、培因（Pem，唐之媲摩，今策勒县东北部）、车尔成（Ciarcian，Charchan，今且莫）、罗卜（Lop，今若羌）等地。所记各地多信伊斯兰教，鸭儿看人因所饮水质而致腿肿喉瘿（大脖子病）；在罗卜城外广袤沙漠中夜间旅行常闻鬼叫而迷路致死等事，俱可从中国史籍及外国探险家记载中得到证实。但在喀什噶尔和鸭儿看之间插入了位于中亚的撒麻耳干（Samarcan）城一章则位置颠倒。这可能是马可波罗讲述时的疏忽（类似情况还有），但他对该城的叙述，如有美丽花园及各种水果、基督教堂中承柱悬空故事等，则有汉文载籍（《至顺镇江志》）可证而非臆说。
经过在沙漠一个月的跋涉后，波罗一家抵达属于唐兀惕（Tangut，西夏）的沙州（Saciou，今甘肃敦煌）。马可说，这里人们崇拜偶像（即佛教徒），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居民对之极为虔诚崇敬。这倒是敦煌的特色，可惜他不是艺术家，未能鉴赏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至此，马可又颠倒其行程次序，叙述了哈密（Camul，今属新疆）和畏兀儿（Juguristan，今维吾尔）两地。他说，哈密居民皆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土产果实甚丰，恃以为生且出卖。爱音乐，能歌善舞，有文字，好读书。畏兀儿首府名哈剌火者（Carachoco，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六十里哈拉和卓堡，元时简称火州），其先王为树液结瘿而生。人民拜偶像，精研文学，遵守并熟悉其法律与风俗。这都可在元代典籍（《元史》、《元文类·高昌王世勋碑》）中得到印证。从沙州前行到达肃州（Succiu，今甘肃酒泉市）。他说，这里盛产大黄，行销世界各地。又有一种毒草，马吃后要脱蹄。现代医学家已证实，这是硒中毒现象，马可波罗可能是第一个发现或提出此种病理现象的人。再前行至甘州（Campciu，今甘肃张掖市）。他说，甘州是一大而繁华之城，人民拜偶像，间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徒，后者在此城中有壮丽教堂三所。此事在《元史·顺帝纪》后至元元年（1335年）三月记事中说“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足以为证。又说，这里庙宇及偶像甚多，这也属实，明成祖时波斯帖木儿王朝的沙哈鲁所遣使者到甘州时也见到这里的大佛寺和大佛像。离甘州北行十二天到达亦集乃（Ezina，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西夏王国的黑水城）。他说，此处临沙漠边界，骑行四十日北行，即到达了成吉思汗的发祥地哈剌和林（Caracorom，今蒙古国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的厄尔德尼召之北，元时简称和林）。马可波罗并未到过和林，是听人转述的，所记不免虚实混杂。他对和林的自然环境并未多说，而是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成吉思汗的兴起，他与长老约翰（指克烈部长汪罕或王罕）的斗争，鞑靼（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婚姻、丧葬、饮食、宗教等）、军事组织、作战方法、法律制度等。前二者不尽真实，是把约翰与汪罕混为一人，此前来蒙古的教士也是如此；后几项则基本不差。如对犯罪人的体罚，按其情节轻重，施以从七、十七……到一百零七下的板、杖刑；对盗窃马匹牲畜者则偷一偿九。这和《元史·刑法志》所记相同，后者所记不过更为详备而已。他还讲到继承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但除了蒙哥（Mongu）和忽必烈（Cublai）以外，他指出的上边的几位的次序和名字都不对。这也难怪，他是忽必烈时期到达中国的，又不是历史学者，出错是难免的。怀疑论者也把这一点作为把柄，未免求全责备。
马可波罗抵华前旅程图（附：蒙古帝国简图）
注：“+”为马可父、叔首次旅程
“-”为马可波罗全家来华旅程
“=”为波罗全家返里旅程
离开哈剌和林继续北行，马可说即到达八儿忽（Bargu）平原，居民为蔑克里惕（Mercrit，即蔑儿乞惕或蔑里乞），平原北有海洋，海岛中有很多大鹰（大隼）供大汗猎取。按，八儿忽元代又有八剌忽、八里灰、八儿忽真等称，部族名，居地在今俄国贝加尔湖东北巴尔古津流域，以产海东青（鹰隼）著名，为进贡元皇室特产。《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1280年1月27日），“八里灰贡海青（即海东青——引者）回回等所过供食，羊非自杀者不食，百姓苦之。”此事又见《元典章》卷五十七《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条（亦称八里灰）。可见马可所记为实，虽然其中有传闻成份。还应指出，此时马可波罗一家已在中国。
讲完八儿忽后，马可又把路程返回到甘州来。他说，离开甘州东行五日到达凉州（Erginul，伯希和据几种版本作Ergiuul，应是。《元朝秘史》265节汉文译音作额里折兀Ärji'ü，旁译西凉，即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他说，额里折兀既是唐兀惕（Tangut，即西夏国）大省的一国，又是省城的名字，人民有突厥人和信奉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徒，偶像教徒和摩诃末（伊斯兰教）教徒。凉州东南为西宁州（Silingiu，今青海西宁市），这里的人多半是偶像教徒，也有少数摩诃末信徒和聂思脱里派信徒。有野牛，其大如象，甚美，毛有黑、白色，比丝还细。马可说，他曾带些毛回威尼斯，见者无不称奇。又说，本地人使之驯化，用以负载重物和犁地。这就是产于青藏高原的牦牛，马可是第一位提到此牛的西方人。他还提到一种像羊一样的能生出麝香的小兽（香獐）和当地人采取麝香的方法，还带此兽的头和脚及少许麝香回威尼斯。足证马可波罗曾亲莅其地。
从凉州向东行八天，到宁夏省（Egrigaia，《元朝秘史》265节作额里合牙，旁译宁夏，即今宁夏），其都城名贺兰山（Calacian，《元朝秘史》265节作阿剌筛，旁译贺兰山）。按，西夏国都在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市，后改名为中兴府，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为宁夏府路。俄国修道院长帕拉第乌斯（Palladius）认为贺兰山即距宁夏（银川）60里之贺兰山麓之西夏王元昊所建之夏宫，西夏晚期诸王长驻其地，马可因称其为国都。伯希和同意其说。马可说，居民大部是偶像教徒，但也有不少摩诃末信徒，还有三座美观的基督教堂。伯希和据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有唐肃宗曾令“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一带，辖境甚广，唐代即有聂思脱里派教徒（见其《马可波罗注》第132～137页Calacian条），元代教徒当更多。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更不在少数。马可还说，这里出产用驼毛织成的布，还有白驼毛的布，都非常精美，行销契丹及世界各地。这些记载都符合事实。
从沙州开始至此，马可波罗指出，这些城市或国都是唐兀惕（或唐忽惕）省的一部分。唐兀惕简称唐兀，是元代蒙古语党项一词的音译，兼指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国。西夏自称大夏，北宋时建国，1227年为蒙古所灭，元朝于其地设甘肃行省。西夏盛时版图甚广，除马可所指各地外，今陕北、内蒙古西南部及新疆部分地区皆在其内。马可不知道西夏的历史，但他提到唐兀惕，可见他是经过上述地区时听人说到唐兀的名称的。他讲到的几个非汉语地名，如Ergiuul（凉州）、Egrigaia（宁夏），也是唐兀语词经蒙古人沿用的。
离开唐兀惕所辖地区后，马可波罗到达了传说中的长老约翰（Prester Johan，一般作Prester John）子孙治理的天德（Tenduk，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大省。
长老约翰是西欧基督教徒传为在东方的一个极有权威的聂思脱里派大师，马可波罗以及东来的传教士把他当作蒙古克烈部的部长汪（王）罕，大概因为克烈部信奉聂思脱里教派，汪罕的名字和约翰有点相近吧。马可说，治理天德的首长名乔治（Giorge或George），是长老约翰后的第六代君主。乔治确有其人，《元史》及其他汉籍作阔里吉思，是聂思脱里派信徒。从他曾祖投降成吉思汗立功守土到他，确实传到六代。马可又说，他们家族世代与蒙古皇室通婚，这也有史可证，但阔里吉思是汪古部而非克烈部人，马可大概因其亦信聂派教而误。天德是辽金时代地名，元代改称丰州。马可称为天德，应是从当地人听到的。
离开天德东行七天，波罗一家沿途见到许多城镇。马可说，居民多摩诃末信徒、偶像教徒及些许突厥族聂思脱里派教徒。以工商为业，制造纳失失（nascici）及纳克（nac，二者皆波斯文金丝织品名）等金锦。有宣德州（Sindaciu，治今河北宣化县）制造各种精良军器；此州山中有地名蔚州（Ydifu，直译易德府，但《元史·地理志》无此名，注释家认为即宣德府所属之蔚州，应是），有银矿，产银甚多。
按，元代的宣德州或宣德府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当今张家口市的绝大部分及山西省的二县，这就是马可波罗离开天德后东行所见到的地方，他提到的当地人物及产品都可在《元史》及拉施特《史集》中得到印证。
自宣德前行三天，到达察罕脑儿（Ciagannor，蒙古语白海或白湖，在今河北沽源县北囫囵淖）。马可说，此名即拉丁语白泽之意，建有皇帝的壮丽宫殿（即行宫，在囫囵淖北岸之小红城，元时称亨嘉殿），大汗最爱在此驻跸，因此地不仅有湖溪、平原、山地之优美环境，且各种鸟类如天鹅雉鹤等极多，鹤类竟有五种供大汗欣赏围猎。
离开察罕脑儿向北和东北行走三天，波罗一家终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元朝的夏都上都（Ciandu）。这是在1275年（至元十二年）夏季，马可波罗时年21岁，他们一家离开故乡威尼斯已四年了。
马可用充满赞誉的词句，描述了上都建筑的优美壮观：用大理石和各种美石修成的宫殿，殿室涂以黄金，绘以禽兽花木，美不胜收。殿外有御园，有流水、花木、草地、各种鸟兽及纯白一色的马和供皇族饮用的马奶。这里聚集着占星家、巫师、僧人、八合失（bacsi，喇嘛）、先生（sensin，道士）等人，他们各以其法术、道业为大汗御用。马可说，忽必烈大汗每年六、七、八三个月驻此避暑，而在太阴历八月二十八日离去，临行遵占星家言以马奶洒于空中、地上以祭神。按，波罗一家留居中国期间，忽必烈一般每年农历二月或三月到上都，八月或九月返大都，行前按“国俗旧礼”（《元史·祭祀志六》）“洒马奶子”以祭天和先祖。马可讲的驻跸日期不够准确。据《元史》，六月二十四日有一次洒马奶祭，元末诗人周伯琦《近光集》说，行前祭在七月七日或九日（《立秋日书事五首》）。除日期不尽相符外，马可所举的这两件事都有根据。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第一卷至此为止。应注意的是，马可不懂汉语，他对汉语的人名地名拼写不准，加之马可书的版本很多，各版本的拼写也不尽一致。为简便计，本文只据穆尔与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的拼写法。以下仿此。
《游记》的第二卷从忽必烈大汗讲起，到波罗一家游历中国各城市、地区情况为止，是关于元代中国的叙述的最重要的部分。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大汗赞颂备至，认为，就统治臣民之多，土地之广，收入之丰，大汗都超过历代及当今的君主。对他的仪表、宫妃、善政、武功、宴飨、狩猎；对国都汗八里（Cambaluc，突厥、蒙古语帝城，指大都）的宫殿园囿、城市建构、商业繁盛、人烟稠密、使用纸币、黑石燃料（石炭）、星象学家及其天文仪器、普利桑干（Pulisanghan，pul波斯文：桥；桑干河即今永定河）河上美丽的石桥（卢沟桥，西方人称为马可波罗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对于元朝的政府机构、通往各行省的驿站（Iamb或yamb，驿的突厥文译音，蒙文译站）也有记述，对驿站的组织、职能、作用叙述甚详，这当然是马可波罗出使各地的亲身经历。
此外，他还举出了两个重要节日的日期。他说，忽必烈大汗的生日是阳历9月即中国阴历的八月二十八日。据《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生于乙亥年八月乙卯日。乙卯是二十八日，八月乙卯是阳历的9月23日（乙亥年当公历1215年）。马可说的与《元史》完全一致。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他亲自所闻知？可能是后者。因为皇帝的生日历来是重要的举国甚至邻国皆知的盛大节日，要举行隆重的庆祝，马可也提到其庆祝仪式。他在中国，当然知悉此事甚至参与其中。《元史》称此日为“圣诞节”，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改称天寿节。另一节日是中国的新年。马可说，中国的新年在阳历2月，这也基本上准确，当然，有时是在阳历1月中下旬或2月上中旬。马可说，这一天，从皇帝到全国臣民都要穿白衣服，他们认为白衣为吉祥的象征。这确实是蒙古人的风俗。
马可还记述了忽必烈时期的两件重大政治斗争：一件是忽必烈亲征其叔（应作侄，马可误）乃颜（Naian），一件是汗八里城中刺杀阿合马（Acmat）案件。两者都在《元史》中有记载，但马可对前者的战争情况的描述特别生动，注释家认为这可能与笔录者、小说家鲁思蒂谦诺的加工有关。后件事的主谋者据《元史》为王著与高和尚，本书称其名为Cenchu与Vanchu。我国的《游记》译本或把二人译为陈国与王国（魏易译），或译为张易与王著（李季译），或译为陈著与王著（冯承钧译），或译为张库与王著（张星烺译），或译为张易与王著（陈开俊等译）。张易与王著确有其人（其他译名皆据音直译），但张易并未直接参与其事(2)，王著确是刺杀大臣阿合马的主谋，但他的军职是千户而非万户。据英文译本说，有一契丹人（Cataian，这是马可及其他西方人对北方汉人的称呼）名叫Cenchu，是管领一千人的军官……他满怀愤恨与另一同胞、名叫Vanchu的管领一万人的军官，同谋杀死阿合马。有些注释学者已经指出（穆尔、伯希和，我国的邵循正），这里的Cenchu是千户的译音，其人即王著，而Vanchu则是万户的译音，其人是高和尚（穆、伯）或另一同谋者崔总管（邵）。马可把他排在第二位，足见他不是主谋者。马可波罗并不知道这两个汉人的名字，他当时在大都，可能是听蒙古人或西域人说作案者一个是千户（主谋），一个是万户（同谋）而认为是人名，这是他的误解，但所述情节却与中国记载基本一致。
讲完忽必烈的功业和大都的情况后，马可继而叙述他在中国的漫长的游历。据他说，他第一次奉使是到离京城六个月旅途的哈剌章（Caragian，泛指今云南省）。他第一站到达了涿州（Giogiu，今河北涿州市），说离此城一里处有两条道路分岔：一条向西通契丹省，一条向东南通蛮子（Mangi，指南宋辖境）省。这是当时大都向西、南方向的交通路线，有元代的文献《站赤》可证。这两条路线，他都走过。因此，关于西道的太原府（Taianfu）、京兆府（Quengianfu，今西安市）、成都府（Sindufu）、吐蕃（Tebet，即西藏，实际指今四川省之雅安、天全一带）、建都（Gaindu，今四川省西昌市）、押赤或鸦赤（Iaci，蒙古人对昆明的称呼）、哈剌章（Caragian，即专指今城市大理）、匝儿丹丹（Zardandan，波斯语zar为金，dandan为齿。当地人以金片包齿，故名金齿。唐代即有此族名，元仍之。今云南德宏州傣族）及其省会永昌（Uncian，元称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地区）。对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地貌、特产、野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一些人物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如京兆府（安西王）忙哥剌（Mangalu）的美丽王宫，云南省统军主帅纳速剌丁（Nescradin，《元史》有传）对缅（Mien）国的用兵及象战的描述，皆有史可证，虽然有些出入。又，他虽说从涿州西去是通向契丹省，但讲完京兆府后却说西行二十多天后即到蛮子省的阿克·巴里（Acbalec，突厥语白城），即蛮子边界的白城。此城即宋、元的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可见，在蒙古和西域人中，当时已称四川为蛮子省，虽然《元史》中无明确佐证。
再说东南道。他还是从涿州出发，经河间府（Cacanfu）、长芦（Cianglu）。长芦即长芦镇（今河北沧州市），为产盐区。马可也说，此城产盐甚多，大汗从中得大量税收。足见他曾亲临其地。以下是陵州（Ciangli，伯希和认为应作Cianglin，即“将陵”，元代称陵州，今山东德州市）、东平府（Tundinfu，金东平府，元改称路，治所在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县）。他说，此城（府）领有十一城市，1272年，有一李璮将军（Liitan Sangon）发动叛乱，大汗派阿术（Agiul）与茫家台（Mongatai）率兵平之。按，李璮之乱发生在1262年（元世祖中统三年），其时波罗一家都未到中国，但平乱者确是阿术与囊家台，马可之Mong应作Nong，可能是他听错或版本传写之误（伯希和拟为《元史》卷一三一之忙兀台）。李璮当时领有山东中、南部大片土地，他最后在济南失败。马可当是在山东听人谈到此事的。下一站是新州码头（Singiumatu，他书汉译或作任城码头，今山东济宁市）、徐州大城（Lingiu，今属江苏）、邳州（Pingiu，今江苏黄河旧道北之古邳镇）、宿迁（Ciugiu，今属江苏），自此至黄河（Caramoran，蒙古语黑河，此指旧黄河）及其对岸的淮安州（Coigangiu，治今江苏淮安市）。渡黄河后，即进入蛮子大省。
马可随即讲到蛮子省的故事。他说，蛮子省是东方世界最宏伟富庶的地区，其王名法克富尔（Facfur，波斯语天子，穆斯林国家以此称中国天子，此指南宋皇帝），其人仁慈柔和，不似忽必烈皇帝之好战掠地。恃坚固之城防而无骑兵，以无外敌而耽于享乐，终为忽必烈所派之丞相伯颜（Cingsan Baian）所征服。马可说，伯颜即百眼，此前，国王已南遁，由皇后守御，皇后听人说，只有长百只眼的人才能攻破国都，现知伯颜即百眼，遂不战而降。这是马可听来的传说。当时，确有“江南若破，百雁来过”的谣言，是把伯颜听成或讹传为百只雁的，马可则说成百只眼。虽以讹传讹，但绝非有意编造，可能当地也有此传说。他说的南遁的国王是赵昰（音是），在国都杭州的国王是赵
（音显），时年六岁，由谢氏太皇太后摄政，是她投降了伯颜。她和小皇帝被送往大都后，确实受到优待。此事发生在1276年而非1268年（1268年是蒙古包围襄阳之年）。马可书的特点就是这样，在基本属实的情况下，有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记载。这在一个不懂汉语、靠事后追忆的外国人是难免的，同时，也不排除各种版本传抄致误的可能性。
过淮安州后，沿运河东南下，依次是宝应（Paughin，今属江苏，下同）、高邮（Cauyu）、泰州（Tigiu）及泰州东部之城市通州（原文作Cingiu，玉尔注谓应作Tingiu即通州，今南通市），马可说，“此城甚大而富庶宏伟，产盐之多可供全省之用，大汗由此获得巨额课税，非亲见者几乎不能相信”。这都有史可据。离泰州东南（应作西南）行即至扬州（Yangiu）。
马可说，扬州城极大而重要，辖二十七城市，是十二行省治所之一。马可波罗曾奉大汗命治理此城三年。按，此说颇引人怀疑。不仅无汉文史料及地方志可据，有一版本且作“居住此城三年”。这若非版本之误，则可能是马可在狱中的自炫自夸自我安慰之词。汉译《行纪》或译为扬州总管，这是由于译法文Gouverneur général的字面而导致的误会。扬州作为路治确有总管一职，但原书所指则是扬州全省的统治者。伯希和指出，马可波罗几次提到中国的产盐区情况，他可能做过管理盐务的官员。可备一说。
讲完扬州，马可忽然离开他应该顺路前行的路线，插叙了南京（Namghin，今河南开封）和襄阳府（Saianfu，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县）的情况。南京讲得无特点，对襄阳却说得有声有色。他说，该城三面环水，仅北面是陆地，难以进攻，元军围城三年不下，大汗极为不悦。马可的父亲和叔父及马可此时在京城，遂献计制造重三百磅的抛石机，令聂思脱里派教徒之巧匠制成，用以攻城，城中守将惧而投降。大汗及朝臣对此二兄弟倍增信任，使其声誉日隆。按，用石炮攻陷襄阳，《元史》及波斯人拉施特《史集》俱载其事。但此役发生在1273年（至元十年），其时波罗一家尚在赴华途中，未达上都；且中、西史俱言献炮法者为从伊利汗国聘来的回回人，与波罗一家毫无关系，马可所说不足信。但除时间和人物不符外，此事既有所据，马可可能是在中国甚至在襄阳听到的，只是不应冒为己功而已。马可当时在狱中，百无聊赖，可能借此吹嘘自己，聊以自慰，且以矜夸于人，表示其家当年之光荣业绩。岂料中、西史书已记录在案，不容篡改。当然，对于一个身处逆境的人，作此阿Q式的大话，也情有可原，有人据此否定马可之书，认为他未来过中国，也大可不必。
再回到扬州。马可说，离扬州东南行十五里到一城名真州（Singui，今江苏仪征。汉译或作九江、荆湖，皆欠妥），然后是瓜洲（Caigiu）及其江中岛上的佛寺。这就是著名的金山寺，虽然马可不知其名。渡江以后即到其对岸的镇江府（Cinghianfu）。马可说，这里的城主名马薛里吉思（Marsarchis）是一聂思脱里派教徒，任职三年，于1278年建教堂二所。按，马薛里吉思《元史》无传，但元文宗时所修《至顺镇江志》中，却多次提到他的事迹。他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到镇江任副达鲁花赤（蒙语监临长官），是也里可温人（即聂派教人），曾先后建十字寺（基督教堂）六所（另一所在杭州）。马可所记其任职年代与此完全一致，至于建寺数目不同则或他只见到二所，或他到镇江时有些寺还未建立。
从镇江东南行到达常州（Ciangiu）。马可说伯颜（百眼）丞相派遣信奉基督教的阿兰人（Alain，也称阿速人，原居北高加索，为蒙古征服，迁往中国者多从军）攻陷外城后，发现有酒甚多，争饮而醉，为内城人所杀。伯颜大怒，另遣一军平之，屠此城人，无幸免者。按，此事确有，但地点不在常州而在镇巢（一称镇巢军，原安徽巢县，今巢湖市）。据《元史·杭忽思传》：“杭忽思，阿速氏，戍镇巢，民不堪命，宋降将洪福以计乘醉而杀之。世祖悯其死，赐其家白金与钞，并镇巢降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可见并未杀尽平民。但马可讲得更生动，可与《元史》互相印证。有的学者认为马可书的有一版本作Chingingui，即汉文的镇巢军（伯希和；冯承钧汉译本中册，第564～565页），但镇巢与镇江相距甚远，马可以下即讲苏州，不应离题太远，仍以常州较妥。又，据《宋史》、《元史》有关史料，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一月，伯颜亲帅大军攻常州，守军陈炤、姚訔、王安节、刘师勇等奋勇抵抗，城破后，除刘师勇得逃外，前三人皆死节（《宋史·忠义传五》）；元军“四门杀入，一城尽死”（《郑思肖集·中兴集·哀刘将军》）。此战甚激烈，死伤惨重，且系伯颜为统帅，马可可能把它与镇巢之役混为一谈。
下一站是苏州（Sugiu）。马可说，苏州是一巨大而宏伟的城市，城周二十里。盛产丝绸，多富商，人口之多令人惊异，如皆尚武好战，不仅可征服蛮子全境，且可臣服远方。但人多怯懦，只务工商。多医术高超的医生，博学的教授或哲学家及魔术家或巫士。山中产大黄，行销各地。亦盛产生姜，售价甚廉。苏州其意为“地城”，犹行在（杭州）之意为“天城”也。按，苏州盛产丝绸，早已驰名，至今如故；对其地的多财善贾之人、妙手名医、哲人学士等的介绍，虽寥寥几笔，但已反映了其时苏州是文明昌盛、人才荟萃之区的特色，这在《游记》中叙述中国各地情况中还是不多见的。关于人口，据《元史·地理志五》，元世祖时期平江路（治所在苏州）的户数为466158，口数为2433700，比杭州路的户和口还多，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路。至于把苏州称“地城”，杭州称“天城”，则是听了当时“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见范成大《吴郡志》，以后成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误解。马可不懂汉语，大概听了翻译人员的话后变成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只是苏州并不产大黄，注释家认为，马可可能是把肃州和苏州因译音相近而混为一谈了。
马可又说，苏州有石桥六千，其高大可两船并行。此数目未免夸大，但苏州水乡桥多却是事实。宋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桥梁》条说：“吴郡昔多桥梁。自白乐天诗尝云‘红栏三百九十桥’矣……逮今增建者益多，皆叠石甃甓，工奇致密，不复用红栏矣。”可见苏州桥多而奇，令人瞩目。虽不满千，但当有数百之多。马可记事，往往有夸张之笔，但其内核则有根据而非虚构。
离开苏州，经过吴州（Vugiu，今江苏吴江市）、嘉兴（Vughin，今属浙江），再前行即到今浙江省的杭州。
马可称杭州为Quinsai，这是“行在”的译音。行在是当时对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的另一称号，意为天子一时驻跸之所，表示不忘旧都汴梁（或译此为“京师”，不妥）。马可说，由于此城宏伟秀丽，为世界之冠，居民享尽快乐，认为置身于天堂之上，遂称其为天城（按，南宋人袁褧《枫窗小牍》即称杭州为“地上天宫”）。他用极大篇幅，详细描述了天城的优美环境、人民生活、社会风习、城市建筑、市场贸易、市政管理、南宋宫殿及国王生活、大汗收入等等。他说，他曾数次游历此城，详细观察并作记录，还从一个曾为南宋皇帝侍从现已年老的富商口中得悉皇宫情况，又从大汗所遣到行在检查该城税收和户口数目的使臣处，得知该城户口数目。马可说，他曾看到南宋皇后给伯颜的文书上，叙述行在情况，使大汗了解此城之繁华，不致毁坏或劫掠它；马可又根据其目睹，证实了文书所写的。从马可对杭州的叙述与宋、元时期汉文关于杭州的野史与正史的记载基本相近看来，马可确实是到过杭州、亲自观察并访问过当地人民的。
例如，他说行在城中有160万户，人数虽多，却仅有聂思脱里派教堂一所。此一教堂在《至顺镇江志》中有记载，为镇江长官马薛里吉思所建。至于户数，《元史·地理志五》所记杭州户数为360850户，与马可所记相差颇大。但南宋末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说杭州“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也说，“自高庙（南宋高宗）车驾由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指距北宋仁宗前），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这段话不仅印证马可所记杭州户数，也与马可所叙杭州街市商铺繁盛情况吻合。可见官方登记数目不尽与实际相符，马可当是据当地流传说法，纵有夸大，也不会相差太多。
再如，关于大汗的税收。马可说，大汗从行在及其辖区所得的盐税每年为八十土蛮（toman，蒙古语万），即八十万金。据《元史·食货志二·盐法》，杭州地区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简称运司）所在地。至元十八年（1281年）为218562引（盐引，为取盐和销盐的证件，每引为400斤），至元二十三年增为45万引，二十六年减10万引。如按45万引计，每引盐课银中统钞30贯，共得1350万贯；当时官定钞与金的比价为中统钞15贯折金一两，则两浙盐课总额折合金90万两，与马可所说基本符合（以上户口、盐税皆据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此前地名勘定方面也多参考此文，谨此声明致谢）。
至于马可所记行在的湖（西湖），距此城东北25里的海滨澉浦（Gampu，或作Ganpu，Ganfu）城及港口，是无需证实的自然环境；其他如街道布局、娱乐场所、浴室（《都城纪胜》：“浴堂谓之香水行”）、娼妓（同书：“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等等，都可在南宋末人所著有关杭州笔记丛书中找到印证。关于行在的桥，马可说有12000座，这和他讲苏州的桥有6000座一样，无疑是夸大其辞。有趣的是，《梦粱录》卷七举出杭州六个街区有名字的桥，其数为340座，其中倚郭城北街道有一桥在“西湖孤山路，曰宝佑桥，俗呼断桥”，这是戏剧传说中白娘子和许仙相见的纪念地。晚于马可五十多年来华的意大利方济各教士鄂多立克（Odoric）也讲到行在（Cansay）城有12000多座桥。可见，这个说法相当流行。
从行在南下，经Tanpigiu（东睦州，今浙江建德市）、Vugiu（婺州，今浙江金华市）、Dhiugiu（衢州，今浙江衢州市）、Cianscian（常山，今衢州市常山县）、Cugiu（信州，今江西上饶市）诸城而至Choncha王国，其首都是福州（Fugiu）。
Choncha，他书作Koncha，汉文译音作崇迦或楚伽，马可说它是蛮子省九部中的一部，汉文或勘定为“建州”、“诸家”，或“福建”，皆可疑。伯希和认为可能为Fugiu（福州）之误写，也只是一家之言。暂可作为悬案。
在讲福州前，马可说从信州东南行六天后，到一城名Quenlinfu（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市）。他说，这里盛产生丝，用以织成各种绸缎。又听人说，有一种无羽的家禽（鸡），只长黑毛，与猫皮同，产卵与其他鸡同，甚为可口（鄂多立克也谈到在福州见到无羽有毛的鸡，说那毛像羊的白毛，也不错）。这些记述都符合当地实情。注释家认为这是乌骨鸡。穆尔有专文《其皮如猫之鸡》论之。
离建宁府三天后，到达Vuguen（他书作Unguen或Unken，一般认为即福建的尤溪县，伯希和认为是宋元时的南剑州或路，治今南平市，尤溪县当时亦其辖地。Vuguen可能由Namgkem—Naguem转化而来）城。马可说，此城以能大量制糖著名。但在归附大汗以前，居民仅知煮糖为浆，冷却后成为棕黑色浆糊。归服后，大汗派精于制糖的巴比伦（Babylonie，指埃及）人来此，教以用一种树木的灰使糖精洁的方法。按，福建省盛产甘蔗，取蔗汁成糖当早为居民所熟知，但成品粗糙，应如上述。是否有埃及人（实指波斯、阿拉伯人）传授精制方法，虽无直接史证，但有旁证。元人杨瑀《山居新话》有一段说：“李朵儿只左丞至元间为处州路（治所在今浙江丽水市）总管。本处所产荻蔗，每岁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犹太人）回回富商也。”可见来自西域的回回人（包括波斯、阿拉伯人，元代也称犹太人为主鹘回回）是精通制糖术的。
马可接着说，沿Vuguen前行十五里即到Fugiu（福州）。他说，此城驻有大军以防叛乱，有宽一里的河（按，即闽江），停泊大量船只，满载货物，尤以糖为多，因此城亦盛产糖，印度船只亦满载珍宝来此贸易。河西岸建筑宏美，并有赏心悦目的花园，出产美味的果品。按，福州有闽江流经城外，其地产糖，风景优美，皆可验证。据《元史·兵制二·镇戍》，元朝于江南北皆有镇戍军，如“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命唐兀
于沿江州郡，视便宜置军镇戍，及谕鄂州、扬州、隆兴、泉州等四省，议用兵戍列城”。这里的泉州即当时的福建行省所在地。
马可还说，他们在福州时，曾从他们同伴中一聪明的撒拉逊人（回回人）的口中得悉，城中某处有一种人，既不拜偶像，也不拜火，既不崇拜摩诃末（指伊斯兰教），也不像基督教徒，不知其信奉何教。他领波罗一家访问了这种人。起初这些人很害怕，经再三开导劝说后，他们拿出书来，经鉴定后，认为是《旧约》圣经里的《诗篇》。马可等承认他们是基督教徒，劝他们派代表奏报皇帝，得到皇帝的认可。伯希和考证后认为，他们不是基督教徒而是摩尼教徒。理由是，若是基督教徒，早就会被承认了；摩尼教也有一些颂文，可能会被误认为《旧约》的《诗篇》，而且有些圣经中的人名在摩尼教的经卷中也有遗留。摩尼教徒在北宋、南宋时盛行于浙江和福建等地，福州的摩尼教徒为数也不少，是受到政府禁断的秘密宗教，元代依然。这是他们不愿暴露的原因。
下一地点即到Zaiton，这是“刺桐”的音译，是泉州的另一名称。起因是，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年）至北宋建隆三年（962年）间，军人留（或作娄、刘）从效据泉州时，环城种刺桐树，其干高大，枝叶蔚茂，花极鲜红，遂有刺桐城美称。马可与其他欧洲及波斯、阿拉伯人皆以此名称泉州。马可说，刺桐城沿海岸有港口，船舶往来极多，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其运来的胡椒较运往埃及亚历山大港者多达百倍。大汗从中抽取大量税收，商人仍能获取丰厚利润，故欲前来交易。按，泉州在北宋太宗初期（976—979年）已有外商来此贸易，北宋哲宗初（约1087年）在此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通商和征税等事。南宋迁都江南，特意奖励对外贸易，泉州的地位尤为重要，已凌驾于广州之上。元代泉州更成为对海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无怪马可称之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而元末到达泉州的摩洛哥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则不仅称其为最大港口之一，竟说它可称为世界极大的海港。
马可说，在流经刺桐港河道支流与主流分岔处，有一出产瓷器的城市名为Tingiu。此名他书或作Tiungay等。一般汉译为汀州或德化。伯希和认为，中世纪稿本t与c、n与u常有误写，故此处Tingiu为Ciugiu之误写，Ciugiu即Ch'uchou（-fu），此处指浙江的处州（府），其地之龙泉县（今浙江龙泉市）以产青瓷著名，但多从泉州出口，马可遂以为泉州所产。马可对瓷器的制作程序作了详细说明。
最后，马可说，蛮子省中有一种通用的语言和统一的文字，但在不同地区仍有不同的方言。他提到的文字无疑是汉文的书法，这一点很值得重视。过去，怀疑和否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都以马可未提中国书法为根据之一，大概忽略了马可这一句重要的话吧。
第二卷到此为止。由于是对元代中国的记事，本文对之费了许多笔墨。但马可不懂汉语，书中对许多地名的拼写与原名不尽相符，更由于各种抄本、印本与译本的差别，除了一些重要的地名与其所述事迹相符可以肯定外，有些地名就不好断定，中外注释家也各执一说，这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第三卷主要叙述日本、南洋群岛、印度、斯里兰卡、波斯湾、阿拉伯海、东非洲诸地情况。第四卷主要叙述在中亚和伊朗地区建立的蒙古汗国间斗争的历史。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仅择与中国有关的情节介绍一下。
马可说，日本国（Zipingu）是东方海洋的一岛，国土黄金极多，取之不尽。国王宫殿屋顶及天花板皆覆以金，室内小桌以金制成，窗户也饰以黄金。忽必烈大汗羡其财富，欲征服之，遂派Abacan（或作Abbacatan，即阿剌罕）与Vonsamcin（或作Vonsancin，即范参政、范文虎）二要员率军舰及十余万人出征。但因二将不和及遇风浪失利，二将败回，其余三万士兵苦斗后作了俘虏。按，马可未到日本，他说是到过日本的人告诉他的，所记自然不完全符合实情。但所提二统帅却实有其人，即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及右丞范文虎（称范右丞，范在至元十三年时曾任参政），后阿剌罕因病未去，另派阿塔海代领。遇风舟破后，范文虎与诸将择好船逃回，弃十余万士卒，使十万人战败被杀，余二三万被虏，其中大部被杀，只有新附蒙古的南宋军队被称为“唐人”免死为奴。《元史·日本传》说：“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与马可所说基本相同。但马可说对逃回的两位统帅一立杀、一充军荒岛被杀的说法也无根据。他们不但未被杀害，还照旧做官和升迁。此次战争年代，马可说在1269年。有的版本作1268年、1264年、1279年，实则是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至于从泉州出发到波斯伊利汗国航行所经诸地，因马可曾出使印度，几度往返，其所记多属实录。如先到的Giamba（他书作Ziamba、Ciampa、Chanba，唐代名瞻波，元名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马可说，1278年（或作1268年）大汗派将军Sogatu（唆都）往征服之。此事《元史·占城传》记之颇详：至元十五年（1278年），唆都遣人至其国，次年，唆都等到占城谕其王入朝，十七年，国王遣使归附。其后其子专国，元使臣经其国者皆被执，遂对其用兵（至元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一年三月，1282年12月至1284年3月）。马可说，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或作1275年、1280年、1288年）时，他在占城。据《元史·世祖纪》，此年三月，元廷“遣太史监候张公礼、彭质等往占城测候日晷”。马可有可能随往或有其他任务经过占城。
马可波罗两次提到锡兰（Seilan，今斯里兰卡国）岛。他说，此国盛产宝石，尤以红宝石为贵。大可汗忽必烈曾遣使臣请买一国王最珍贵的红宝石，愿以一城之价偿之，为国王所拒。马可说他本人也是使臣之一。按，此事虽无直接证据，但元世祖遣人到海外采购珍宝则有事例。如《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六月“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国（即马八儿国）求奇宝”，如前所述，马可此年曾在占城，则从占城前往锡兰也有可能。在另一处，马可说锡兰国王的太子释迦牟尼卜儿罕（Sagamoni Burcan，卜儿罕，蒙语佛）不愿作国王，在路间见一死人与老人，遂离家出走修行。他说的释迦太子出生地虽不正确，但对其出家事则与传说相同，称佛为蒙语卜儿罕，证明其确在中国与蒙古人相处。他说，释迦牟尼是拜偶像教徒的第一尊神像，由他传下来其他偶像，他的坟墓在山上，其中有他的头发、牙齿和饭碗。马可又说，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或作1281年），大汗派遣一庞大使团经陆路、水路的遥远路程到达锡兰，请其国王赠予以上圣物。他们得到两颗臼齿、头发和饭碗。回汗八里城时，大汗极为喜悦，举行宴会以迎之，城中一些人也出动迎接。此事《元史·亦黑迷失传》说：“（至元）二十一年（自占城）召还，复命使海外僧迦剌国，观佛钵舍利，赐以玉带、衣服、鞍辔。二十一年，自海上还。”僧迦剌即锡兰早期名称，佛钵即佛的饭碗，舍利即焚化后的遗骨、牙齿等。这里只提观瞻，未提索要，似与马可所记不同，但年代则一致。是否瞻仰后索要，不可知。同传又说：“（至元）二十四年，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除年代和国家不同外，其“取佛钵舍利”则与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而且马八儿（马可书作Maabar）在印度东南沿海的科罗曼德尔海岸，隔海与锡兰岛相望，马可可能是把两地混同了，至于年代，马可也可能有误记。总之，马可此处所说，大体上与《元史》所记相差无几。
《元史·外夷·马八儿等国传》说：“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马可波罗对这两国的情况，特别是马八儿的记载非常详细，其中有可与《元史》印证之处。如《元史》说马八儿国有“算弹（Sultan，阿拉伯语国王）兄弟五人”，马可也说此省有五个国王，都是亲兄弟；《元史》说“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马可说马八儿是世界上最宏伟富有的大省，有大珍珠和宝石，并对采取珍珠的方法作了描述，宝石则有红、蓝宝石及翡翠等。至于俱蓝，马可作Coilum，其地即今印度西南海岸的奎隆（Coilun）。马可说，这里有许多基督教徒、回回人（撒拉逊Saracens）和犹太人，但居民则是偶像教徒；来此经商的则有由蛮子（中国南方）、阿拉伯和地中海东岸（Levant）来的人。《元史》说：“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杨庭璧）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马合麻显然是回回人名，后一入贡人名祝阿里沙之阿里沙（Ali Shah）也是回回人名。这和马可所说这里有许多回回人应有关系。
第四卷从《大突厥》（Great Turguie，《元史·地理志》称途鲁吉，即旧史之突厥，今译土耳其，但非今之土耳其国而是当时的察合台汗国）起，讲的是中亚和西亚蒙古人所建的几个汗国相互斗争的历史。首先提到海都（Caidu）大王。马可说，海都是察合台（Ciagatai）的孙子，由于察合台和大汗（忽必烈）是兄弟，海都也是大汗的孙子。按，海都是察合台的弟弟窝阔台（元太宗）的孙子，忽必烈是窝阔台弟弟的儿子，因此，海都是忽必烈大汗的侄子。马可波罗记蒙古王室谱系多误，这也不足怪，他不是历史学者，只要名字不错就够了。有的版本已将孙子改为侄子，可能是后来发现其误而改，但察合台之名未改。冯承钧译《行纪》注此条谓“殆因海都当时兼并察合台汗国地而误以其系出察合台也”（下册第777页）。可备一说。马可说，海都向大汗要求分得契丹（中原地区）和蛮子（江南）土地的一部分，大汗要他亲自朝见，他不敢来，因而双方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有一次，海都向驻扎在Caracorom（哈剌和林）的大汗儿子Nomogan（那木罕）和长老约翰的孙子Giorge（乔治）发动战争。战斗激烈残酷，死伤惨重，当海都得悉大汗派强兵增援时才撤退。
按，此事有历史根据。海都是窝阔台汗（元太宗）第五子合失之子。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经蒙古诸王大臣推戴继汗位，他死后其长子贵由继位，是为定宗。贵由死后，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拔都推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蒙哥即汗位，是为宪宗。从此蒙古正统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之手。海都以窝阔台后裔应继汗位为由，对此极为不满。蒙哥弟忽必烈（元世祖）即位后，海都以忽必烈留汉地、行汉法、破坏蒙古旧俗为借口，纠集西北诸王责问忽必烈并兴兵犯边，双方经常发生战争。
那木罕是忽必烈的第四子，又名南木合。为对付海都的侵扰，他被派往西北一带驻军。曾被海都同党劫持送海都处，后被放回，仍在漠北驻防。乔治即本书第一卷所指的天德军首领、汉文称为阔里吉思的信奉聂思脱里派教徒，被马可称为长老约翰六代孙的那个人。他曾经镇守北边，可能和那木罕在忽必烈统治晚年时同在北边驻防。但汉文载籍未提他与海都交战之事，只记有忽必烈死后的1297年、1298年（元成宗大德元年、二年）他与海都的同党、察合台后人笃哇的战争，被俘不屈而死。可见，马可所记虽不完全准确，但又有些近似。
此外，马可还叙述了钦察汗国（金帐汗，马可称西鞑靼）与伊利汗国（马可称东鞑靼）的战争以及伊利汗国诸王的内部斗争，这可能是波罗一家往返西亚和中亚地区的所见所闻，虽不完全准确，但大体不悖西域史籍所载。可见马可波罗是个有心人和细心人，他说他在忽必烈汗跟前受到宠遇可能与此有关；他的记忆力也相当好。当然，要求他所记的完全准确，不容许有一点差错，未免太苛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