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现实主义的插曲——论《小月前本》等三部中篇
1983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从非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从《小月前本》（《收获》1983年第5期）开始，经《鸡窝洼的人家》（《十月》1984年第2期），至《腊月·正月》（《十月》1984年第4期），现实主义精神达于高峰的三部中篇中。这三部中篇随着问世的先后，其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出递进的趋势，越到后来越显出现实主义的力量和深刻性，说明贾平凹这阶段的创作是在现实主义的路上迅速地走向深入和成熟的。
《小月前本》在这种非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中留有过渡的痕迹，通过这部作品，作者进行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尝试、摸索和熟悉。比起1980年、1981年的作品来，《小月前本》的现实感已是很强了，但其中犹留有以前非现实主义的旧痕，客观描写有时为主观的情思所冲淡，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飘忽而不够切实的情节。
到了《鸡窝洼的人家》，贾平凹已经能够较为自如地驾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这部作品写了在农村生活变革中，两个家庭的巨大变迁和重新组合，用有些读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换老婆的故事”。从总体情节看，这似乎是人为构创的过于追求戏剧性的生活故事，而细读作品就会感觉到这故事实在是由生活自身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它的内部有着深刻而缜密的逻辑。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了变革中的山村的社会、家庭和人的变化。这可以算得上一部现实主义的好作品了。
在《腊月·正月》中，贾平凹又使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向前发展了一步。这部作品中没有了作者长于表现的婚姻爱情内容，然而却展现了更广阔的生活面，熔铸了更深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农村各个阶层的人物及其在新的生活中的升沉变化和情绪波澜，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坚实性和深刻性。
综合看来，贾平凹这三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充分的现实感和时代感
在贾平凹1981年的一部分作品中，曾经表现出超时代的倾向。《沙地》《好了歌》尤其如此，这可能是作家的一种追求。这种超时代倾向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忌。随着其创作精神的现实主义化，贾平凹则放弃了超时代感的追求，使作品透发出较强的时代气氛。从环境的色调、情节的特征，到人物的神韵风貌，都显示出80年代的时代性来。这种时代性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各种事物色相的时代性皴染，而是从极富历史惰性的偏僻山区的生活深层和细微之处显示出来的。以作品中所表现的爱情而论，尽管是农民的爱情，却是依凭时代的气象酝酿而成的，而且都以共同的生活观作为引发爱情的动因。小月和门门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和对外部世界的向往的基础上。烟峰与禾禾的结合，固然有豁达的同情心和爱慕心在起作用，主要的也还是出于对新生活的追求和摆脱旧生活羁绊的要求。再以这几部作品对经济领域的艺术描写来看，禾禾已经善于考虑资金如何迅速周转以扩大商品生产，发展资本经营的问题了；外乡农民在依靠门门推销猕猴桃时，已经懂得了推销商品需要人的智力和联络的本领，为了利用这种智能，他们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付出代价；王才在小山镇所办的个体食品加工厂，已经实行了科学管理，俨然正规工厂的派头；即使是正统守旧的回回和麦绒，也不得不为搞一点家庭的电气化而竭尽努力。这一切都是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
二、坚实的生活骨力和作家主观情思的退后
在贾平凹以前的创作中，主体精神始终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在《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的创作中，作家则尽量冷静下来，摈弃主观的情思，用扎实的笔墨再现生活本身运动的脚步。以前的小说作品，因为重于表现性，作家常常片断地抓取生活神韵以结构作品。《小月前本》等三部中篇则适应现实主义的要求，注重于生活主干的描写，从而显示出坚实的生活骨力。
经济是基础，在农村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也是经济。所以反映农村生活的中长篇作品，要取得现实主义的坚实性，是不能不紧紧抓住经济状态和经济关系这个基础环节的。《小月前本》等三部作品，都自觉或半自觉地表现了经济对于农村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本性作用。经济关系的每一变化，都牵动着农村生活各个方面的神经。禾禾和王才能变为农村生活中的强者，首先是他们对经济的重要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艰苦努力，使经济获得了活力，对农村的生产结构、物质生活、人际关系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这种显著的效果，给周围的人们上了一堂通俗的政治经济学教育课，使他们从混沌中清醒过来，他们的许多观念尤其是道德伦理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贾平凹以前的小说包括中篇作品，都很少展现过正面的矛盾冲突，从《小月前本》才开始了对矛盾冲突的正面描述。这几部作品差不多都把改变农村经济现状的努力和对这种努力有意无意地阻挠与障碍作为总矛盾来结构作品，通过这种以经济为轴心的矛盾双方的斗争，展现了农村的各个生活面，也剖析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灵魂、意识和性格特征。这样不但保证了作品所再现的生活的丰富性，同时也使之具备了骨力感，使读者较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总流，而不只感受到一些涟漪和浪沫。
这三部作品比较真实自然地表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对农村经济变革的阻力。首先，它来自农民对千百年来封闭式农业经济的习惯性，这种习惯性使他们对商品化生产产生一种过敏的警惕性；同时在这种封闭式农业经济状态制约下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也形成了农民特定的处世哲学和道德观念。搞活经济、发展商品生产的各种举措，必然会超越传统的道德规范而被视为不安分、想发不义之财、丢弃了父辈勤劳的美德。《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对这种意识方面的矛盾冲突的表现，是十分真实、十分生动的。其次，这三部作品还艺术地反映了极左思潮的流毒对农村经济变革的阻力。“四人帮”跋扈时期，自产自销某一农副产品，便会被视为资本主义活动。这种极左思想，在好多年里一直向人们灌输着，因而在不少人头脑中占据了一定的地盘。何况现在不是小量的自产自销，而是长途贩运整车整船的山货；不是弄三块五块零花钱，而是发大财。所以连王和尚这种同政治很少发生关系的本分农民，也会对出租水泵产生疑惑，甚至认为是触了法网。对农村变革的阻力在《腊月·正月》中揭示得最为深刻。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病态心理，一种很微妙、积淀很深的封建意识。在具有贵族色彩和特殊社会地位的韩玄子看来，除了政权机关中的人员而外，自己应当是这一带知识最多、威望最高的人物，像地下一条虫一样的王才，绝对不该出人头地，在乡民们心中占那样的分量，分散和冲淡了人们对自己的崇拜和尊敬，这是世界秩序的混乱！所以他所受的刺激是十分厉害的，他要不惜血本，利用自己的名望、社会关系等，千方百计给王才设置障碍。由于抓住了农村经济这一主干，并以农村经济变革和反对这种变革的冲突作为推进作品情节的主要依据，这就使这三部作品获得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品格，给读者以坚实的生活骨力感。
三、以最基层的生活表现时代潮流
虽然贾平凹在作品的表层画了几条农村改革的粗线以取悦于社会，但在本质上他并没有给这三部作品规定改革的主题，这表现了他的狡狯。因此笔者不同意有人把这三部作品纳入所谓“改革文学”的范畴；也不同意“改革文学”的提法，因为这又把文学放到为某一政治经济任务效忠的狭小胡同里去了。如果这三部作品写到了改革，那是因为改革是作品所反映的这段特定生活的组成部分的缘故，严肃的作家当然不应肢解生活。然而这三部作品中都写到了在党的经济政策打开了活跃农村经济的闸门之后，在农村最底层的经济单位家庭中冒出了一些头脑活跃的青年农民，他们立志改变自身和整个农村物质生活落后的状态，顽强地进行着各种发财致富的努力。这些作品用艺术的描写向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时代里，闭塞的山区和外部世界的差别，已经形成了像大气压强一样的力量，一旦有一点通路，要求沟通山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活跃山区经济、改变山区落后现状，就会成为不可遏抑的时代潮流。站在这股潮流浪峰上的弄潮儿，就是不安于现状而有心计、眼界开阔的一代青年农民。在“本分”农民的眼光里，他们是对祖辈父辈传统美德的蔑视和背叛，有些人甚至被视为乱世英雄，然而他们执着顽强的努力，最终都在当地打开了局面，掀起浪涛，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效。贾平凹所写的这些生活变革，不是由上边布置的、在领导者指挥下进行的改革活动。那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活动是文件指导下的有组织的统一行动，那是宏伟的、轰轰烈烈的。贾平凹在这三部作品中所写的都是基层农民的个人行动，这与其说是写改革，不如说是显示基层农民对经济改革的历史性要求。这种描写揭示了深潜在山区农民中不愿沉睡守旧而要推动历史向前的革命伟力。他们的这些作为，固然是乘着党的政策的东风，但都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贾平凹笔下写出来的这种基层生活中的历史潮流，极好地反映了党的政策的英明和正确。我们党的政策，历来都是代表群众的心愿、反映群众的历史要求和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的，而且总是在群众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得到完善的。所以，基层农民这种反映他们历史性要求的变革经济现状的努力，更具备第一手资料的品格，是现实主义文学所选取的一个极其高明的角度。
四、从真实性中显示作家的倾向性
现实主义要求文学描写的准确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排斥作家的倾向性，而是说倾向性有赖于真实性，倾向性要通过真实性去体现，最忌讳的是游离于形象性描写的抽象说教的所谓“倾向性”。贾平凹这三部小说在这方面做得也是比较好的，而且一部比一部显得成熟。在《小月前本》中，作家的倾向性表现得较为复杂，这一方面还表现着他以前使用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所持的美丑互渗美学观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是生活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他倾向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王和尚和才才的勤劳、朴实、忍耐，继承了祖辈父辈身上的传统美德，这样描写他们，不能不说是对他们的挚爱和赞美；而对门门流里流气的“嬉皮士”作风的描绘，也不是没有鄙弃和批判。但是，就在对前者挚爱和赞美的同时，又通过充分的艺术情节，对他们的保守、笨拙、不开化加以批评和嘲笑；在对门门批判和鄙夷的同时，又对他和小月富于幻想、极力冲向外部世界的追求，进行了热情的诗意化的讴歌。当然，作家这些爱憎褒贬的分配比率、属性和分寸，在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不当，如对小月、门门爱情中某些不纯正气味的诗意化描写，把知识界才有的一些高雅情趣加在门门这样发生知识危机、单纯追求个人享乐的青年身上，就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也有损于作品的伦理价值。可见，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应当是一致的，倾向性的不当，同时也是真实性的减损或丧失。
在《鸡窝洼的人家》中，作家的主观褒贬就隐蔽得无迹无痕了。虽然整部作品以扎实的情节描写，显示了禾禾、烟峰生活观与时代的相一致，回回、麦绒生活观与时代的乖违，但这种生活观与个人品质完全是两码事。尽管作品揭示了他们高下不同的生活观，但他们的个人品质并不因此而分出高下，四个人物都纯洁、朴实、善良。这也同样是通过扎实的情节描写表现出来的。这四个人物都很严肃地对待生活，对待家庭，对待别人。两个家庭的破裂和重新组合，完全是时势使然，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不是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始料所及。所谓“时势”的“势”，就是他们生活观的分化和组合。由于生活观的不同，本来“合”着的夫妻发生了“分”；同样，由于生活观的相同，本来想不到会成夫妻的男女却成了夫妻。“时势”的“时”就是机缘。如果不是实行责任制，不是新的形势给禾禾以施展抱负的天地，使烟峰感受到了外界文明的气息，那么他们也便安于依附在土地上的穷生活，原来的两对夫妻可能都会白头偕老；而由于商品生产在山区农村的兴起，本来和谐的夫妻，发现了他们的不和谐，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进而反目，以致分居；几乎在同时或稍后，他们又在身边发现了志同道合者，命运把他们拴到了一起，就这样，两个家庭发生了新的组合，这就是所谓“换老婆的故事”。在这里作家只是很客观地再现这个“分”“合”发生的细微过程，而未掺入丝毫的道德评价。这样，这种婚姻、家庭、爱情的描写就没有被提纯为抽象的理念向读者灌输，以显示作家的倾向性，而是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生活的复杂性给读者创造了广阔的思考领域，不同的读者会借助生活联想从不同的角度领悟出各自的道理来。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性也就在这种形象的丰富性中显示了出来。这种从丰富的形象情节中所表现的倾向性才是雄辩的、有力的。
历来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差不多都含蕴着强烈的批判力量。要为生活变革谱写赞歌，如果缺乏批判的音符，这赞歌便难免是平淡的。批判精神也应是现实主义文学倾向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反对农村改革的最顽固最有威胁性的阻力，并不在普通农民中，而是在那些由旧秩序获得优越感的人之中。如果反映农村经济变革涉及了这部分势力并通过艺术情节和形象描写显示出对这些人的严峻批判，那么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就会有某种质的加强，作品的力量感就会显著地增加。在《腊月·正月》中，作家的现实主义笔触伸进了这个领域。在农村进行变革与阻碍反对变革的两股力量的较量，在这部作品中显示了更直接、更激烈的态势。这部作品重点着墨的并不是办食品厂的王才，而是竭力压抑王才的韩玄子。韩玄子在他的家乡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主要不是依靠经济实力，而是依靠他贵族式的声望同王才进行较量的。他结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既是愚昧农民中识文断字的“圣人”，又是小业主的高参，还是公社大院的座上客。他既有很重的虚荣心，又有社会地位方面的优越感，还有貌似先进的“左”视症。这几个方面在他身上交互为用，使他的形象中浓缩着强烈的社会性，并取得了一定的典型性。因此，他这种维护地位优势的明争暗斗，就牵动了这个山镇上各种势力和各个阶层的思想神经。然而他不明白，王才背后有着强大的后盾，这就是党的经济政策。王才的努力代表着人们改变穷苦处境的迫切要求，是会越来越赢得人心的。韩玄子还不明白，强调精神的万能、无视经济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的错误理论，早已为清醒的人们所摒弃，谁能调动经济的活力、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谁就能取得胜利。所以韩玄子带着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失败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失败的。《腊月·正月》比起前两部作品来，更为浑厚深刻，更富于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更能启动读者政治历史性的思考。
1983年出现势头而1984年得到充分实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贾平凹的创作发展中可以说是一个插曲。1984年夏，非现实主义的长篇《商州》（《文学家》1984年第5期）已经写成了；1985年从《天狗》开始的大部分中篇，又接续起1981年的创作命意和艺术追求了。这个插曲，对每一个真正要深入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贾平凹的人，都将是一个有兴味的课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段创作变化？为什么现实主义精神一试锋芒便匆匆离去？对贾平凹这段创作应怎样评价？这是迷途上的觉醒吗？那1985年、1986年他是不是又重堕野狐禅了？
这个变化有着多种因缘和并不单纯的结果，而评论者却都无视它的复杂性，对之做了简单化的评论和判断。《小月前本》等三部中篇抓住农村生活的主干，正面描述生活的运动，显示了贾平凹从社会结构变化中把握生活的能力，也显示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功力，用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来评判，这当然是一个前进。然而这些作品也多少带有我国30多年来现实主义文学所存在的某些弊病，这就是政治观念、政治动向的暗影笼罩在作品之上，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对生活的真实描写。这三部作品在大部分评论中被纳入所谓“改革文学”，大部分评论文章用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生产以及目前用以指导政治经济生活的一系列流行概念构成框架和标尺来分析这三部作品，就说明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无可讳言，这三部作品无一不是宣示改革者的最终胜利和反改革者的必然失败的，而这种胜败的背后根源，主要又在于政策的作用和当政者的干预，这种对生活总流向的安排，不能不说是简单化的。评论家对这三部作品热情褒赞，而对贾平凹1985年、1986年的小说却保持缄默，潜在地说明他们对贾平凹1985年、1986年小说的贬抑。难道对贾平凹1985年、1986年的小说不该给予同样的甚至更高的评论热情吗？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我国文坛上根深蒂固的评论积习，即对现实主义的独尊和对作品政治功能的过分敏感、重视。如果这三部作品没有表现改革者的胜利和反改革者的失败，即使它们对社会和人生的叙写再深刻，也是难以赢得这样多、这样高的赞誉的。然而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中改革的复杂和艰难就会知道，只表现这种胜败的必然性，其实是受着观念而不是实践的左右，这并没有真实地再现出生活的真面，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作品的历史深刻性。
这是从作品本身的得失来看贾平凹的创作发展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引起这一创作变化的主客观根源，并联系作家1985年创作向1981年的回归，将会更加明白，对贾平凹1983年、1984年这段创作，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的，否则就会做出简单的表面化的评判。
1982年春“笔耕”文学组所召开的贾平凹创作讨论会，功绩是主要的，然而有缺点，缺点的根源在文学观念。与会者大部分对现实主义以外的创作方法没有足够的认识，思想上没有它们的地位，势必要以现实主义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鉴贾平凹1980年、1981年的创作，这当然牛头不对马嘴，不管他们态度如何诚恳，贾平凹也难免要受不少的冤枉批评。然而这次会上的有些意见是深中肯綮的金玉良言，这就是指出贾平凹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的生活积累不够厚实，作品所叙写的某些生活领域又不是他所熟悉的，这必然影响着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贾平凹对这个意见是衷心地接受了，从而带来他向生活突进、深入的自觉行动。在这之前，贾平凹就有把故乡商洛挖掘为一口生活深井的打算，这次会后就明确地决定以商洛山地的生活作为自己以后作品所描写的基本对象，并决心再深入到这里去，在故土上熟悉、认识和感受新的生活和新的时代。1983年一过完春节，他就回商洛去了，在1983年和1984年两年之内，他的足迹遍及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县，有些县已经去过三四次。他在这里人熟，可以找到很好的向导。这些向导大多是对下边很熟悉的干部，他们可以一下子把贾平凹带到那些起过剧烈变化的乡镇去，带到曾经发生过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的三家村去，坐在那些当事人家里的热炕上、火坑旁，和他们一起生活几天，观察了解他们的感情、心理和性格。生活使贾平凹开阔了视野，生活使他创作的原始材料越来越丰厚，生活以第一性的、实践的品格充实了贾平凹的思想和艺术感受，这种向生活的突进和深入，使他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创作都能获得新的境界。贾平凹1985年的创作虽是1981年的接续，但又非1981年的重复，能在否定之否定中有一个升华，生活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的。
躬触生活，生活实体扑面而来的气息，生活所提供的新的社会信息和时代信息，作为充实的客观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挤走了主观酿结，使作家没有暇隙对片断生活进行过多的哲学思考和诗意品味，这可能是现实主义在贾平凹创作中降临的原因之一。但是应当承认，贾平凹这三篇作品的现实主义化是带有一定的被动性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尽管在理论上得到承认和允许，但实践中总不免受到各个方面的责难。现实主义独尊在当时几乎是带有一统之势的观念，贾平凹要创作，他的写作欲望像一股泉水，要向外涌、向前流，在本来可以流过去的方向上障碍太多，左冲右荡过不去，最后必然是从留有出路的地方向前流，这是贾平凹小说创作出现现实主义插曲的另一个原因。既带有被动性，精神就不是处在游刃有余的自由状态，创造力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创作中就会失去许多放光彩的机会。在《鸡窝洼的人家》中有时表现出来的左支右绌，缺乏贾平凹创作中一贯焕发的灵气，根子就在于这种被动性。所以贾平凹1983年、1984年的创作变化，既是自觉的，也是非自觉的；既是一种前进，也是一种退缩；既取得了一些自由，也失去了某些自由。对《小月前本》等三部中篇的赞誉声虽然很高，但贾平凹对这种赞誉却没有“顺杆上”，没有按照普通常规处理反馈信息，而到1984年的下半年却向1981年的创作回归了。
毫无疑问，在文学创作方法上应该是“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不应当给不同的创作方法排座次、定优劣。因此，贾平凹创作在1983年、1984年的现实主义化和1985年以后向非现实主义的回归，都是一种深化和发展，在作家的创作历程中都有其意义和价值，但作为文学研究，对这些变化的追根溯源，对每一发展的成败得失进行一些解剖分析，却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