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对人生的迷惘和探求——论1981年小说
1981年，贾平凹发表了近20篇小说，在此同时还写了40多篇散文。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艺术追求多转移和多成效的作家，他1981年的创作更加证实了这一点。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不特多产，同时也有着较大的发展，显示出空前的复杂性，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评论界也就此进行着争论，所以很值得深入研究。至于他的散文，我们将在后面专章论述。
上章我们分析了贾平凹小说在1980年发生的突变，即从以前对山地男女青年美好心灵的摹写，转到了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病态部分的揭示和解剖。1981年，贾平凹小说又发生了另一个新变化，对社会病态的揭示和解剖虽然仍在继续着，但作家的情绪、声音却有了不同的色调。对人生底蕴的探求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那些黑色幽默式的揶揄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笼罩通篇的深沉感伤的情思。创作中透发着明显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情趣。生活情节往往表现出超时代的倾向。老庄哲学广泛渗入于这些作品的命意中，消极出世的旨归淡淡地笼罩在大部分作品中。
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依其思想艺术和创作方法的不同特征，大致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保持着作者1980年小说风貌的作品。这组作品的内容重点，都在揭露生活的弊端，还没有对生活做消极的结论，如《生活》（《长安》1981年8月号）、《任小小和他的舅舅》（《泉城》1981年9月号）。
《生活》中的叙述主人公，是一个刚刚迈进社会的青年。作品交叉地展现了他才踏入的生活和童年生活的片段，这种写法作者在其他作品中虽未用过，只是在本篇中偶一试之，但作品的思想情调和1980年的作品是相似的，描绘生活的笔调是明朗健康的。在作品所写的眼前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权势的法力、世风的浇薄和心灵的丑陋，这是“十年浩劫”堆积下来的精神污垢。作品用童年时代那种充实、美好和富于情趣的生活，作为眼前生活的反衬：两小无猜的童话似的友谊，戏台下油麻花的诱惑力，村野里孩子们充满乡土气而兴味十足的体育竞赛，驼背二爷带着狡黠用意的说书，桃林老头文明高妙的教育法，等等，这一切都足以给人留下终生美好的回忆。但这昨天的童年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生活要能有童年生活那样美好，那该有多惬意呢！《任小小和他的舅舅》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和心理去透视社会，写法和1980年的《山镇夜店》相似，塑造了一个虚伪丑恶的舅舅的形象。任小小进了一回城，亲眼识破了舅舅的面目，舅舅的形象在这个天真少年的心目中，由神圣的天空骤然掉到了丑恶的污池中，使读者看到了人群中的丑角和城市生活中的病菌。
第二组，是生活内容和生活形象比较厚实的非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如《年关夜景》（《安徽文学》1981年9月号）、《沙地》（《延河》1981年11月号）等。所谓非现实主义写法，是指细节、环境、人物等的描写，略去了作者并不强调的部分，而突出、放大作者所要强调的部分，重在写神，不求形似。
《年关夜景》重点写一群贫苦农民的自私、麻木和愚昧，以一个光头青年农民的见义勇为作为反衬，又通过一个谄上骄下的木材检查员的种种作为，鞭挞了社会的不正之风，暴露了管理工作方面的弊病。这种鲁迅式的对国民精神劣根性的揭示和展现，与作者前一年写的《山镇夜店》《夏家老太》的题旨是一脉相通的，在目下，仍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沙地》的主人公刘诚为人正直善良，有一身好武艺，当他后半生流落在列湾这块小天地以后，村仇、宗族、派性等一系列矛盾像急流中的旋涡一样吞卷着他，他为着洁身自好，逃避这些矛盾，整个苦斗了半生。最后死了唯一的爱女和相依为命的种猪，在这两座墓旁，他索性连练艺的家什也埋葬了。他要遗忘世界并被世界遗忘，一把火自焚在孤单的土屋里。在《沙地》多义的主题里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生道路的坎坷艰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沙地》是贾平凹典型的“冷静观世”之作，在展现现实中人群斗争及刘诚的坎坷奋斗中，似缺乏历史发展的清醒眼光。作品以两万字的篇幅写了刘诚的整个后半生，艺术上是有一定的概括功夫的。
第三组，是浸染了作者浓重的审美感情，形成婉约哀艳的意境的作品，其创作方法也不是现实主义的。以创作方法、思想特色和艺术韵调论，都能够体现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特点。这一组的主要作品是《好了歌》（《北京文学》1981年10月号）和《二月杏》（《长城》1981年第4期）。
《好了歌》除点染了几笔勘探队、工业、烟囱之类的现代事物外，整篇就像是失去年代的人生故事。作品回响着作者对于人生底蕴的带有哲理色彩的探求。作品中的两个主人公：刘宝成老诚厚道，认为世上都是好人，弄得老婆被拐跑，自己多次受到侮弄，几乎生活不下去，在被生活反复惩罚后，才推翻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刘宝成的妻子李玉玉正好相反，在无力自卫而失身之后，认为世界上全是坏人。复杂的环境加上这种偏颇的认识，使得她向污淖中沉沦。她几乎是用半生堕落的生涯，体验出世上并非没有好人，因而回到刘宝成身边来。这一对夫妇在他们青春已逝之后，才以半生的代价，推翻了各自原来对人生的偏颇认识，终于最后团圆。作品对人生并不完全持虚无的态度，而是强调了社会生活的坎坷和复杂，同时也反对不分善恶美丑的混沌认识。无论刘宝成还是李玉玉，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作者歌颂美善挞伐丑恶，态度还是分明的，只是美丑善恶常常有着复杂的混合，掩盖了这种分明性。作品时代气息的淡薄，也许是作者着意为之，但笔者以为这种追求得少于失。这篇小说打破了历来把善和恶、美和丑隶属于对立的两方人物，通过他们的纠葛以反映生活的写法，因而显得更生活化，体现了现实的另一种复杂性，这在艺术上是有一定建树的。
《二月杏》写了“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都有着痛苦遭遇的年轻人。男青年大亮在“造反”中，为了保持社会关系的“纯洁”，硬着心肠割断了同恋人的关系。那场风暴过去之后，他也被抛到生活的角落，这时他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因为懊悔和良心的谴责，灵魂不能平静，性格变得孤僻沉默。女青年二月杏从城市来山村插队，被权势者奸污，周围的人不同情她，反而鄙视中伤她，流氓们对她垂涎三尺；而她却不示弱，倔强地活在这种环境中。这样的两个人以及他们的遭遇，我们在“伤痕文学”中已经见得很多了，《二月杏》的独到之处是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两个人这些关键性的生活变故之后，让命运把他们挤到一个小天地里来，让生活在他们的身上发生反应，从而描述他们带着旧的伤痕怎样在生活的浪涛中挣扎浮沉，内心隐秘的感情怎样激越地涌动。两个本来互不关涉的青年邂逅，产生了带着苦味的爱情。不堪回首的往事使这种爱情激起旧的怨恨多，唤来新的憧憬少，特别是二月杏的心理发生了变态，当她知道了大亮的往事和自己与那个被抛弃了的姑娘长得很像时，她竟以和大亮分手表示对社会的报复。他们的匆匆分手，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惆怅。这篇作品旨在谴责“文化大革命”，挖掘这场浩劫所造成的青年一代的心灵创伤，而对生活的展望显然是太伤感了。
《二月杏》的两个主人公与《好了歌》的两个主人公形成有趣的对比：李玉玉无力自卫的时候便失足堕落、自甘沉沦，二月杏却像池中的莲荷出淤泥而不染；刘宝成浑浑噩噩倒用善意的目光看取一切事物，大亮却因为在人生哲学的特殊课堂上受过教育而在龌龊的环境中保持着嫉恶如仇的孤洁。但这四个人物的本质都是善良淳朴的。二月杏和李玉玉作为艺术人物，给人的感受都有些古怪，都有些神秘感，都带些传奇色彩。我们感到她们不是贴近的，而是缥缈的，像是《聊斋》中那种鬼狐的化身，像是站在云端的仙女，像是雾中的牡丹、水底的月影，作品婉约哀艳的意境正是用这样的人物烘托而成的。
第四组，是现实主义作品，有《乡里舅家》和《“厦屋婆”悼文》。这两篇作品在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成分和因素最多，写得比较流畅朴实。
《乡里舅家》的主题是独到的，深刻而集中地写了人的狭隘和嫉妒心，这种可怕的病症给本来美好的生活染上了伤痛，使患这种病的人自己和别人生活在人为的仇恨与痛苦中。这种封建经济下的精神痼疾，在新的发展变动了的生活中不但没有逐渐消失，反而恶性地加剧。作者给这种历史性的精神顽症以沉痛的揭示和鞭笞，并用青年人美好的追求和憧憬预示这种精神病症的行将消灭，代替它的，将是人们的团结和友爱。
《“厦屋婆”悼文》写了厦屋婆一生的经历和命运，而且真实地表现了在现实的磨炼和锻铸中，人物精神和性格的阶段性发展：由一个安分的少妇，到一个为生活而搏击奋斗的能干的主妇，再到一个本能自卫的刚烈气盛的寡妇，最后又复归为与世无争的“好人”。这几个阶段，除过第四阶段表现为作者主观的人生观念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外，前三个阶段都真实可信。善良正直是这个人物的性格主调，除了在生活困窘中拔过队里的红薯蔓这点小过失外，我们再找不出她品质上的瑕疵。当然她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涂染了复杂的色彩。作品通过对这个人物大半生遭遇的叙写，展示了农村的生活图景，形象地反映了这个山村的矛盾纠葛、风俗人情和生活运动的足迹。这篇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环境背景，写得比作者这一年的其他作品都充分扎实，真实感和时代感也较其他作品为强。
第五组，是重于作者主观感受，艺术变形失之过甚的作品。《病人》（《延河》1981年1月号）、《镜子》（《南苑》1981年第6期）、《晚唱》（《文学报》1981年10月14日）就属这组作品。这些作品的立意也许并不错，但创作中客观的生活原料比较薄弱，而作者的主观艺术感受强烈而冷僻，很难与一般读者的思维和感受相通。笔者以为，这几个作品可以看成作者1981年小说创作中进行艺术探索的试验品，如果说它们并不很成功，也可以从中得到某些经验。
通过这个检阅可以看出，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创作带有更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根源，除了在第二章中所做的分析外，这里应做些补充的是关于现代意识的问题。贾平凹是我国作家中最早萌生和感应现代意识的作家之一。现代意识产生于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来源于人在这种发展面前的失落感和精神危机，以经济落后的中国论，目前是不可能产生而只能朦胧地感受现代意识的。本质上的现代意识来自高度发展了的西方国家，我国如果不实行对外开放，也谈不上现代意识。但是一个具备相当文化素养、视野开阔和感应神经灵敏的作家，对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不可能没有察觉和反应的。贾平凹1981年小说创作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他在朦胧地摸索中国文学与现代意识的切合点。这种摸索曾试探了多种路径，而像《病人》《晚唱》这样的作品，就过多地保留着摅发现代意识的西方文学的原本形态，没有经过多大的民族性改造；而作品中许多被视为消极灰色的情调，也是西方现代派那种愤世嫉俗、伸张个性的精神表现直接影响的结果。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贾平凹1981年小说虽然化入了浓厚的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精神，但在思想意蕴方面，许多作品却表现出一种民族隔膜感，难于为好大一部分中国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在1981年以后，贾平凹把很大的劳动用在探索现代意识的中国化方面，使他的创作又有了较大的深化，而他本人也在文学攀登的路途上不断地陟升。
正因为贾平凹小说存在着这样的复杂性，所以应当对之采取慎重科学的分析的态度。不可因为它们的思想艺术价值而忽视了其中所表现出的消极情绪；同样也不能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缺点而全部否定了它们的思想艺术价值，而应给以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贾平凹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这些读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思想与审美的需要和目的。贾平凹小说对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历史惰性力、社会生活中的痈疽、国民精神的劣根性等等的揭示，得到一部分读者的思想共鸣。虽然这种揭示显得并不激烈，然而深沉、精微、独到。这部分读者大多并非有欣赏疮疡的癖好，有不少人倒是出于振兴中华的急切心情，希望这些生活的落后面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从而震惊、感奋，产生变革现实的决心和力量。还有一部分读者因为《山地笔记》一类作品对人物美好心灵的表现，使他们受到精神美的感染和陶冶，从而喜欢贾平凹的作品。更多的读者是醉心于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力量，因为他们感到，读贾平凹小说可以在艺术上领略到一些美的东西，使他们像在大田野中呼吸春日的气息那样得到享受。当然也有一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由于十多年不正常的生活造成他们精神上的迷惘和苦闷，他们从贾平凹小说中所回荡的某些情思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产生了心灵的感应。贾平凹小说的读者，就是由这几种情况发生着复杂的组合。
从某个角度看，贾平凹的小说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一些思考、追求和苦闷情绪，可以说他是一个“代”作家，他的创作也敏锐地感应着现代意识。然而这只是贾平凹创作精神的一些侧面，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收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容，这包括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思想、感情、素养、习尚，也包括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精神。贾平凹的艺术，给现代生活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和消极、先进和落后的血液，这也是形成他创作的复杂性的根源之一。
贾平凹1981年小说的复杂性，是他急切的生活探索和艺术追求的结果。思想懒汉作风和贾平凹是不相容的，他对于自己很有限的生活，像哲人一样苦苦思索着其中所含蕴的人生深意，但由于生活原料并不丰实，加上这种加工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艺术感受力，而不是坚强有力的科学思想，因而他的生活探求所得到的，难免是根基柔弱的意识产品。与此同时，他在艺术方面却不断走向浑厚和成熟，这样一来，薄弱的思想和有力的艺术，就形成贾平凹小说的一对矛盾，思想和艺术显出不平衡。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并不一定因为作者主观观念的消极而失去价值，关键看它是不是形象地、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内容。评价贾平凹小说，应把他对生活的某些观念和他对生活一定程度的真实描写区分开来。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艺术地描写了一些深刻生动的生活形象，这样，即使不说艺术，这些小说也有它不可抹杀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贾平凹的小说是短篇，和有些作者生活观并不积极的现实主义巨制的情况是不同的。在《红楼梦》那样的长篇中，作家的生活观虽然也是消极的，但它同作品中广博、恢宏、深刻、形象的对社会生活的描写比起来，就显得很次要。而在贾平凹这样一些短篇中，作者对生活的主观认识和结论同艺术描写之间的比差却要小得多，因而对生活的消极认识和判断就显得很突出，这就降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形成对读者的消极影响。
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贾平凹1981年小说的创作方法。1981年贾平凹的大部分小说用的是什么创作方法？笔者以为主要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属于“表现”艺术的中国古典艺术体系传神写意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的主要特点，一是重在写神，不求形似；二是作品中融贯着作者的艺术气韵。贾平凹1981年小说的景物描写、人物刻画，甚至情节的叙写，多不拘守客观事物的表面形貌、发展进程和外在逻辑，而是撷取作者所领悟到的事物的神髓，运以写神的笔意，给以迁想妙得的表现。这是一种成体系的创作方法，而不是一种艺术手法。这种创作方法在处理生活素材时，常常采用艺术变形的手段，就像关良、程十髮那种形体并不符合解剖和透视原理的人物画，但唯其如此才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唯其如此才能达到更加传神的效果，从而使欣赏者获得强烈的感受。譬如：《山镇夜店》中山民们对大干部的神圣感，因大干部到来所发生的情绪突变，便是夸张写意的笔调；《年关夜景》中光头农民屡次以德报怨的牺牲精神和其他农民自私、愚昧、健忘的惊人程度，便不是现实主义的处理，其开头关于暗夜的写景笔墨，就是“表现”而非“再现”的笔意；《二月杏》中所勾画出的女主人公形象，给人的感受就像写意的水墨，而非写真的油画，现实主义的真实感确是不够的，但用这样的形象来表现一个被污辱、被歧视而向环境发出自卫反射，性格有点摸不透的少女，却是达到了现实主义写法难于达到的艺术效果，寄托了作者复杂的诗情，使作品流动着氤氲的艺术气韵，形成作品的独特风貌。当然，运用这种创作方法，如果艺术变形过甚，不能传神，离开了表现对象的本质特征，作品也不免失败，如《病人》《晚唱》便是如此。
贾平凹的这种创作方法并非直接因袭中国古典艺术体系的小说写法而来的，而是用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精神，改造“五四”以来新小说的基本形式，同时吸收外国现代派文学的手法而成的。
中国小说在汉魏六朝时是很繁荣的，主流是志怪，到《世说新语》，摆脱了志怪的牢笼，艺术上也取得了新收获。它的主要特征是主体精神的勃发，常常借外物作寄托以抒发人反传统的审美情思，笔调简括而意味隽永，往往几笔画出人物某种性格侧面的神韵。它和志怪小说都不是现实主义的，都不是再现性的。《世说新语》和后来的唐人传奇，同一般的中国古典艺术如诗歌、书法、绘画、戏剧等属于一个体系，以传神和主体情绪的生发外化为特征，并流动、充盈着体现作家个性的艺术气韵。宋元以后，从口头文学崛起的话本小说，已脱离中国古典艺术体系的创作方法，开始逻辑严密地叙写情节，写景写人虽也时时出以写神的笔调，但作家的主观艺术气韵已经消失，从总体看，其创作方法同我国古典艺术体系已不一致。明清时代传奇小说没有超出唐人的窠臼，到蒲松龄写《聊斋》、沈复写《浮生六记》，中国古典艺术体系的香烟才有了新传。“五四”以后，新小说是从外国搬来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小说艺坛上取得了优势，而且地位越来越巩固，从而统治了小说领域，话本体的小说形式仍有人使用，而《世说新语》、传奇小说、《浮生六记》这条线的中国古典艺术体系的小说却销声匿迹。现在贾平凹用中国古典艺术体系的美学精神改造了新小说的写实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古典艺术体系小说的创作方法得到复现，作为一个珍惜本国文化价值的人，笔者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贾平凹运用这样的创作方法并不是自觉的，开始他只追求艺术描写的空灵，多年来他一直进行刻苦的艺术探索，锲而不舍地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经过吸收融化的大量创造性劳动，这种创作方法便形成了。
宋元以前，再现艺术在我国是极薄弱的，而再现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当然也不存在于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所谓现实主义是20世纪才输入我国的名词，我国古代文艺的创作方法，以表现艺术的写神方法占压倒性的优势，现实主义仅与个别作品发生“点”的相通。中国古典艺术体系的创作方法，既不能用现实主义规范，也不能用感情直露的浪漫主义规范。由于我国自来缺乏严密的思辨理论，我国古代文艺实践中的许多现象、概念、范畴，并没有规范性的专称名词，如果硬要给这种创作方法加上一个“主义”的称谓，也许可以称作“意象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理论，以作品的内容情况把我国古代固有的“意象主义”或归入现实主义，或归入浪漫主义，这是用别人的衣服硬往自己的身上套。从我国这种文学艺术的传统看，现实主义也不应当是社会主义文艺唯一的创作方法，而贾平凹1981年所运用的便是经受了一定考验的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用的既是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评论他的作品，便不宜硬用现实主义的标尺去衡量、去要求，这正如不能指责雪里芭蕉为荒诞，不能讪笑李苦禅画的鹰是方眼方嘴，不能断定戏曲脸谱不真实是一个道理。
现实主义的那种“真实性”在《离骚》《西游记》中难道可以找到吗？这两部作品也许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其实这也是硬套了别人的衣服），而在许多“意象主义”的中国古代作品中，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被特意摈弃了。贾平凹1981年的小说既多用“意象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当然不能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来要求它，至于有些人认为，我们的文学应当一律搞现实主义，这个意见笔者是不敢同意的，因为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走如此狭窄的路子，何况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该有着更广阔的道路。
贾平凹的创作在几年之内几次出现大跨度的、在其他作家身上不常见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评论界有不少人总是用现实主义来要求他，希望他举手投足都采取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姿态，这种要求是不应该的。只要作家注重深入生活，并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南，至于他采用哪种创作方法，发展怎样的艺术个性，还是不要干预过多为好，对于作家，不要总喜欢大家都像做广播操一样整齐。精神的太阳照耀每一个个体的时候，都会发出不同的光彩，表现出不同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应当允许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不同的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