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识明晰，态度坚定之外，在改革文体上要真正取得实效，还得有正确的方法。
韩愈的方法是正确的。简单地说，他善于总结、继承中国散文（包括骈文）长期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含英咀华，旁推交通，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艺术创新。
韩、柳等人倡导与创作“古文”，是与“俗下文字”的骈文相对立的。“古文”散体单行，与骈文的讲究对偶声韵截然不同。这是恢复秦汉以前的行文体制，所以称“古”文。但是后来有人强调韩愈文章只是复古，“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致使“《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石介《上赵先生书》，《石守道先生集》卷上）。以至清代桐城派认为“古文”是“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这种认识则过于偏狭。宋人还有个定义：“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柳开《应责》，《河东先生集》卷一）这样，又把“古文”的特征归结为内容的复古，忽视形式的意义，也根本不合乎实际。这都涉及到对中国散文发展历史的看法，涉及到对韩愈以“复古”行“革新”的文体改革的本质的认识。
刘开曾指出过：“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孟涂文集》卷四）韩愈标榜学习先秦盛汉以前文章，但他并不是字模句拟，原样照搬；他否定骈文，也不是一股脑儿抛弃。实际上是辩证地“扬弃”，去其僵死的形式，取其艺术精华。如古人说：“前辈说作诗作文，记事虽多，只恐不化。一化则说出来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记得虽多，说出来未免是替别人说话了也。故韩昌黎读尽古今，殊无一言一句仿佛于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佚名《西轩客谈》，《重校说郛》卷二十九）韩愈不能说是“古今善文”的第一个人，但他学习古人，广取博收，达到了化境，则是确实的。这也是他能够遵循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
人们研究唐诗，往往承认六朝诗在形式、音律以及整个艺术表现方法上为唐诗的大繁荣做了准备。例如，没有齐梁体就不会产生唐代的近体诗，尽管唐代一些近体诗大家是批判齐梁诗风的。人们评价杜甫是“集大成”，其中也包括承认他汲取了六朝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意思。例如元稹就说他“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但是，论及“古文”，那种“八代之衰”的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却根深蒂固，往往认定韩、柳等人是跨越魏、晋而直接三代、秦、汉的。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在对整个散文的发展的看法上是狭隘的、错误的。
阮元评论南朝骈文，说它们“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三集》卷二）。他提倡新“文笔论”，为骈文争正统，仍是偏狭的门户之见；但把骈文放到中国散文发展长河之中，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尽管这是个有曲折、有逆流的阶段）的产物，阮元的说法又是不无道理的。正如前文已指出的，骈文内容多空虚陈腐，艺术表现形式化、程式化，不适应现实需要。但是，中国独立的艺术散文，却是在骈文这个框架之中形成起来的。正是在东汉以后的骈俪化的发展中，出现了“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卷三《杂说》下）的“文”。后来还有人认为：周、秦文体未备，魏、晋以后渐备，至唐、宋乃全（见包世臣《复李迈堂书》，《艺舟双楫·论文》卷三）。这是从文章体裁着眼，也确实说明了文学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韩愈擅长的碑志、序记等等散文体裁，都是魏、晋以后发展起来的。正如袁中道所说：“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谓八代以内都无才人，但以辞多意寡，雷同已极。昌黎去肤存骨，荡然一洗，号谓功多。”（《解脱集序》，《珂雪斋文集》卷一）韩愈否定了六朝骈文，但他的“古文”又是这种骈文的发展。他是在六朝人形成的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了前代散文艺术的成果来创作“古文”的。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新。所以清人王铁夫说：“古文之术，必极其才而后可以裁于法，必无所不有而后可以为大家。自非驰骛于东京、六朝沉博绝丽之途，则无以极其才。而所谓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语于文，尤羊之鞟而已。自宋以后，欧、曾、虞、范数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视韩、柳，则其气质之厚薄，材境之广狭，区以别矣。盖韩、柳皆尝从事于东京、六朝。韩有六朝之学，一扫而空之，融其液而遗其滓，遂以夐绝千余年……”（引自凌扬藻《蠡勺编》卷三十八）韩愈对于六朝文这种复杂的艺术成果，有分析，有鉴别，做到了死者活之，实者虚之，腐臭者神奇之，终能脱弃陈骸，自标灵采。这要有一种开阔的艺术视野，也要有一种深刻敏锐的艺术眼光。
袁枚下过这样一个定义：“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骈体是一种极其精致、极其严格的行文与表达技巧，它是在汉语文特有的语文技巧中提炼出来、发展起来的。同时这又是极端化、绝对化的发展。所谓“骈”，原指双马驾车，取其骈比之意，把偶体双行的文字名为骈文。它的基本特征是讲究对偶；连带着形成另两个特征，即讲求藻饰与使典用事。而这些，本都是语言的形式技巧。不能认为讲究对偶等等就是形式主义。例如，由古体诗的不限对偶到近体诗的讲求对偶，就是诗歌艺术的丰富与发展的表现。但在散文中问题就显得复杂了，过分地、绝对地追求形式，特别是这种追求又与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倾向结合起来，则形成为艺术发展的形式主义逆流了。正确对待六朝骈文，就是要从形式主义潮流中把艺术形式上的成果区别开来。韩愈正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