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子龙的小说艺术

金梅

蒋子龙的小说，在读者中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作品，伴随着时代的脚步，紧扣着社会的脉搏，用艺术形象向人们显示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一）

蒋子龙是有胆有识的。他写的大多是当前的现实生活。他似乎有意要让读者直接面对尖锐而复杂的世态人情；并对此毫不隐讳地、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地。从这样的创作思想出发，蒋子龙相应地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创作，气势宏伟，节奏紧迫，笔触粗犷，充满着溢于言表的激情和切中要义的哲理。而他的这种艺术个性，我以为是通过以下一些具体途径来达到的。

首先，是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以及取材和描写的角度上显示出：蒋子龙在反映社会生活时，采取的不是迂回曲折和旁敲侧击的方法，描写的也不是社会生活中的那些细微的人情世故。他是这样一个作家：力求站在生活的高处俯视全局，并从正面切入，以拢括那些有关生活发展方向的重大而尖锐的矛盾斗争，又于放笔驰骋的描写中把这些矛盾斗争和盘托出。

例如，在十年动乱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们多数的革命老干部遭受了种种打击和迫害，我们的国民经济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灾难怎样消除，国家又怎样复兴，革命老干部的精神状态如何，成了一个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蒋子龙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精神状态截然不同的两种领导者的形象，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正在呼唤着能够推动生活向前迈进的革命领导者。于是，他就构思写作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歌颂了保持着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的领导者霍大道；而对“吃饭莫饱，走路莫跑，多多睡觉，少少用脑，玩玩花草，养鱼养鸟”的徐进亭一类干部，猛击了一掌。再如，“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我们国家在百废待兴中，依然矛盾多端、困难重重，迫切需要有一大批有魄力的实干家来拨乱反正，治世建国。蒋子龙从现实生活中体察到了这个紧迫而重大的问题，于是又写作了《乔厂长上任记》及其续篇《乔厂长后传》。在正面展示当时存在的种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斗争时，塑造了一个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优秀领导者——乔光朴的形象。蒋子龙其他一些作品，如《狼酒》中提出的高级领导者的生活特殊化问题和“关系学”问题，《开拓者》中提出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与此有关的人事纠葛问题，《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中提出的世态风情问题等等，它们所涉及的问题，都是重大而紧迫的。而蒋子龙在提出这些问题时，也大多采取了正面切入的方法。他还有意识地不让自己小说的故事情节，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着重描写的，虽然只是局长霍大道一天的经历，但它却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整个机电局上上下下几十万职工和干部的面影。《乔厂长上任记》和《乔厂长后传》也同样如此。而《开拓者》中的故事情节牵扯到的范围，就更广阔了。在这篇小说中，蒋子龙的笔触，沿着人物的行动线路，由一个工地而省委大院；由省委大院而某所高等学府；由眼前的斗争延伸到“文革”时期的风云变幻；接着，又回到眼前的全省性的大会上，从这个大会，又拓展到由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其间，还绘声绘色地描摹了一个大型舞会的场景，写到了青年女作家凤兆丽的爱情纠葛，和她的笔墨生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动人心魄的风波。可以看出，在规定的题材和主题范围内，蒋子龙在最大限度地放笔涂抹，指陈拢括；他的笔触，可谓挥洒左右，驰骋纵横。

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千姿万态的。不同的作家，尽可以自由地采取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既可以从正面着眼，把包含着某种本质的生活形态直接摆在读者的面前；也可以从侧面入手，在迂回曲折中引起读者的联想，玩味出隐藏于其中的某一件生活的全貌及其包含的本质意义。在这里，不存在高低轩轾之分，却表现着反映者（作家艺术家）之间迥然有别的艺术个性，以及他们所能获得的不同的艺术效果。后者，自有其细摹细绘、深挚蕴藉、令人思索回味的妙处；但前者，却往往能收到气势宏伟，笔触豪放，令人难以坐卧、要奋然前行的艺术效果。作品的气势，不仅与题材的大小相连，也与取材和描写的角度，以及涉及的生活面的宽狭有关。我以为，蒋子龙着意于选择，并从正面切削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题材，在描写中又有意识地把笔触向上下左右拓展开去，尽可能地在更广阔一些的生活背景上去发展他的故事，刻画他的人物。这样做，也就从总体上使他的小说富有了高屋建瓴，捭阖纵横的宏伟气势。从这里，也表现了这位作家在实际生活和创作实践中的巨大的胆识和不凡的气概。

有些好心的同志，每当看到蒋子龙的一篇新作又在毫不隐讳地触及着某一重大时弊时，禁不住为他捏一把汗，觉得这样写太危险了，应该绕道走走才好。但我以为，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蒋子龙在创作中，既然有意识地要追求一种气势宏伟的境界，那么，他就得去直面人生。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把眼光和笔触紧缩于一隅，或专门玩弄细微末节，只能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小家子气，难于达到气势宏伟的境地。

（二）

蒋子龙比较喜欢、也善于塑造开拓者和进攻者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一些主要人物，在生活和工作所及的范围内，大多具有一种扭转“危局”、开创新生面的气概。当然，这种气概，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是以不同的风采表现出来的。比如《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作为一个领导着一大批企业、三十多万职工的机电局长，他深知自己担负的职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如果一步疏忽，一着不慎，就会影响全局。因此，他硬是要促使下属的每一个企业，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还要争取挑起额外的重任。霍大道具有老共产党人的那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豪情壮志。小说描写了他冒着心绞痛随时发作的危险，在狂风暴雨中搏斗的情景；也描写了他路截一辆新型卡车，悉心研究的场面，突出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气质。霍大道，“有一种强烈的进取心，胸中有烧不完的烈火，脚下有攀不完的高峰”。当生产处长王凯，临去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时，霍大道对他谈过这样一段话：“没问题，你去拍胸脯吧。……三十八万机械工人的志气和双手做你的后盾。你在会上的所做所言，对下，要能代表这三十八万人，对上，要让毛主席、党中央满意放心！”这是何等地有气魄，有胆量，有胸襟呵！

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及《乔厂长后传》）的气概和风采，更多地表现另外一些方面。当一些人，在困难面前避之唯恐不及，孜孜于谋求一种“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愿干者可以多干，不愿干者也可少干”“权力不小，责任不大，待遇不低，费心血不多”的职位时，乔光朴却主动请战，立下了“军令状”，要到问题成堆的厂子去工作，显示了他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的胆略。在一系列出乎人们意料的行动中，凸现出了乔光朴敢于担当时代“主角”、驾驭历史进程的气概，大刀阔斧、所向披靡的风度和魄力。让我们看到一个敢作敢为、“勇于实践”的创业者。

《狼酒》中的莫应丰，《开拓者》中的车篷宽，好像是霍大道、乔光朴形象的一种发展。他们都有一种敢于破除陈规、开创新局面的胆量。他们的职位比霍、乔要更高一些。决定一部作品气势的大小，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说，人物形象对作品气势的大小确有影响的话，那么主要是指他们表现出来的胆量和气魄的大小，而不是他们身份的高低和职务的大小。但如果把高级领导干部写好了，由于人物的活动范围广阔得多，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带有全局性的，因此，描写了他们在前进中解难排险的作为，这对开阔作品的背景，增添作品的气势，无疑是有一定影响的。

当然，蒋子龙小说中的气势，不止体现在他所歌颂的主要人物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体现在职位较低的干部以及普通的工人群众身上，前者如《开拓者》中的凤兆丽，后者如《血往心里流》中的姚一真。有意思的是，两者都是女性形象；作品中描写她们的，主要又是爱情生活或与此有关的男女之间情感上的某种纠葛。而就是在描写这两个女青年的精神生活时，蒋子龙力求刻画的，主要也是她们从精神生活的侧面上，显现出来的那种刚勇义烈的气质和品性。《开拓者》中的有关描写，是十分精彩的。几个坏小子，看到他们的团委书记凤兆丽，正在与技术员王廷律交谈时，是在利用作业组长金城对凤兆丽的单相思，想制造一场争风吃醋的戏。蛮横无理的金城，竟然动手向王廷律打来，场上的气氛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风兆丽却大喝一声，让大家松手，“放开他，叫他打！”她这威严有力的气势，一下就把金城镇住了，举起的拳头停在了空中。在这场波澜迭起、剑拔弩张的纠葛中，凤兆丽本是被攻击和中伤的对象，但从一开始，她就控制了局势的发展。由此，显示了她那坦荡的胸怀、不凡的气概和机智的谋略。在小说最后，风兆丽因为写了歌颂车篷宽一类领导干部的小说正在受批判，而王廷律惧怕父亲车篷宽面临撤职的困境，可能会给凤兆丽带来某种新的压力，因此有意在躲避着她。在这种情势下，他们的关系如何发展，人们正拭目以待。不少人以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以为凤兆丽这下就不会再去爱省委书记的儿子了。实在说来，凤兆丽过去并没有明白地表示过对王廷律的爱情；但现在，她要公开自己的爱情了。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主动地追上了王廷律，堂堂正正地和他并肩来去，并终于宣布了他们的结合。在这里，凤兆丽又表现出了她那远超于尘俗的见识和优美的心灵。

《血往心里流》中的姚一真，就其见识和勇气来说，也是个难得的女子。就多数的情况而言，一个女孩子是最忌讳在生活作风上被人说三道四的。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实无其事，她们也往往避之唯恐不及的。而姚一真，当刘惠荣贴出了侮辱胡友良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大字报，人们又正在大字报跟前议论纷纷、扩大事态的时候，她明明知道这一切都与自己有关，却不避嫌疑，挺身而出，说明事情的真相，结果遭受了刘惠荣的一顿泼妇骂街。后来，当胡友良不得不离开工厂去农村时，整个工厂的人都避讳着他；而姚一真，却又独自一人，去车站为他送行。在涉及男女关系问题上，为了维护同志的尊严，宁愿自己被人辱骂，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确是不易做到的啊！作者在描写姚一真的思想性格时，使之带有一种侠情烈义式的气质。正是姚一真的这种贯串始终的气质，使整篇小说，有一种慷慨悲壮的色彩。

“文如其人”，或者说，“风格即人”。这两句名言，道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即艺术风格与人格是有内在联系的。当然，这里的人格，是就作家而言的。但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家所喜欢歌颂的某一类人物的思想风貌，或者即使不为自己所赞扬，但却在津津有味地描写着的那类人物的思想风貌，对作品的艺术风格，也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的。蒋子龙在小说中，比较喜欢描写进攻者和开拓者的人物形象。这对他整个创作风格的形成，我以为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的。正是在那些活动着霍大道、乔光朴、车篷宽、凤兆丽和姚一真等一类人物的场面和情节中，在这些人物言谈着、行动着的时候，我们才明显地感受到了蒋子龙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磅礴的气势。

（三）

蒋子龙为了有效地描写那些重大而急迫的题材，塑造那类胸襟开阔、意气豪壮、情感炽热的开拓者和进攻者的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并逐渐形成为创作风格的一部分。

从布局结构上看，蒋子龙并不讲究情节线索表面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他的不少小说，往往是由一系列跳跃性较大的场面和人物动作组成的。作者在艺术表现中，力求挤干水分，干净利索。他把笔力和篇幅集中于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场面和行动感强烈的动作描写上。为了能够腾出手笔，以便更迅速地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最重要的、最能吸引人的部分呈现于读者的面前，蒋子龙在场面与场面、人物的动作与动作之间，有意识地略去了那些容易使气氛沉闷和拖泥带水的过程性的描写。这样，我们在蒋子龙小说中看到的，是接连不断的人物动作，和由此构成的一个个场面。比如在《乔厂长上任记》第一节“出山”中，一上来，作者就开门见山地让读者看到了那个换马选将、气氛很有些紧张的局党委扩大会议的场面，以及在这种气氛中乔光朴的出人意料的言行——主动立下“军令状”和硬要拉着石敢一同“出山”。紧接着，在第二节“上任”中，作者立刻就写了乔光朴和石敢已在任上的几个又是出人意料的动作，以及由此构成的几个气氛强烈的场面：在车间和杜兵的交锋、闯入厂党委会议上宣布几项决策，等等。须知，局党委扩大会散场时已是傍晚时分，作者在第二节中却立即描写了乔光朴到任后的动作。从两节连接的时间上看，很显然，作者是有意不让乔光朴和石敢在上任过程中出现种种细节。小说第三节“主角”一开始，作者立即描写的，是乔光朴已经抓准了机械厂的“病情”，和准备动大手术而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二、三两节在时间上的间隔有半个多月。在这期间乔光朴在一个车间一个车间、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寻找着“病情”。他如何具体地抓准了“病情”的，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但在小说中，作者又有意识地略去了对这个过程的描写；使读者立即看到的，是乔光朴已在对症下药的行动。在布局结构上，蒋子龙巧妙地摆脱了为追求故事情节表面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可能会产生的某些束缚。这还表现在小说中出现的场面，不仅在时间上有很大的跳跃性，空间的跨度也是很大的。他在选取场面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电影艺术中摇镜头的手法。根据表现主题和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他把笔触尽可能地向广阔的领域伸展开去。比如上面提到的《开拓者》中的那些场面，就是这样摄取和组合的。

蒋子龙对小说情节采取这样一种布局和结构，至少收到了三方面的艺术效果。一是，使他的小说具有为题材本身所需要的紧迫的节奏感；二是，这种布局和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紧迫的节奏感，有利于作者去突出所要歌颂的进攻者和开拓者的思想风貌；三是，这种跳跃式的、挤干了水分的布局结构，便于作者大开大阖、灵活自如地调配材料，以扩展作品的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在蒋子龙，找到了这种布局和结构的方法，凡是对充分地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思想风貌有用的材料，他就可以尽收于笔底，囊括于纸面。从艺术技巧上说，我以为这是一种聪明灵巧的写法。采用这种方法，作者可以主动灵活地去驾驭材料，而不为材料所役使，避免把手笔困在事件发展过程的描写上。当然，采用这种方法，作者首先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才能获得可供自由选择的雄厚的生活素材。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一种避免生编硬造弊病的方法。大开大阖的写法，允许小说在情节上有较大的伸缩性。

这里，顺便谈一下与蒋子龙小说的布局结构有关的体裁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蒋子龙的短篇，实际上是压缩了的中篇，而他的中篇，又像是压缩了的长篇。蒋子龙要求自己，在创作中一定要“挤干水分”，要把重要的、能吸引人的东西拿给读者看，决不能枝蔓横生、菁芜并列。在他看来，文学中的水分，是毫无价值的。他下决心要把人家不爱听、不爱看的部分，坚决砍掉。

蒋子龙在小说情节的布局结构上，还常常有意地采取这样一种方法：不是机械地按照生活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去安排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是把最重要的、带有关键性的矛盾情节，摆在小说的开头，然后再抓住重点回叙矛盾冲突的来龙去脉，最后又回到小说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并简要地结束故事。《血往心里流》和《解脱》就采取了这样的布局和结构。前者，把姚一真和胡友良目前的处境，立即摆在了“我”的面前：姚一真这个在“我”印象中好似不食人间烟火、不明世故人情的“嫦娥仙子”，现在居然也交上了男朋友，并懂得不能空着手来为男朋友送行了。可见这些年来，她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但她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待她送别了朋友，“我倒要盘问盘问呢！”这样，小说一开始，就给“我”，实际上也是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悬念，迫使“我”不能不追问下去，引诱读者不能不阅读下去。就在这种气氛中，作者一步一步地叙写着姚一真和胡友良的种种遭际。末了，故事情节又回到开篇时的情景上来。在《解脱》中，一开篇就描写了凌子中不同寻常的举动，尖锐大胆地摆出了他正亟待解决的重大矛盾。当“许多专职的政工干部，都提出来要改行去当业务干部”的时候，凌子中却“提出要改行去搞政治”，并正在“生平第一次以政治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主持着杜恒的说清楚会。杜恒犯了什么错误，他能不能解脱？凌子中为何要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莫非他有非凡的才干？这就一下摆出了矛盾，并显露了凌子中敢于逆流而上、排难纠纷的气魄。而作者以后的叙述描写，都与上述种种问题有关。这样，不仅使整个文章显得严谨紧凑，更重要的是，使之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一气呵成的雄浑有力的气势。

在蒋子龙的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然风光的精心描绘。即或有之，他也不是在单纯地写时令节序、阴晴冷暖，或仅仅只是按通常的习惯，一般地要给人物的活动，安置上某种自然环境。他是要从这些有限的描写中，有机地衬托出人物在某时某地的情态。而值得注意的是，蒋子龙笔下偶然写到的，不是那种和风轻拂、煦阳临照、百花争艳的旖旎风光；他着意涂抹的，常常是暴日狂风、浓云急电，这似乎也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他是要通过对这种自然现象的描绘，烘托出整篇作品的气势，和他所歌颂的特定人物的性格特征。他在作这种涂抹时，文字上决不贪多，重在造足氛围。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但就这几笔，却色彩浓重，气氛强烈，笔到情到，人物的思想风貌，亦已渗透其间。这些，我们尤其可以从《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几处有关描写中体会得到。

蒋子龙在描写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他为之倾心赞颂的人物形象时，总是让他们在不断地思考着、言谈着和动作着。在这中间，他于人物动作的描绘，尤为看重。即使是涉及人物思考时的情景，或人物的某种心理状态，他也很少去作静止的描写，或一味地辅之以旁白式的剖析，而是力求从人物的动作中把它呈现出来。例如《乔厂长上任记》中，在写到乔光朴如何立下军令状时，作者刻意描写了他一个把烟卷搓成碎末的动作。通过这个动作，我们真切地感到了乔光朴此时此地对某些不良现象的极度愤慨，和他正在思考着如何痛下决心予以匡正时的激烈的心理活动，也使我们初步领略了他那粗犷豪壮、果断有力的思想风貌。

在让人物行动时，蒋子龙则喜欢给他们安排那些幅度大而强烈的动作，有的动作，往往还是突如其来的。例如前面提到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在途中察看和借用他人汽车；《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提前上任，突然来到冀申主持的党委会上，以及宣布他和童贞已经结婚，等等。把蒋子龙笔下人物的一系列动作，比之以水流，它们有如奔腾不息的大河，而不是潺潺轻流的小溪。

有些同志说，蒋子龙的这种写法在艺术表现上，未免有些粗糙了。我以为，持这种说法的同志，是把艺术描写上的粗犷与粗糙，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前者，是一种独具风韵的艺术上的特点，应该保持和发扬；后者，则是一种应该加以克服的艺术上的缺陷。而蒋子龙，我以为，从总体上说，他的行文笔致的特点，是一种艺术上的粗犷，而并不是什么粗糙。这是一。二，蒋子龙的行文笔致，从总体上说确是粗犷的，但他又并不是一味地粗犷。应该说，蒋子龙的行文笔致，也有细致的一面。比如，他在用粗犷的笔触描写人物时，也敢于正视，或者说，有意识地在描写着人物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其中有些描写是很细致的，读起来也是很有意味的。在《弧光灿烂》中，蒋子龙描写了青年电焊工路凯和女工程师马越之间的一种奇特而美好的感情交流。路凯从马越身上，依稀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久藏内心的母子之情，促使路凯下意识地接近着马越，维护着马越。慢慢地，他的这种情感，在不知不觉中转换成了对马越的爱情。当他知道，这种爱情是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把自己对马越的情感，又通过对她工作上的忘我支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马越，在和路凯的接触中，对这个好学纯真的青年，由好感变成了喜爱。在她察觉了路凯的情感之后，对他不仅没有责怪之意，甚至不无心动的成分。当然，她也知道，这种爱情对她来说，毕竟来得太晚了。于是，她从自己的处境出发，用一种从学业上予以悉心培育的形式，表达着对路凯的喜爱之情。在路凯和马越之间的感情交流中，交织着母子之情，师生之谊，恋人之爱和挚友之情。这是一种丰富、深挚、纯真、美好的人类感情的集合体。你简直很难用某一个特定的词汇，来范围尽它的复杂的内容。对此，蒋子龙在描写中并没有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按照人物思想感情的特定逻辑，写得委婉有致，入情入理，读来动人心曲，意味无穷。蒋子龙笔触细致的一面，于此亦可见一斑。

但在说明了蒋子龙小说的笔触也有细致的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紧接着指出，他那笔触细致的一面，又是与众不同的。在我看来，蒋子龙的小说笔触，不仅粗中有细，而且细中有粗。就是说，即使是在那些按照一般写法需要细摹细绘、精描缕述的地方，蒋子龙也常常是用粗犷的笔墨去收到同样的效果的。例如在《乔厂长上任记》中，蒋子龙安排了乔光朴思念妻子的一些细节，从总体上说，这是他的一种粗中有细的写法。但对这些细节的描绘，他又从乔光朴的性格特征出发，不作过多和过于精细曲折的描绘。小说中只写了一个电话，一次什么也没有买到的匆忙采购，几句直来直去的对话，看来写得很简约；因为就在这种简约的描绘中，我们已逼真地看到了，乔光朴在当时当地的难于平静的内心世界。也许，他还可以写得再细致一些，但即使是在作这种改进的时候，也应该保持细中有粗的特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蒋子龙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政论色彩和哲理性。这也是与他一贯追求的气势宏伟、节奏紧迫、文笔粗犷的总的艺术风格有关的。

蒋子龙对自己作品中涉及的当前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和人生奥秘，常常情不自禁地要议论一番，感慨一阵，以表示自己的臧否态度。而他的议论和哲理，常能发他人之未发，识他人之未识，又胸臆直抒，痛快淋漓，因而显得新颖警策，尖锐泼辣。他的议论决不取冷眼旁观者的态度，更不是要教人以世故。他于议论和点拨中，燃烧着一股炽热的情感。他是想用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热情之火，去唤醒人们为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而斗争。正是这种智慈之光和热情之火的结合，使蒋子龙小说中的议论和哲理性的语言，具有雄辩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加大加重了整篇作品的宏伟辽阔的气派。

蒋子龙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着自己独特风格的青年作家，他的创作，也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比如，他在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用艺术形象大胆地提出和回答重大的社会问题中，有时写得直露了一些，往往少含蓄、少蕴藉。在艺术风格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要求作家为了避其所短而弃其所长，只能希望他们在发扬长处的过程中，自觉地避己之短；如能在不失自己长处的同时，又能有机地把另一种风格的长处吸收一些过来，以补自己的不足，那就更为理想。另外，蒋子龙的有些作品发表之后，曾经有过这样的反应：某些单位、某些个人说，蒋子龙所写的，就是他们那里的人和事。甚至有人说，那就是在写他自己。这种反应，我以为说明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蒋子龙的小说创作，是建立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之上的，作者从不天马行空，生编硬造。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创作品质。另一种情况是：蒋子龙的个别作品，可能写得匆忙了一些，对来自现实生活的某些素材，还来不及进行更多的加工和制作，致使某些读者把它和真人真事等同起来了。有的人，甚至故意要去按图索骥，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也许是对蒋子龙小说创作的一种误解吧！但我以为，作者也应该有意识地去避免那些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这就需要在创作时反复酝酿，不断推敲，在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加工上下更多的工夫。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于天津

原载《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