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秦牧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
一
时光荏苒，倏忽间秦牧同志永远离开我们已经快有二十年；而他的夫人、作家吴紫风同志也在去年春天病逝于广州。想起来，真是让人痛惜！
从当时广东省作协主席陈国凯的电话里知道秦牧猝然病逝的消息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做的第一件事是：分别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全体同仁和我与妻子叶冰如的名义发出三封唁电。其中以《当代》名义给广东作协发出的唁电表达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情：
惊悉我们敬爱的秦牧同志不幸病逝，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中国当代文坛从此失去了一位蜚声海内外的重要作家和忠厚长者，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但他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多年来著作等身，他的佳作美文人品文品和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请向紫风同志和其他亲属转达我们诚挚的慰问并望节哀。
在万分沉痛中，记忆中出现的第一件事却是发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简陋的后楼三楼办公室，在林默涵同志召开的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全体会议上。时在1978年初，冬日少见的灿烂阳光照得满室生辉。那时候，为了保证在1981年9月鲁迅诞辰百周年出齐新版16卷本《鲁迅全集》，从广东、上海和其他地方借调了一些学者、专家来参加“全集”的编辑、注释和终审定稿工作，其中就有秦牧、曾彦修这些同志。这天的全体会议就是我们平时戏称为“走廊会议”的会，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有的同志只好坐在走廊上。正式开会之前，曾彦修同志突然站起来很严肃地说，我想先说几句题外话：当年秦牧同志和我在广东省文教厅共事的时候，我们对他作过不公正的批评，真是对不起。我现在借这个机会向他道歉，请他原谅。……秦牧似乎事先也毫无思想准备，稍停才摆着手说事情都过去了，不必说了，不必说了。
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很突然，也很难忘。我想，原来我们所敬重的秦牧同志不但1957年受过委屈，“文革”中受过折磨，早在1951年、1952年他在广东省文教厅任资料科科长主编《广东教育与文化》杂志时，就受过委屈刁难呵！而平时他却是那样豁达乐观，下笔如有神，哪里像个接二连三受过委屈的人呢！
二
初识秦牧，是在1977年底他奉调到北京来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定稿工作之后。
作为我所敬仰的前辈作家，又是广东同乡，现在同在一个编辑室里为同一个目标工作，自然有了更多接触请教的机会。
那时候还有个方便的条件是：他和紫风同志住在出版社后楼的一间斗室里，而我作为拆迁户也有两三年就临时住在出版社大院的简易木板房里。双方住处相隔不过百米，来往自然方便。记得我关于青海、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的话题，就曾引起过他的兴趣。知道他那时还没有去过西北，而我是在西藏格尔木中学当过两年援藏教师，又两次到过拉萨的人。于是，关于青藏高原的苦寒、干旱、沙尘暴，关于边地人民的生活情状、民情风俗也就谈得比较多。特别是关于藏族的天葬，我既讲过一些天方夜谭式的传说，又介绍过我在拉萨天葬场的实地观察见闻，还送过他一套反映整个“天葬”过程的黑白照片。而不久就见到他借天葬这个材料写成的散文佳作《在秃鹫笼旁》，那情趣，那文采和深邃的哲理，都在显示着大散文家的手笔和神思。
我在鲁迅作品注释中遇到的难题，自然常常向被誉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杂家”秦牧求教。我是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等散文集的责编，一次在为《朝花夕拾·小引》作注时，碰到“水横枝”这个词儿。1958年版没有注，1977年征求意见本的注释又不准确，定稿小组大多同志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秦牧便向大家介绍他知道的情况，提出修订意见。但还怕不准确，便又亲笔给友人——广东的一位园艺家写信请教。后来很快就收到回信，指出“水横枝”是一种供观赏用的盆景，订正了原注中“极香”之误说。这时，他才欣然命笔，撰写了一条简练而准确的注文：“‘水横枝’——一种盆景。在广州等南方暖和地区，取栀子的一段浸植于水钵中，能长绿叶，可供观赏。”他治学行文的严谨，由此可见。
我个人在工作之余也偶尔写点散文。明知秦牧很忙，除工作外还有自己写作散文、杂文、童话故事乃至中短篇小说的计划。向他约稿的报刊编辑接踵而至，高峰期竟有九十多家，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以自己朴拙的散文稿向他请教。如散文诗《红柳》《枫》，散文《布达拉宫散记》《冰峰雪莲红》之类，都曾送请他过目。而他不但认真地看过，提了修改意见，认为较好的如《红柳》和《枫》还直接由他推荐给《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发表，成为我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散文诗。让我感到意外的是，1979年一个天暖的日子，素不相识的天津新蕾出版社的诸有莹大姐突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三楼的鲁编室来向我组稿，约我写鲁迅的故事。她跟我说，是秦牧同志推荐了我，说我可以胜任。我事先可是一无所知呀，上举几篇短文那时也还没有一篇化为铅字。就凭着他看过的几篇原稿吗？感动之余，我不禁诚惶诚恐地表示要努力一试。其结果便是1981年8月出版并获得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的《少年鲁迅的故事》。没有秦牧的推荐和鼓励，就不会有这本传记文学作品的出现。
三
秦牧随和却不随便，治学为文严谨，待人处事幽默而又宽厚。
谁都知道，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他不但没什么架子、不摆谱，在生活上则是颇能凑合的。我那时的临时住所是简易的木板房。这种房子夏热冬冷不在话下，最要命的是简直无所谓隔音，静夜中打个哈欠，翻动书报都可能构成对邻居的干扰。地板铺的方砖，自然难免凹凸不平。而秦牧同志竟然不避简陋，有时到这样的房间来和我聊天，坐在摇摇晃晃的帆布躺椅上还风趣地说：这样不是也蛮舒服吗！
他自己那时也住在狭窄的斗室里，苦夏经受着西晒的煎熬，寒冬忍受着严寒的折磨（那里的暖气只能保证摄氏十三四度的温度，从来达不到北京市规定的最低标准），我们却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最难堪的是广东人习惯了经常洗澡，夏天更是最好一天冲洗上几回。但那时条件太差，夏夜里他也只能在夜色的掩护下，穿一条大裤头在住处楼下过道的一个废弃大浴缸或关在厕所里洗凉水澡。这可是一位年届花甲的大作家呀！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置信，但当年为了鲁老夫子秦牧确是作过这样的牺牲。
平时花钱，他认为该花的总是大大方方地先付款，如托人买书刊乃至付誊抄稿件的抄稿费（总要比当时的一般标准高）；但用剩的也不含糊，或收回，或嘱留作以后用，使人觉得很实在。
1979年底，他已经“超期服役”一年之后终于调回广州继续担任《作品》主编。临行送别的火车上，他还嘱我替他做东宴请鲁编室的同事。1980年元旦来信时特别提及说：“已托赵琼（鲁编室秘书，替他管理一些稿费和收支事务）同志迟日交五十元给你，届时请代我做一次东，宴请鲁编室全体同志，包括林辰同志夫妇，你们夫妇和小魏，表达对大家关切和照料的谢忱。我在京最后几天太忙，没能办到，希望你务必代办。”1月23日信又说：“请你给我代做东一次的事，务请办理。……扣除宴会所需后，我还有稿费存余没有，便请告知。”当他知道此事已遵嘱照办后，2月8日的信里才说：“你代为邀请大家到国际俱乐部餐叙一事很好，这也表达了我对大家的感谢之意。”
秦牧自己还在鲁编室参加“全集”定稿工作时，见大家常常没日没夜地加班，晚上就时不时地给加班的人送上点心。如今回广州去工作了，还常常惦念着大家，留钱宴请了大家才觉得安心，真挚之情真是令人感动。
当我编写的《少年鲁迅的故事》即将完稿时，曾经写信商请他为这个小册子写篇序，因为我觉得没有他的鼓励和促成，就不会有这本小书。1980年5月23日，他复信很坦率地说：“知道你的《少年鲁迅的故事》即将完成，很好！但是给少年读者看的这类书，我以为不需写什么序，是创作性的，序才有它一定的需要。”
在处理这类事情上，他是坦诚而又实事求是的。
过了七八年，大约在1987年底，我在漓江出版社友人的支持下，开始着手编选自己在新时期的第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梦·菩萨·十五的月亮》，自然又想到请我所敬仰的秦牧作序。这一回，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要我寄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复印件给他作参考。不久，果然就收到了他写的序。除了一个睿智长者的热情鼓励，他在序文中又很准确地指出我的“稳重扎实的文字，有些像水少料多的实物，似嫌稠了一点，如有更多的抒情，更多的口语，更多的幽默风趣掺杂其间，我想，它的流畅生动的程度，还可以更提高一步。”这些意见，对我在写作上的进步确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我1992年完成的，写我在美国探亲时到华人餐馆打工生活感受的纪实文学《中国教授闯纽约》，之所以得到文艺界同行较多的肯定和读者的欢迎，除了题材本身的新鲜感之外，和秦牧的这些提醒也是不无关系的。
遗憾的是“梦”这本散文集刚刚排出清样，我就到美国去探亲。等我一年后回国，又经过一些曲折，在秦牧作序三年多之后的1991年10月，这本小书才得以出版。他为这本散文集写的序，也就没有机会另找地方发表。对这一切遗憾，秦牧都采取一种理解的态度。他在1991年6月5日的来信中说：“出书难，我深有体会，虽然我未受直接冲击（直到现在，我刊行任何书籍都不需补贴），但见到的也够多了。你的书延迟出版，我不会有意见。”这种理解和同情，使我在遗憾中稍感安心。
面对严肃的文学作品在出版发行上的困境，秦牧的大家风度给人一种镇定从容的力量。
四
秦牧是很看重真挚友情的人。
有的人，从一时的利害关系出发，也讲友谊，甚至讲哥们儿姐们儿义气，但这种关系未必长久。只有真诚无私的友谊，才经得起世事沧桑变幻的考验。就我所知，我的同事、同乡，俄苏文学翻译家（译著有《高尔基文论集》《巴黎的秘密》《记忆中的木偶戏》）伍孟昌（1911—2006），就是秦牧终其一生始终与之保持着深厚友情的一位。
孟昌，比秦牧年长八岁，广东台山人。日寇侵华，在中华民族危急的时刻，众多知识分子汇聚在号称战时“文化城”的桂林。1941年，秦牧辗转到达桂林，在立达中学教语文，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其时他的紧邻就是也在立达中学教英语的伍孟昌。孟昌已经结婚，且有儿有女，而秦牧却在教书、写作之外正和《广西日报》记者吴紫风谈恋爱。这一对抗战时期的恋人有时就双双结伴去造访孟昌那简朴而温馨的小家庭，在那里和孟昌一家共度难得的快乐时光。孟昌心仪秦牧的学问文章，秦牧欣赏孟昌的勤奋和传统美德——三十来岁的孟昌教英语之外还上夜校学俄文，并以他微薄的力量勉强支撑着一家人的艰难生活。后来，孟昌到国际医疗队担任英语翻译，离开了桂林。1944年，孟昌太太在辗转流徙中患肺结核病故。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孟昌拉扯着三个孩子从此终生未再娶。
真正的友谊可以超越漫长时空的局限。
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秦牧一直在南国花城工作，而孟昌则从1953年起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当编辑。遥远的距离并没有隔断他们的友谊。当秦牧从1977年底至1979年底奉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的定稿工作之后，他们更有了朝夕往来的便利。
此后，秦牧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或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间隙中，必抽空去看望孟昌全家，或请他们全家到饭店餐叙。
1991年3月31日，秦牧趁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之便，邀约孟昌全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一些同事到东兴楼烤鸭店吃饭。席间，我特意为他和孟昌全家，以及他和孟昌、林辰、刘炜等拍了几张合照。6月5日，他在收到照片后给我的来信中说：“很高兴收到来信和相片。相片虽然不是拍得十分理想，但的确很有意义，看了很高兴，已予珍存。”
从秦牧给孟昌的几封信中，也不难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对真挚友谊的珍惜。
孟昌年轻时，是上海学运中很活跃的分子，某大学共产党的干部，“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中脱党，却始终不忘自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共产党员。1987年，在孟昌七十五岁时终于恢复了党籍。欣喜之余，他首先想到要告诉几十年的老朋友秦牧。秦牧完全理解孟昌兴奋难抑的心情，很快在9月11日复信说：“你恢复了党籍，听了真为你高兴！……以老兄的品质，完全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党员。”又安慰劝告他说：“（你）眼睛不好，希勿过度用神。年老了，日子应过得平静安详些。你在青壮年时代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是应该好好安度晚年了。”
秦牧说孟昌“完全可以做一个优秀党员”，并不是朋友之间无原则的吹捧，而是根据孟昌的实际表现，也可以说是根据他几十年的观察和体会。早在孟昌恢复党籍之前好几年，即在1982年8月2日给孟昌的信中，秦牧就很动情地说：“我当选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代表，届时会来北京。当然得找诸位老友聊聊。……和老兄认识四十多年，对于你的高尚品格有很深的了解。在滔滔人海中，你是完全可以当君子之称而无愧的。在我的一生中，像你这样品格的人我很少见到。作为朋友我深感荣幸。这些话，本来不说也可以。但我们都老了，说一说，似乎更好。看到你安度晚年，我很高兴。”在孟昌恢复党籍之前说他“当君子之称而无愧”，我想这和五年后说“以老兄的品质，完全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党员”，实质上是一个意思，就是以几十年的深交，确认孟昌是知识分子中很优秀的一员。而这，也体现了秦牧的世界观和友谊观——在他的心目中，像孟昌“这样品格”的人才是可以定终身之交的真朋友。而且，我们不难想象，这也是秦牧同志在见到许多庸俗、市侩、卑劣、邪恶、内讧、自戕之后的有感而发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自己的镜子呀。
五
秦牧1979年底结束在北京的工作返回广州后，和在北京共事过的朋友一直保持着经常的交往。他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到北京开会，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是全国作协、文联的有关会议。而我们，只要是到广东出差，几乎也总要抽空到华侨新村友爱路去看望他和紫风。
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似乎我们之间还有点缘分：我和他为编新版《鲁迅全集》共事过两年；我妻子叶冰如是他的儿童文学作品集《巨手》的责任编辑；我大哥何启光（广东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和他曾经是五七干校的同学，大哥、大嫂（陈婉雯，《南方日报》高级编辑、记者）和紫风同志也熟悉又很谈得来；1979年他到无锡等地访问、讲学，在无锡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他的，竟是我的姐夫路明（时任无锡市文化局局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广州，通常总要和大哥大嫂约好时间去拜访秦牧夫妇，而他们也总要留我们一块儿吃饭，然后就无拘无束、漫无边际地神聊。
现在还记得比较清楚的是1982年10月15日晚上那一次。我大概是第一次到友爱路他们的住处，所以不仅注意到他们阳台上罗列的米兰、仙人掌等花卉，而且也留意到靠过道有大金鱼缸，养着紫、红色的金鱼，色彩斑斓、成群结队的热带鱼，鱼缸上还放置一个加工过的大夜光螺，和鱼群相映成趣。墙上显眼处是陈少山的书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尺多长、约五厘米直径的大龙虾标本，以及形象生动的一对潮州木雕人。
每次吃饭，都有一个秦牧亲手烹饪的菜，他说这是他在五七干校当炊事班长学来的手艺。这一回他上的菜是腐竹烧蚝豉、烧鹅、烧鲩鱼、菜远（心）等，自然还有正宗广味墨鱼莲藕汤。饮用的是港友所赠法国特级名酒。
席上盐焗鸡极好，大家交口称赞。大哥说超过了东江特色的名菜，不是说功夫超过，是材料太好了。紫风便接口说，这就像做文章，虽然不是大手笔，只因为材料太好，效果也就好。大家便都发笑。
20世纪80年代，何启治（左）与秦牧合摄于北京某宾馆
饭后一面享用柠檬汁、特级熟香蕉，同时便漫无边际地高谈阔论。
大哥先说他撰写的对联获头奖的经过：先由《羊城晚报》发征联消息，十位知名人士为评委，多次宴饮、争论，在全国除新疆、西藏、台湾之外，包括海外、新加坡在内共九万以上的竞争者中取十名候选，最后由无记名投票定他的对联为头奖。这副对联为“鹤顶格”对，即由征联者翠园酒家请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出上联，而下联对子必须以“园”字打头。这样获头奖的对子便是：翠阁我迎宾数不尽甘脆肥浓色香清雅（上）；园庭花胜锦祝一杯富强康乐山海腾欢（下）。后来这对联便雕刻在木板上，高挂在广州（河南—珠江之南）翠园酒家的正门两侧。翠园酒家奖给作者五席酒宴，但评委加上赴宴的亲友太多，大哥不得不自费另加了两席，以致连自己准备买洗衣机的钱都贴补上了。
在快乐的笑声中秦牧谈到迄今他本人获得最高稿酬的一个例子：日本编辑出版《中国名菜》全九册，每套售价五百美元。秦牧被邀为“广东美食”（包括点心）两册写千字文，奉邀两次赴宴（一席二百元），赠私宴一席（约值六十元），加上五十元稿费，实得一百多元。这在当时确确实实算是高稿酬了。
谈话涉及历史的回顾时，首先讲的就是在五七干校时知识分子不得不屈服于封建专制愚昧的淫威，心里未必情愿，却连吃顿饭也搞餐前那套封建仪式。紫风说，一吹鸡（哨子），就拿着饭碗搞餐敬仪式，喊“祝万寿无疆”，祝林叔公身体健康。大哥就补充说，有个地方一村人都姓马，所以都挂马克思的像。说到这里，真是觉得又可怜又可笑。
大哥接着便介绍自己如何直到1959年才被划为第六类“右派”的事。秦牧便讲到有的地方曾用拈阄的办法确定谁当“右派”，以便按“比例”完成任务。某部长手下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引咎自责，说这样我当然也是“右派”，想不到最后搞到家破人亡那样严重。讲到这里，秦牧就从理论上分析说，其实把“右派”当敌人在逻辑上就是讲不通的——既然敌方可分左分右，其左派也不是我方的人，那么我方的“右派”怎么就会成了敌人呢？他接着说，实际上全国到现在落实下来的也只有包括章伯钧、罗隆基、林希翎这五六个右派而已。
这时，秦牧自然就提到他当年写了《地下水喷出了地面》惹了大祸。他说，如果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杜埃）保了我，不但肯定会被划成“右派”，恐怕还可称为“极右”呢！
这样谈话就从历史的回顾转到现实的话题。秦牧介绍了党的十二大如何破除迷信，不叫胡总书记，邓副主席，干部和工作人员对胡、邓还有直呼其名的。可惜到了地方上，有的省委副部长对部长还要叫某部长，有的公社书记之类人家不叫他的官衔就不高兴呢。
我们问秦牧比较赞赏十二大的是什么？他说他十分欣赏蔡畅等革命老人顾问委员都不当。他认为这是最明智之举，对事业有利。他说，一个人到老态龙钟时离职什么都不干最好。这时，秦牧又加重语气说，人最好八十岁以前就去见马克思，以免牵累别人又对事业不利。
联系到自己，他说他现在已经不管《作品》杂志的事务，只任作协、文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写作集中在上午，做到一年写二十来万字，出一本书。下午有时开开会。如果没有会，下午和晚上就是翻翻书报，会客，休息。——现在看来，这些想法，特别是到老态龙钟时最好离职什么都不干的想法，真是一个睿智长者十分明智、科学的态度呀！
我们又问他作为十二大的代表，提了什么比较尖锐的意见。他说最尖锐的意见就是几十万以上的贪污犯远远超过中小地主的剥削量，真应该多杀几个才好！
说到这里，他又介绍说，广东省委拨款五十万以关怀、支持文艺事业的发展，有关领导机构决定每年以两万多元利息作为鲁迅文艺奖的奖金，不料岂止各种形式的文学都来要，而且电影、戏剧乃至书法、杂技都来要，弄得啼笑皆非，不知如何是好。
近九时，来了一位当年东江游击纵队的老战士和一位王姓姑娘。他们向大哥要他编的《风采》杂志，又索要登载《再见吧，香港》那一期。大哥即赠以最新一期《风采》，并记下他们的姓名地址，答应另寄赠刊物。
这样就说到香港，谈到“大亨”是上海话，广州话应该叫“大老细”（大老板）。秦牧说，香港是个世界性的城市，和西方、东方、美、日、欧洲、台湾，更不要说和中国大陆都有广泛的联系，如有人好好了解、熟悉它，又是大手笔，又不愁衣食，才可能写出世界性的好小说来。秦牧遗憾地说，可惜香港作家都为衣食忙，恐怕未必有人做得到了。他同时谈到唐人的《香港大亨》主要靠30年代的旧材料，没有写好，只是以“香港”之名吸引读者，却也印了18万……
一次熟朋友之间的餐叙，引发了一场无拘无束的神侃，同时从一个侧面让我了解了丰富多彩的秦牧世界，更加增进了我对这位知名老作家的敬重和仰慕。
六
回忆秦牧关于香港作家衣食所累，恐怕难有“世界性的好小说”的谈话，使我联想到他还在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有一天我和郑文光、叶冰如去看望他，在后楼317号鲁编室里，也有过一次同样的话题。
秦牧对我们说，香港作家为衣食所苦，生活太紧张，写作品往往太匆忙，太急。他表示不明白在生活安定、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有的科幻作家为什么还要写得那么急、那么多，以致太粗，有明显的差错而授人以柄。
郑文光笑笑说：因为这个作家也想学阿西莫夫写上两百多部科幻作品哪！
秦牧还是觉得这不是好办法。他和郑文光都说每年写二十万字左右就不错了。
郑文光，广东中山县人，比秦牧小十岁。他自小喜欢文学，少年时代在越南海防等地度过。1947年归国，在广州中山大学天文系学习，1951年调北京，任科普出版社编辑、编审，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早期会员。其科幻小说的代表作为《飞向人马座》《太平洋人》《仙鹤和人》等。可能因为郑和秦牧有着从海外归国的类似经历，加上他的好学勤奋，当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即得到秦牧的关怀和鼓励，长幼之间一直有着深厚的友谊，特别在科幻创作上取得杰出成就后，更深受秦牧的器重。遗憾的是，郑文光在1984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后不幸中风半瘫，真是令人痛惜。
我手头还珍藏着这样一帧黑白八寸合照：前排是紫风、秦牧、陈伯吹、葛翠林，后排是郑文光、我、叶冰如、郑河间（郑公子）。背景是北京和平里郑文光书房的大书架，时在1979年5月27日下午，正是北京初夏时光，摄影者就是郑夫人——摄影家协会的陈淑芬。
那天中午在郑家吃午饭。并没有什么珍馐名菜，却是由上海人陈淑芬亲自下厨掌勺。也不记得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时值拨乱反正的好年头，祖国各业百废待兴，文坛久被压抑的作家们也正图大展身手，就连郑公子河间也因在北京市数学竞赛中荣登榜首而被保送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家的兴奋激昂情绪不难想见。
1979年5月27日在郑文光寓所的合影。前排左起：吴紫风、秦牧、陈伯吹、葛翠林；后排左起：郑文光、何启治、叶冰如、郑河间
现在来回忆和秦牧交往中的收获，一时也未必理得很周全，但有些经验之谈，也许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又觉得对自己很有启发，便自然留存在心里，历久难忘。
秦牧说过，写文章如讲话，没有不会讲话的，写文章并不难。写作初稿时不必过于精雕细刻，就像夏衍三十年前说过的，写文章如拉屎撒尿，先拉出来再说，你先把想说的写下来，形成文字，粗一点不要紧。有了初稿再下功夫修饰、补充就能成文。当编辑的就怕眼高手低总下不了笔，空有一番宏论而出不来作品。
他还表示，他写那么多东西，却不大记什么笔记。靠的是专心，留心有意义的事象，就像拿破仑，心里有许多房间，开一间，关一间，一心不二用。当然也要讲究方法，如用机械记忆法记电话——554321就是两个十；还有意义记忆法，如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可化为马克思一巴掌一巴掌打得帝国主义呜呜地叫唤，他诞生的年月日就一下子记住了。
又谦虚地说自己不算勤奋，从不捱夜，倒下就睡，起来就能干。方法上有点讲究，无非是精神好时做艰难的事，精神不济时做最轻松的事；还可相对集中做事，如集中半天写信，效率比较高。关键是坚持，先想好，打好腹稿，然后哪怕每天写五百字，或每个星期天坚持写也能写不少。坚持下去，必有收获。等等。
在静夜中，关于秦牧的回忆似乎还有许多话可说。但我的思绪已经渐渐集中到有人提出过的问题了：秦牧难道就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吗？我想，用科学的态度来知人论世，自然不好说他已完美无缺。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一个人，那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认定：秦牧在他那一代老作家中间，确实是很优秀的人，是很难得的好同志。我们不要忘记，从1938年十九岁时归国，到1992年10月14日逝世，秦牧经受过多少风风雨雨的洗礼。谁都不是神仙佛祖，我们不能在刚刚发现火的伟大功能时，就想一步登天实现电气化。
由此，我想到鲁迅先生逝世后，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文（1936年10月24日）所写的十分沉痛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当然不好简单地把秦牧和鲁迅相比，但就应该懂得拥护、爱戴、崇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出类拔萃的杰出、伟大的人物来说，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好在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爱戴、崇仰我们的大散文家秦牧，知道要珍重、爱惜他的等身著作，并搜集、整理、出版了他的《全集》，作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了。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借他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之口说过，一个人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当他告别人世的时候，还可以以他的作品继续为人类服务。秦牧正是这样的人。他的近六百万字的《全集》将在人间永放光芒。那么，秦牧是永生的。我们真挚的朋友、睿智的长者，我们所尊崇、爱戴的大散文家秦牧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永远活在千百万读者中间。
是的，我们一定会记住永生的秦牧。
附记：
紫风同志于2011年4月12日被送往医院，经73小时抢救无效后逝世。在她生前，只要我到广州，一定会给她电话，她便一定邀约我见一面，请我吃正宗的粤菜，无论她住在华侨新村寓所还是已经搬到了老年公寓。这些年她操心费力做的一件事是：于2007年7月编辑出版了新版十二卷本《秦牧全集》（广东教育出版社）。因为这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秦牧全集》基础上编成的。所以我也协助她做了一些工作，如几乎是无偿地把初版“全集”的胶片转让给广东教育出版社（每张胶片象征性地收1元）。新版“全集”面世后，我又按紫风之请写了《聆听智者的吟唱——写在新版〈秦牧全集〉出版之际》一文，刊登在2008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其后紫风又将此文转送澳门日报刊发于该报2008年3月2日文化版）另一件她念念不忘的事，是和我商量，想找到一位将来主持“秦牧创作研究会”比较合适的人。我劝她此事只能依靠广东省作家协会。为此，还先后和当时的省作协主席吕雷同志和他的继任人廖红球同志谈过。此外，她还不止一次地说过，趁她还不糊涂，要好好编几本书。为了出好书，哪怕把华侨新村的房子卖了也在所不惜！在图书市场萎缩，纯文学作品出书难的当下，我完全理解她心中的苦衷。在紫风同志病逝一年多之后来回忆这位老作家心心念念所想的这些事情，心里也不禁五味杂陈。啊，紫风同志，但愿你在环境清雅的天国和秦牧同志相聚后，不再有这些烦心的事来打扰你们了吧。
2012年8月12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