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恽南田亦此山僧

二 恽南田亦此山僧

张大千的和尚朋友,法号印湖。能跟张大千做朋友,而张大千又认为患难可依的,当然是极爽朗热心的人。他一见泫然,先陪他去挂单。监院见了他那件破海青,少不得询问缘故。张大千本乎“衲子不打诳语”的宗旨,据实相告,监院大笑。

到禅房中安顿好了,张大千将印湖拉到一边,悄悄问道:“灵隐的清规如何?”

“清规当然好的。”印湖反问,“你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能不能偷荤。”

“和尚偷荤是免不了的。其实悟道也不在乎吃荤不吃荤,南宋有‘虾子和子’,大相国寺有‘烧猪院’[1]。在灵隐寺出家的济颠和尚,吃酒吃肉,监院不容,具禀帖要驱逐他,那时的住持是你们四川眉山人,别号瞎堂的慧远禅师,手批两行:‘法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耶?’从此就没有人敢说话了。”

张大千大喜。“既然你引经据典,说和尚喝酒吃荤不妨,那么,”他老实说道,“酒,我不喝,你得请我吃肉。这一阵我馋得要命。”

“可以!不过在本地不行,山门左右吃食店的房子,都是寺产。方丈交待,谁要卖荤腥给和尚吃,房子马上不租。我请你到城里吃小馆子。”印湖又说,“到城里还得先换一换衣服。”

印湖有个在家的好友,是个不矜细节的名士。到得他家,印湖原有俗家衣服存在他那里,张大千的身材跟他差不多,借穿亦颇合身。不过一个是烧了戒疤的秃头,一个是发长已遮项后的头陀,露出真相来,却有不便。好在时值隆冬,买两顶杭州人称为“猴儿脸”的绒帽,往头上一戴,照习惯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脱下来,那样,行藏就丝毫不露了。

找的一家馆子却不小,招牌叫作“黄润兴”,在上城已靠近城隍山,据说是两百年的老店。相传乾隆南巡,微行访求民隐,曾经在此进膳,所以杭州人称之为“皇饭儿”。那里的拿手好菜是鱼头豆腐和“件儿肉”。张大千对鱼头豆腐的兴趣不大,手掌大的件儿肉,却大嚼了四件之多。

饭罢到城隍山去喝茶。张大千是一遇名山胜水便不肯轻易放过的,上得本名吴山的城隍山一看,自然大失所望,既不高,又不秀,更不幽。不过想到柳三变[2]的那阕《望海潮》,却是另一种感觉,他口中念着:“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视界就自然而然地扩展了。

眼中看、口中念和心中想,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心中想的是,据实写生,没有什么意思,要照柳三变的词意去画成一个手卷,才够气魄。那就是所谓写意。可惜现在自己的功力还不够。

印湖听他自言自语地念念有词,便即问道:“你是在念惹动金主完颜亮,想‘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那首词?”

“是啊!”张大千说,“我心里在想,把这首词画成画,应该怎么样布局。‘怒涛卷霜雪’要连海宁的潮也画进去,才算完整。不过,那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故事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贵立志,你要做恽南田[3]第二,你就一定会成为恽南田,甚至胜过他。”

张大千在接受这番鼓励之际,同时也被提醒了。“据说恽南田在杭州做过和尚。”他问,“不知在哪里,我要去瞻仰遗迹。”

印湖笑了,故意问道:“你说在哪里?”

看他笑容诡秘,张大千的心思极快,立即答说:“莫非就在灵隐?”

“然也。”

“有这么巧的事!”张大千喜不可言,“你快讲给我听听,是怎么回事。”

“我可不大讲得清楚。”印湖问道,“恽南田的《瓯香馆集》,你读过没有?”

“我家有恽南田诗的抄本,没有提到他做和尚的事。”

“回头我陪你到旗下买一部《瓯香馆集》,另外再找找有什么材料。你回去先看看,明天我把本寺所藏的志书借出来让你研究。”

于是到旗下专卖旧书的六艺书店买了一部《瓯香馆集》。张大千翻开来一看,有一篇恽南田的侄孙恽鹤生所纂的《南田先生家传》,又有从恽敬的《大云山房集》录出的一篇传记,果然,两篇传记中都说恽南田十几岁时,曾在灵隐出家。

旧书店的老板,肚子里都很有些货色,听他们在谈恽南田早年的遭遇,便又介绍了一部袁子才的《新齐谐》[4],说其中有详细的记载。张大千如获至宝,回到灵隐,先看两篇家传。且说恽南田在崇祯末年随父逊庵流落福建,“旗帅”陈锦破建宁后,恽南田被掳。陈锦无子,收之为养子。以后陈锦到了杭州,恽南田随义母去逛灵隐,与其父相遇。逊庵跟寺主谛晖商量,如何得以父子团圆。谛晖设计,等陈锦的妻子下一次携恽南田来拜佛时,故作危言,说:“无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陈锦的妻子不得已,涕泣舍子。

《新齐谐》中就说得玄虚了,说有两个和尚,一个叫石揆,一个叫谛晖,石揆参禅,谛晖持戒,各不相下。谛晖是灵隐寺的住持,香火极盛,石揆眼红,打算夺他方丈一席。其时天旱,在灵隐以上的三天竺祈雨,石揆居然念咒召了黑龙来行雨,众所共见,皆以为神。谛晖自知不敌而避去,石揆便在灵隐当了三十年的住持。

石揆本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长于口才。一年举行法会,他登坛说法,口若悬河,震动一时。法会中的善男信女中,有个沈氏孤儿,年方四岁,随主人到灵隐来礼佛,为高坐坛上的石揆所见。石揆大吃一惊,向此孤儿的主人要求舍沈氏子为僧。石揆为之延师教读,沈氏孤儿要吃肉就吃肉,要着绸就着绸,亦不替他削发。这个孤儿极聪明,二十岁不到便去考秀才,石揆为他取名近思,沈近思取中了杭州府学第三名生员。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石揆忽然传令,撞钟擂鼓,召集全寺僧众,说:“近思是我的小沙弥,怎么可以瞒着我去考秀才?”接着命沈近思跪在菩萨面前,亲自为他削发,披上袈裟,取法名叫“逃佛”。这一下激怒了沈近思同榜的秀才,联名数百人,控诉“奸僧胆敢削生员发!援儒入墨,不法已甚。”其中有个“学霸”叫项霜泉,率领豪奴,包围沈近思,呼拥到家,替他换上襕衫,帽子上缝一条辫子,仍作秀才打扮。然后张灯结彩,将妹子许配给了沈近思,礼成以后,置酒作乐,聚杭州府及钱塘、仁和两县的生员,赋催妆诗作贺,热闹极了。

这一来,沈近思自然蓄发还俗了,但三学秀才犹自不肯罢休,要烧灵隐、殴石揆。巡抚不得已,将石揆座下的两名侍者拘了来,各打十五大板。石揆的面皮被剥光了。

众怒平后,石揆复又召集全寺僧众,亲自领头礼佛,当众忏悔。“这是我负谛晖的报应!”他说,“我从住持本寺后,常想到己身灭度以后,非有大福分的人,不能掌理此地。沈家孤儿,骨相清奇,在人间为一品官,在佛家为罗汉身。那时我争胜之念又起,这一回是要叫释家胜过儒家,要他不做一品官,来做灵隐的住持。这都是贪嗔之念未除之故。如今侍者受杖,即我受辱,还有什么面目坐在方丈之位?你们赶紧拿我的禅杖、白玉钵盂、紫金袈裟,把谛晖迎了来,为我补过。”

于是谛晖接续石揆,住持灵隐寺——在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灵隐寺奉旨改为云林寺。沈近思中了康熙三十九年设的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新齐谐》中,接下来便谈恽南田的故事,与恽敬所记大致相同。最后有一段论恽、沈优劣的话,谛晖的见解是:“沈近思学儒,不能脱周程张朱窠臼;恽南田学画,能出文沈唐仇范围,以吾观之,恽为优也。”

看完这两段记载,张大千心里浮起一个极大的疑问,便问印湖:“沈近思,有这个人没有?”

“怎么没有。他是学理学的,官拜左都御史,死在雍正初年,不到六十岁。”

“那么,是不是在灵隐做过和尚?”

“做过。雍正还当面问过他,他也承认的。据说他晚年一提到石揆的养育之恩,总忍不住要哭。”印湖又加了一句,“这些都有文献可以稽考的。”

“这就奇怪了。照《新齐谐》所说,恽沈二人幼年出家,是在同时。可是,恽寿平生在明朝,沈近思雍正初年故世,不到六十岁,算起来应该生在康熙初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至少三十岁,这不是话不对头了吗?”

“啊,你这一说,确成疑问。”印湖答说,“我去借寺志来,你倒不妨查一查看。”

一查康熙年间所修的《灵隐寺志》、乾隆以后所修的正续《云林寺志》,张大千才弄清楚,救恽南田的,根本不是谛晖。说石揆作法召黑龙行雨,以夺谛晖的灵隐寺住持,更是荒诞不经的谰言。他也不是什么“万历孝廉”,这是算一算年龄就可以知道的事。果如所云,石揆到康熙二十年接任灵隐寺住持时,至少也在八十开外,早就应该闭关静修,不问外事了。

看来袁子才并无实学,然而在乾隆年间,他的名气极大,其故安在?

“这是因为他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处世之道之故。”印湖屈着手指说,“第一,要让人看起来有布衣傲王侯的味道,身份才显得高,所以决不能做官,也不能做达官巨贾的清客,当然做诸侯之上客,另当别论,但亦只能偶一为之。第二,虽说布衣傲王侯,但真的在王侯面前,决不能傲,而且最好能找一位王侯当后台;不过找这个后台,一定要别有渊源,仿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深厚关系。第三,要广骛声气,名声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就要广结善缘了。第四,要想个能应酬人的花样。进一步说,是想个人家乐于来迁就你的法子,这样你的应酬才能不着痕迹,只显得你谦虚、厚道、重感情。第五,你肚子里要有货色,先求多、再求精,倘或专攻一门,你就施展不开了。”

这番话拿袁子才的生平来印证,都有具体的事实可覆按:第一是翰林出身,却只做了两任县官,三十多岁便辞官“归隐”了;第二,他有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后台,而尹继善在他殿试时,奉派为“读卷官”,谊属“恩师”,渊源有自;第三,袁子才广交达官名士,又收女弟子,隔一两年一定要出游,“推销”自己;第四,是袁子才最成功的地方,他造了一座随园,客来不禁,又写诗话,又写食单,作为广结善缘、应酬各方的工具;第五,袁子才肚子里的货色很多,诗文词赋,骈四俪六,“样样懂,样样松”。

张大千将印湖的话好好咀嚼了一会,颇有所获,而且还有心得可以补充。“布衣傲王侯,不是摆出一脸的傲气,只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而已。既然如此,还该有挥手千金的豪气。”他说,“袁子才名气虽大,却品格不高,就是爱打秋风,不懂‘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道理。”

“话虽如此,也先要有千金可散才行。”印湖看他有些跃跃欲试的模样,便即劝他,“大千,你绝顶聪明,我希望你做恽南田第二,不要学袁子才,何况要学袁子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何以见得?”张大千不大服气,“我看他那一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有一样你不如他。‘归隐’也要有买山之资才行,他很会弄钱,而且有弄钱的机会。你呢,花钱的本事倒是一等,做留学生跟当外交官一样,还雇专用的翻译。谈到弄钱,你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种机会。”

印湖接下来便谈到袁子才两个弄钱的机会。巧的是,两个机会都是为了婚姻,也都是新娘子出了麻烦;妙的是,两桩婚姻纠纷的男女两家,都是富户,否则巧而不妙,有机会也弄不到钱。

“那都是他当溧阳知县时候的事。一次是迎亲中途,忽遇怪风,将花轿刮到几十里外,有好心人家留新娘住了一夜,第二天通知她娘家,派人来把花轿抬了去。哪知道男家拒而不纳,说从未听过一阵风能把花轿刮出几十里的怪事,内情暧昧难明,这头亲不能结了。”

“这一下,要打官司了吧?”

“可不是。女家是有身份人家,也很有钱,岂能受这个冤枉?倾家荡产,也得打这一场官司。结果,袁子才不知道从哪些史书的《灾异志》《五行志》上,找出来两三个这种例子,当堂持给男家看。加以留新娘住的那家人家,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出来作证,确有其事,男家才无话可说。”印湖停了一下又说,“袁子才常常自诩‘宰官须用读书人’,就是指这件事而言。”

张大千深深点头。“只要懂诀窍,弄钱不但很容易,而且名利双收。”他又问,“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可严重得多,袁子才也真显了本事。男女两家都是殷实大户,新娘子过门六个月,生了个男孩,你说这件事在当时严重不严重?”

“别说当时,就算现在也很严重。”张大千兴味盎然地说,“这可是袁子才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倘能让男女两家皆大欢喜,两面受礼,那本事就大了。”

“袁子才就有那么大的本事——”

据说袁子才当时接受了男家诉请“大归”的状子,定期开审,事先传谕,男女两造的尊亲,亦就是新娘子的翁姑父母,以及女家的至亲近邻,到堂候传。由于当事双方都是地方上响当当的人家,这场官司轰动了溧阳。听审的百姓一直挤到大堂檐下,都要看看这位“县大老爷”如何来断这桩疑案。

袁子才二十四岁点翰林,二十七岁外放,分发江苏。他是“老虎班”[5],又有朝中做大官的老师照应,所以补知县时,年纪不到三十。但他已留了两撇八字胡子,因为光下巴的县太爷问到风化案子,被告妇女固然羞说奸情,自己也觉得尴尬万分,留胡子显得老成些,问案就方便了。

照例先传原告,问完了却不传被告。召新娘子的至亲近邻上堂,问新娘子未嫁以前有何不守闺训的情事。证人异口同声,都道是守礼谨严的处子。于是袁子才再问原告,也就是新郎的父亲,何以要休掉儿媳。回答是六月生子,显然出嫁以前便有身孕。所生之子,非他家的骨血。然则是谁的骨血呢?答说不知道。

问案到此,袁子才开始断案。“六月生子而存活者,自古有之。”接着引经据典,指着公案上的一大堆书,叫值堂的刑案查办,翻到那一页,念那一段,念完了他又说,“不但自古有之,现在亦有。本县就是!”

此言一出,堂下像炸了马蜂窝似的,一片“嗡嗡”之声,但很快地就自动停了下来了。加以一声“惊堂木”,顿时静如空堂。

“你来!”袁子才将身边在装旱烟的听差唤到公案前面,从容吩咐,“把受了屈的被告母女,送到上房里,让她们自己去问一问老太太。”

一听“受了屈的被告母女”这句话,作为原告的新郎的父亲心里不免嘀咕:这场官司输定了!妇女的名节如同性命,说人家未嫁以前便有身孕,而又指不出蓝田种玉的主名,非诬告为何?不说别的,只判个当众向亲家赔罪,这个面子便丢不起。

哪知道袁子才却不是这么办。他只是开导,说六月生子是早产,夭折的居大多数,幸而存活者,都只为祖上积德,本身良善,天为之留嗣。不但不是责备,暗中还是一番恭维。

这时后堂传出话来了,说“老太太已经拿当初六个月生了大老爷的情形,跟新娘子讲过了,还教了新娘子好些喂孩子该当小心的地方”,不独如此,“老太太很喜欢新娘子,收了她做干女儿了”。

这一来,“县大老爷”跟男女双方结成了干亲家。袁子才犹如“嫁妹”,拿“召试博学鸿词”“乾隆己未科二甲第五名进士出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溧阳县正堂”四块高脚牌,鼓乐前导,用自己的大轿将新娘子送回夫家。

可想而知,男女双方无不心满意足。新郎的父亲尤其感激,身份、地位、面子所关,这场官司不能不打,而这场官司又实在不能打,因为输虽输不掉、赢也赢不到,必然拖成一个固结不解的僵局。缠讼的结果,对方的女儿至多不嫁,而自己的独子可也不能再娶。万一将来遇到一个偏袒女方的县官,把案子整个翻了过来,断合不断离,那时再娶的儿媳妇变成“妾身不分明”,不又惹来另一场官司?

不想袁子才真有旋乾转坤的手段,能将这一窝囊万分、无法收场的僵局,寻出一个面子十足、皆大欢喜的结果,他不仅感激,而且由衷佩服。那一笔格外加丰的重礼,据说就是袁子才经营随园的买山之资。

“这就是术!你是最仰慕东坡的,他不有两句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术,大足以致君尧舜,小亦足以致身富贵。不过术须学以济,不学不足以言术。”印湖指着堆在桌上的《云林寺志》《天童寺志》《灵岩寺志》等等说道,“你仔细去看看,恽南田那时候的那些个呼风唤雨的大和尚,谁不是饱学之士?只说救恽南田的具德老和尚好了,机思迅利,辩才无碍。倘非饱学,何足以语此?”

于是张大千细看具德老和尚的“行状”“塔表”,还有一篇吴梅村写的《塔铭》,越看越入迷,越看越向往。逃禅的苦闷,从与印湖一起盘桓后,本已渐次消解。此时更是胸怀大畅,自觉生机蓬勃,前程无限。因为他终于找到“自己”了——在张大千看,具德才是他的一个榜样。 

具德法名弘礼,俗家姓张,绍兴人,而生长在杭州,出家于普陀。他生性好学,读佛经发生疑义,求教于本师,禅师起初还可以为他解惑,到得他的功夫一深,无可为教,只好劝他改投他处。这样辗转求师,最后投在常熟三峰寺汉月禅师座下。挑水、打柴,一切苦务力作,他从来不辞劳累,但仍旧不废参禅,更不肯轻抛经书。几年下来,他练得极好的口才,号称“铁嘴”。

“铁嘴”这个外号,不独赞他词锋犀利,而且亦形容他不肯让人,连他的本师都不让。有一天师徒二人居然斗气了,汉月将具德唤入方丈,一连数百问,具德针锋相对,随问随答,唇枪舌剑,疾如风雨。窗外门外,屏声息气的衲子,无不目瞪口呆。

照道理说,汉月有这样的“嫡子”,应该得意,但他名心作祟,始终铁青了脸,不以为具德通过了考验。具德心亦不服,退出来跟人说道:“七祖以来,哪里有这种问法?”禅宗以达摩为初祖,传至六祖慧能,下分临济、曹洞两宗,并称七祖。具德的意思是,自有临济宗以来,无此考问弟子的制度——他在临济宗是第三十二代。

这话传到汉月耳中,汉月又动了无名火,命侍者擂鼓聚众,升座诘辩,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具德存身不住,只得求去。有的人说,这是汉月的一番苦心,逼得具德自己去闯天下。

不过,具德虽离三峰,未忘师恩,常常去看汉月。最后,汉月终于授以衣钵,并念了一首偈子赐具德:“住山养得机缘熟,多觅真真铁骨禅。莫负老僧珍重付,痛除魔外作真传。”原来汉月弘扬佛法,重在积极进取,所以经他陶冶出来的十四得法弟子,皆颇有作为。具德的师弟、号继起的弘储,住持苏州灵岩寺,声光之盛,亦不下于具德,这是明朝末年的事。

及至清兵入关,南明覆灭,凭空出现了无数新贵,由于杀戮过重,他们多向佛门忏宿业。而大乱初平,民间人心虚脱,亦视清净佛门为休养托命之地,因而江南寺院,香火之盛,前所未有。具德的说法(讲解佛法)是有名的,因而到处受人延请。顺治初年扬州天宁寺请具德说法,四方衲子闻风而至者五千人,具德念了一首偈:“五千衲子下扬州,百亿琼花笑点头。七尺乌藤行活计,凭何面目得风流?”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而自这首偈子流布大江南北,具德声名更如日中天,具德的弟子戒显作《本师行状》说:“辙环一转,所至万人挤涌,挥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时呷尽。”魔力竟大到如此!

那时流寇初灭,天下粗定,古刹名蓝,荒废者多,但只要请来具德说法传戒,自有善男信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做重兴的功德。不过具德自己的大愿心,却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居首的灵隐寺。

灵隐开山于东晋咸和三年,开山之祖是佛门尊称为“理公”的慧理大师,他亦来自天竺——印度,但入中土之时,早于禅宗初祖达摩三百年。自理公至明朝万历年间,灵隐寺的住持,共历一百三十余代。明朝最后一次大修灵隐寺,亦是万历那年。历时周甲[6],复又改朝换代,到得清军下江南时,灵隐寺已残破得很不成样子了。

顺治六年,灵隐寺的僧众奉迎具德来住持。他一到便立誓要复兴理公的道场,亲自领头收拾瓦砾,清除宿莽,然后募化重建。灵隐寺焕然一新,只有大殿未修,而在顺治十五年忽然祝融为灾,数年心血,竟尔付之一炬。

哪知道这一把火,烧出了具德更伟的宏愿。同时也是因缘凑泊,顺治皇帝崇奉佛法,具德的两个师叔——木陈和玉林——先后被迎入禁中,开堂说法。顺治且奉玉林为师,法名“行痴”,算起来与具德是“堂房师兄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具德虽不必以此为号召,而达官贵人自然会受皇帝的影响,乐予助具德实现宏愿,将一座灵隐寺彻头彻尾重新修建。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丈高的大雄宝殿和天王殿,同时上梁。当时的盛况,据寺志中记载:“远近缁素,舍工者、施财者、助壶浆者、掷簪珥者,邪许号踊,倾动乡城,百戏攒贺,昼夜腾踏。飞来峰外市肆,杯酒盂饭,踊贵百倍,众自古迄今,无此盛举。”

那时的恽南田呢?他早已还俗,而且画山水让王石谷出一头地,以没骨花卉负盛名,且题语、书法兼工,世称三绝。但“烟云不改旧时贫”“独采苹花待故人”,他心境的凄凉寂寞,可想而知。

“他不是具德老和尚的弟子。”张大千想,“我才是!”

[1] 北宋大相国寺僧人惠明善烹猪肉,时人呼其禅房为“烧猪院”。

[2] 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原名三变。

[3] 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恽格,号南田,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后成为清六家之一。

[4] 即清代袁枚的《子不语》。

[5] 指明清进士以翰林外放知县。

[6] 指满六十年。干支纪年一甲子为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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