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
宋江的重义性格，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梁山事业的发达兴旺，已受到历代学者、专家的充分注意，勿需赘述。这里要补说的是：宋江的重义性格与功利欲求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消损的复杂关系。
如前所说，宋江的重义，不是以“舍生取义”为主要特征的。什么“士为知己者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等，都不足以概括宋江的道德信条。他的义，除了乐善好施之外，主要是善于招揽人才，爱惜人才，使人尽其才。这是宋江作为领袖人物的最大优长。用作家的话说，他具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而这种度量，又直接服从于“扫除四海之心机”。仅此一点，实为晁盖、鲁智深、武松式的英雄好汉所不及。宋江的义，远不像晁盖们那样单纯明净；晁盖们的义，又远不似宋江那样目光深远而内涵浑重。
宋江一出场，就伴随着大小几桩义举。他的仗义疏财，扶困济危，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都给读者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然而，作家并没有满足于这一侧面的描写，他没有让这一类故事无休止地演绎下去。
作品在展示宋江重义性格的同时，还漫不经心地告诉读者，宋江的重义，不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宋江对江湖好汉和小生产者们（这都是些知恩必报的人）所做的那些好事，为自己获得了难以用金钱计的社会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地拥戴宋江，主要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而是因为他们早已受到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就是说，宋江做过有益于他们的事情也罢，没有作过有益于他们的事情也罢，这都无关紧要，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决定的因素在于，宋江早已享有重义的盛名，早已成了“呼群保义”的偶像了。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很厉害的。它，不仅对梁山义军的壮大与消亡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宋江一生的荣辱、浮沉也举足轻重。说到底，宋江的重义声名，不仅影响着梁山义军的兴亡，也对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帮了忙。在风云变幻、祸福无常的政治生涯中，宋江正是借助着他在江湖好汉中的声名，一次次化险为夷，扭转逆境的。如“杀惜”后，唐牛儿为他解围，代他受苦；“题反诗”后，李逵拼死相救，晁盖等舍命劫法场；甚至那些平生从未受过宋江恩惠的人们，如清风山的燕顺，揭阳岭的李俊、李立、二童、二穆，浔阳江的张横、张顺等等，也都死命向前救援。为什么？就因为宋江早已声名在外，已成了“义”的偶像的缘故。在这一类情节中，宋江性格中的“义”与“利”，显然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
然而，还不止于此。小说在渲染宋江重义声名的同时，还通过一系列情节，深入细微地揭示出宋江性格中“义”与“利”之间的矛盾，即功利思想对重义性格的淡化与亵渎。
个人的冤仇为重，百姓友人的疾苦为轻众所周知，《水浒传》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总结“乱自上作”的历史教训为题旨的，因此，理所当然地把“坏国，坏家，坏民”的贪官污吏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倘有忠君报国之心，必反贪官；倘有济民义友之念，必反贪官。起初，宋江也正是在反贪官这一点上，与梁山英雄们结为同路人的。可是，在与形形色色贪官污吏打交道的过程中，宋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保存、自我膨胀的意识。这在梁山其他好汉身上是很少见的。
以对待刘高的态度为例 1 。刘高本是一“残害良民、贪图贿赂”的“滥污贼禽兽”，其婆娘更是个惯于颠倒黑白、恩将仇报的长舌妇。花荣因每每受这厮凌辱，恨不得杀却她了事。这等歹徒，并没有激起宋江哪怕一星半点儿的义愤。他处之泰然；对百姓友人的怨愤，他置若罔闻；他甚至劝导花荣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你可隐恶而扬善”云云。可是，当他一旦亲自体尝到刘高夫妇恩将仇报、欲置他于死地的歹毒以后，便倏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不仅对刘高夫妇采取了以眼还眼、剖腹剜心的报复手段（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为策反前来围剿他的青州官军首领秦明，不惜“杀害良民”，断送了青州数百户无辜百姓的性命。古人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并不要求宋江成为恪守儒家教义的样板，但对他的求生害仁行为，实在不能不深表憾恨。宋江在审处刘高夫妇和回答秦明质问时的口吻，都很能说明问题。以与秦明的对话为例：
（秦明得知清风山的喽罗假扮自己模样，去残杀青州府百姓，连累自己一家老小被青州知府砍了脑袋之后）怒气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作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到结果了我一家老小……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也罢！”宋江便道：“总管息怒，既然没了夫人，不妨，小人自当与总管做媒。……”
多么奇特的回答！其口气简直毫无人性、人道可言。仿佛这世上除却宋江的意志之外，别人的感情、苦痛、生死都无足轻重。在这类场合中，宋江强烈的自我意识被揭示得何等深刻，又何等令人寒心！也难怪余象斗本评曰：“此处见宋江不惜人之处，而可恨矣，而可恶矣。”容与堂本更愤愤然曰：“这计忒毒了，真强盗，真强盗。”
刘高事件后的黄文炳事件也是宋江唯我独尊、急功近利并由此冲撞晃盖、无视晃盖之利己性格的又一生动展露 2 。
再联系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后，宋江与义军死敌之间所进行的那一番极为热闹、令人作呕的交易，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宋江的记忆中，“我”的怨愤，重于朋友、义军和百姓的公仇；在宋江的天平上，“我”的分量，重于朋友、义军和百姓的总和 3 。
个人的存亡为重，义军兄弟的安危为轻这是宋江价值观念的又一投影。古人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则舍生取义。宋江果能如此，自然是“义之烈”了。可实际情况是，他并不准备照此办理。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声名更珍贵。试举两例。
宋江上梁山不久，出于“尽孝心切”，独自一人，冒险下山“搬取老父”。结果，又给义军兄弟招惹了不少麻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义军兄弟为接应宋江而与官兵浴血格斗的紧急关头，宋江却一直躲在树后探头探脑地观战。直到“这厮们都杀散了”，确保平安无事之后，“宋江方才敢挺身出来”，大讲一番如何感激涕零的套话 4 。在这种场面中，在一群小小首领的映照下，享有重义盛名的宋江，岂不是很有点黯然失色、相形见绌吗？
再如上元节会李师师遇险后，宋江“恐关了城门，脱身不得”，当即率柴进、戴宗二人“先赶出城”；出城之后，“又恐路上别有枝节”，连忙会合接应他的“军马众将”“星夜还寨”而去。城中，只留下燕青一人“看守着”那位捅了乱子的李逵。燕青、李逵二人在四面楚歌声中，会同着前来救援的穆弘、史进，拼将一死，杀到城边；幸而又有鲁智深、武松等人杀入城中，燕青、李逵才得以虎口脱险 5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并不要求作家让宋江去充当什么“以一当百”的孤胆英雄，而只是想说明，实在不应当把宋江渲染成“义胆包天”的“狂侠”。生亦宋江所欲，义亦宋江所欲，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宋江从不打算舍生而取义。把握住这一特点，才能把握住宋江重义性格的规定性，即区别于传统的义士、豪杰的那个“度”。
我们这样估量宋江的义，并不等于说，宋江性格中最为醒目的重义特征，就愈来愈趋于淡化了。不是的。在宋江的后半生，在几个重要转折点上，在他的主观意念中，义与利总是相互依存、难解难分的。他把谋取功利的那一系列重大决策（如不择手段地寻求招安，软硬兼施地弹压“尽有反心”的水军头领，积极主动地争取为朝廷建功立业等），都视为最大的尽义。他不无真诚地认为，他所作出的种种安排，尽管使众兄弟受到一些委屈，甚至招来一些新的烦恼，但归根到底，总会为众兄弟带来好处。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宋江很迷信这种经验之谈。他固执而专横地把梁山好汉推上一条很“不自在”的“成人”之路。当然，上面说的，毕竟是宋江的主观设想，是一厢情愿的事，实际情况还要糟糕得多。如果从社会效果角度考察，那么，从寻求招安始，宋江其实就像一只任性而痴迷的头羊，硬是把一支兴旺发达的义军队伍一步步引向“死地”去了。不过，这并不是宋江的本意。他本意上是要为梁山好汉们寻找一个“正当”的归宿。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一点。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受招安后，由于权奸的排压，仕途的崎岖，命运的蹇滞，宋江对义军兄弟的依恋、依赖情绪，反倒比早年更加增重了。“双林渡燕青射雁”本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在宋江心目中竟然激起了轩然大波。他“睹物伤情，心中凄惨”“悲哀忧戚”“郁郁不乐”了许久。其奥秘就在这里。这种感伤情绪，到征方腊时，发展到了顶点。在那过程中，义军头领一一伤残，宋江每每“大忧”“大哭”“泪如雨下”“扼腕痛哭不尽”“几番昏晕”“寝食俱废，梦寐不安”“连心透骨苦痛”，甚至“连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并亲自“扬白幡，挂白袍，顶孝绢，焚香哭奠”阵亡众将领。这种种描写，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爱将惜才的政治风度，另一方面也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他对义军兄弟的手足深情。在这些地方，已经很难辨识哪里是“义”，哪里是“功利”了。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二点。
综上所述，宋江形象中实实在在包含着一种崇尚功利的个性质素。这一质素，冲淡与削弱着那模式化了的、为人们所熟悉、所习惯了的“忠”与“义”的类型化性格特征，而增添了一种为当时人们所陌生的、“义利合一”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混杂色彩。由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宋江性格与传统的忠臣义士形象区别开来，在半是理性、半是人欲的人物画廊中，为他找到一个位置。
注解：
1《水浒全传》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回。中华书局1962年版。
2《水浒全传》第四十一回。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水浒全传》第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回。中华书局1962年版。
4《水浒全传》第四十二回，中华书局1962年版。
5《水浒全传》第七十二回，中华书局196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