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评《龙种》兼谈塑造改革者形象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曾镇南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龙种》，是一部描写国营农场内部以调整生产关系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改革的作品。这是我们当代文学尚未开掘过的一个题材领域。在仔细读了这部作品之后，我感到它是有创见、有重量的力作。它不但给我们文学带进了边远省份黄河之滨那块冲积平原上缓慢然而坚执地行进着的新鲜的生活，使我们亲历了上河沿农场的自然风光、人事纠纷、农业工人们的生活形态、情绪心理；而且通过对那里的生活底蕴的探究和人物灵魂的剖析，相当有力地反映了时代全般的发展姿态。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独立特色，是贯彻在人物和环境描写中的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作者对生活的描绘，是毫无讳饰，十分勇敢的。当他的笔伸入到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生活中的丑恶、灰色的现象中时，他毫不留情，甚至近于冷峻。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贯彻，使具体的艺术描写上的清醒冷峻的笔触和总体的生活画幅上昂扬热烈的气势，获得了统一，使小说达到了较高意义上的真实。

上河沿农场这一场艰难而深刻的经济改革的具体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就是龙种——小说的主人公，全省最大的一个国营农场的新任党委书记。这是一个具有进攻型性格的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由丰富的生活经验形成的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他是一个能够把对党中央精神的领会和对实际生活的现状的观察结合起来，下定了改革的决心的人。经济改革事业占据了这个人物的全部思想感情，他的忧国忧民，他的雄心和魄力，他的无情和果决，他的应变能力和斗争智慧，都是联系于他从事的改革事业的。作者也有分寸地揭示了这个铁腕人物内心的某种孤独感和对正常的感情生活的渴望，但是，“只要一接触到改革问题”，他“心头的寂寞和郁闷就被暂时排解开了”，“他就会象一个蹲到起跑线上的田径选手一祥，兴奋得连肌肉都会颤抖起来，眼睛里只有一百米远处那根标志终点的横线”。他的全部思想性格，都必须而且只能从这个改革事业去得到说明。龙种——这是一个当代社会改革者的形象，是新时期里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他是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时代的英雄的。然而，这个英雄人物的屹立，是依托于现实生活，特别是依托于复杂、尖锐、繁难的经济改革斗争的。他是由这场斗争逼现出来，或者说，簇拥出来的，犹如磅礴的浪峰是由沸腾的大海高扬起来的一样。形成这个特殊性格的具体的生活环境，是展开在这一场经济改革斗争中的。因此，龙种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也就依托于作者笔下对这一场经济改革斗争的真实面貌的展示。正是在这里，作者表现出他的艺术勇气和独创性，表现出他的冷静严峻的现实主义。

龙种所从事的经济改革事业，并不是个人激情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提出来的时代课题。这个课题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依据，又有人民现实生活方面的依据。描写经济改革，是不能回避对这两个依据的准确而具体的把握的。也就是说，对经济改革斗争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之表现为人民生活的具体形态，人民群众的具体心理、情绪、愿望，要有统一的艺术表现。这里的困难在于，对经济改革斗争的理论、政策方面的揭示，怎样才能不流于抽象枯燥的说教，既经得起读者理性的究诘，又带有吸引读者的生活感性的特征。在这方面，《龙种》虽然还未尽如人意，然而却显示了作者的过人之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对生产者在现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与劳动过程中的心理的深刻观察，汇集在龙种的思想性格中，借他的思考、议论和观察，来揭示这场经济改革的实质和生活必然性。探索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者在经济上直接结合的形式，这是龙种——一个具有理论思维的实际经济工作者思考的中心。就艺术描写的生动性的要求而言，展开这种理性思考很可能成为实现艺术生动性的暗礁；然而就揭示经济改革的社会意义，使整个艺术描写立于正确的思想基地而言，展开这种理性思考则是完全必要的。小说当然不是经济改革的教本，但对经济改革的理论方面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认识，作者的描写必然会在读者的理性究诘下破绽百出，引起怀疑和反感。《龙种》的作者，对于他所要描写的经济改革的理论方面，显然下过一番功夫。他笔下的龙种，并不是那种摭拾一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理的知识就沾沾自喜的肤浅人物，而是在十年动乱中认真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有理论根基、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又熟稔实际生活的领导干部。他要进行的经济改革，绝不像孙大钧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在国营农场里取消固定工资制，想法让工人多干活，而是要探索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全民所有制的新的形式，使生产者真正掌握企业的经济权力。龙种的这种深邃的想法，是符合党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指示精神，也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的。在小说的“引子”部分，龙种拒绝了孙大钧慷慨给予的全套美国农机，主动向他索要进行改革的企业自主权。这一富有戏剧性的行动，充分显示了龙种过人的胆识。他看到了阻碍农场生产力发展的症结不是机械不足，而是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中的问题。他的行动迥异于一般只知向上伸手的平庸的本位主义者，表现出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积弊、立志改革者的无私胸怀。作者把龙种对他要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理性思考，集中地放在他和孙大钧的对谈中披露，并使这种披露和他拒收全套美国农机、索要企业自主权的行动结合起来，这就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印象。龙种的那些发挥经济改革的设想和理性语言，不仅集中、透辟地点明了改革的本质，而且成为表现他善于进行理论思考这样一个性格侧面的手段。作者让这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意义的理论揭示放在“引子”中处理，我以为是聪明的。这既使龙神的经济改革故事获得一个集中的思想照耀，也使尔后故事的进展本身摆脱抽象思考的缠扰。

作为对龙种关于经济改革的理性思考的感性补充的，是第一章开头对上河沿农场的自然风貌、残破现状、涣散人心和复杂人事的概略描写。这段描写是多角度的透视。把经济改革必然发生的现实生活依据和龙种的斗争据以进行的环境，全盘地真实地托出了。悠远的历史兴衰，如画的农场鸟瞰，破败的生产现状和令人吃惊的人心思散、人心思离，毫无讳饰地被揭示出来。美丽的土地和灰暗的人事的强烈对照，使我们痛心地看到，十年动乱给一个边远省份最大的国营农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最可怕的是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精神状态。“不少农业工人，面对亲手创造出来的美丽的田园逐渐衰败却无动于衷”。“他们早已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这块土地上”。而一些干部则“没有一点希图发展的雄心壮志”，习惯于封建家长式的管理，热心于“有时微妙、有时剧烈的权力斗争”。作者对上河沿农场现状的这种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描写，把经济改革的迫切性和严重性鲜明地提出来了。

经济改革，说到底，是一场社会改革的尖锐斗争。斗争首先是在领导层中爆发的，然后像一条咝咝作响的火线，燃烧到骚动的群众中去。作者以雄强的笔力，描绘了党委扩大会议上和农场场部大院里的两场有声有色、扣人心弦的斗争。这两场斗争，一是改革的发端，一是改革斗争的白热化和初步的胜利收束；一是针对昏庸的领导，一是针对对改革尚未理解的群众，充分地写出了经济改革的社会深度，写出了龙种的独特性格。在艺术结构上，这两场斗争像两座奇峰，拔起于群山的逶迤细浪之上。它们各有形成的蓄势和突起后的余波，而且前后呼应，使小说展开的经济改革斗争形成一个完整的、起伏有致的画卷。

龙种对郑福林的斗争，按照小说描写的限度，性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作者并没有因此回避斗争的严峻性质：这是一场真正的共产党员对某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的原则斗争，是维护还是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的原则斗争。斗争虽然围绕着要不要进行经济改革展开，但斗争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则要深广得多。郑福林这样一个油滑世故、满心私利的干部，在“四人帮”时颇为得势。“由于他具有一种农民应付事态的本事，在许多问题上他既说不出来又写不清楚，憨态可掬”，所以安然滑过了清查。他对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目前形势的发展，是强烈地抵触的。他反对经济改革，与其说是因为思想僵化，不如说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反对中央路线的一种本能。他的敌对的思想情绪以及他组织反抗改革的手段，实际上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龙种与他的斗争，之所以那样尖锐，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原因就在这里。党委扩大会议上的那场斗争，表面上看，是龙种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使用了突然袭击、揭老底等非常手段，凭借了第一把手的权力；但实质上，龙种不过是打了一场后发制人的反击战而已。这次会议，在艺术处理上非常精彩。郑福林是会议前半截的主角。在他的导演和纵容下，形成了一个对龙种采取的改革办法以至全国形势的发展宣泄不满的局面。而龙种则一声不吭，他不存在似的。一直等到时机成熟，龙种才以公开撕破面皮这种反常的方式和凌厉的语言进行反击，完全镇慑住了郑福林的气焰，抑制了他的狡智，震动了全体干部。龙种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割断了一切世俗的习惯和掣肘的各种顾虑，一下子捅到郑福林的心尖上，剔出了他的灵魂，显示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没有猛药，治不了顽疾。龙种这种毫不留情的斗争手段，是有充分的历史正义性的。他的进攻型的性格，也在这种先抑后扬的戏剧性描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与党委扩大会上的斗争相比较，爆发在农场场部大院里的斗争就更深刻。在这场斗争中，郑福林之流躲在幕后，而推到斗争的前台来的，是那些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改革事业的一致性的群众。现实生活总是比理论概括要复杂得多，生动得多，丰富得多。龙种所进行的改革事业，像任何历史运动一样，归根结底是群众的事业。但是，群众本身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有觉醒的一面，也有守旧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改革、要求前进的一面，也有愚昧落后、甘受束缚的一面。经济改革的社会动力和社会阻力之最深厚的根源，都存在于群众之中。作者根据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认识，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群众中的愚昧、落后、盲目的一面，作了真实、赤裸的描绘。他忠实于生活，毫无顾忌，也就毫不涂饰。他不仅描写了龙种怎样意识到他的理论设想和实际生活的距离，而且大胆地展现了龙种被由于眼前的个人利益受到触动而反对改革的那部分农业工人所围攻的场面。这里，正表现出作者的艺术勇气。现实主义不但不需要而且也不允许回避群众中的落后现象。如果以为社会改革事业不需要对群众作艰苦的动员、说服工作，就会出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那无论是实际工作还是艺术描写，都是脱离实际生活的空想。龙种对不觉悟的群众表现出来的历史惰性力是蔑视的。他以巨岩般的镇定抗住了围攻的浪潮之后，立即转而以缓和的态度，向群众作有力的说服工作。在赞同改革的干部和青年工人的支持下，他的说服工作收到了成效。这一场复杂、尖锐的斗争没有照郑福林之流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以龙种的胜利，也就是改革事业的前进而告终。在斗争中，龙种的坚定意志、远见宏识、丰富经验，全被照耀出来了。

交织在改革事业进展的风浪中的，还有龙种和穆玉珊重建自己的生活的线索。这条线索显然是为了丰富、深化龙种的性格，同时也有借此展现改革事业的群众根基的作用。但是，正是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缺憾。作为改革者的龙种，似乎未充分地认识到没有群众的觉醒和主动精神，改革就寸步难行。他在施展其宏伟的改革计划时，没有把发动群众放在优先的地位，没有在群众中造成有利于改革的舆论，使群众较早地理解他，成为他坚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龙种在开始进行改革时，多少给人以孤军奋战之感。当然，和龙种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林子庸和穆欣宽。林子庸的形象着墨不多，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历史上遭受的冤屈，目前生活的窘迫，并不能耗损他的生活意志。他真诚地敬重龙种，主动地当参谋。他既有近忧，又有远虑；虽然有些愤世嫉俗，却不失为有清醒的头脑。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是可以为龙种的改革事业做更多的事情的。可惜作者给予他的活动场地太小。穆欣宽是青年农业工人的代表。他有一颗年轻人的火热的心。可惜，作者没有正面展开他和青年伙伴们的社会活动和生产斗争，只是把他处于一种从属于龙种和穆玉珊爱情关系发展线索的位置，无法使他的性格有独立的发展，影响了人物的丰满性。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读完《龙种》小说卷首引用的这两句为马克思所深爱的《神曲》中的诗句，萦回在我心里。龙种这个进攻型的经济改革家的形象，连同他进行的果决勇猛的事业，引起了我对于我们的实际生活和文学创作的沉思。我感到，龙种这个改革者形象的创造，和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车篷宽等改革者形象的创造一样，其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应该得到更为充分的估计。

我们文学中出现的这种塑造得较为丰满的改革者的形象，无疑的是有充分的社会根据的。它们不是作家根据某种概念，或主观意愿杜撰出来的。他们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而且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的社会力量。他们的进攻型的气质、不可遏抑的改造社会的战斗热情以及面对阻力毫不犹豫怯懦的悲壮性格，是植根于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历史途程之中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立志改革的人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是，由于极“左”的指导思想，也走了很多弯路，虚掷了热情和精力。十年动乱，更是摧折了社会改革前进的锋头。新时期开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新的经济改革的潮流出现了。从农业到工业、商业、服务业，党所领导的革弊兴利的经济改革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每一个处于实际生活中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它吸摄着人们的注意，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中的当代改革者的形象一问世，尽管还不是已经达到艺术典型创造上的成熟程度，却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就不是偶然的了。处于实际工作中的广大读者，把这些文学中的改革者，视为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发挥鼓舞教育作用的人物，甚至是可以仿效的人物，这是对这些改革者形象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明白的“批准”。这些改革者形象的真实性，就在于他们的力量和性格的一切特征，都是在他参加着的那种改革事业的实际矛盾和斗争中产生、形成、发展的。他们是作为经济改革中矛盾冲突的一方，作为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的代表出现的。广大群众可以在他们的斗争中鲜明地看见历史前进的斗争画卷，可以看见社会主义力量的生长，看见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赞成改革的志士仁人的忠心和热忱，从中受到感奋。他们是喜爱改革者形象的英雄气概的。作为经济改革斗争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精种和力量的一种升华的这种改革者的英雄气概，是作者对生活中还占少数、还处于萌芽状态甚至还有些孤立却代表历史前进趋势的那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的扩大和强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包含了这种扩大和强化的艺术权力。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的文章中说，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计划在一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利浦王朝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承认艺术家的这种扩大和强化生活中有社会意义的萌芽状态的人物的权力，和反对脱离生活的架空编造，是并不矛盾的。这里的关键，在于细察作家创造的人物据以活动的矛盾冲突、生活环境是否真实，作品中有多少作家对于生活的新鲜而真实的感受。从蒋子龙和张贤亮笔下的改革者的形象来看，他们是善于把豪迈、雄放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融会在一起的，我还觉得，在估计乔厂长、车篷宽、龙种这些改革者形象的社会意义时，要扩大对读者群的欣赏心理的观察。只从文人或文学青年的欣赏心理来观察，很可能低估这些形象在工厂、矿山、农场这些生活的火线上的影响。而且，应该看到近年来广大读者群欣赏心理的步展和交化。这种发展和变化是悄悄地却是有力地发生的，它归根结底是受社会的主导思想、政治和道德风气决定的。那种把人们引人狭隘的私人生活的俗滥的爱情描写和使人觉得世事一无可为的冷嘲调子、伤感气息正越来越脱离读者健康的审美需要，而那种把人们吸引向宏伟的社会事业、远大的理想和美好的情操，为人们增添生活的经验和力量的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已经和将要受到读者的热烈的欢迎。文学中的改革者形象所具有的鼓舞群众投入伟大的历史事业的社会意义，将会日益明显。

这些改革者形象的创造，对于我们文学创作发展的意义，我以为也是很明白的。首先，这些改革者的形象之出现于我们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我们的当代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联系的加强，表现了我们的作家努力提高文学的思想性和战斗力，力求高度地反映现实的新的努力。现实生活中的全面的伟大的变革，使当代文学的创作源泉无比地扩大了。但是，我们的创作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地利用和开掘了这一源泉。不能低估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文学创作的繁荣，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中，这种繁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恢复了我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作为时代的感应者、人民心声的表达者的革命传统，显示了和现实生活的空前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使题材和风格达到一定程度的真正的多样化。但也必须看到，脱离实际生活、回避社会矛盾、缺乏政治热情和思想力量的创作倾向，也在潜滋暗长，花花绿绿和轻轻飘飘的东西，平淡无味，可有可无的东西也出现了一些，并成为某些作者趋之若鹜的时尚。人们都在感叹真正有重量、有斗争性的作品太少，并翘企着反映和概括我们时代的生活本质及其丰富、复杂形态的扛鼎之作出现。在这种文学形势下，上述改革者形象的出现，就有一种高扬健康的创作空气的意义。这些文字形象，还是初步的，带着不少缺点，然而却有一种新鲜、刚健的力量。复杂的矛盾、严重的斗争、开阔的胸襟、炽烈的感情，足以使那些充斥着新式的风花雪月的铺排、才子佳人的纠缠、空疏傲世的骑士等等的作品顿时失色。第二，文学中改革者形象的出现，还积累了典型创造的经验。创造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仍是当前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把英雄人物的创造这一本来十分严肃的文学课题，蒙上了一层荒唐滑稽的色彩。很多作家出于反拨的心理，简直耻于提及这一课题；个别轻率的理论家，更进而否定这一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很多人视为畏途的地方，往往正是真正有独创性和艺术勇气的作家的用武之地。而我们的文学能力的提高，也正有赖于作家知难而进，坚韧不拔的创作实践。就这一意义而言，蒋子龙、张贤亮创造改革者形象的艺术实践，理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在创造有生命的英雄典型这个荆棘丛生的地方，需要的是敢于冲破陈旧的抱残守缺的思想和手法，需要的是敢于踏出新路来的拓荒者，需要的也正是但丁这两句鼓励科学发现和艺术发现的名言——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原载《当代》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