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签名本
二十几年前一起访书的朋友，今已星散，各奔前程。结交最早也是离开最早的一位，在党校上班的立新兄，已经十几年不通音问。立新聪明，写一手好字，起先他收集创刊号，集了约两年，转集签名本及字画。某次中国书店古旧书市，我淘得一册老连环画，记得好像是“土改”内容，封面上有叶浅予写的好多字，二十块钱，立新说“我集叶浅予的东西”，我顺手就让给了他。最后一次在报国寺书摊碰面，立新对我递上去的一本旧书毫无兴趣，敷衍了两句便走开了。我说立新聪明，因为他收集的签名本（大多是一两块钱买到的）今天可是大热门，而他的签名本大都是丁玲、冰心、钱锺书、启功等大名头。至于立新的字画收集到了什么程度，我就不大清楚了。在一张文化报纸上，立新刊出一篇文章并附了图片，图片是张伯英（一八七一—一九四九）的一副对联。
我于签名本的反应真是很迟钝，现在悔之已晚。前向一位朋友在日本旧书铺碰到一本李香兰签名本，问我有兴趣么，我马上说请帮忙买下来。现在书到手，不禁骇笑，以前有大把的机会不去留心签名本，如今却要自域外寻求，虽然我另有一层买这书的意思，毕竟有点儿“劳师远征”。
这是本日文书，一九九三年出版，书名『戦争と平和と歌 李香兰心の道』。作者署“山口淑子”，李香兰战后被遣返日本，遂即改用本名“山口淑子”。签名内容为“小林一三六樣 惠存 山口淑子”。“樣”即中文的“先生”。我的一位朋友对于赠书题写“惠存”一直不大赞成，他认为不如“赐教”“雅正”之类。事实也的确如此，世间那么多敬请友好惠存的东西，怎么没隔多久即落到不相干人的手里。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父亲山口文雄一九〇六年来到中国东北，在“满铁”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二日，李香兰出生于沈阳东郊北烟台（今属辽宁灯塔市），取名山口淑子。一九三三年因父亲的关系认奉天银行经理李际春为义父，取中国名李香兰。一九三六年山口文雄在北平结识华北亲日派人物潘毓桂，李香兰认其为义父，改名潘淑华。
改来改去，还是李香兰这个名字叫响了，她的两个义父，李际春（一八七七—约一九五〇）以叛国罪被共产党处决；潘毓桂（一八八四—一九六一）抗战后即被逮入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中国内地出版过《李香兰——我的前半生》，作者署“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封面上有一行字“假冒中国人的自白”。译者称：“山口淑子和川岛芳子，这两个（女）人都是在日本侵华时期轰动一时的传奇式人物，前者是个纯粹的日本人而假冒中国人；后者则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冒充为日本人。日本投降后，同样以汉奸罪被捕，结果是，前者被宽赦，后者被枪毙。”内地版出版于八十年代末，印制得不像好书。
第三章《北京时代》，我惊喜地发现李香兰曾住过辟才胡同——“我作为养女所寄宿的潘家私邸，位于西城区的辟才胡同，邻居是著名画家齐白石”；“我在西城辟才胡同的早晨，总要被北京的一景——鸽哨弄醒。每天早晨，当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色的时候，鸽子的大编队就一齐飞上天空”。我曾写有《辟才胡同里的〈劈柴杂志〉》，漏写了李香兰。
辟才胡同潘毓桂的大宅子，具体门牌号是辟才胡同甲四十一号（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军警宪逮捕汉奸及日人登记表》）。旧北京的胡同门牌从东口沿路北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顺序算起至西口折回接着路南算至东口止。甲四十一号大概接近胡同西口了。辟才胡同西口有齐白石的故居，所以李香兰说曾与齐白石为邻。现在整条胡同扩为大马路了，一切旧址均不复存在，只齐白石故居作为文物史迹被保留下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李香兰来中国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特留出一周时间在北京寻访故址，其中就有辟才胡同潘宅。她写道：“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在秋末一个暖和的午后，我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去寻找潘家。据说它位于已故的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邸宅的对面。当我走到潘公馆附近的邻家，看见一位已经没有牙齿的老人家走出来，我立刻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潘先生？他是个做过北京市长（实际上是天津市长）的大人物。他家就在前面向左拐弯处。’‘我是潘先生的干女儿，叫作李香兰。’‘哎呀，李香兰！’说着，老先生突然唱起了我的歌。‘烟盘儿富丽，烟味儿香……’”李香兰扶着旧居的门柱拍照留影，身后是摞得高高的蜂窝煤。北京的人家离不开蜂窝煤，平日里做饭烧水，冬天则用之取暖。我们能够想象出李香兰当时的心情吗？激动，惆怅，还是平静如水？那一年她七十二岁，离她的少女时代已半个多世纪。
李香兰自传里写道：“我作为养女所寄宿的潘家私邸，位于西城区的辟才胡同，邻居是著名画家齐白石。所谓胡同，就是从东到西星罗棋布于整个北京城的横街小巷，与小胡同成直角的南北走向的宽马路则叫作大街。”“潘家的豪华邸宅是与这个大人物很相称的。在面向胡同的南侧是一条长达百米的围墙，墙中央有第一道门——大门，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门内是门房，有许多佣人待在那里，其中有看门的，也有向里面通报的。潘家是一个包括佣人、私兵在内的总人数达百人的大户人家。”
李香兰知道，“潘毓桂同李际春将军一样都是父亲很久以来的亲密朋友”。李香兰到潘家后改名潘淑华，上中学（翊教女中）时隐瞒了日本国籍——“每天上学，我们总是三个人一道去，可放学有时就是一个人。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常常顺脚走进北海公园，坐在没有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的发音或查词典。有时还去很远的太庙”。李香兰的日本国籍后来救了她一命，没有像川岛芳子那样被枪毙。李香兰熟练的中国话又使得她在中国顺风顺水。在李香兰这儿，还真得相信有命运这回事。
翊教女中一九二六年九月成立，校长陈仲益。成立时位于西城翊教寺附近，因地而名。一九三一年迁西单北堂子胡同。学生人数三百余人。女作家林海音于一九三三年春明女中初中毕业后，在这里读高中。辟才胡同、北堂子胡同、北海公园三地相距都不太远。我们想象少年李香兰坐在琼岛一隅的样子，蓝蓝的天，古老的树，静静的湖水。
李香兰是旧时影坛明星，也是歌坛的明星。一九四四年李香兰在上海与黎锦光合作发行传世名曲《夜来香》，其后成为与周璇、姚莉、白虹、白光、吴莺音、龚秋霞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星。李香兰去世之后，健在的七大歌星只存姚莉一位了。
李香兰天生一副明星相，《红楼梦》第三回有一段描写：“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李香兰符合第五条的“顾盼神飞”，她有些矮墩墩的，“削肩细腰，长挑身材”距她甚远。只有拍大头像特写时最能突出她的美，半身照也行，全身照就差了很多。所以当李香兰碰上张爱玲，便拍了一张最差的照相（见张爱玲《对照记》）。张爱玲说：“一九四三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要合拍张照，我太高，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找了张椅子来让我坐下，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此处“一九四三年”张爱玲记差了，实际的具体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具体的地点也有：上海咸阳路二号。
所谓“园游会”并非游人如织那种，实是《杂志》社出面组织的文艺沙龙，另据金雄白称：“《新中国报》曾借金雄白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私宅邀张爱玲和金雄白开座谈会。”（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杂志》第十五卷第五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以“纳凉会记”为题专门报道了这次沙龙：“一个傍晚，青青的天幕浮着几朵白云，草地上阳光消失了，长桌旁摆着几只靠椅，客人们一面呷着咖啡，一面谈着话，话题是很自然的，像泉水般流，素来忙的陈彬龢先生，这天难得能有半日闲，高兴地谈笑风生，头发有些皤白的金雄白先生，从他园里采了许多玉蜀黍来，因为李香兰小姐嗜食此物，特地为她预备起来的。”
这段话透露沙龙是在金雄白私宅举办的，金的私宅很是广阔，有草地，甚至有地方栽种老玉米棒子。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也喜欢吃煮老玉米，有时候是老乡们请我们去家里吃，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趁着夜色去生产队地里偷，掰老玉米时会发出“咔嚓”声，半夜三更，做贼心虚，总觉得这声音很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差可比拟）。当时知青们调侃“学生不偷，五谷不收”。
张爱玲、李香兰、陈彬龢、金雄白这四位是贵客，主角是张李，陈金以报人身份给两位文艺明星提问题。另有松本大尉、川喜多长政先生、炎樱女士、陈女士、张女士（张爱玲的姑姑）。再有就是《杂志》社记者鲁风、吴江枫、朱慕松。
金雄白一九六四年写道：“爱玲在沪时，与影星李香兰多往返，一度《新中国报》邀张李座谈，刊于《杂志》。”（《乱世文章》）说起李香兰，必先扯上她和张爱玲的这张照片，似乎顺理成章。其实她两个谁也不需要借助对方之名气，各擅胜场。以我之见，靠笔杆子的张爱玲终将成为历史人物，而靠嗓子的李香兰只是一时之人物。
李香兰在“满映”拍电影时，与她合作过的有浦克、凌元、白玫。一九七八年李香兰到中国特访长春电影制片厂，合影里后排中为浦克，前右一为白玫。岁月无情催人老，李香兰眼中的“美男子浦克”还俊吗？白玫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风韵犹存。白玫于《寂静的山林》里演潜伏女特务，一度出戏，勾搭初登银幕的“我公安人员”王心刚未遂——这部电影是王心刚处女作。
一九四〇年李香兰初登上海滩——“我是在三十年代后半期，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的‘满映’女演员而初登舞台。当时我非常憧憬那些在上海电影舞台大显身手的红女星们”。李香兰到上海发展，绝对是一步高棋，大舞台才能造就大明星，大明星必然来自大舞台。李香兰演艺事业的巅峰，是上海搭造的。沦陷时期的上海，非常时，非常星，这颗明星就是李香兰。翻开沦陷时期上海所出电影画报，出镜最多的就是李香兰，恰好寒舍所藏以这个时期的画报为最多，不妨拿出几幅一睹高光香兰。
“谁活着，谁就看得见”，这是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一句台词。谁活得长久，谁就看见得更多。李香兰阅尽人世沧桑，她唱了许多歌曲，她本人就是一首歌；李香兰演了许多电影，她本人就是一部电影。
二〇一四年七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