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家

三访文坛“老祖母”冰心

题记

冰心，原名谢冰莹（1900年—1999年），福建长乐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旋即赴美留学，获威斯利女子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师。1946年赴日本东方学会、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学。1951年由日本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协第二、三届理事及书记处书记、顾问、名誉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春水》《繁星》，小说集《去国》《往事》《晚晴集》等，散文《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樱花赞》《伏枥杂记》等，儿童文学集《小橘灯》。还有《冰心著译选集》（3卷），《冰心文集》（6卷）问世。《空巢》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冰心，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是我们曾经尊敬地称之为文坛“老祖母”的前辈作家。我仰慕已久却无缘谋面。直到上世纪的1986年以后，因受朋友所托，或编辑工作的需要，我才有了拜访她老人家的机会。每次晤面时的见闻感受，都历久难忘，且觉于为文做人，了悟人生都大有裨益。

如今，冰心老人离开我们倏忽间已经有十几年了。但当年我所见文坛“老祖母”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然历历在目。谨对其中的三次访问作实录体的记述，以飨读者，兼以自勉，并以这些简朴浅陋的文字，表达我心中永久的敬仰和深深的怀念。

欢快的“愚人节”

1986年春暖的日子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老编辑刘谈夫来京组稿，说该社准备出版现今健在的一批老作家的书信集，名单中有冰心。我便向老刘推荐我的同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周达宝来承担冰心书简的整理、编辑工作，因为她曾是冰心的《小橘灯》一书的责任编辑。我们几个当然必须先去拜访冰心。虽征得了她的同意，可行前又不禁犯起了嘀咕：冰心已经是86岁的老人，医生要她静养，好不好去打扰她呢？

还是达宝拿的主意。她说：“我这里有一盆君子兰，是李玲修让我捎给冰心的。我们就叫一辆出租车，带着君子兰去闯一闯吧！”于是，我们带上那盆珍贵的君子兰，便直奔西郊而去。

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才知道冰心已经迁入该校专为高级知识分子盖的新宿舍楼里。我们一行中，年近半百的我算是“年轻”的了，于是便自觉地捧起了那盆君子兰。上了二楼，一拐弯，只见米黄色的门面上赫然有黑墨涂写的“医嘱谢客”四个字，心里不禁有点犹豫。但既然大老远的来了，也管不得许多了，于是叩门。门开了一道缝，一位清瘦精干的保姆侧身挡着。达宝只好简单地说：“我给冰心捎花来了，让我见见她就明白了。”她边说边往里走，我们便也紧随着鱼贯而入。

冰心老人正安静地坐在卧室的办公桌旁边，那一动不动的样子，使人立刻想起她那“独坐沉思的脾气至今不改”的自述（见《寄小读者·通讯十》）。可是一见到周达宝，便高兴地拉她的手，温和地笑着说：“真没想到……请到客厅里去坐吧。”我们要搀扶她，她说不用，便缓缓地站起，双手抓着一个形状像车站检票口那样的金属架，不怎么费劲地便来到客厅。冰心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这轻便助行器是一位美国朋友的赠品。瞧她自信地移步的样子，这助行器确实轻便好用。

不到20平方米的客厅里，靠西有几张较高的软椅子，东边是一排沙发。我正想在高椅子上落座时，冰心说：“你们坐沙发吧，这椅子高一点，我坐着起来方便。”我这才明白其中的奥妙。

冰心，头上是灰黄斑白的头发，脸上当然已有些许老人斑了，但天庭饱满，皮肤白而微红，气色很好，那双眼睛还很有神采。她的穿着可就十分素雅了：藕荷色带浅黄方格的中式上衣，蓝黑色裤子，黑面布鞋，朴素中给人一种亲切感。达宝介绍老刘时，年近古稀的老刘恭敬地站起来，微弯着腰作自我补充：“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过去一向很拘谨……”冰心当即插嘴：“没什么，我一家都是‘右派’，文藻是‘右派’，儿子是‘右派’，我是‘右倾’，女儿是‘中右’……”脸上却是坦然的笑容。达宝说：“1969年下干校，我们同坐一列火车。你戴一顶小草帽，挡着阳光遮着脸，我看出是你，却不好上去认。”“那是什么时候呀，我正好拔了牙，还没安上，人家就把我称为‘无耻（齿）之人’……”冰心这样说，接着竟开朗地笑出声来。我在跟着大笑的同时，不禁在心里想：冰心到底是博爱的讴歌者，她毕生用自己的作品赞美深沉博大的母爱，甜蜜珍贵的童年和美丽纯洁的大自然，要她总是记恨着什么，大概还真不容易呢！

后来，又一次谈到她的丈夫吴文藻先生时，她才严肃地说：“人家说他傲，其实文藻不傲；不，文藻是个挺谦虚的人。”这时，她的眼睛注视着她正面的东墙上的一副楹联。那是梁启超先生的一手工整有力的楷书，上联是“世事沧桑心事定”，下联是“胸中海岳梦中飞”，题款是“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楹联中间是1982年吴作人为冰心画的一幅国画，上题“冰心先生正腕”，画面上，可爱的熊猫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我不便打岔究问，按我国的干支纪年法，屈指算来，启超先生为冰心书写这副楹联的时候，应该是1925年（乙丑）农历闰四月八日（浴佛日），即冰心25岁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题款中的（龚）定庵即清末著名爱国诗人龚自珍。

我们谈到《冰心书简》这个正题时，她逐一开出包括巴金、陈白尘、高士其、赵清阁、赵朴初、郭风、周扬、周明、茹志鹃、陈祖芬、李玲修、臧克家、张洁等人在内的名单，说这些人手里可能还保留着她的一些信件，但她又指出，这些信可能都比较简单，有的也许是事务性的纸条子。在北京的朋友们往往通一次电话就把要说的话说完了，熟悉的、常来往的朋友反而可能没有她的信。老刘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征集，并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就请周达宝担任《冰心书简》的责任编辑，建议她给达宝写几句表示信任、委托的话。冰心欣然同意，也不用戴老花镜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道：“周达宝同志在收集我给朋友的信。你们那里如有，请给她。冰心，4.1.1986。”那签名竟还是那么潇洒流畅的两个字。

谈话中，我们都十分惊叹冰心极好的记忆力。她自己却不以为意地说：“这并没有什么诀窍，把生活中该忘的忘掉，该记住的大概也就能记住了。比方说，前人给我的书信，我一般都是不保留在身边的，但我很重视小读者的来信，唯独这些小读者给我的信至今都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信件如此，其他人世沧桑大概也相仿吧。我从她的话语中，似乎体会到了她的童心和旷达。

果然，从李玲修送给她的君子兰谈到养花的时候，她就坦然地说：“我不会养花，名贵的君子兰在我的手里死了好几棵了，至今一棵也没留住。”边说边轻轻地一挥那小巧的手。我随着她的手势看那朝阳的大玻璃窗台上，果然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棵朱顶红在灿烂的阳光下展示着它们的几片绿叶，竟然没有一朵鲜花。大概见我们听说君子兰都养死了有点发愣，冰心接着又以调侃的语气说：“我不忌讳说死。人都要死的。何况花呢！我已经跟（女儿）吴青他们说了，等我死了，我的图书资料就交给文学馆。”这么说着，那小巧的手又是轻轻地一抡，在客厅里划了一条弧线——客厅的书柜和书架上摆放的都是她的中文图书资料和一部分英文、日文等外文原装书。

毕竟因为怕坐的时间长了冰心老人太累，我们终于要告辞了。这时我注意到，在冰心身后一个黑色的木架子上，一边摆着一块白珊瑚，一束马蹄莲塑料花，另一边是一个银制的香炉，上刻“吾师哂纳，生维存敬赠，1938年”等字样。其上是一幅根据意大利摄影师拍的周总理照片画成的油画。周总理斜靠在沙发上，面容清癯，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仿佛仍在专注地思索着。在和冰心老人握手告别时，我忍不住俯身问她这花和香炉放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没有，她立即回答说：“放在周总理的遗像前，这就是香花供奉的意思嘛！”呵，我突然想起她关于“把生活中该忘的忘掉，该记住的大概也就能记住”的那段话。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和谆谆嘱咐，她一定都已牢牢地铭记在心里吧！

从她的住室出来，外面依然是一片温煦的阳光，一簇簇金灿灿的迎春花正报告着春天的信息。我不禁想起在客厅里刚坐下来，冰心就笑着提醒我们：“你们怎么这样会找日子，今天可是西历的愚人节呀！”噢，我们毕竟是中国人，真没想到，在西历的“愚人节”里竟会有这么有意义、这么愉快的一次访问啊！

童心永不老

1991年春节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离休的老社长严文井得到冰心手书的《绝句三首》（集龚定庵句）。1991年2月23日，文井同志写信向冰心索要“所有的同类‘少作’”。两天后，冰心即复信并寄去她“在贝满中学上学期间（1914年—1918年）的少作”——《绝句八首》。我当时正在《当代》杂志社工作，知道这信息后便希望冰心这些“少作”能和《当代》的读者见面，并很快得到她的应允。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当代》的《绝句八首》。（见1991年第3期《当代》）

对这些“绝句”，文井虽有评论说，“谢（冰心）集实乃谢作，自珍原句变成了冰心风味”，“后学者势必要下一番功夫，才能真正领会其中味也。”

为了让《当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冰心这些少作并探寻其深意，我们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林东海查找三十二句龚诗的出处并写了“编校者附记”。解释龚句的意思比较好办，解释谢诗可就难了。我们不好妄加揣度，只好和东海等结伴去向冰心求教。

访问于1991年3月16日上午在冰心住室进行，谈话历时约一小时。

我们的意外收获是在八首绝句和早已熟知的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之外，又多得了两副冰心集龚自珍诗句而成的对子：“别有狂言谢时望，更何方法遣今生”和“烈士暮年宜学道，才人老去倒逃禅。”

关于自己14岁至18岁在贝满中学少女时期集龚自珍句而成的这些诗和对联，冰心随意表白地说，那时我的小舅舅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教我琴棋书画，我一样也没学成，却从他买给我的诗集中迷上了龚定庵。由爱读而烂熟于心，而集成“新作”，就像小孩子玩七巧板，拼接起来挺好玩的——但玩的结果，倒也觉得有的“新作”似乎比所出之原诗还精致而有意义一些；不过也说不上什么深意，只是玩七巧板罢了。

冰心边说边让阿姨拿来《龚定庵全集》查对。那上面夹了一些纸条，可见她至今仍爱龚诗且熟悉龚诗。

谈到藏书，冰心干脆让阿姨带我们去看卧室。这里除了书，办公桌，两张单人床，还有照片和字画。吴文藻先生的遗像上缀红花数朵。茶几上有他们夫妇和三个孩子的合家照。墙上挂的字画中，有陕西“月季王”罗国士画的月季，还有冰心的祖父以工整楷书自书的诗作。

由祖父自书的楷书诗作，冰心坦然谈到自己的家世和先辈的行状。她说，曾祖父是个不识字的裁缝，凭悟性“记账”。到了年关，他凭着记忆去收账，被赖账的人欺侮，只好空手而回。岂料曾祖母正在窘迫无告中悬梁自尽。曾祖父急忙解救，而后双双跪地，相拥而哭，并发誓如生子必供其读书，以免再受人欺侮。想不到此后却连生四女，至第五胎难产，却是男孩，就是祖父。祖父聪颖好学，其成就超过所望。从祖父这一代起，谢家便成为所谓“书香门第”。

谈到这里，冰心笑笑说，近来写家谱，有的亲戚远攀到东晋政治家谢安身上去，又劝我不要谈曾祖父是不识字的布衣，我都不赞成，觉得那样做实在毫无意思。

冰心由此又说到自己的故乡。她说，我是福建长乐县人，不是福州人。她爽朗地笑着说，是哪儿人就说哪儿人，小地方出来的人未必就不行，何必高攀什么大地方呢！

临告辞时，我们又一次请冰心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40周年的庆祝活动。冰心说，我祝贺你们建社40周年，祝愿你们多出好书，为繁荣创作多作贡献，但社庆活动就不参加了。她幽默地说，我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已经是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的“监护对象”。没办法，我行动不自由呵！

啊，冰心，冰心，你真有一颗比金子还要清纯的童心呀！

“向武汉的小读者问好”

1994年3月9日下午，我陪《长江日报·周末版》的三位编辑，按事先的约定驱车来到冰心的住处，访问她老人家。

冰心的女婿陈恕教授在门前迎接我们一行。稍候，刚接受过医生治疗的冰心老人便在她简朴的卧室兼书房里会见了大家。

三位编辑首先代表《长江日报·周末版》向冰心老人致意问好，祝她健康长寿，同时向这位文坛前辈献上鲜花和果篮。冰心老人双眼炯炯有神，脸上绽开了慈祥的微笑，连声道谢，谢谢大家远道来看望她。

1994年3月9日，何启治陪同《长江日报》友人访问冰心时，与冰心老人的合影。

接着，陈恕展示了冰心老人事先为《长江日报·女性世界》写好的题词：“姐妹们：愿我们都做一个自爱、自尊、自立、自强不息的新时代女性。冰心，二，廿一，一九九四”。来访者都说这祝愿的话意思很好，冰心老人的字也写得苍劲有力，但我提醒说，还没有写明是为谁题的字呢，是否请冰心老补上一笔？

冰心马上点头首肯，一面戴上眼镜，一面说好，好的，我就在这边角上补一笔吧。当即提笔蘸墨，在竖写的题词的左上角添上“为长江日报女性世界题”这几个字。

这时，编辑部负责人在冰心老人面前展开了一份新近出版的《长江日报·周末版》，介绍说，“长江日报”这四个大字还是毛主席题写的呢。

“真的，真没想到呢，哈哈！”冰心老人朗声笑了起来。

接着，一位编辑趋前对冰心老人说：“我打小就从您的《小橘灯》等作品中吸取营养。现在我的孩子和他的小伙伴们也都爱看冰心老奶奶的《小橘灯》呢！”

“好，那就请你们代表我向武汉的小读者问好，替我谢谢武汉这些热情的小读者。”冰心老人一边微微地笑，一边说。

另一位编辑随即走到冰心老人跟前，紧握着她的手，祝愿这位世纪的同龄人康健快乐。

这时，编辑部负责人接着说：“今年是我们长江日报社庆45周年纪念，请冰心老人给题赠几个字吧。”

过了一会儿，陈恕拿出一张散发着翰墨芳香的题词，只见上面写着“不尽长江滚滚来。敬贺长江日报社庆四十五周年。冰心，三，九，一九九五。”

“好，这就太感谢了！”访问者齐声说。

“错了，错了，这‘九五’写错了，该改成‘九四’才对。”细心的陈恕突然发现了笔误。

“还真是呢。好办。”冰心老人一边说一边很圆熟潇洒地在“五”字上绕了个流线型的圆，“五”便自自然然改成了“四”。

“这下真是好了。”众人一迭声地叫好。

最后，在冰心老人手捧鲜花与访问者逐一合照留念后，大家便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3月9日的下午，北京的天气有点阴冷。但来访者的心却感到很温暖，大家都忘不了这个美好的日子。

草成于1994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