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还俗复还蜀

自以为无意中继承了具德法乳[1]的张大千，对“广大”二字，领悟得最透彻。凡事要广大，胸襟、气魄、学问、技艺，无不如此。当然，志大才疏，一事无成，徒为大言，适成狂妄。他曾很冷静地估量过自己：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举一反三的领悟力、腕底有鬼的摹仿力，以及似乎永远发泄不完的原始生命力——包括对人生两大欲的追求的兴趣。他肯定了自己应该奉“广大”二字为不二法门。

为人之大，第一自然是要气量大，但从古以来，大英雄往往“负气”二字看不破。张大千亦有这个毛病，终于有一天在西湖“楼外楼”的杨柳树下，他又跟船夫发生冲突。路人责备他：“和尚怎么好打架？”张大千大吼一声：“老子不做和尚了!”脱却僧衣，动起手来。

这下他犯了众怒，被好几个人围殴，张大千奋勇抵挡，也着实吃了些亏。正当危急时，突然有个四川口音的人，高声说道：“打得好、打得好!看他下次还要不要当和尚!”

语声入耳，张大千既惊且喜，急急转身来看。不是他二哥张善子是谁？

一声“二哥”自然就解了围。“你怎么来的？”张大千说。

“你说呢？”

张大千最怕他这个二哥。他家十弟兄，都是单名：荥、泽、信、楫。张泽就是张善子，爱虎成癖，别号虎痴；排名五、六、七的三位兄长早故；张大千行八，本名权，改名爰。张大千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老九名端，字正修；幼弟名玺，字君绶；另外有个姊姊，闺名璋枝。

张大千的尊人名怀忠，字悲生，原是广东番禺人。先世宦游入蜀，定居内江，从事盐业，到了张怀忠这一代，生意做得很大，盐业以外，又在轮船及百货业方面发展，家道殷实，但不幸两遭家难——是由张善子而起的祸。

原来比张大千大十七岁的张善子，清末参加革命，民初参加反袁，以致两次被抄家。他之革命与反袁，是疾恶如仇的个性使然。这样的个性，自然也不宜做官，所以他当过川军的旅长、盐官、知县、国务院参议、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但不过五六年的工夫，便即辞官回里，闭门奉母，闲下来作画课弟。虽是老二，却如当家顶门户的长子。

他的疾恶如仇的个性，居家亦表现得毫不含糊。张大千背书不熟，自己伸出手心来挨戒尺。有一次他的表姐，亦就是张大千自道为她逃禅的谢舜华，看张大千受窘，暗自提醒了他一句。谁知为“二哥”发觉，连谢舜华一起打手心。这样一种不讲情面的脾气，张大千何能不畏？

这一次张大千逃禅，消息传到内江，自然是张善子出川来找。找到松江禅定寺，据说张大千怕烧戒疤，不别而行，张善子冷静判断：张大千性喜山水，杭州又是佛地，一定匿迹在湖上哪个寺院中。所以他由松江转杭州，天天在西湖上寻访，灵隐也去过几次，始终不见踪迹。不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竟在这样一种机缘之下，得以重逢。

“你自己说，你现在怎么办？”

“和尚不当了，也不能当了。既然还了俗，自然就能吃荤。楼外楼的醋熘鱼最好。”

“走!上楼!”张善子说，“吃完了上火车。”

于是兄弟俩在楼外楼头，大嚼了一顿。使得张善子深感安慰的是，张大千毫无看破红尘的那种萧瑟情状，健啖高谈，意气风发。实在不能令人想象，当初他是怎么会动念去当和尚的。

由上海下长江轮船，被“押解回籍”的张大千，已定下了一房妻室，是张太夫人做的主。对方与张太夫人同姓为曾，闺名庆蓉。但这不是张大千初谐鱼水，他是先有偏房，后有正室，而且已有了两个孩子。偏房叫黄凝素，与曾庆蓉燕瘦环肥，各具风姿，张大千的子女便以“胖妈妈”“瘦妈妈”的昵称作为区分。

结婚，当然不是为了要困张大千于乡里。张太夫人与张善子都知道，一隅之地不能限骥足，他仍旧应该到上海去发展。张善子惊喜地发现，爱弟在画画这方面的进境，何止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细谈起来，才知道他如禅宗得道高僧的顿悟，拨去浮翳，直指本源，天才尽行发露了。

“我的字实在太丑了。”张大千说，“恽南田如果不是那一笔深得褚河南[2]三昧的字，不能享那么大的名。”

接着，张大千谈他从曾农髯学字的苦闷：弟子的习作堆积在书房屋角，很难得被拿出来看一看、讲一讲；日夕侍师与那班遗老清谈，虽听到了许多胜国遗闻、名流轶事，究无补于艺事。

“我最难过的是，曾老师要写字的时候就上楼，关起了房门不许人看。那时候我总觉得老师把我们看作外人了，好没意思。”

“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曾老师也不是故意的。”张善子考虑着说，“或者再拜一位老师。”

这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但也是唯一的办法。所顾虑的是，另投他师，怕曾农髯心中不悦。兄弟俩细心研究下来，只有投在“清道人”门下，或可免此顾虑。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会试，状元骆成骧是张大千的同乡。他在“进呈十本”的卷子中，本来排名第三，因为策论中“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这八个字，使得光绪皇帝触动前一年黄海熸师、平壤大败的隐痛，将其拔置第一。同榜二甲十五名的李瑞清，就是清道人。

李瑞清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由进士点翰林，官至江苏提学使。辛亥革命那年，他化装为道士从南京逃到上海。当时为遗老视作“首阳山”的有两处地方，北为青岛、南为上海，两地托庇于租界之中，仍不妨奉大清的“正朔”。在上海的遗老，以丁未政潮[3]的主角、袁世凯的死对头——“协办大学士”瞿鸿禨为首，其次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陈夔龙，再下来便是沈曾植、樊增祥、冯煦、陈三立、郑孝胥、陈曾寿等，李瑞清亦为其中之一。

这些遗老，纪年用干支，或者“宣统”的年号，大部分留了辫子。只有李瑞清最特别，他穿上那套道士的服装，索性就不脱下了，辫子盘在头顶上，加上一顶“黄冠”，倒也干净利落。于是熟人都叫他“李道士”。散原老人陈三立的诗题中，便是如此称呼。明末遗民万寿祺自号“寿道人”，李瑞清恰好仿此前例，自署“清道人”。

遗老的境况，各不相同，有的宦囊极丰，有的捉襟见肘。清道人属于后者，他弟兄三人同炊，连眷属带旧部，有五十口人之多，“十里夷场”处处要钱，比“长安居”更不易。兼之清道人身材魁伟，是个老饕，他的食量，非“兼人之量”四字所能形容，光是他个人的饮啖之需，便是一笔极大的支出。这就不是靠门生故旧的接济所能敷衍得过去的。好在鬻艺自给，有明末岩壑之士的先例在，哪怕摆测字摊、摇串铃做走方郎中，都是不失身份的事。清道人可鬻之艺，是他的书法。

清道人自道他临池的功夫，是从大篆入手。年长以后，学汉碑，二十六岁开始习隶书，“既乏师承，但凭意拟”，只奉南北朝的碑拓为圭臬，每临一碑，点画之间，唯恐失真。光绪三十年他漫游黄山等地，看云看海，忽有所悟，跳出桎梏，挥洒自如。以后又学宋朝的苏黄米蔡四大家[4]。总之，清道人于“书”无所不窥，虽博亦杂。恭维他的，说他“于古今书无不学，学无不肖，且无不工”，说他“恢奇绝世”；不满他的，戏称他的字是“百衲体”，结构并无定法，“或朝颜(真卿)而暮褚(遂良)，或左欧(阳询)而右虞(世南)”，甚至说他“欺人，以草鞋底蘸墨作榜书，屈曲蜿蜒，人争好之，于是一时成为风气”。以后上海出现好些浅薄怪俗的书家，如杨草仙之类，论者以为“始作俑者清道人，不得辞其咎”。

[1]　佛教语。喻佛法。谓佛法如乳汁哺育众生。

[2]　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唐太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

[3]　1907年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清流派与北洋派之间的党争。

[4]　宋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合称，他们被后世认为是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