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恽南田亦此山僧

张大千的和尚朋友，法号印湖。能跟张大千做朋友，而张大千又认为患难可依的，当然是极爽朗热心的人。他一见泫然，先陪他去挂单。监院见了他那件破海青，少不得询问缘故。张大千本乎“衲子不打诳语”的宗旨，据实相告，监院大笑。

到禅房中安顿好了，张大千将印湖拉到一边，悄悄问道：“灵隐的清规如何？”

“清规当然好的。”印湖反问，“你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能不能偷荤。”

“和尚偷荤是免不了的。其实悟道也不在乎吃荤不吃荤，南宋有‘虾子和子’，大相国寺有‘烧猪院’[1]。在灵隐寺出家的济颠和尚，吃酒吃肉，监院不容，具禀帖要驱逐他，那时的住持是你们四川眉山人，别号瞎堂的慧远禅师，手批两行：‘法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耶？’从此就没有人敢说话了。”

张大千大喜。“既然你引经据典，说和尚喝酒吃荤不妨，那么，”他老实说道，“酒，我不喝，你得请我吃肉。这一阵我馋得要命。”

“可以!不过在本地不行，山门左右吃食店的房子，都是寺产。方丈交待，谁要卖荤腥给和尚吃，房子马上不租。我请你到城里吃小馆子。”印湖又说，“到城里还得先换一换衣服。”

印湖有个在家的好友，是个不矜细节的名士。到得他家，印湖原有俗家衣服存在他那里，张大千的身材跟他差不多，借穿亦颇合身。不过一个是烧了戒疤的秃头，一个是发长已遮项后的头陀，露出真相来，却有不便。好在时值隆冬，买两顶杭州人称为“猴儿脸”的绒帽，往头上一戴，照习惯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脱下来，那样，行藏就丝毫不露了。

找的一家馆子却不小，招牌叫作“黄润兴”，在上城已靠近城隍山，据说是两百年的老店。相传乾隆南巡，微行访求民隐，曾经在此进膳，所以杭州人称之为“皇饭儿”。那里的拿手好菜是鱼头豆腐和“件儿肉”。张大千对鱼头豆腐的兴趣不大，手掌大的件儿肉，却大嚼了四件之多。

饭罢到城隍山去喝茶。张大千是一遇名山胜水便不肯轻易放过的，上得本名吴山的城隍山一看，自然大失所望，既不高，又不秀，更不幽。不过想到柳三变[2]的那阕《望海潮》，却是另一种感觉，他口中念着：“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视界就自然而然地扩展了。

眼中看、口中念和心中想，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心中想的是，据实写生，没有什么意思，要照柳三变的词意去画成一个手卷，才够气魄。那就是所谓写意。可惜现在自己的功力还不够。

印湖听他自言自语地念念有词，便即问道：“你是在念惹动金主完颜亮，想‘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那首词？”

“是啊!”张大千说，“我心里在想，把这首词画成画，应该怎么样布局。‘怒涛卷霜雪’要连海宁的潮也画进去，才算完整。不过，那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故事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贵立志，你要做恽南田[3]第二，你就一定会成为恽南田，甚至胜过他。”

张大千在接受这番鼓励之际，同时也被提醒了。“据说恽南田在杭州做过和尚。”他问，“不知在哪里，我要去瞻仰遗迹。”

印湖笑了，故意问道：“你说在哪里？”

看他笑容诡秘，张大千的心思极快，立即答说：“莫非就在灵隐？”

“然也。”

“有这么巧的事!”张大千喜不可言，“你快讲给我听听，是怎么回事。”

“我可不大讲得清楚。”印湖问道，“恽南田的《瓯香馆集》，你读过没有？”

“我家有恽南田诗的抄本，没有提到他做和尚的事。”

“回头我陪你到旗下买一部《瓯香馆集》，另外再找找有什么材料。你回去先看看，明天我把本寺所藏的志书借出来让你研究。”

于是到旗下专卖旧书的六艺书店买了一部《瓯香馆集》。张大千翻开来一看，有一篇恽南田的侄孙恽鹤生所纂的《南田先生家传》，又有从恽敬的《大云山房集》录出的一篇传记，果然，两篇传记中都说恽南田十几岁时，曾在灵隐出家。

旧书店的老板，肚子里都很有些货色，听他们在谈恽南田早年的遭遇，便又介绍了一部袁子才的《新齐谐》[4]，说其中有详细的记载。张大千如获至宝，回到灵隐，先看两篇家传。且说恽南田在崇祯末年随父逊庵流落福建，“旗帅”陈锦破建宁后，恽南田被掳。陈锦无子，收之为养子。以后陈锦到了杭州，恽南田随义母去逛灵隐，与其父相遇。逊庵跟寺主谛晖商量，如何得以父子团圆。谛晖设计，等陈锦的妻子下一次携恽南田来拜佛时，故作危言，说：“无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陈锦的妻子不得已，涕泣舍子。

《新齐谐》中就说得玄虚了，说有两个和尚，一个叫石揆，一个叫谛晖，石揆参禅，谛晖持戒，各不相下。谛晖是灵隐寺的住持，香火极盛，石揆眼红，打算夺他方丈一席。其时天旱，在灵隐以上的三天竺祈雨，石揆居然念咒召了黑龙来行雨，众所共见，皆以为神。谛晖自知不敌而避去，石揆便在灵隐当了三十年的住持。

石揆本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长于口才。一年举行法会，他登坛说法，口若悬河，震动一时。法会中的善男信女中，有个沈氏孤儿，年方四岁，随主人到灵隐来礼佛，为高坐坛上的石揆所见。石揆大吃一惊，向此孤儿的主人要求舍沈氏子为僧。石揆为之延师教读，沈氏孤儿要吃肉就吃肉，要着绸就着绸，亦不替他削发。这个孤儿极聪明，二十岁不到便去考秀才，石揆为他取名近思，沈近思取中了杭州府学第三名生员。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石揆忽然传令，撞钟擂鼓，召集全寺僧众，说：“近思是我的小沙弥，怎么可以瞒着我去考秀才？”接着命沈近思跪在菩萨面前，亲自为他削发，披上袈裟，取法名叫“逃佛”。这一下激怒了沈近思同榜的秀才，联名数百人，控诉“奸僧胆敢削生员发!援儒入墨，不法已甚。”其中有个“学霸”叫项霜泉，率领豪奴，包围沈近思，呼拥到家，替他换上襕衫，帽子上缝一条辫子，仍作秀才打扮。然后张灯结彩，将妹子许配给了沈近思，礼成以后，置酒作乐，聚杭州府及钱塘、仁和两县的生员，赋催妆诗作贺，热闹极了。

这一来，沈近思自然蓄发还俗了，但三学秀才犹自不肯罢休，要烧灵隐、殴石揆。巡抚不得已，将石揆座下的两名侍者拘了来，各打十五大板。石揆的面皮被剥光了。

众怒平后，石揆复又召集全寺僧众，亲自领头礼佛，当众忏悔。“这是我负谛晖的报应!”他说，“我从住持本寺后，常想到己身灭度以后，非有大福分的人，不能掌理此地。沈家孤儿，骨相清奇，在人间为一品官，在佛家为罗汉身。那时我争胜之念又起，这一回是要叫释家胜过儒家，要他不做一品官，来做灵隐的住持。这都是贪嗔之念未除之故。如今侍者受杖，即我受辱，还有什么面目坐在方丈之位？你们赶紧拿我的禅杖、白玉钵盂、紫金袈裟，把谛晖迎了来，为我补过。”

于是谛晖接续石揆，住持灵隐寺——在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灵隐寺奉旨改为云林寺。沈近思中了康熙三十九年设的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新齐谐》中，接下来便谈恽南田的故事，与恽敬所记大致相同。最后有一段论恽、沈优劣的话，谛晖的见解是：“沈近思学儒，不能脱周程张朱窠臼；恽南田学画，能出文沈唐仇范围，以吾观之，恽为优也。”

看完这两段记载，张大千心里浮起一个极大的疑问，便问印湖：“沈近思，有这个人没有？”

“怎么没有。他是学理学的，官拜左都御史，死在雍正初年，不到六十岁。”

“那么，是不是在灵隐做过和尚？”

“做过。雍正还当面问过他，他也承认的。据说他晚年一提到石揆的养育之恩，总忍不住要哭。”印湖又加了一句，“这些都有文献可以稽考的。”

“这就奇怪了。照《新齐谐》所说，恽沈二人幼年出家，是在同时。可是，恽寿平生在明朝，沈近思雍正初年故世，不到六十岁，算起来应该生在康熙初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至少三十岁，这不是话不对头了吗？”

“啊，你这一说，确成疑问。”印湖答说，“我去借寺志来，你倒不妨查一查看。”

一查康熙年间所修的《灵隐寺志》、乾隆以后所修的正续《云林寺志》，张大千才弄清楚，救恽南田的，根本不是谛晖。说石揆作法召黑龙行雨，以夺谛晖的灵隐寺住持，更是荒诞不经的谰言。他也不是什么“万历孝廉”，这是算一算年龄就可以知道的事。果如所云，石揆到康熙二十年接任灵隐寺住持时，至少也在八十开外，早就应该闭关静修，不问外事了。

看来袁子才并无实学，然而在乾隆年间，他的名气极大，其故安在？

“这是因为他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处世之道之故。”印湖屈着手指说，“第一，要让人看起来有布衣傲王侯的味道，身份才显得高，所以决不能做官，也不能做达官巨贾的清客，当然做诸侯之上客，另当别论，但亦只能偶一为之。第二，虽说布衣傲王侯，但真的在王侯面前，决不能傲，而且最好能找一位王侯当后台；不过找这个后台，一定要别有渊源，仿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深厚关系。第三，要广骛声气，名声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就要广结善缘了。第四，要想个能应酬人的花样。进一步说，是想个人家乐于来迁就你的法子，这样你的应酬才能不着痕迹，只显得你谦虚、厚道、重感情。第五，你肚子里要有货色，先求多、再求精，倘或专攻一门，你就施展不开了。”

这番话拿袁子才的生平来印证，都有具体的事实可覆按：第一是翰林出身，却只做了两任县官，三十多岁便辞官“归隐”了；第二，他有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后台，而尹继善在他殿试时，奉派为“读卷官”，谊属“恩师”，渊源有自；第三，袁子才广交达官名士，又收女弟子，隔一两年一定要出游，“推销”自己；第四，是袁子才最成功的地方，他造了一座随园，客来不禁，又写诗话，又写食单，作为广结善缘、应酬各方的工具；第五，袁子才肚子里的货色很多，诗文词赋，骈四俪六，“样样懂，样样松”。

张大千将印湖的话好好咀嚼了一会，颇有所获，而且还有心得可以补充。“布衣傲王侯，不是摆出一脸的傲气，只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而已。既然如此，还该有挥手千金的豪气。”他说，“袁子才名气虽大，却品格不高，就是爱打秋风，不懂‘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道理。”

“话虽如此，也先要有千金可散才行。”印湖看他有些跃跃欲试的模样，便即劝他，“大千，你绝顶聪明，我希望你做恽南田第二，不要学袁子才，何况要学袁子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何以见得？”张大千不大服气，“我看他那一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有一样你不如他。‘归隐’也要有买山之资才行，他很会弄钱，而且有弄钱的机会。你呢，花钱的本事倒是一等，做留学生跟当外交官一样，还雇专用的翻译。谈到弄钱，你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种机会。”

印湖接下来便谈到袁子才两个弄钱的机会。巧的是，两个机会都是为了婚姻，也都是新娘子出了麻烦；妙的是，两桩婚姻纠纷的男女两家，都是富户，否则巧而不妙，有机会也弄不到钱。

“那都是他当溧阳知县时候的事。一次是迎亲中途，忽遇怪风，将花轿刮到几十里外，有好心人家留新娘住了一夜，第二天通知她娘家，派人来把花轿抬了去。哪知道男家拒而不纳，说从未听过一阵风能把花轿刮出几十里的怪事，内情暧昧难明，这头亲不能结了。”

“这一下，要打官司了吧？”

“可不是。女家是有身份人家，也很有钱，岂能受这个冤枉？倾家荡产，也得打这一场官司。结果，袁子才不知道从哪些史书的《灾异志》《五行志》上，找出来两三个这种例子，当堂持给男家看。加以留新娘住的那家人家，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出来作证，确有其事，男家才无话可说。”印湖停了一下又说，“袁子才常常自诩‘宰官须用读书人’，就是指这件事而言。”

张大千深深点头。“只要懂诀窍，弄钱不但很容易，而且名利双收。”他又问，“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可严重得多，袁子才也真显了本事。男女两家都是殷实大户，新娘子过门六个月，生了个男孩，你说这件事在当时严重不严重？”

“别说当时，就算现在也很严重。”张大千兴味盎然地说，“这可是袁子才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倘能让男女两家皆大欢喜，两面受礼，那本事就大了。”

“袁子才就有那么大的本事——”

据说袁子才当时接受了男家诉请“大归”的状子，定期开审，事先传谕，男女两造的尊亲，亦就是新娘子的翁姑父母，以及女家的至亲近邻，到堂候传。由于当事双方都是地方上响当当的人家，这场官司轰动了溧阳。听审的百姓一直挤到大堂檐下，都要看看这位“县大老爷”如何来断这桩疑案。

袁子才二十四岁点翰林，二十七岁外放，分发江苏。他是“老虎班”[5]，又有朝中做大官的老师照应，所以补知县时，年纪不到三十。但他已留了两撇八字胡子，因为光下巴的县太爷问到风化案子，被告妇女固然羞说奸情，自己也觉得尴尬万分，留胡子显得老成些，问案就方便了。

照例先传原告，问完了却不传被告。召新娘子的至亲近邻上堂，问新娘子未嫁以前有何不守闺训的情事。证人异口同声，都道是守礼谨严的处子。于是袁子才再问原告，也就是新郎的父亲，何以要休掉儿媳。回答是六月生子，显然出嫁以前便有身孕。所生之子，非他家的骨血。然则是谁的骨血呢？答说不知道。

问案到此，袁子才开始断案。“六月生子而存活者，自古有之。”接着引经据典，指着公案上的一大堆书，叫值堂的刑案查办，翻到那一页，念那一段，念完了他又说，“不但自古有之，现在亦有。本县就是!”

此言一出，堂下像炸了马蜂窝似的，一片“嗡嗡”之声，但很快地就自动停了下来了。加以一声“惊堂木”，顿时静如空堂。

“你来!”袁子才将身边在装旱烟的听差唤到公案前面，从容吩咐，“把受了屈的被告母女，送到上房里，让她们自己去问一问老太太。”

一听“受了屈的被告母女”这句话，作为原告的新郎的父亲心里不免嘀咕：这场官司输定了!妇女的名节如同性命，说人家未嫁以前便有身孕，而又指不出蓝田种玉的主名，非诬告为何？不说别的，只判个当众向亲家赔罪，这个面子便丢不起。

哪知道袁子才却不是这么办。他只是开导，说六月生子是早产，夭折的居大多数，幸而存活者，都只为祖上积德，本身良善，天为之留嗣。不但不是责备，暗中还是一番恭维。

这时后堂传出话来了，说“老太太已经拿当初六个月生了大老爷的情形，跟新娘子讲过了，还教了新娘子好些喂孩子该当小心的地方”，不独如此，“老太太很喜欢新娘子，收了她做干女儿了”。

这一来，“县大老爷”跟男女双方结成了干亲家。袁子才犹如“嫁妹”，拿“召试博学鸿词”“乾隆己未科二甲第五名进士出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溧阳县正堂”四块高脚牌，鼓乐前导，用自己的大轿将新娘子送回夫家。

可想而知，男女双方无不心满意足。新郎的父亲尤其感激，身份、地位、面子所关，这场官司不能不打，而这场官司又实在不能打，因为输虽输不掉、赢也赢不到，必然拖成一个固结不解的僵局。缠讼的结果，对方的女儿至多不嫁，而自己的独子可也不能再娶。万一将来遇到一个偏袒女方的县官，把案子整个翻了过来，断合不断离，那时再娶的儿媳妇变成“妾身不分明”，不又惹来另一场官司？

不想袁子才真有旋乾转坤的手段，能将这一窝囊万分、无法收场的僵局，寻出一个面子十足、皆大欢喜的结果，他不仅感激，而且由衷佩服。那一笔格外加丰的重礼，据说就是袁子才经营随园的买山之资。

“这就是术!你是最仰慕东坡的，他不有两句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术，大足以致君尧舜，小亦足以致身富贵。不过术须学以济，不学不足以言术。”印湖指着堆在桌上的《云林寺志》《天童寺志》《灵岩寺志》等等说道，“你仔细去看看，恽南田那时候的那些个呼风唤雨的大和尚，谁不是饱学之士？只说救恽南田的具德老和尚好了，机思迅利，辩才无碍。倘非饱学，何足以语此？”

于是张大千细看具德老和尚的“行状”“塔表”，还有一篇吴梅村写的《塔铭》，越看越入迷，越看越向往。逃禅的苦闷，从与印湖一起盘桓后，本已渐次消解。此时更是胸怀大畅，自觉生机蓬勃，前程无限。因为他终于找到“自己”了——在张大千看，具德才是他的一个榜样。　

具德法名弘礼，俗家姓张，绍兴人，而生长在杭州，出家于普陀。他生性好学，读佛经发生疑义，求教于本师，禅师起初还可以为他解惑，到得他的功夫一深，无可为教，只好劝他改投他处。这样辗转求师，最后投在常熟三峰寺汉月禅师座下。挑水、打柴，一切苦务力作，他从来不辞劳累，但仍旧不废参禅，更不肯轻抛经书。几年下来，他练得极好的口才，号称“铁嘴”。

“铁嘴”这个外号，不独赞他词锋犀利，而且亦形容他不肯让人，连他的本师都不让。有一天师徒二人居然斗气了，汉月将具德唤入方丈，一连数百问，具德针锋相对，随问随答，唇枪舌剑，疾如风雨。窗外门外，屏声息气的衲子，无不目瞪口呆。

照道理说，汉月有这样的“嫡子”，应该得意，但他名心作祟，始终铁青了脸，不以为具德通过了考验。具德心亦不服，退出来跟人说道：“七祖以来，哪里有这种问法？”禅宗以达摩为初祖，传至六祖慧能，下分临济、曹洞两宗，并称七祖。具德的意思是，自有临济宗以来，无此考问弟子的制度——他在临济宗是第三十二代。

这话传到汉月耳中，汉月又动了无名火，命侍者擂鼓聚众，升座诘辩，如是者一而再、再而三，具德存身不住，只得求去。有的人说，这是汉月的一番苦心，逼得具德自己去闯天下。

不过，具德虽离三峰，未忘师恩，常常去看汉月。最后，汉月终于授以衣钵，并念了一首偈子赐具德：“住山养得机缘熟，多觅真真铁骨禅。莫负老僧珍重付，痛除魔外作真传。”原来汉月弘扬佛法，重在积极进取，所以经他陶冶出来的十四得法弟子，皆颇有作为。具德的师弟、号继起的弘储，住持苏州灵岩寺，声光之盛，亦不下于具德，这是明朝末年的事。

及至清兵入关，南明覆灭，凭空出现了无数新贵，由于杀戮过重，他们多向佛门忏宿业。而大乱初平，民间人心虚脱，亦视清净佛门为休养托命之地，因而江南寺院，香火之盛，前所未有。具德的说法(讲解佛法)是有名的，因而到处受人延请。顺治初年扬州天宁寺请具德说法，四方衲子闻风而至者五千人，具德念了一首偈：“五千衲子下扬州，百亿琼花笑点头。七尺乌藤行活计，凭何面目得风流？”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而自这首偈子流布大江南北，具德声名更如日中天，具德的弟子戒显作《本师行状》说：“辙环一转，所至万人挤涌，挥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时呷尽。”魔力竟大到如此!

那时流寇初灭，天下粗定，古刹名蓝，荒废者多，但只要请来具德说法传戒，自有善男信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做重兴的功德。不过具德自己的大愿心，却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居首的灵隐寺。

灵隐开山于东晋咸和三年，开山之祖是佛门尊称为“理公”的慧理大师，他亦来自天竺——印度，但入中土之时，早于禅宗初祖达摩三百年。自理公至明朝万历年间，灵隐寺的住持，共历一百三十余代。明朝最后一次大修灵隐寺，亦是万历那年。历时周甲[6]，复又改朝换代，到得清军下江南时，灵隐寺已残破得很不成样子了。

顺治六年，灵隐寺的僧众奉迎具德来住持。他一到便立誓要复兴理公的道场，亲自领头收拾瓦砾，清除宿莽，然后募化重建。灵隐寺焕然一新，只有大殿未修，而在顺治十五年忽然祝融为灾，数年心血，竟尔付之一炬。

哪知道这一把火，烧出了具德更伟的宏愿。同时也是因缘凑泊，顺治皇帝崇奉佛法，具德的两个师叔——木陈和玉林——先后被迎入禁中，开堂说法。顺治且奉玉林为师，法名“行痴”，算起来与具德是“堂房师兄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具德虽不必以此为号召，而达官贵人自然会受皇帝的影响，乐予助具德实现宏愿，将一座灵隐寺彻头彻尾重新修建。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丈高的大雄宝殿和天王殿，同时上梁。当时的盛况，据寺志中记载：“远近缁素，舍工者、施财者、助壶浆者、掷簪珥者，邪许号踊，倾动乡城，百戏攒贺，昼夜腾踏。飞来峰外市肆，杯酒盂饭，踊贵百倍，众自古迄今，无此盛举。”

那时的恽南田呢？他早已还俗，而且画山水让王石谷出一头地，以没骨花卉负盛名，且题语、书法兼工，世称三绝。但“烟云不改旧时贫”“独采苹花待故人”，他心境的凄凉寂寞，可想而知。

“他不是具德老和尚的弟子。”张大千想，“我才是!”

[1]　北宋大相国寺僧人惠明善烹猪肉，时人呼其禅房为“烧猪院”。

[2]　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原名三变。

[3]　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恽格，号南田，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后成为清六家之一。

[4]　即清代袁枚的《子不语》。

[5]　指明清进士以翰林外放知县。

[6]　指满六十年。干支纪年一甲子为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