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
《水浒传》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念与法度观念。宋江既然“自幼曾攻经史”，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理应有着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小说很有分寸地揭示了他的这一侧面。然而，却又不止于此。《水浒传》告诉人们，宋江的那一份君国观念、法度观念并不是不可动摇的。在决定生死荣辱、进退浮沉的人生岔路口上，他的忠君观念时有涨落、时有浓淡，甚至时隐时现。这种变化，有时是出于尽义的需要（如“放晁”），但许多情况下，则是为了维系眼下的生存，以求将来的发展。尽忠于朝廷的观念，在宋江心目中并不是那么特别神圣，远没有神圣到封建纲常伦理所规范的程度。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宋江某些令人困惑的言行，略加澄清。弄清了这一类言行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对宋江的“忠”，作出恰如其分的估量。
生的欲望，动摇着忠的信念“放晁”之后，宋江因“杀惜”而被发配江州，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乍看来，宋江真有点“忠之烈”的味道了。其实不然。就在这决心全忠全孝的堂皇誓言的余音仍在梁山缭绕的时候，宋江已在浔阳江边改变了原来的念头。当时，他被穆弘兄弟追赶得走投无路，面对一派大江、满目芦苇，不由得仰天叹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残生！”可见，“虽死不做……”的话，不过是宋江拒绝“落草”为“寇”的遁辞而已，其中，虽也包含着某种主观的真诚，但主要是由于策略的需要，半真半假，不足以当作“忠之烈”的力证。浔阳江边的叹息悔恨，不是已经告诉人们，一旦“死”的威胁实实在在地降临下来，宋江的“忠”，不就打折扣了吗？
宋江的哲学显然是这样的：在落草与发配之间，他宁肯选择发配，因为，发配过后，毕竟还大有振翮高飞，建功立业的机会（杨志、武松等人在发配期间就开始受到重用了）；而在落草与死亡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落草，因为落草之后，毕竟还可以留得青山，待机而起，重新寻求回归朝廷、官爵升迁之路，尽管这将是迂回而艰险的。要之，对宋江说来，生的欲望远比忠的信念更加凿实、执著而强烈。
揭开这个谜底是十分必要的。唯有从这个谜底入手，才能对宋江上山之前的一连串自相矛盾的行为，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譬如，江州酒楼上，他为什么发出“虎落荒丘”的牢骚？而牢骚之中，又为什么对“他日身荣”如此向往？死牢之内，他为什么装疯卖傻？而劫法场后，又为什么一反常态，迫不及待地连续“大弄”？等等。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为后面，潜存着一种十分顽强的“力”，那就是确保眼下的生存，以待未来的发展。宋江上山之前起着最终支配作用的真正杠杆正是这种“力”，而不是对君国法度的忠顺与虔诚。
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尽忠报国的热情宋江中期也有句名言：“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是他祈望招安时所填的《满江红》词中的句子。
正如许多文章所指出的，宋江上山前后，确有尽忠报国之志。受招安后，还增添了对朝廷感恩戴德的情绪。“平虏，保民安国”的抒怀，并不是虚挂羊头，这从他在征辽前朝见天子时的奏折中 1 、在征辽路上对吴用所说的话语中 2 以及整个征辽期间所表露出来的君国观念和民族气节中，可以得到证实。他的那些“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的话，虽有浮华夸饰成分，但确也洋溢着尽忠报国的热情。从一般意义上说，把宋江笼统地视之为尽忠报国的志士仁人，也并不荒谬。
然而，如果仅仅满足于这种概括方法，是很不够的。仅仅注意到宋江性格中尽忠报国的热情，就无异于取消了宋江形象的独特个性，就无法回答，这位尽忠报国的英雄与戏曲小说中那一系列尽管面貌相似、却又感人至深的英雄人物相比较（如杨家将、岳家军中的英雄们），何以在气度与格调上，存在着那样明显的不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自然不是片语只言所能奏效的。这里只想着重提请注意一点，即：宋江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名逐利之欲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正是强烈的功名欲望，把宋江形象与传统的忠义之烈形象区别了开来，也使他与林冲、鲁智深、武松、燕青、李俊、二童，甚至公孙胜、戴宗、李应等等梁山好汉之间，拉开了距离。请看下列描述：
在赠别武松时，宋江有一番嘱咐：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途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官。”（笔者按：宋江并没有和武松想到一块儿。“功成”之后，武松“不愿赴京朝觐”，当然也没有做“大官”的兴致，而是尽将金银赏赐，都纳六和寺中，自己做个清闲道人，了却一生。）
力荐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时，宋江情真意切地说：
“……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笔者按：其实，最渴望“官爵升迁”“尽生光彩”的主要不是“弟兄们”，而是宋江自己。征辽、平方腊以后，“弟兄们”一一死伤，风流云散，官爵何足珍贵？光彩从何而言？）
得知朝廷派人招安消息，宋江大喜：
“我们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笔者按：“得为国家臣子”一事，并没有激发起鲁智深们的兴趣，他们把“朝廷”看得很透，“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即使跟着宋江归顺了朝廷，也从不曾指望从朝廷那里捞到什么好处。）
征辽时，得知天子降诏与辽国讲和罢兵，宋江十分忧虑，叹道：
“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笔者按：经宿太尉、赵枢密共同慰抚，并表示“天子前必当重保”“怎肯教虚费了将军大功”之后，宋江便“转忧为喜”了。）
鲁智深活捉方腊后，宋江贺道：
“吾师成了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封妻荫子，光耀祖宗……”“不肯还俗，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笔者按：以上两个方案，都没有被鲁智深采纳。鲁智深为朝廷可谓立了“大功”，却视功名如粪土，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只求得干干净净、得个“囫囵尸首”便满足了。）
凡此种种，无不具体生动地揭示了宋江崇尚功利的急切心情。在他的心目中，谋求功名利禄，至少与尽忠报国同样神圣。出于这样一种自信，他才坦荡而恳切地亮出功名利禄这张王牌，并动辄以此为号召，激励与慰抚义军兄弟。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平虏，保民安国”并不是宋江唯一的（甚至也不是基本的）着眼点。他的那两面“顺天”“护国”的大旗上，涂抹着十分醒目的谋功计利色彩。说白了，“顺天”“护国”与“功成名遂”都是宋江的终极目标，它们互为条件，并曾在一定时期内相辅相成。
对爵禄的眷恋，过早地招致了兔死狗烹的结局宋江临终前还有句名言：“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是他误饮鸩酒之后，对李逵所作的一种表白。李贽对此信以为真，很赏识宋江的坚贞，尊他为“忠义之烈”；有人虽也信以为真，却叹惋宋江的迂腐，视之为“愚忠”的道学先生。其实，都是一种错觉。
常言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宋江临终前这句名言的真情实感，并不是那十三个汉字的表面意义所能包容的。它别有深意。回忆一下《水浒传》最后两章中的一系列描述，是很发人深省的。那些不偏不倚的文字，冷静客观地展现了发生饮鸩悲剧的特定环境，展现了宋江被鸩前后的特定心理。
诚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宋江的被害案，是在他功成名遂、官爵升迁、志得意满的情况下发生的。征方腊一役，梁山之花大都一一凋谢，兄弟手足十损八九，最后只剩得二十七人“凯旋”回朝，一派萧索冷落气氛。隆重豪华、恩宠备加的庆功御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拉开帷幕的。之后，又有李应、戴宗等13人“纳还官爵”为民；之后，又有阮小七因遭谗陷而归农。气氛愈见凄凉。作家就在天罡地煞逐一陨落沉没的惨淡背景之上，展现了宋江兴致勃勃、奏请圣旨、衣锦还乡的情景。他与兄弟宋清带携着圣上“再赐”的十万贯“还乡之资”，花团锦簇地回到故里，请僧命道，修建功果，荐拔亡过父母宗亲，广泛开展社交活动，“州县官僚，探望不绝”“亲戚亦皆置筵庆贺”，着实“光宗耀祖”了一番。真可谓否极泰来，夙愿已偿，尽如人意了。正是踌躇满志的精神状态，使这位一生坎坷、历尽艰辛的人物忘其所以起来。尽管他在“上表”中也曾表示过“乞归田野”的愿望，但那只是一种谦词，一种姿态，实际上并不准备真正兑现。他对功名利禄的眷恋是超常型的。超常的眷恋，使他失去了头脑的平衡。他忘却了历代勋臣名将的惨痛教训；把罗真人“得意浓处便当退步”的谆谆劝诫也置之脑后；甚至，连燕青等人一一归隐谢仕的举动，也未能使他稍稍有所清醒。他完全放弃了戒备，沉醉在功名利禄的祭坛之上，对权奸依然当道、朝政依然昏暗的现状，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于是，出现了“饮鸩”的悲剧。
看来，宋江对此毫无精神准备，他万万不会料到朝廷会下这样的毒手。宋江的成长历史已经证明，他本是个善于“自我保存”的人物，他有着相机行事、化险为夷的才能。饮鸩之前，他但凡有一点先见之明，便不会如此高枕无忧，任凭朝廷如此辜负于他；饮鸩之后，他但凡有一线继续生存的希望，也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可叹的是，饮鸩之后的宋江，已失去了与朝廷重新周旋的任何可能。“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丧气话，便是这种绝望心理的曲折反映。他在与李逵的另一段对话中，就直接透露了个中的秘密：
宋江：“贤弟不知，我听得朝廷差人赉药酒来赐与我吃。如死，却是怎的好？”
李逵：“哥哥，反了吧！”
宋江：“兄弟，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
这才是宋江的真正心声。他出生入死，忍辱负重，刚刚换得“尽生光彩”的归宿，不曾想骤然间又遭暗算，即将不明不白地死去，对此，他不能不有所感恨，不能不有所悔悟。如今，不仅军马没了，兄弟们散了，而且，毒酒已侵入膏肓。醒悟也好，悔恨也好，都已无济于事。“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这虽说是作家发出的慨叹，但当时的光景也真是如此冷酷无情。试想，死到临头，即使想来一点“见机明哲”，择取“小丈夫自完之计”，也已经晚了。
简言之，宋江被鸩之后的那句名言，并不是什么生死不渝的忠君誓言，而是误落陷阱，濒临绝境时发出的自我解嘲的悲鸣。其全部内涵是：一、没想到朝廷竟这样辜负了我；二、但我已无力与之较量了；三、最后的一点指望只能是，保全“替天行道”的“清名”，让朝廷明白我至死没有辜负朝廷……宋江毒死李逵、托梦徽宗以及“封侯”“庙食”“塑像”“赐额”“御笔亲书靖忠”等情节，正是对这句耐人咀嚼的话所作的注解与补充。
不难看出，宋江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除了朝政腐败，权奸横行等客观条件外，还可以从宋江性格内部找到根据。宋江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作家对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与性格原因的揭示，都是相当冷峻而深刻的。
我们不厌琐屑，摆出以上种种现象，并没有褒贬宋江形象的意图，更不是为了论说这类现象的是非高低，而只是借以说明，宋江性格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忠臣义士形象的崭新的个性质素，即对生存、发展、功名、利禄的强烈欲望与执著追求。这种质素，绝非一个“忠”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注解：
1《水浒全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1页。
2《水浒全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