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古文”一语词义的演变，作为文体的“古文”的发展源流，笔者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中已提出过浅见，兹不赘述。概括起来说，提倡“古文”、改革文体不自唐代始，但提出“古文”文体这个具体概念是在唐代，而“古文运动”之得到质的提高，取得远远超出骈文的艺术成就并取而代之，功绩首推韩愈，还有他的协作者和赞同者们。而韩愈之得以成功，则决定于他认识的明晰、态度的坚决和方法的正确。
对于认识的明晰，本书第一章已讨论到了。这里可再做些补充。在韩愈以前，提倡改革文体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单纯追求“复古”。不顾及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变化而要求文体和语言追摹古人；不顾及思想的发展而要求在观念上规仿古人。例如在西魏，“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当时所谓古体，就是在遣词用语、口吻声气上都与先秦文字一致的假古董。苏绰因魏帝庙祭，仿《尚书》作《大诰》，就是这种文体的典型。这样不通时变，脱离实际，诚如后人所批评，是“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的。刘宋时代的史学家范晔“耻为文士文”；梁裴子野撰《雕虫论》，抨击“摈落六艺”、“箴绣鞶悦”的江右文风，也都没能从正面确立新文体到底应是什么样子。隋末大儒王通，在《文中子中说》里，首次提出了文章“必也贯乎道”的主张，要求做到“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对于六朝文人包括谢灵运这样有贡献的人物都猛烈加以攻击，他本人写文章则正是在行文遣词上都模拟经典的。例如《中说》就在形式与语言上完全模仿《论语》。他的这种作法之不能被人接受，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失传即可证明。在唐代，可以作为一种倾向的代表的是元结。他是早期“古文”的代表人物，思想、艺术上都取得了不少成就，一般认为他是韩、柳以前对“古文运动”贡献最大的人。但他在艺术观上是保守的。他写《水乐说》，认为自然的流水声音是最美的音乐。他遵循的是道家还醇返朴的观念。因此，他的散文尽管思想内容很丰富，反映现实有相当深度，语言表达上却有意追求生涩古奥，得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复古。还有前面讲过的思想上的复古。不少人以为挽救文章的内容，只能表现古先圣王的“六经之志”和“儒家之道”。实际上，“儒家之道”要想占据思想领域，也是要适应时代而变化的。用僵死的语言来表达陈旧的道理，其不被时代接受是必然的。韩愈以前“古文”之不能取得大的进展，原因主要在这里。而韩愈在这方面认识是明晰的，联系前两章的分析，这一点就更清楚。
再是态度坚决。唐初沿袭六朝文风，经“四杰”、陈子昂，特别是开、天以后，这种文风逐渐有所改变。但尽管“古文”取得了一定成绩，却一直未能在文坛上取得主导地位。特别是由于唐代的科举考试，如进士科的策问与律赋，制科试中的对策与判词，都用骈体；朝廷中的诏诰制命、表章奏议也都用骈体。骈文乃是当时读书人干进求仕的基本功。这样一种普及实用的文体，文人们相沿成习，又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禄相关，要想改变它是不容易的。柳宗元早年以文章得“奇”名，他就特别擅长写骈文；后来到长安作官，每天有不少人向他登门求教，他传授的是骈文技巧。贞元、元和之际，自白居易、元稹登上文坛，在诗歌方面倡导“新乐府运动”，这是诗歌的一个重大革新，但他们为准备制科考试而写作《策林》，所用的也是骈体。这已是韩愈倡导“古文”以后的事。在韩愈稍前，有陆贽那样的人，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所写章奏内容充实、观点鲜明，但却冲不开骈体的束缚。而韩愈在批判骈文上却一反流俗。他在早年求进士时，就深恶骈体“俗下文字”的文风。他说：
……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词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
这是他早年举进士时的想法。骈文的“长处”就在于表达上的雕琢细密，但他却说这类“人多贵之”的文体可以“不学而能”，就是说，这不是真正的艺术本领；又说它类于俳优者之辞，文品低下，无益实用，只是供当道者玩赏的对象。因此，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写作这类文字，竟使他数月之间心怀惭沮。后来他写《上宰相书》，批评当时考试所用骈文：“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他说这种文章是一种“程式”，即限于词藻、声韵、句式的一种凝固的形式。“程式”一语，是对骈文形式主义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到了贞元十六、十七年，他先后写出《送孟东野序》和《答李翊书》，系统地提出了“古文”理论。以后即大力宣传“古文”、创作“古文”。在当时，是受到相当大的阻力的。他慨叹说：
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与冯宿论文书》）
但就是这样，他仍独抗流俗，奋力斗争。特别是他还广泛召引后学，作《师说》以为行事依据。《师说》的思想内容下文将另讨论，其中有一点是可以注意的，就是他认为“师”不仅“传道”，还要“授业”、“解惑”，这也就包括教授文章。所以他写了那么多论文的书信，宣传“古文”，谆谆告谕，深刻亲切，其中确有一些长期实践取得的切身体会，往往比他的论道的文字给人以更多启发。社会上为此加给他“好为人师”的罪名。连柳宗元都说他强颜为师，得狂怪名。柳宗元后来热情宣传“古文”，与他的态度并无大的不同；但柳宗元有所避忌，一再表示不愿为师。有人以为这是因为柳身为流囚，地位所限，不得不如此。但实际上韩愈大半生仕途并不得意，长期在学府、卑位间流转，他召引后学，造成影响，是靠了自己的才智与毅力，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比柳宗元信心更足，勇气更旺。他自己说过：“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答刘正夫书》）“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则贤者不与；文日益有名，则同进者忌。”（《与陈给事书》）但是就在这种攻击与阻力中，他号召同道，培养起一批所谓“韩门弟子”（见李肇《国史补》）。如李翱、张籍、皇甫湜、樊宗师等人，都在他的影响下，为“古文”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与柳宗元之间的互相推挽、学习、影响就不必说了。在建设“古文”这种新文体上，他确实有一种“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与冯宿论文书》）的坚定性，有一种独抗逆流、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也有一种善于团结同道、乐贤好善的领袖风度。所以，他以一个“文人”资格，却能领导一代文坛，改变了文坛的潮流，这与譬如三曹的以帝王身份号召文坛不同；他又组织起一个队伍，造成一种运动，这与譬如陶潜之孤立雄视一代不同。当然，个人的成功有其时代的原因，韩愈也只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者而已。但是，韩愈之成为韩愈，他个人的意志力量的作用也是不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