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陈骏涛
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在1981年第四、五期《十月》连载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我并不认为《翅膀》是一部完美无疵的小说，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四化建设的，有才气、有特色的作品，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反映工业战线四化建设的小说，当然并非自张洁的《翅膀》始，在这以前，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开拓者》，以及《祸起萧墙》（水运宪）、《三千万》（柯云路）等，就都是写的这类题材，也都是有影响的作品。不过，无论从表现主题之尖锐，反映生活面之广阔，描写人物之众多，艺术上的独特追求诸方面，《翅膀》都显得更为突出一些。而且，它毕竟是长篇小说反映四化建设的第一部！
党中央号召作家要努力表现四化建设的题材，塑造四化建设创业者的形象，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推动四化建设事业的前进。张洁同志以一个革命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试图描绘四化建设的宏大主题，这种热情和努力，是首先应予以肯定的。
一
《翅膀》的主要情节，是描写1979年冬至1980年冬，发生在国务院一个部里的一场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工业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的。改革是一项重大而又严肃的任务。它将远远越过经济领域，而涉及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它将动摇若干年来根深蒂固地渗透在许多人的意识里的一整套相互制约着的旧观念。这就必然要经历一场复杂的斗争。《翅膀》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试图反映出这场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
环绕着上述的中心情节，《翅膀》展开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上至中央一个部里的高级干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下至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之间的矛盾和纠葛，而且广泛涉及家庭婚姻、道德伦理以及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诸方面的问题，使人读来并无枯燥乏味之感，却有一种逼着你非读下去不可的魅力。
《翅膀》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特别是塑造了郑子云、陈咏明、贺家彬、叶知秋、杨小东等老、中、青三代的四化创业者和排头兵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他们思想解放、以四化建设为己任和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热情地讴歌了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同时又对党内阻碍改革的守旧势力及其各层代表人物，对存在于我们社会里的种种阻碍改革的消极因素，进行了勇敢的揭露，把歌颂和暴露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它事实上是为党的三中全会路线、为四化建设的创业者和排头兵所谱写的一曲高亢的颂歌。某些同志认为，这是一部揭露我们社会弊病的作品。这样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
小说的主人公——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和部属曙光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等一批四化创业者，遵循着三中全会路线的精神，不顾一些旧势力的反对，正在探索如何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办法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其中心的一环就是如何重视人的价值，如何发挥人的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投身于四化建设中去。这就牵涉到如何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郑子云等人主张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科学化，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关心人，爱护人，把工人作为国家的真正的主人，而不是唯命是从的奴隶。他们认为应该改变那些已经过时的，特别是笼罩着“左”倾阴影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代之以新的、科学的、能够真正发挥其效能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这方面，他们试图借鉴国外企业管理采用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管理心理学）中的合理部分，把现代心理学、现代社会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成果吸取过来。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这是至理名言。然而，若干年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的意见，而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干扰。不重视人的价值，不注意发挥人的作用，不知道关心人和爱护人，甚至亵渎人的尊严的现象随处可见，这在十年内乱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特别突出地表现了政治思想工作应该科学化，应该重视人的因素的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应予以肯定的。
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部长田守诚、副部长孔祥等人与郑子云、陈咏明发生了重大的分歧。他们实际上对三中全会路线持保留和反对的态度，因此就把坚决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郑子云、陈咏明等人视为眼中钉，总想排除掉。改革的最大阻力也就在这里。
《翅膀》正面描写了这场实质上是改革反改革的斗争，对一批抵制三中全会路线，阻碍改革的守旧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而对坚决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力主改革、筚路蓝缕的一批四化创业者则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憎，磅礴的正气，高昂的激情，这是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的。
因此，我认为，《翅膀》的总的思想倾向是积极的，健康的；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这部作品中有些地方涉及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涉及对三十年经济建设成就估价的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涉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的认识问题，都有一些描写和议论，是缺乏分寸感，不够严肃和准确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小说中有一处是这样描写郑子云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议论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停留在说大话，说空话，唱高调，喊口号，扣帽子，打棍子上。……过去在战争时期，政工干部和群众多么亲呐！到了干部部门，真象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现在呢，他们象是掌握着决定人家生死等的阎王老爷，闹得人家的心都冷了。
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确笼罩着“左”的阴影，但笼统地把它归结为就是说大话，喊口号，打棍子等等，把政工干部说成是掌握人家生死簿的阎王老爷，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虽然不能把人物的思想、言论等同于作者的思想、言论，但作者以完全肯定的口气来描写这些偏激言论，就不能否认这与作者的思想情绪有关了。小说中每当描写到政工干部形象的时候，特别突出地反映出作者的这种片面和偏激的情绪。从副部长孔祥，到副局长冯效先，到处长兼支部书记何婷，到工厂的车间主任兼支部书记吴国栋……这些主管政工人事工作的干部，几乎无一不是思想僵化、因循保守，或政治品质不好、心术不正，或不懂得关心人、信任人的干部。这样的描写就显得有些简单化了。
又如，小说中有一处是这样议论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的：
三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说句官话，叫有成功，也有失败。说句真话：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训。干了三十年，才敢于正视和承认这一点。
这段由郑子云的心理活动而转述出来的作者的观点，与中央对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估价，是有很大距离的。
诸如此类的描写和议论，在小说中还可以举出一些，这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某种片面性，致使在反映生活上有不够准确之弊。
其次，小说把反改革的力量描写得过于强大，以至整部小说给人一种重压感。有的同志认为，小说最后写到郑子云患心肌梗塞，进了医院，还不知死活，这种结尾太令人寒心了：似乎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我觉得，问题倒不在于结尾写了郑子云病倒，即使写了郑子云死去，从艺术上看，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何况小说结尾也还写到，在十二大代表的选举中，郑子云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票数（1006∶287），党心、民心都在郑子云一边，这一场改革和守旧的两大势力斗争，实际上是以前者的获胜而告终的。那么问题何在呢？我以为在于：小说把我们国家的一个部写得过于晦暗，问题是那样的多，积弊是那样的深，上上下下有那么多思想僵化、因循保守，心术不正、政治品质不好，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改革的干部……这个翅膀实在是太沉重了，究竟还能不能飞得起来？这就使人不能不感到一种迷茫了。
我丝毫不怀疑张洁同志的良好的愿望，她是以一种非常急切的、希望祖国早日实现四化的感情来写这部小说的；但是，也许张洁同志对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阴暗的东西看得过重一些，以致于在表现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光明的前途方面就显得不那么充分了。
二
《翅膀》描写了改革反改革的斗争，但并没有热衷于枯燥的斗争过程的描写，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通过人物描写，来体现作品的思想。它一共才二十六多万字，却写了五六十个人物（有的人物只描了几笔，但也还是活的）。一部长篇小说，把它的主要笔墨倾注于人物描写上，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黑格尔曾经把性格（即人的完整的个性）作为“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恩格斯提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著名的原理，肯定了典型人物的创造应该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描写中心。俄国的别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如果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里没有形象，没有人物，没有性格，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那么，不管其中所说的一切是怎么忠实而精确地从实物摹写下来，读者还是不会觉得这是真实的……”
张洁同志是一个擅长于描写人物，特别是擅长于描写人物内心深处感情细微变化的作家，在这部长篇里，也发挥了她的所长，以一个女性作者的独到的体察，探幽烛微，深入人物内心深处，细致地表现了人物感情的波澜，这就使她笔下的十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而不是某种概念的单纯的传声筒。
在许多人物当中，郑子云和陈咏明是作者特别用力刻画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两个“铁肩膀”式的干部，作者心目中的中国真正的“脊梁骨”；但又不是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的人物，而是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丰富内心生活的人物。两个都是“敢干、肯干、思想解放的领导干部”，但比较起来，郑子云身上更多一些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为人正派、思想机敏、知识渊博、精通业务，期望在人生的战场上再多跑几步，在企业管理方面闯出一条新路。但由于他在上层领导机关的时间呆得过长，平时与群众的接触很少，家庭生活又不愉快，因而在性格上显得内向，而且多少有些忧郁、寡断。然而，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还是很果决的，例如在选举十二大代表的问题上，当了解到田守诚明目张胆地违反选举规定、耍弄权术的阴谋后，他毅然决定要与田守诚面对面地展开斗争。比起郑子云来，陈咏明在考虑问题时，也许思想不如郑子云周密，但他更有朝气，更有雷厉风行的气魄，在他身上，有一种坚毅、果敢、忘我、实事求是的实干家和改革派的气质，与群众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在生活上，他虽然是一个大而化之、不拘小节的人物，但对妻子却充满了柔情蜜意，表现出非常丰富的感情。像郑子云和陈咏明这样有鲜明个性特点和丰富的内心生活的创业者的形象，在近年来的小说中还是不多见的，因而，他们的出现对于文学的人物画廊来说，无疑是增添了光彩的。
除了郑子云，《翅膀》还刻画了好几个高级干部的形象，如部长田守诚，副部长汪方亮、孔祥，都是各具鲜明的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作者以她的犀利的笔触，对这几个人物的内心状态，做了相当细致的解剖，常有使人惊叹之笔。在一部小说里，写了这么多高级干部形象，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少见的。
汪方亮也是一个改革者。他认为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因此他支持郑子云的改革主张。但他对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他深知各种力量之间将要进行长时间的较量和角逐。在这种情况下，他发挥了一种“适者生存”的才干，企图周旋于各种矛盾之中，获得两全其美的结果。他待人处事十分练达，就思想的锐敏和知识的渊博来说，并不亚于郑子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甚至比郑子云更为深刻，但他的处世哲学却是为郑子云这样的正直的共产党人所不取的。这个人物是现阶段我们社会复杂的政治生活的一种真实的反映。人们可以不喜欢这个人物身上的那种圆滑、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又不能不对这个仍然对党的事业充满了责任感、愿意为四化贡献力量的领导干部产生一种信赖感。作者不是孤立地从一个侧面来描写这个人物，而是努力从多侧面来表现他的完整的个性，这是在人物描写上坚持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表现。
作为“风派”、反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田守诚和孔祥在这部小说中也是各有特点的。田守诚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油子，一个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家。他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而时时、处处都在窥测方向，见风使舵。他只知道签署“按上面的精神办”之类的例行公事，根本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对事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但在耍弄权术、搞阴谋、放暗箭方面，却是颇为内行的，比起田守诚来，孔祥虽然也心术不正，但毕竟不如田守诚老谋深算。他所死死守着的，主要是他既得的地位和权力，他生怕丢了这些，因此直觉得许多事情对他都形成了“威胁”，都使他产生反感。他希望再来一次运动，把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文化人，好好地整一整。这是一个在历次运动中都充当“左”倾思潮的马前卒，在骨子里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左”的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不肯认输、不知悔改的人物。在剖析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应该说，作者的笔触是入木三分的，但由于用了较为单一的色调，没有充分地揭示出他们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而使这两个人物多少有些漫画化，影响到形象的深度。
这部小说描写的青年形象——车工组长（后来被陈咏明提拔为车间主任）杨小东，虽着墨不多，但却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是深刻着时代的烙印的，也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他身上带着曲折的生活道路留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明显的痕迹：不以为然，冷静，有头脑，实际，能干。”他能够身先士卒，知道心疼人，所以小伙子们不但服从他的领导，而且也心疼他。对杨小东和他小组中的那些青年人，我以为单用“哥们义气”这种流氓无产者的意识来解析他们之所以能够抱成一团，恐怕是不大准确的，他们实际上是有一种叶知秋所说的“团体意识”和一种集体的荣誉感，而这些，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也并非是不能相容的东西。对这个人物，作者并不掩饰自己非常喜爱之情；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对作者有什么责难，相反，倒是应该尊重作者个人的看法的。这个形象的客观意义在于：生活中存在着像杨小东这样的青年，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尊重他们而不是对他们歧视，热情地培养他们而不是对他们冷漠，正确地引导他们而不是放任自流，那么，他们将成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一支突击力量；否则，这样的积极因素很可能会转化为消极因素的。一个艺术形象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不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贡献吗？
小说中写的许多妇女形象，都是相当出色、相当动人的，在这方面，突出地表现了作家的长处。她以细致的笔触深入到这些人物的内心深处，把她们种种微妙、复杂的感情揭示出来。活动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人物，绝不是有些同志所责难的那种面口难以区别的“类型”形象，而是各具特点的活生生的“这一个”。如叶知秋的认真，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固执，责任感和同情心，以及在生活上的不拘小节；夏竹筠的被锈损了的灵魂，任什么也不思索的麻木，以及势利、虚荣和庸俗；刘玉英的心地纯净，任劳任怨；郑园园的敏感、任性，执着地探求着生活的真理；万群的满腹怨愤却又极少外露，一种压抑的内向的性格；郁丽文的热情、单纯，对丈夫的一往情深；何婷的阴阳怪气、媚上压下……在一部规模不大的长篇小说里，能创造出这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独到的观察，而且也表现了作者在艺术上的功力。
然而，问题也就在于：篇幅有限，而人物又过多，过于分散，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形象的深度。有的同志认为，小说中不少人物都只具有素描或剪影的特点，而不是多侧面的、形象丰满的雕像，我认为是颇有道理的。另外，不少人物的性格没有发展或缺乏前后的照应，对有些人物，采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做法，这说明作者在创作时也许缺乏完整、严密的艺术构思。
在人物描写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典型化的功夫不够，即在艺术上集中、提炼、概括的功夫不够。小说中的不少人物可能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这是创作中的正常情况，不应该有所责难；但问题是，作者进入创作时，也许还不能完全从原型中摆脱出来，做更高更广的概括。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形象的深度，同时也容易造成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人事纠纷。
三
《翅膀》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议论带进了小说，形成了小说的一种思辨性和哲理性的色彩。
关于小说中能不能有议论，以及议论多少才更适当，我觉得是不应该作硬性规定的问题。一般地说，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讲究倾向应该从人物、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忌讳作者的特别指出的，但也并不笼统地反对议论，如果这种议论是与特定的场面和情节，特定的人物的心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话。然而，那种离开情节和人物的议论，却是向来不为人们所称道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现实主义巨著，有许多议论是很精辟的，包蕴着深刻的人生的哲理，至今读来，犹令人赞叹，但也有不少议论却是离开情节和人物的借题发挥，纯粹是作者的说教，冗长、沉闷，难以为人所卒读。近年来，在我们的一些小说中，心理的描写加强了，议论的成分加多了。这种现象我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应该允许作家去作各种各样的探索。创作技巧上的多元化现象，是创作思想活跃的表现，它只会促进创作的发展，而不会对创作起促退作用的。莫泊桑说过：“一个明智的批评家就应该研究那些和已经写成的小说最不相像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地鼓励年轻人走新道路。”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所要做的，是应该对一些艺术现象做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而不是用一种固有的框框去限制它的发展。
张洁同志这部小说中的议论，大致说来，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通过人物的对话而说出的，这种议论大多是与小说的情节扣得较紧的，它构成了小说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很有一些新鲜的、隽永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另一种情况是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而发出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多也是与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境相联系的，它有助于深化人物的性格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而且也颇含哲理的意味。但是，在这两类议论中，也有一些冗长、沉闷的、不成功的，例如郑子云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长达一万六七千字的报告，即属此例。这在作者也许以为提并寻意之笔，但在读者，却认为是败笔。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的介入，是与整个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思绪流动扣合不紧的，或者干脆就是游离的，这部分的议论大多是政治性的，虽有一些比较精辟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但大多是作者在借题发挥，而且还包含着些过头的、甚至错误的东西。现在作者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在单行本中，已经对这部分属于明显过头或错误的议论作了删节和修改。
这些思辨性和哲理性的议论，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然而，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部小说来说，衡量它的艺术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还不应该是议论，而是组成它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翅膀》固然有一些充满才气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但是，就我个人感受来说，最吸引我的还不是这些议论，而是活动在小说中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田守诚、郑子云、汪方亮等几位部长的不同性格的鲜明的对比；对某些会议如讨论贺家彬入党的那次会议的相当精彩的描写；杨小东青年小组的“聚会”；郑子云与画家的交谈；几户人家互不相同的家庭生活；方文煊与万群感情上的纠葛；刘玉英与吴国栋的吵架；贺家彬与叶知秋在大街上的“蹓跶”；郁丽文与陈咏明的亲昵；莫征与郑园园的相爱；郑园园与夏竹筠的决裂；郑子云在楼梯上的晕倒……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和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一闭上眼睛，他们似乎都活动在我的眼前。在这方面，我觉得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张洁同志创作的长处。
四
有的同志认为，张洁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个性，或者说有独特的风格，这是作家创作成熟或趋向成熟的标志。张洁如今的这个长篇就是她独特的艺术个性的产物，但不仅是张洁以前的艺术个性的延续，而且又是它的新的发展。
张洁以前的作品，绝大部分写的是平凡的生活，平凡的题材，特别是道德伦理、爱情婚姻方面的题材，写了普通人的命运和心灵。分别获得1978年和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和《谁生活得更美好》，以及引起人们热烈争论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翅膀》里尽管也写了许多普通人的命运和心灵，并且广泛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但她倾注全力表现的却是关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四化建设的重大题材。这是张洁的视野更加开阔，对我们事业富于更大的热情和更高的责任心的表现。
题材的改变不能不影响到作品艺术色调的改变。如果说张洁以前的作品是在轻柔细腻、深沉委婉的情调之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伤感的话；那么如今的作品，却使我们在细腻之中看到了粗犷，在深沉之中看到了雄浑，她的伤感，也更多地被一种焦虑的激情所替代了。过去，作者非常善于埋藏自己的感情，她极少“把痛苦尽情地发泄出来，而只是咬紧牙关，抑制着自己的热泪，竭力把痛苦缄藏在心底”；但如今，作者不仅很少埋藏自己的感情，反而时时、处处把那喷涌的激情倾注于笔端，把自己的愤怒与喜悦、厌恶与怜悯、憎与爱……流泻于笔底。过去，她的作品很富于诗意，有一种诗的情调，诗的氛围；如今，这种诗情却与一种理性的思辨相交错，形成了既柔和又跌宕的节奏，对读者别有一种魅力。
对张洁同志的这部小说，人们正议论纷纷。也许你可以指责说，这部小说有过多的过于尖刻的议论，有些议论是缺乏分寸感和历史感的；但你却不能不承认，发表这些议论的主人公是一个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十分关切，对历史和现实正在做认真思考的自己的同志。也许你可以指责说，这部小说不够含蓄，有些地方过于锋芒毕露；但你又不得不承认，你常常被小说中的雄辩和激情所感染，与小说的人物一起欢乐，一起痛苦，一同爱恋，一同憎恶。也许你可以指出，这部小说有些地方艺术上还显得粗疏，还不是完美无瑕的艺术品，如果不是过于匆忙地发表的话，也许可以修饰得稍为完美些；但你却不能不承认，它仍然是一部难得的，有才气、有特色的好小说。
在小说中，我们的确时时、处处看到一个作者自我的形象，这个形象既是昨日的张洁，又是今日的张洁。作为一个读者，我衷心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坚持和发展那些符合艺术规律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和成功的东西，也希望作者能虚心地听取读者的意见，不断修正那些不符合艺术规律的、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不成功的东西，使自己的作品益臻完善，使自己的艺术益臻成熟。
1981年岁末凌晨一时写毕
1982年1月6日修改
附记：在校阅本文时，我欣喜地读到了刚刚出版的《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单行本，在单行本中，作者对原作作了数十处修改，其中有二三十处是重要的修改。这是作者和出版社对读者负责任的表现，这种做法是值得赞许的。本文写于此书正式出版之前，列举《翅膀》引文，仍以连载于《十月》者为本，但在注释中，亦将修改本的引文列出，以供读者比较研究，
1982年2月21日校后
原载《文艺报》1982年第3期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在单行本中，作者作了修改：把“这些年来”改为“前些年”，删去“打棍子”，删去“他们象是掌握着决定人家生死簿的阎王老爷”。
单行本修改为：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有成功，也有失败。基本上没摸出什么头绪。
单行本对结尾小有修改，增加了这样几行文字：“实际情况好象有些出乎意外，值班大夫告诉他（指田守诚——引者按），郑子云可以闯过这一关。好啊，但愿人人都长命百岁才好。可是，一阵从未有过的疲倦向他袭来，看来前面鏖战难休！”
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一卷第300页。
转引自：《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8页。
莫泊桑：《谈“小说”》，转引自《外国名作家谈写作》，北京出版社1981出版。
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文艺报》1980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