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上
知堂的故物
一位德国藏书家说：“一个藏书家的大多数藏书曾经属于别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般说来，书籍更换主人的频率与人类世代交替的频率是大致一致的。”如何证明一本书“曾经属于别人”，最直接的物证就是该书留有原书主的“签名或印记”。
姜德明先生在《知堂的旧物》里说：“倒退二十年，在北京的旧书店里，若想找几本有名人藏书印记的书还是不难的。比如有周作人签名或印记的，我就收藏了几种，友人中也曾收过这类书。”姜先生此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倒退二十年”，即六十年代，当然是六十年代前半叶，后半截就运动了。
张铁铮先生在《知堂晚年轶事一束》中称：“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兴，知堂老人被迫说明有三页鲁迅手稿赠送给我了。于是红卫兵勒令我交出手稿，后来这三页手稿归北京鲁迅博物馆入藏了，这当然比保存在我个人手里为好。可是，就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为了避祸，我烧掉了解放后知堂老人来信一百余通，还有字幅、《往昔》诗册、扇面、周氏著作、照片等，无一幸免。当时痛心疾首，徒唤奈何而已。今日重提此事，言之尚有余恫。”
与张铁铮相同经历的不乏其人。周黎庵写道：“所以有幸保存他（周作人）的二百多封信札，确实是我珍藏的拱璧。当然，经过浩劫，连他为我书写的几幅条幅，恐怕早已化为云烟了吧。”（《周作人与〈秋镫琐记〉》）
金性尧与周作人有交往，其藏品下场与上面两位同，只不过金性尧想得开一些：“还有一本《儿童杂事诗》，是他（周作人）用毛笔写了邮寄送我的，寄来后也没有细阅。这些东西，如果不遭劫，也不过藏在箧笥中，不见得会拿出来玩赏，一旦失去，就会念念不忘。世间事物的得失，往往如此。”（《叶落归根》）
张周金三位与周作人是友人的关系，所以三位所藏似应称为“现货”而非“旧物”。时间又往前走了二十多年，所有的“现货”均蜕变为“旧物”，然后一代一代收藏下去。
常任侠稍幸运:“我所保存的启明先生的纪念品，只有一张条幅，一把折扇”。虽然并非“片纸不留”的下场，但是亦损失惨痛，尤其相对于他先前的收藏——“包括他们发表文章的报刊，也都在保存之列。当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战事将起，我把启明、鲁迅先生的翻译和著作的各种初版本、成套的文艺杂志，共包装了三十多箱，运回故乡，在颍上东学村我的故居保存起来”；“知堂和我通过不少笺札……在‘文革’时，我把这篇文稿和信札，包起来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不料我的室内在‘文革’时被洗劫一空，这包珍藏品再也见不到了。”（《回忆周作人先生》）
我的书友几乎每位都藏有“周作人签名或印记”的书，柯卫东君甚至藏有鲁迅印记的书（《淮南旧注校理》），我在他家亲见目验，他自己也把这段奇遇写进《旧书的随笔集》。胡桂林君在报国寺地摊以一百元得周作人签名送给尤炳圻的《药堂杂文》，杨小洲所藏《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汤海若问棘邮草》亦为周作人钤印本。
“我有你没有”，这是收藏圈通行的尴尬事，“大家都有唯你没有”，更是尴尬中的尴尬，简直无地自容。十几年前在潘家园地摊听到两人对话，甲问乙：“你有猴票吗？”乙回答：“瞧你这话问的，没猴票还能说自己集邮么！”
二十几年遛旧书店的时光，周作人的东西见到过几件，却从来没有动过“买心”，实质是买不起。自己买不起倒是动员友人买，方继孝先生收藏有周启明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通信（带信封），一千五百元，他拿不准，我说你买吧，没错。柯君在报国寺地摊见到一件周作人小品，开门的货，真是惹人喜爱，五千元。柯君与我经济相仿，观赏半晌，最后不是一咬牙买下而是一咬牙走掉。这两件事距今已十四五年，我曾经对抱怨书价的朋友说过：“不是书价高，是你收入低。”
如今的我，对于藏书这档子事情，似乎“无大所谓”了，早已过了“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激情年代。也许这种消沉与低落，源于长久的“见不着让人心动的货色”。
到底让我等到了一件“知堂的故物”，它填补了我藏品和心灵的一处空缺。故物到手，死水微澜，查查相关资料，写一篇温梦录，仅此而已。
这件周作人故物是本英文书《数世纪的人物》（Figures of Several Centuries），作者西蒙士（Symons）。一九一六年初版，黑皮精装，原外护封已失。书为毛装本，上口刷金，下口毛边。三九八页。书名页钤阳文“周作人印”，正文首页钤阳文“苦雨斋藏书印”。
按照旧说法“一字千金”，这本西洋书要算价就算“一印千金”好了，我正是两千元买的。
除了这两枚印，书里还有三枚“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章。周作人藏书何以流失到陕西？止庵说周作人女婿杨永芳曾在陕西工作，这可能是线索之一。
周作人的藏书印，先前我在一九三四年《文艺画报》上见过两枚。
虽然我看到这书这印之初，已确定不是假货，但还是咨询了止庵。止庵给我发了一个邮件“找着周作人与你买的那本书（不是别的书）的关系了”——“凯沙诺伐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个著名不道德的人物，因为他爱过许多许多的妇人，而且还留下一部法文日记，明明白白的纪述在上面，发刊的一部分虽然已经编者的‘校订’还被归入不道德文书项下，据西蒙士（Symons）在《数世纪的人物》中所说，对于此书加以正当的批判者——至少在英美——只有蔼理斯一人。凯沙诺伐虽然好色，但他决不是玩弄女性的人。”（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与道德》，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晨报·文学旬刊》第一号）
还有一个收尾的工作，于周作人日记中找到购买此书的记录，一九一七年日记附一九一六年书目十二月项下：数世纪ノ人ケ英文シモエス。周作人或签名或钤印或题了上款的书籍，未见得属于“故物”的范畴，而这件《数世纪的人物》确为知堂的故物，其意义有别于一般的签名本。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