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方旅行书写考略
2.1 “to travel”词源辨
在西方，“旅行”（to travel）一词最早是指“劳作，分娩”（to labour）。而“劳作，分娩”无疑是“辛苦、磨难”（to travail）的代名词。中古英语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表达类似概念的两个词：“travailen”和“travallen”。后来在法语中也开始出现“traveiller”，“travaillier”和今日法语“travailler”的用法。十三世纪还出现了一个表达“旅行”概念的词：“journey”。而“travel”、“travail”和“journey”三个词的共同来源或者说意义上的共同联系可以追溯至拉丁语的“tripalium”（刑具)，其字面意思是“三根火刑柱”。因为有这样的姻亲关系，所以在西方，人们习惯将旅行和苦难、考验、折磨等具体经验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艾瑞克·里德（Eric Leed）在《旅人心灵：从吉尔伽美什到环球旅行》（The Mind of the Traveler：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一书中追溯了这种词意上的历史延承：
旅行是典范的“经验”，是一种直接而真实的经验的模式，它改变了旅行者。我们也许可以从印欧语言的词根中看到这些改变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在这些语言里，“旅行”（travel）和“经验”（experience）密不可分。
“experience”的印欧语词根是per，意思是“尝试”、“考验”和“冒险”。这和英语的“peril”（危险)一词的内涵意义吻合。拉丁语中最早将per作为“experience”来讲的两个词是“experior”和“experimentum”，相当于英语的“experiment”（实验)一词。……“per”的第二层意思比较多，不过都无一例外地指运动。比如：“穿越空间”、“达成目的”、“外出”。“peril”中暗含的冒险和危险的意义在per的哥特式同源词中也显露无遗，如：（在这些词中p变成了f）fern（far远方)，fare（费用)，fear（畏惧），ferry（轮渡）。德语中表达experience的一个词是erfahrung，其源自古高地德语irfaran，意为“旅行”、“外出”、“穿越”或者“漫游”。德语形容词bewandert在15世纪还是指“到过很多地方的”，现在则是指“精明的”、“有经验的”、“聪明的”。正是这个词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旅行是考验和完善旅行者性格的一种经验。词汇和意义的交错反映出人们对于旅行的最早认识：苦难、考验、折磨。早期英语词汇中就有一个比较含蓄的词表达“旅行”的这种意义，即：travail。……这种显而易见的贬抑贯穿着古代所有的旅行史诗，如成书于公元前1900年、西方最早的旅行文学《吉尔伽美什的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
尽管在西方，“travel”的意思在十六世纪已经变得单一，但“travel（journeying旅行）”和“travail”（劳作、痛苦)却依然是相互关联且联系紧密的两个词。对于“旅行”，西方人的早期意识里都是把它和艰辛、磨难、危险和前途的不可预测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人们仍然将旅行视为一种有益的“经验”。美国旅行理论家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1945—)就说：“我所说的‘旅行’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词汇。它包含了某种或多或少自愿离‘家’去往‘异地’的行为。这种位移（displacement）的发生主要是得失所致——物质的、精神的和科学上的得与失。它牵涉知识的获取和（或者）‘经验’（令人激动的、训诲的、欢愉的、疏离的、开阔眼界的经验）的获得”。
这里的表述同样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旅行—经验”模式之上的，现代意义的旅游学也认同这种理论。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经验，其特征之一就是成为一位旅游者。他同时认为没有外出旅行和没车没房其实并无二致。他也赞同旅行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种身份象征、而且是身心健康所必需的说法。克里福德和厄里的阐释再一次证明：在西方，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意义的“旅行”与“经验”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旅行”与“知识的获取”及“完善旅行者性格”之间则相辅相成。
2.2 西方旅行书写的文化政治意义
然而，在地理大发现，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关于东方的描述被神化后，西方对于跨界旅行的认识便开始弥漫着另一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迷思。对“他者”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旅行凝视通常都是建基于君临一切的东方主义情结之上。无论是从欧洲最早期的以朝圣文学为代表的旅行书写文本来看，还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热门的后殖民研究话语审视，从欧洲到其他世界旅行的思想和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唤起人们对于探险、扩张、殖民、掠夺、拯救、征服、启蒙等概念的追忆。对于这一过程中的文化和社会政治意义，法国旅行理论家范登阿比利（Georges Van Den Abbeele)在《作为喻词的旅行》（Travel as Metaphor）一书的序言“旅行经济学”（the Economy of Travel）中有比较委婉的描述：“虽然观点有些陈腐，但旅行一直都被人认为是激动人心的、有趣的、释放身心的以及‘开阔眼界的’。此外，西方最重要的概念几乎无一例外都与旅行这一母题息息相关，如：进步、寻求知识、人身自由、奥德修斯精神的自我意识、走指定线路（有代表性的是一些笔直但狭窄的线路）到达终点后获得的救赎。”这里，范登阿比利探讨的旅行母题无疑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表达的。他所述及的观点不知道是故意回避西方旅行史中浓厚的政治意识色彩呢？还是完全出于资本社会中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旅行的善意表达？也许他更多的是从现代旅游学关于旅游休闲的论述和传统的“旅行—经验”模式的角度去阐释的。但克里福德却毫不讳言：“漫长的旅行史（包括‘田野工作’的空间实践）很明显是一部以西方为主导的、男性中心的以及中上阶层的旅行史。”
实际上，简单回顾一下西方旅行史，我们便不难看出作为旅行主体的西方对于旅行客体（他者）的凝视总与一定的社会阶层、权力话语、历史阶段、性别和族群等因素难脱干系。有学者称：“毫无疑问，异国的形象服从于一些强制性的规则，这些规则可通过注视者文化的状态以及注视者文化与被注视者文化之间的力量关系而得到解释。”在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旅行凝视如此，在同一文化语境的内部，情况也一向如此。厄里曾说：“在十九世纪以前，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或者商务的关系，除了上流社会，几乎没人会外出旅行看风景的。”对于旅行中的族群和历史叙述，克里福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旅行的主导话语中，有色人种不可能被描述成英雄的探险者、审美的诠释者或者科学的权威。”这不难让人联想到文化研究中所谓“‘白人男性是上帝’综合征”（the white man as god syndrome）的说法。不仅如此，西方旅行的主流传统也一直将女性排除在外。克里福德提到：“‘重要的旅行’（比如英雄的、教育的、科学的、探险的和高贵的旅行）都是男人们的事。严肃的旅行将女人排除在外，某些女性也去遥远的地方，但她们多是以陪同或者‘例外’的身份成行的。”事实上，这凤毛麟角的女性旅行者还全都是上流社会的白人妇女。说到底，谁能够旅行？为谁旅行？为什么旅行？旅行书写为谁而作？写作什么样的旅行日志？这些问题无疑都与权力话语和族群叙述息息相关。
于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对于旅行书写的兴趣，主要便是从权力、话语、女性主义、族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去解读具体的旅行叙事。这类学术研究不仅吸引了地理学家，而且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文化史和科学史的学者，以及文学与翻译研究者都纷纷参与其中。研究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书写文本（狭义的旅行书写），而且与区域地理学、航海史、艺术史、制图史、翻译史等众多学科均有交叉关联。综览西方传统的旅行观与西方现代文化对于旅行书写的关注与描写，我们不难看出西方人心目中的“旅行”始终与经验、知识，甚至与由此而衍生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息息相关。
毫不夸张地说，对整个西方旅行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研究整个西方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史，因为一部西方旅行史无疑就是一幅西方文化的缩略景观图。艾瑞克·里德曾将西方旅行史推而演之：“旅行史昭示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旅行史，而是整个人类的旅行史。这是一部关于散布、抢掠以及不同物种在不同的地方、气候、土壤、地形条件下得以驯化的历史。因此，人类的历史和其他生物物种进化、延续和在适宜的生态环境下群体定居的历史并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人类的移居并非出自‘本能’，而是通过想象、通过对那块神秘而遥远、无比富足、遍地机会的圣地的想象开始的。”将人类的旅行和物种的进化作比较，无疑让旅行研究有了几分达尔文主义的味道，但这样的旅行史言说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事实上，没有适宜的生态环境，人类的旅行，甚至物种的旅行与进化都只能遭遇“水土不服”的命运。翻译行为与此相仿，没有适宜的起始环境，没有“散布”（旅行）、“抢掠”（吞噬）或“驯化”（本土化）这些过程，源语文本要想在目标语文化体系中立足几乎是天方夜谭。
2.3 旅行隐喻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错觉：以为无论是中国的“旅”、“行”、“游”，还是西方的“旅行—经验”模式，似乎更多强调的是旅行本身所引起的空间上的转换和位移与旅行者之间的关系。这自然是对旅行研究的一种狭隘化和片面化的理解。事实上，正如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和约翰·厄里在《旅行与理论的转换》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人类、文化与文化产品都在流动……显而易见，人在不同文化中旅行，与此同时，文化和文化产品自己也旅行。”克里福德甚至创造出了一个新词“culture as travel”（作为旅行的文化）来表达旅行的无所不至。很显然，旅行研究如果仅仅关注作为旅行凝视主体的旅行者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旅行”早已成为各种喻词最主要的来源。里德分析说：“旅行的普遍性和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也可以从旅行是喻词最通常的来源这一事实看出来。它被用来说明各种类型的转换和变迁。我们用人类移动的经验来定义死亡（‘正在消逝’）和生命的结构（‘旅程’或‘朝圣’），同时我们用它来阐述社会变迁和初始的生存状态（‘推移’）”。在这些初始意义的基础上，便衍生出现代批判理论思潮中洋洋大观的旅行隐喻。如：流动（flow，flux，fluid）、流动性（mobility）、放逐（exile）、流散（diaspora）、位移（displacement）、游牧（nomadism）、朝圣（pilgrimage）、迁移（migration）、移居（immigration）、逾越（transgression）、越界（crossing boundary）、杂合（hybridity）、无根性（rootlessness)、无家可归（homelessness）等。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也完全可以用旅行来表达空间和转换变迁层面上的隐喻。如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1939—）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中关于从边缘到中心或者从中心到边缘的论述。除此之外，学者们也用旅行来喻指知识与理论的越界旅行与翻译。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以及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1928—）关于文学和翻译批评的“践行地理志”（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和“越界”（Border Crossings）的理论言说。当然，翻译所引起的文本的越界旅行既涵盖了空间上的位移，亦有实质性的转换迁移行为，因此，将翻译与旅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说从旅行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翻译现象无疑是可行的。
2.4 作为旅行隐喻的翻译
英语的“to translate”（翻译）一词源自拉丁动词“transla～tus”，该词是“transferre”的不规则完成式，（transferre中的“ferre”这个词根意为“to bear（负载），to carry（运送），to bring（带来）”）意即“to carry across”（将某物从一处运至另一处）或“to transfer”（迁移）。后来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名词transla～ti，即指transferring（迁移），也指removal to heaven（移至天堂）和a version（译文）。显然，“翻译”的词源本身就预设了一种地理位移的行为。而且，和所有的旅行喻词一样，“翻译”的词源同样预设了意义上的转换与迁移。综合起来说，“翻译”一词在本质上既包含了空间与时间的迁移，亦有形式和内容的转换。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就是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方文化（host culture）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guest culture)的一次旅行。美国学者阿瑟·肯尼（Arthur Kinney）在《十六世纪的旅行与翻译》一书的序言中也指出：“从概念上讲，翻译与旅行如出一辙；其区别在于抽象度的不同。一个强调抽象，一个强调具体。在概念上和实践中，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专注于关系、指称和自我指称。它们都是通过一定的模式、网络或者意义指称系统建立起来并发生作用的；都或含蓄或直接地依赖相似性（analogy）、隐喻和明喻”。当然，肯尼在这里是将旅行的意义狭隘化了。不过他所讲的二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相似性这一点却是再正确也不过了。很显然，相似性是针对相异性而言的，无论是旅行本身还是作为旅行方式之一的翻译，既是在他者中求同，也是通过对他者文化中殊异性的考定来最终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无论如何都是最重要的，否则旅行的意义何在？翻译的意义又何在呢？
不过，无论是作为文本旅行的翻译还是旅行本身所寻求的相似性其实都不得不受制于其自身以外的一些因素，因此这里的相似性多少是打了折扣的。正如罗拉丹那·普拉热（Loredana Polezzi）所说：“旅行书写和翻译所建构起来的形象和表述通常是不对称的，因为二者都是权力关系形塑下的产物……旅行书写传统与翻译一样，长期以来都为一种所谓的忠实和客观（旅行者是目击证人）的迷思所笼罩，然而实际上它是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等级序列（hierarchies）来阐释和表现现实的。”克里福德分析说：“如今我一直、或者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将旅行视为一个翻译术语。所谓的翻译术语通常是指一个被长久或临时用作对比意义的词汇。‘旅行’总有一个抹之不去的污点（inextinguishable taint），即它是由阶级、性别、种族和一定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来定位的。这提醒我们在全球性的比较话语中，所有的翻译术语——比如文化、艺术、社会、农民、生产方式、男人、女人、现代性、民族志——离我们都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且这些术语本身不堪一击。翻译者，反逆者也（Tradittore，traduttore）”。这里，克里福德将翻译的外延进一步扩展至比较和对比意义的层面。由于这些“翻译术语”与旅行一样均受阶级、权力、种族等的约束，所以这些翻译术语包括翻译行为本身总会包含一些变异和反逆的因素。这样的说法自然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接着说，正是这些变异和反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文本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迁移与互动。假设真存在着两个一模一样的文化语境，旅行与翻译无疑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理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