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王火
一、啊，古人和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革命青年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一说革命就要把真正的爱情抛弃呢？！“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1952年7月某日，炎热的夏天，香港某小旅馆的客房里。已是下半夜，却灯火通明。男女侍者从房间里仓皇进出。一个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说：“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房门外拥挤着许多小报记者和看热闹的人，还有巡捕。房里镁光灯闪个不停，记者正在拍照。
巡捕问男侍：“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男侍：“大约是上半夜十点来钟。”
房里，女客人的行李箱、旅行袋、衣物、毛巾等原封不动地放着、挂着。一个记者：“东西全留在这儿了，人却跳海了！”另一个记者扬着手里的照片叹息：“还真漂亮。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自杀呢？！”
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在拍照，另一个记者急忙把“绝命书”的原文抄录在采访本上。
“绝命书”的原文就是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湾，就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
特此声明。
凌庶华绝笔
以上所说，并非虚构杜撰的故事，而是王火、凌庶华人生历程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凌庶华，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元老的家庭里。父亲凌铁庵，是追随过孙中山参加反清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前辈，也是国民党另一位元老于右任的好朋友。大陆易帜，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凌庶华随家人迁往台湾，在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老人手下工作。由于凌铁庵已经双目失明，凌庶华为照顾父亲而被特准可以不定时上班。
凌庶华，是个美丽大方、修养极好的人，也是个极富个性，很有主见的人。她小时候由父亲定名为“起凤”，长大了，嫌凌起凤这名字俗气，又极赞赏三国人物徐庶的高尚品德，便自作主张更名为凌庶。父亲凌铁庵认为单名庶不像个女孩子的名字。遂最终定名为凌庶华。因排行第七，家人、包括其父平时都以“七姐”相称。
王火的父亲王开疆（1890—1940），字启黄，江苏如皋人。1920年自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193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拒绝担任汪伪中央委员、伪司法部长等职务，同年底，即被伪特工总部（上海极士斐尔路76号）约谈，旋即于住处汉口路同安里21号遭到绑架并被囚禁在汪伪的魔窟里。
后来，王火（王洪溥，王火是上海解放后发表作品时的笔名，后一直沿用至今）与哥哥宏济也被作为人质同父亲一起被软禁在汪伪76号特工总部。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2月8日），在抗日力量的帮助下，他们逃离魔窟，在浦东蓝烟囱码头，登上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驶往香港。不意，第二天清晨，父亲便失踪了。在他的铺上，留下一张潦草的字条，说是跳海了。自杀还是被杀，不得而知。其时，王火只是一个16岁（生于1924年）的中学生。
两年后，1942年18岁的王火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高二插班上学，凌起凤和他是同在国立九中上学的先后同学。
起凤的父亲名昭，字铁庵，安徽人。凌铁庵和王火的父亲王开疆是早有来往的旧交。凌宅在江津东门外，是一幢有深灰色围墙围住的西式平房，号称“鼎庐”。一个秋天的下午，王火第一次造访“鼎庐”，第一次在客厅里见到了凌起凤。也是18岁的起凤落落大方地站起来说了声“请坐”，就离开了。但王火自此记住了这个聪明、文静、漂亮的女孩。
王火在江津城隔江对面的德坝上学。离乡背井的游子渴望有家的温暖，每到周末，便摆渡过江造访“鼎庐”。
在“鼎庐”常有年轻人的聚会。大家有时一块儿唱抗战歌曲，有时开了留声机听广东音乐，有时一起回忆家乡，回忆南京和上海，心里常涌动着流亡青年的忧伤和抗日的激情。
那时，起凤的二姐主持家务。二姐风姿绰约，又漂亮又能干。有一次，王火陪二姐仲正上街，商店里的人都涌出来看她。王火说，二姐，你真漂亮！你看人家都出来看你了。二姐笑笑，用眼神示意说，你看，我们家七姐才漂亮呢！王火顺着她的眼光，果然看到了起凤从街对面走来。她穿一件普通的蓝布旗袍，手挽一件绿色塑料雨衣走过来，确实好看。但此时在王火眼里的起凤已经不仅仅是外貌漂亮，而是连同她的聪颖，美好的风度气质，一起得到王火的欣赏。所以，王火后来说：“从这一天起，我注意到起凤确实十分美丽，是一个心地纯净得不羼杂质的姑娘。她从不着艳装，也不多打扮，却使我钟情倾心无可更改。”
如果说，以前王火和起凤的关系只是友谊或友情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他俩恋爱了。1944年冬，八年抗战惨胜前夕，正在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王火第一次用一种颇为奇特的方式向起凤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那是把初恋时的甜情蜜意化为长短句抄写在宣纸上：一天香云绕碧山/心随鸟飞烟散/只因庭园残/爱上禅林凭栏杆/起家立业在江南/凤舞龙蟠钟山/而今栖霞岭/已经七度血斑斓。
这是初冬的夜晚，王火把这首抄写在宣纸上的词，在无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递给起凤。起凤是何等冰雪聪明呀，立即看出这词不但点明游子思乡，充满血泪牺牲的抗战已是“七度血斑斓”，更有可能让起凤激情难抑的是词的每一句的头一个字联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看出了机关的起凤当时只对王火微微一笑，一双如潮水一般的眼睛平静无波，没有立即表示什么，却也没有退回。
过了不久，日寇就被打败投降了。王火和凌庶华与全国人民一样欢庆胜利。他们又回到朝思暮想的美丽的江南，回到他们久久想念的上海、南京。热恋中的年轻人有时徜徉在灯火辉煌的霞飞路上，有时相约在轻音乐悠扬的咖啡馆里谈心。落雪的日子里，他们在法国公园里迎着飘飘的雪花散步。从公园出来，他俩便把手边的零钱一个个送给乞讨的老人。……这样的日子真是好浪漫，好难忘。在双方家长的同意下，他们终于正式订婚了。他们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然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凌庶华先是举家去了香港，稍后又举家随着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
让我们看看两个年轻人告别前的山盟海誓吧。
像是被晴天霹雳打蒙了的王火痴痴地问道：七姐，如果我们分别了，我哪天写信要你回来，你会立刻回到我的身边吗？
凌庶华双眼亮汪汪的，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回来的，六哥，我当然会回来的呀！
这一双热恋中的年轻人好幼稚啊，他们还以为不管什么时候，从香港回上海都只是买张机票（车票、船票）那么简单。王火仿佛已捕捉到她灵魂深处的状态，立即拉住庶华的手，紧叮了一句：记住，我写信你就回来，永不变心！
凌庶华一脸凄然地重复着，如同宣誓：是的，永不变心！
难道真是失去了就永不再有了吗？难道心爱的美丽的姑娘从此就一别再也见不到吗？王火怎么也想不通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火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很快就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去，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王火先在文教部编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套工人课本，负责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职工节目，为上总的领导人写讲话稿，审查电影和书稿……到1950年春天，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成立，他便到出版社编审部去，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在火红的年代，王火不分昼夜地狂热投身到工作中去。
年轻单纯的王火哪里会料到解放后的社会形势变化这么快：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0年冬，农村开始土改运动；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1951年年底，“三反”运动在上海猛烈展开……只有20多岁的王火紧张、疲劳、震撼，眼花缭乱。
他没有对组织上有什么隐瞒，但因为未婚妻随家去了台湾，她父亲凌铁庵又是国民党元老辈的人物，他便在运动中一次次反反复复地写材料，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交代她和她家庭与自己的关系。为了表明自己心胸坦荡，王火把凌庶华给他的来信全部都交给组织上看过，他自己通过香港朋友转给她的信也在寄发前交给组织上看过。
然而，形势越来越严酷，大陆和台湾越来越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地方。
在台湾，蒋政权以“通共罪”枪决了前副参谋总长吴石，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枪决了国民党政府原浙江省主席陈仪等。不长时间，以“通共”、“匪谍”名义处决的人数达两万多人。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着台湾。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王火的日子太难过了。
有人劝他悬崖勒马，拍着桌子，指着他的鼻子说：“看你这样子，哪像个革命干部，你是个大浪漫！”“你是个在爱情上迷了路的人！革命是绝对不能要这种爱情的！要这种爱情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选一！”
平和一点的领导，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放弃和冬妮亚的爱情劝他：你就和凌庶华一刀两断了吧……
难道真是革命和爱情不能两全吗？为什么革命跟爱情不能兼得呢？
王火痛苦极了。他甚至想到了死。死就一了百了，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还活着又不能跟她通信，那我就宁可终身不娶！
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人在帮助他的会上曾指责他为了爱情而放弃革命。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指责呢？他实在忍不住了，终于大声抗辩说：不对！如果我不要革命，那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或者台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全额奖学金都答应给我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不要革命？！
上海工人喜欢越剧的特别多。王火编发过梁祝故事的剧本，也不止一次看过范瑞娟和傅全香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真是一出美丽到了极致的戏。从“十八相送”到“楼台会”，再到“化蝶”，无论故事情节，唱词唱腔，还是舞蹈，往往都能触动他的神经。还有他很熟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为了真正的爱情不惜破釜沉舟的情节让他震撼！
啊，古人和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革命青年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一说革命就要把真正的爱情抛弃呢？！
王火饮食无味，失眠，痛苦极了。
一天，母亲李荪一边在灯下补袜子，一边和他聊天。母亲慈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想得很多很多，你是我的儿子，七姐我也爱她。但你想过没有，现在的情势这么严峻，你们虽已订婚，但你们的事已经不好办了！你们怎么可能再结婚呢？这太难以想象了！李荪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对子女历来慈爱而有原则。日寇侵华，她仇恨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她倾向进步。由于解放前替地下党保存文件有功，新中国诞生后国务院还给她颁发过奖状。
还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王火就抢着说：妈！当我同七姐相爱后，互相都有了道义上的责任。这种真正的爱情，每个人心上都只会降临一次。我们互相信任。我了解她。她答应永不变心，我也不能违背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贞啊！我要在革命和爱情两方面都对得起。
母亲无言，但领导有话。到了1952年的2月底，领导上慎重研究后告诉王火：你的想法是好的，就怕实际上办不到。无限期地拖上一两年，三五年也不是办法。所以，你该有个承诺：要求她今年“五一”节前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你就该一刀两断！这样，对你对她都可以说仁至义尽了。你说呢？
王火连夜给凌庶华写信，直到深夜。为了保险，都是一式两份，即请两家在香港的朋友同时代转。第二天，王火便亲自到北四川路邮政总局把航空信寄发。怕出意外，又写了同样内容的信，隔几天就通过邮局发香港转给在台湾于右任手下工作的凌庶华。……啊，真是十万火急：“五一”节前，“五一”节前，七姐，你一定要回来呀，六哥我等着你呀！
在等候的日子里，早就熟记在胸的宋词，如陆游的《沈园》二首和《钗头凤》等便在王火的心中反复地默诵：“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啊，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呀，王火不禁潸然……
球终于传到凌庶华那边去了。她的困惑和痛苦不难想见。她每时每刻都像驾着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翻腾。她尝够了一个小人物在大动荡年代里既无法左右情势，却又想主宰自己命运的挣扎。但幸亏最重要的两个人都能理解她，给了她必要的支持。父亲凌铁庵爱女儿，也欣赏女婿，终于同意她回大陆完婚。4月11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她的于老伯，在听完她的陈述和请求后沉默良久，才长叹了一口气说：“唉，多少人家都不团圆啊！”又突然说，“回去安全没问题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老院长便很疲劳似的闭上了眼睛。这就是默认了！凌庶华告辞时，她的于老伯却与往日有别地伸出手来。啊，这温暖的手啊！……
凌庶华就这样办好了请假手续，如约在“五一”前夕来到了香港。王火先是因接到她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和信而狂喜，可接着又收到她的信，上面说：她因心力交瘁，已经病倒了。所以“五一”之前无论如何回不来上海了……
组织上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对王火说，既然已回到香港，又病了，那就不着急了，等她回来吧！
可王火怎么办呢？作为国家干部，他已不可能到香港去接凌庶华。这时，年迈的母亲便挺身而出了。极有爱心又敢作敢为的李荪坚决要去，而且自己到派出所去申请办理了去香港的证件。于是母亲在6月上旬经广州到了香港。
然而，情势突然逆转。台湾实行了恐怖的“戒严令”，特务可以“匪嫌”的名义随便抓人、杀人。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有如抗战前的南京雨花台，还有青岛东路军人监狱，还有台东绿岛……凌庶华除了怕连累两家铺保，又怕连累家人尤其是双目失明的父亲。台湾来的家信也变了调，劝她还是回去。凌庶华善良、孝顺，她是一个忠诚、性子刚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子，更是一个绝不自私、不愿连累别人的好女子。她的思想便一时走进了死胡同，觉得既不能对不起家人和保人，也不能对不起王火，便只能到香港修道院去做修女，来摆脱这种矛盾，或者只有一死了之，用自杀来超越障碍，解决难题。
母亲李荪和凌庶华一起住在王火复旦同学的家里。她劝解凌庶华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她说：“天下事，总该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一个两全之计，如果死能解决难题，我们就想办法去‘死’！昨晚我一夜未睡着，终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马上独自搬到旅馆去住……”凌庶华突然睁大了被泪水浸泡得明显肿着的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嘴里喃喃自语：“是的，我独自搬到旅馆去住……”
后来，便发生了我们在本文开头看到的情景：凌庶华在王火母亲李荪的引导和陪伴下，把金银珠宝和首饰等物托人捎回台湾，把其他行李、衣物全部留在小旅馆，再留下一纸“绝命书”，宣布“跳海自尽”，制造了一个假自杀的现场，便在炎阳如火的7月中旬的一天出现在上海成都南路99弄5号楼下王火的家里。从此，凌庶华改用小时候使用的名字——凌起凤。“凌庶华”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却活着回来了！
二、你们的情，你们的爱/早就曾感天动地/既有诗情画意，更有山盟海誓/从此终生相守/就像琴瑟和鸣，山水相依//眼下有多少人把感情当作儿戏/怎能比你们精心呵护，珍惜，爱得一心一意/哪怕死亡都不能让你放弃/啊，当代“梁祝”何处寻/原来王火起凤便是。
1952年8月11日，由组织出具证明信，王火和凌起凤坐一辆三轮车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结婚。除了姓名地址之类例行公事的问答，法官问了两个问题：是否结过婚？是自愿而非包办的吗？听到明确的回答，法官便起身与新郎新娘握手祝贺。他俩只是每人交了两张照片付了五角钱便领到了结婚证。啊，这一声祝贺，这一纸证书都是起凤与王火用生命和信念换来的。
革命年代一切从简。但原先家里的主厨金万春师傅说无论如何要热闹一下，便由他操办了一桌酒席让家里人和较近的亲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喜宴。
王火1953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在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任主编助理、编委，实际主持刊物编辑工作。由于毛泽东1960年冬在《中国工人》的封面上批了“拆庙搬神”四个字，王火他们便在1961年6月底离开北京去了临沂。王火在临沂一中（省重点中学）一干就是22年，先当副校长后当校长，“文革”后到省新闻出版局，也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10月，王火应邀到四川成都，先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后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直到1999年离休。
凌起凤在临沂一中一度想安排当语文老师，王火按自己的经验认为还是不在教学第一线为好，便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山东临沂，再到四川成都。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王火与起凤始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有红过脸，也没有吵过一次架。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尽人皆知，有多少夫妻能像王火起凤这样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到永远啊！
十年浩劫中，王火最感意外、屈辱和恐怖的，是在夜审、批斗之后，他竟然被“活埋”过。
1968年初秋，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王火和起凤正和衣而卧。孩子已送去上海，房间里被查抄过的物件东倒西歪，大门早被踢掉了，他俩睡的是无门之屋。窗户都被批倒、批臭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密封着。忽然，几个红卫兵大声吆喝：“快出来！”他们说是高一学生集体开批斗会，接着架起王火就往会场跑。王火心里明白了：高一学生是新入校的，全是在初中经历过冲冲杀杀的红卫兵。可为什么要在半夜来开批斗会呢？怕是有什么新花样吧？
终于，王火踉踉跄跄地被架到离住处约五百米的一片梨树林旁。但见人头攒动，如鬼影憧憧，红色横幅高挂，写着“牛鬼蛇神批斗大会”。接出来的电线上都是二百瓦的大灯泡，把会场内外照得雪亮。王火在晃眼的灯光下，看见几乎可以组成一个中学班子、被糟蹋得不像人样的一些人依次被迫在会场上跪了一长溜。他们是书记、校长、团委书记、各部门教师，甚至伙房工人、会计人员等等。
王火被狠狠地摔倒在批斗会场的中央。乱哄哄中，有人大声领着念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口号声中，坐在一排审判桌中央的几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教师便吆喝王火交代“滔天罪行”。
王火没有什么“滔天罪行”，便只好从“执行教育黑线”交代到“执行文艺黑线”，一件件事，一篇篇文章地交代那些早已交代过好多遍的“罪行”。他们不耐烦了，大声呵斥：“闭上你的狗嘴！”几个红卫兵便把王火拖到一边也揿着他跪下。
接下来，新来的高一红卫兵因为不认识人，搞了个张冠李戴，该斗张三却揪出李四来斗，然后又“哄”的一声哈哈大笑，接着还高声大叫：“错了也是活该！”并将被斗者的脑袋摁在地上咚咚咚地猛磕。
有人被打断了手臂，有人被打肿了脸。有人在流鼻血。跪在地上的王火只觉得寒气从膝盖蹿上大腿，双腿不但疼痛酸麻而且冰凉。他冷眼观察眼前这闹腾了个把钟头的闹剧，正庆幸自己不再挨整，却不料审判席上的红卫兵吆喝着，竟把王火以外的“黑帮”、“反革命”、“阶级敌人”全部押回去，让他们“滚蛋”，却让王火留下来。王火立即察觉情况不妙了！
果然，审判席上突然有人高喊：“快坦白交代罪行！”
王火说：“刚才已经交代过了呀！”
“要交代爆炸性的罪行！”“要交代你干特务、杀人的材料！”审判席上传来凶神恶煞的叫喊声。
哦，原来是要我来唱压台戏！王火心想：还会有什么新花样呢？便从容地说：“没有，我没有当特务，也没有杀人！”
“没有？还说没有，那就活埋了你！”紧接着，“他妈的”、“不老实”、“反动”、“混蛋”……骂声倾盆而来。
王火悲愤地想：你们才是混账王八蛋呢，任随你剜舌挖眼吧！没有的事你们无论怎么胡栽到我头上来，我死也不会承认的！
也闹不清什么时候了，王火突然发现天上有了月亮。望着暗淡冰冷的月光，他不想再说什么，便沉默地摇摇头。
又听到有人杀气腾腾地念语录了：“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王火想：亏你们找了这样一条语录出来，真是幼稚可笑啊。
想不到语录刚念完，一个尖厉的声音竟真的下了命令：“活埋！”“把他活埋！”……活埋？王火以作家的想象力也是一千个没想到，一万个没想到啊！
几个高一的红卫兵把王火猛拽起来。跪的时间长了，两腿已经麻木了。他们便架着王火往旁边的梨树林里去。临沂一中的梨园里到处是师生劳动时为给梨树施肥挖下的深沟。每个深沟都有棺材那么长那么宽。一不留神，王火竟被扔进了“棺材”。他本能地挣扎着往外爬，又被揿下去。接着真有人挥动铁锹往“棺材”里铲土了。“哗，哗——”土石像天女散花般地扔得王火头上、身上哪儿都是。王火不禁想起自己看到过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时活埋中国人的照片！受此凌辱，反正也不想活了，就被埋在这里朽化成泥土吧，便闭上了双眼。
有闪烁的鬼火在树丛中的衰草里荧荧浮动。王火太疲劳了，真是身心都疲累到了极点。他太想彻底地休息了。受到命运的播弄和伤害，王火心中仇恨的火花被引爆了，他打心眼里仇恨这些把中华大地破坏得无以复加的罪人们。
王火又一次闭上眼睛。岂料这又是红卫兵为了取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红卫兵突然又把王火从肥料坑里拽了出来，跟着踢了一脚，揶揄地高声吆喝：“王校长滚蛋！滚！”……（请参看王火著《在“忠字旗”下跳舞·夜审、活埋……凄凉岁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啊，“文革”“文革”，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凶作恶、丧尽天良！王火这样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居然在“文革”前期被中学生红卫兵“活埋”过！这种匪夷所思的恶行和罪行，此前为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屈辱和迫害实在太多太多！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如果谁对“文革”还恨不起来，对“文革”和极左路线还心存宽容和谅解，那我只能问：你的良心底线在哪里？！我只能说：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王火起凤在临沂和另外三家人住在一个美丽、宁静的小院子里。居室的左边是欣欣向荣的兰草，右边是长得小树似的正在盛开的月季，还有邻家的蜀葵、夜来香、茶花、蝴蝶兰……都在争芳斗艳，矮墙上攀缘着丝瓜藤，这和睦安静的小院年年从春夏直到金秋都是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可是，在“文革”那疯狂、荒谬的年代里，王火成了“批斗对象”和“专政对象”，抄家，批斗，囚禁，“活埋”无尽的折腾……宁静的小院闹翻了天。我曾经以为，王火没有历史问题，又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不会有太惨的遭遇吧？却不料还是难逃一劫！什么罪名呢？“反动学术权威”呀，“邓拓、吴晗、廖沫沙，王火和他们是一家呀！”于是，房前屋后，甚至门、窗、床帐上便都贴满了“批斗”“打倒”之类的标语和大字报；翻箱倒柜地抄家，120多万字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即《战争和人》的初稿）等被抄走了；终于要把王火带走，把他关在“牛棚”里接受审查——还是小学生的女儿王凌不让红卫兵把爸爸带走，竟冲上前去和中学生红卫兵撕扯，当然也无济于事。王火起凤原来用着的保姆——原先答应为她养老送终的50岁的老妈妈当然也得立即卷铺盖回原籍。
王火被隔离审查后住的是单间，就在自己住宅的后面。这里日夜都有红卫兵守着，200瓦的电灯泡也日夜照着。晚上，家里开了灯便可以隔窗相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老妈妈临走时，王火还能看见她招手告别。因为起凤平日工作出色，素质极好，善良，富有教养，讲信义，重感情，能和谐与人相处，所以两派红卫兵都没有为难她，谁也不会去欺侮她。他们曾经借送饭把字条塞在馒头里互相联络、通信息（王火借口吃不完馒头不好浪费又退还给家里）。起凤通过字条给王火打气鼓劲，让王火备感温馨。虽然后来为了安全起凤主动停止了这传字条的活动，但王火在被隔离之后和红色风暴肆虐的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他的后方是稳固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王火实在想不通：他费尽心力写成的小说怎么会成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斗倒、斗垮、斗臭”，要抄家、关“牛棚”，要殴打、游街、夜审、“活埋”……但起凤让他冷静面对，是起凤让他备感温暖，觉得十分安全因而在苦难中仍然是幸福的——这使我想起了文坛中有些大师级的人物最终走上自戕之路，就因为“群众专政”之外，还有“家庭专政”哪。哦，王火毕竟还是幸运的！
1998年4月20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后，何启治与获奖者王火（右2）以及朱寨（右3）、王火夫人凌起凤（右4）、胡殷红（右5）合影。
经历过“文革”暴风雨洗礼的爱情更纯净，更坚贞！
除了紧张的工作，王火最迷恋的就是写作。在北京时期，在可以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甚至把自己的腿和桌子腿绑在一起来伏案写作，就为了用这种极端的做法来克制自己外出游玩的欲望。实在说，他也是把别人用在游玩、打牌、下棋、唱歌、跳舞等种种娱乐活动，甚至是休息的时间尽量节省下来，专心致志地用在写作上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起凤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多少家务活。王火曾经对我说过，就是起凤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把她送到医院安顿下来就算完事，以为把她交给医生护士就行了。至今想起来都后悔呀！语气既带自责也颇无奈。
1999年冬何启治（中）与王火、凌起凤合摄于成都王宅
通常的情况是：王火在书桌上伏案写作，起凤就坐在书桌对面那张靠背椅上，静静地陪着。有时看看书报，更多的时候是拿起王火写好的文稿，一页一页地看；有时给王火倒杯水，轻轻地放在书桌边。当王火停笔问她：怎么样？她总是微笑着说：行！也有坦陈作为第一位读者的印象，提出很好的意见让王火改。王火便会高高兴兴地照办。
直到起凤永远地告别了人间，王火便会想起这些温馨的情景，他就想哭。但已经是天上人间生死两茫茫了。
2001年冬天的晚上，成都的冬夜变冷。王火和起凤在灯下聊天，心里暖洋洋的。王火看着起凤已显苍老却依然美丽的脸，忽然说：“七姐，假如有来生，你愿意我们再做夫妻吗？”
王火以为起凤肯定会痛痛快快点头的，却不料她却沉思着，眼帘耷拉下来，忽然摇头说：“不！”
“为什么？！”王火出于本能地反问。
起凤叹口气说：“六哥呀，不是你这个人不好，只是做人太难，太苦了，下辈子我不想做人了！”
王火愣在那里，脑海里闪过《浮士德与魔鬼》中的那句话（“我有入世的胆量，下界的苦难，我要一概承担。”）想劝劝起凤，但又觉得她说的是真话，一点也不过分的真话，当然也不是开玩笑的话。他忽然发现起凤很伤心。
王火自己心里也难过，他不禁后悔刚才说的与起凤来生再做夫妻的话了，便说：“对不起，那，下辈子我们就不做夫妻吧！不，我们都不投胎算了！”王火想把起凤逗笑，却不料她忽然注视着王火说：“不，来生我们还是一起过吧。”
王火想，她这是迁就我，使我不受伤害。但有过我们这种生死恋的人，有过几十年酸甜苦辣感受的人，什么话是真，什么话是假，不是一清二楚吗！王火一时语塞。
第二年，2002年的7月，是王火凌起凤的金婚（五十周年）纪念日。四川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为他俩办了一席金婚福寿宴。物质上说是比较朴素的，他们也没有刻意打扮自己，但还是郑重其事地披红戴花，在祝寿贺金婚的喜庆横幅前照了相；又用他俩年轻的照片合成，为他俩特制了结婚纪念照。
组织上的关心让王火起凤感动。当晚，王火一高兴便禁不住拉起起凤的手，半开玩笑地说：我生于1924年农历7月17日，你生于1924年农历8月13日，七姐你比我晚生了二十多天，有了我所以才有了你，上天是为我把你送来人间的，也就是说你是为我而生的……却不料，起凤很认真地回应说，六哥，就算我是为你而生的吧，可现在我们都快八十岁了，我们老了，我怕侍候不了你多少日子了，以后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呀！王火看她这么认真，急忙表白说，不不不，我们彼此会好好互相照顾的。来日方长，我们会生死相依……
却不料，后来起凤竟然真的渐渐病重了。
2008年5月12日，王火与起凤同在一张大床上午睡，忽然被地震震醒。王火反应较快，立即扶起凤起床。只见卧室中间的大吊灯像荡秋千似的来回晃动，人也站不稳。橱门有的已被震开，五斗橱上的照片框“啪啪”地摔倒。王火想，肯定是严重的地震，应该赶快下楼（他们住二楼）到室外去。但他俩已是84岁的老人，起凤平时就晕，现在站都站不好，还怎么跑？！王火只好扶住起凤，拉她到卧室门框下站住，心想“立柱顶千斤”，万一房子塌了，至少脑袋可以得到保护……原来这就是举世震惊的、离成都92公里的汶川8级大地震（死七万多人，失踪一万七千余人，伤三十七万多人）。当时，王火顾不了别的，只能牢牢地扶住起凤，紧靠着门框站着。起凤出于本能地说：“六哥，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呀！”王火安慰她说：“房子坚固，不要紧的；你别慌，有我呢！……”
起凤的病从此加重。2008年10月30日王火给我来信说：“近来起凤病重，我也心脏血压不好，住了半个多月院，刚出院返家。”又说：“起凤的病仍需治疗，但恐怕无效。目前全赖我服侍，她已生活难以自理。人到老年，可怜之至，奈何！”字迹潦草，焦急惶惑之心情跃然纸上。所谓“全赖我服侍”是强调起凤对王火的依赖。其实是请了两个保姆日夜轮班照顾她。但起凤就是离不开王火，还是要求王火与她在一张大床上休息。
不料，一年多之后，一次意外事故便使起凤的病情急转直下。王火在2010年10月19日给我的信里说：“5月31日起凤跌跤，重伤头部，急送医院救治，我陪同住院……起凤经此一跌，病情更重了，奈何！”通话中知道，原来，起凤患病以来，王火除了为她请了保姆，还一直按她的要求在一张大床上休息，照顾起凤可谓无微不至。5月31日早上9时半王火起床后照平时习惯在外面转转，10时进屋，即意外发现起凤摔倒在床下，头部撞在床角上，血流满地，即急送医院抢救。
起凤摔倒几个月后，2010年9月王火有一封排印好的署名致好友的信，略谓：
两年多来，由于起凤患病，五次病危在医院抢救，我心力交瘁，既不参加活动和会议，也早封笔。由于她的病情怕传染感冒，遵医嘱闭门谢客，断了与亲友们的联系，深感歉疚和失落……这期间，承许多亲友用信及电话不断地进行安慰……深觉温暖，特在此衷心致谢致敬。
起凤起初是夜间小脑中风，接着脑萎缩加剧，心脏、血压情况都不好，血压有时低至高压八十，低压三十左右，人近乎昏迷。中间又因并发肺炎造成危险。今年5月31日不幸跌了一跤，猛撞在锋利的床沿上，以致左额摔出一寸多长的创口，流血遍地，将她及时从血泊中抱起送医院急救，缝数针幸而挽回了生命。由于医院条件不如家里方便，目前已出院在家继续治疗。她体重不足七十八斤，但病情已较平稳。请了专人看护，全家悉心照顾她。她只能说极少极简单的话，但心里还明白。对她说话，她大致也能了解。我们全家继续做好长期救治她的准备。末了表示：“我和起凤都过了86岁了，所幸我身体还好，顺乎自然地生活还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