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选择

——回眸文学编辑四十秋（代自序）

广受注目的“卖饭记”

从1992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的《深圳特区报》《新闻出版报》《光明日报》《大连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漓江》《芳草》《芙蓉》《新华文摘》等杂志，以及海峡对岸台北的《中央日报》等近二十家新闻出版单位分别以《卖饭生涯——大陆教授在纽约》《唐人街的唐教授》《中国教授在纽约》等大同小异的题目，或选载或连载，或全文刊登一部讲述大陆教授在纽约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故事的纪实文学作品，而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则主动向作者组稿，将它结集出版。

《中国教授闯纽约》，这部从大江南北到海峡对岸持续数年颇受关注的纪实文学作品，就是我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国探亲并一度到纽约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的文字收获。作品中的“唐教授”就是我，故事中写到的一切，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见闻和思考。

知道我要去美国探亲，作家柯云路对我说：“老何，你去美国探亲，机会难得，我不想劝你写什么东西，倒是希望你留心观察那里的生活——任何新鲜的生活对作家来说，都应该是一笔财富。”而另一位在1989年6月14日亲自送我到首都机场的好朋友、颇具声望的中年评论家冯立三却对我说：“启治，你自费去一趟美国不容易。我劝你不必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而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观察、了解美国，回来认真地写一本真正的书。”

一个劝我不一定写，一个劝我认真地写一本真正的书。但他们的意见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让我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好好地观察、了解一下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超级大国。

这也符合我的心愿——有人说美国的月亮最亮最圆，当然也有人说我们自己的月亮才又亮又圆；那么我们何妨改变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从彼此月亮的阴晴圆缺中，取长补短而不断地完善自己呢？我想，作为还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去观察体验生活，应该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决非人云亦云的印象。

也许，正是这些主客观原因，使得《中国教授闯纽约》不但具有题材的新鲜感，而且能够“真实地、丰富地（既有中心场景又有其辐射圈），有吸引力地展示了纽约华人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情景……”（冯立三）较之许多浮泛的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它也“更具有个性……纪实，达到了逼真的程度；叙述，达到了生动形象的文学层面”（李炳银）。

除了这部给作者带来相当可观的“双效益”的《中国教授闯纽约》，十多年前，我还曾以传记文学《少年鲁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版）获得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以报告文学《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合作，载《当代》1981年第5期）获得1981年—1982年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人到中年，又经历过十年浩劫，能有如此创作成果，似可聊以自慰了吧。但在我看来，在我回眸往昔的时候，我想说，就创作而论，我只是一个在碰到机会时不敢偷懒的业余作者罢了；如果要说自豪，那我只能因为我终身的职业编辑生涯感到自豪，它使我同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不期而遇。

《古船》《大国之魂》《白鹿原》

我是广东龙川县人，1936年9月生于香港。关于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旋即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直到1999年退休，又同时返聘到2003年，才完全离开工作岗位。

择要而言，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过校对、编辑及《当代》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1992年起为主管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其间，先后担任过《中华文学选刊》创刊主编、《当代》杂志主编、中国作协中直工作委员会委员。1982年参加中国作协，1989年被评为编审。退休后仍任《当代》杂志顾问、人文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系终身职业编辑。

四十多年来，我除了本职的编辑工作，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甚至有点奇特的经历可以一提：先后下放河北丰润县农村锻炼（1960年），参加中宣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西文水县刘胡兰的故乡搞文化调查（1964年），到上海原荣氏某申新纱厂粗纱车间当“临时工”（1964年），为中国作协赴大庆慰问团最年轻的团员（1965年），是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战士”（1966年）；1974年至1976年，作为当时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师，我在青海格尔木和拉萨等地工作过，还曾不甘寂寞地筹办并主编过西藏格尔木中学的文学性校刊《红柳》；1976年10月至1980年底，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又一次接受鲁迅精神的熏陶，感受鲁迅的博大精深；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国探亲，在纽约的华人餐馆和华人衣厂有过一段意想不到的打工生涯，等等。然而，几十年来，我的青春和生命主要还是耗费在中国当代文学方面。我曾经和自己的同事们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一般地说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才，但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在当代文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巨人”之一。伺候好这个“文学巨人”就是我们光荣的责任。

1960年，河北丰润县的田野上。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度时艰。左起：何启治、徐恩颖、施咸荣、谢素台、马毅民、邵守严。扶犁者为大队长老李。

我这么想，也是尽心尽力地这么做的。

1986年五六月间，年轻的张炜带着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到北京来找《当代》。这时，我刚刚担任《当代》杂志的副主编，第一次受主编的委托负责终审长篇小说。

1966年初夏，何启治摄于英雄墓旁

《古船》描述的故事是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回溯到40年代的胶东土改乃至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年代。这深沉厚重悲壮动人的故事让人读来回肠荡气，感慨良多。其中关于土改，更不乏惊心动魄的场景。我读后认定这是一部真实感很强、塑造了一些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大作品。当即决定在《当代》1986年第5期全文刊发经张炜略加修订的《古船》。

《古船》在当时还有二十多万发行量的《当代》发表后，果然引起强烈的反响。

然而不久，在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古船》受到了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意识形态领导人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连电话记录都没有），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而我也不得不据理力争，坚持自己对《古船》的基本评价，强调要维护党的文艺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并以个人名义向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立下“军令状”，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这样，才使《古船》得以在1987年8月由人文社正式出版。

在我看来，当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有来自领导的批评意见时，对自己经手的稿件能够排除私心杂念，采取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编辑良好的职业道德最重要、最集中的表现。

《大国之魂》，是我1990年6月从美国探亲回来后面对的第一部比较复杂的书稿。

“走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我（右一）与罗君策（左一主刀者）等五七干校同学平生头一遭硬充“屠夫”。（1971年）

其时，我刚刚成为主持《当代》日常编务的常务副主编。经过调查研究，我首先排除了题材重复、美化美国等似是而非的问题。我强调要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看待四川青年作家邓贤辛苦经营数年、反复修改多次的这部《大国之魂》。我通过具体的分析后指出：在滇缅印战场与日寇周旋的确实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军队，而作品着意通过二战中滇缅印战区的故事来透视中日英美等大国的民族之魂，无论对中国军队、中华民族的优劣，或西方盟友和日本侵略者的长短，都作了严肃冷峻的剖析和充满激情又真实准确的表现，角度独特，发人深省，无疑是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有分量有魅力的好作品。

针对作品的现状，我提出删去一些枝蔓，特别是全部删去作者家世（其父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的运输兵，其母是蒋纬国的妻侄女）这些部分，但一定要保留第一次在我国战争历史文学中披露的日本军队组织随军慰安妇的内容（约两万字），从而可以在全稿31万字中选用最精彩也是相对完整的部分（约二十万字）刊发于《当代》1990年第6期。后来香港、台湾出版的《大国之魂》，所用的便是精粹凝练的“《当代》版”。31万字的全稿则于1990年10月由人文社出版。

《大国之魂》一鸣惊人，邓贤也一跃成为四川较有影响的、备受海内外瞩目的青年作家。

1992年早春，我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血之作——长篇小说《白鹿原》。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读完陈忠实这部长篇小说之后，虽然有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但总体上一致肯定《白鹿原》是一部既有历史深度和新鲜感，又有可读性，既有突破旧观念的认识价值，又有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

我先签署了分两期（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在《当代》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又在1992年9月调任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后，签署了作为重点书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这样，这部描写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色彩斑斓、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便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我就这样成了《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也是它的责任编辑之一。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白鹿原》自1993年6月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以来，总印数早已超过百万册（含初版本、修订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系和精装本等），而其盗印本不下十种，其印数与正版接近。如此看来，说《白鹿原》的总印数在两百万册以上，当不为过。

然而，如此为读者酷爱的《白鹿原》面世以后，在好评如潮之外，确实还有另一种声音。除了学术争鸣之类的意见尚属正常以外，《白鹿原》确实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一方面是没有正式的批评意见，连电话通知我也没有接到，书照样印，可就是不让宣传，好像允许出书就是天大的恩赐似的。这就如同被晾在无物之阵里，让人深感压抑而又无奈；另一方面是，虽然《白鹿原》诞生以来，先后获得陕西省作协组织的第二届“双五”最佳文学奖和“炎黄杯”人民文学奖，但它在具有官方色彩的各类评奖（如“国家图书奖”）活动中均告落选，而在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的评奖活动中，它连候选的资格都被主持会议的临时负责人粗暴地勾销了。

我对《白鹿原》所受的不公平对待深感不满。

1996年11月，我写了《从〈古船〉到〈白鹿原〉》（载《漓江》1997年第1期）一文，在《永远的〈白鹿原〉》这一专节中，我理直气壮地肯定：“《白鹿原》是堪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评论家蔡葵、何镇邦看到文章后主动打电话来表示赞赏。老蔡说，现在这样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为好作品呐喊的文章太少了。

后来，《白鹿原》几经周折终于在1997年底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中榜上有名。我备受鼓舞，立即撰写《欣喜·理解·企盼》一文，表示由衷的祝贺，对《白鹿原》并非伤筋动骨的修订也表示了相当的理解。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组在无锡组织了一次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请与会嘉宾举出20年来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并略述理由，作为对新时期以来优秀出版物的肯定与回顾。当主持人李潘把话筒交到我手里时，我很自信地说：“作为一个文学编辑，20年来我最看重的一部书就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理由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除了《永远的〈白鹿原〉》，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和它的作者，我还写了《〈白鹿原〉档案》《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等近十篇文章，累计有近10万字，都是毫不犹豫、理直气壮的肯定与赞美。这在我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完全是自觉自愿去做的。

在《古船》《大国之魂》和《白鹿原》这三部重要作品的编辑经历之外，还有两件往事值得一提。

其一，是阿来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开头并没有被《当代》某些看过此作的编辑所看好。我后来意外看到这部小说之后，作为主编立即决定选载此作的一部分于《当代》1998年第2期，并为此撰写了对《尘埃落定》备加赞赏的“编者按”。

其二，是由于我的支持和推荐而在《当代》和人文社连续发表、出版作品的柳建伟，于1998年至2001年2月终于又完成了一部规模宏大、以西部某省会为中心舞台，在经济建设的矛盾纠葛中抒写人物命运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这部长篇由于高唱主旋律又被某些同事所不认同。但我认为只要坚守文学的本分，唱响主旋律不一定就不好。何况此作歌颂了各种各样的时代英雄，包括来自底层的平民英雄，而且又是柳建伟心血之作《时代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北方城郭》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重围》，都获得较高的评价）。我们应该将《三部曲》完整地推出。虽然当时我已退休，但我的意见还是说服了其他同仁。《英雄时代》于2001年3月出版后，我应约撰写了《谱写时代的英雄乐章》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而柳建伟则在送给我的样书上热情地题写了这样的话：“恩师何启治先生存念经您培育的《时代三部曲》出齐，愿与您共享这一阶段性成果……”下署：“学生柳建伟敬呈2001年4月成都”。

2005年4月11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于评出，《英雄时代》榜上有名。这时候，一位同事回忆说，当年何老师就说过，《英雄时代》不但该出，说不定还会得个茅盾文学奖呢！可见，一个有眼光、有主见的编辑，该坚持时就得坚持，可不能人云亦云啊！

此外，在新时期、在当代文学的编辑岗位上，我还为一些重要作品或文学新人有艺术个性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衰与荣》（柯云路），《大上海沉没》（俞天白），《女巫》（竹林），《南京的陷落》（周而复），《商界》（钱石昌、欧伟雄），《秦牧全集》（秦牧），《陈国凯选集》（陈国凯），《赤彤丹珠》（张抗抗），《文学评论家丛书》（陈荒煤、冯牧主编，共十六种），《惑之年》（母碧芳），《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张雅文），《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周梅森），《缱绻与决绝》（赵德发），《我是太阳》（邓一光），《霹雳三年》（王火），《牵手》（王海鸰），《歇马山庄》（孙惠芬），《狂欢的季节》（王蒙），《似水流年》（姚蜀平）等等。当了几十年文学编辑，成果不过如此，但毕竟是尽心尽力地为作家服务过，还是可以聊以自慰吧。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

回顾几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难忘在人生的长途中有过两次面临重要的抉择。

何启治编辑的部分作品书影

头一次，是在“五七”干校的后期（1972年），广西一些大学到湖北咸宁去挑选老师。我可以选择去大学教书，却终于还是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3年夏天回到人文社的小说北组当编辑。这是从教还是从文的选择。

第二次，是如前所说的自费到美国去探亲。1990年在纽约，我可以留下来，肯定会衣食无忧，家人、子女将来跟着我移民也当不成问题。但这一来，我将面对终生的精神痛苦和灵魂的拷问。我最终还是在一年探亲假满之前选择了回国重操旧业——依然做我喜欢做的文学编辑工作。这样，我在物质上只能求个温饱，至今也不过住在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老式楼房里，但在精神上却一直感到相当愉快而富足。这可是去国还是回来继续报效祖国的选择。

柳青说过，人生的成败在于关键的两三步要走好。（大意）我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作了正确的选择。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考虑到这几十年来的政治、社会环境，如果我们对人对事都不苛求的话，我在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时候，会从心底里感到快乐而欣慰。

90年代一次笔会上与作家和同事们合影。左起：洪清波、刘醒龙、何启治、邓一光、朱盛昌、王干、汪兆骞、文乐然、胡德培、常振家、周昌义、周大新

无怨无悔，愧则有之

人活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慢慢就会对自己的大半生作一些回顾。这时，我往往会问一些朋友和一些知名人士：迄今为止，你此生感到比较得意或比较满意的事情是什么？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自己，我这个离开学校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终身职业编辑会毫不犹豫地说，此生比较满意的就是做了自己比较有兴趣，又是比较有意义的文学编辑工作。

然而，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呢！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刚上初中二年级的13岁的少年。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有迎接新生活的热情和狂喜。我很快就考入名校中山大学附中（当时的校址就在鲁迅生活过的大钟楼——如今的鲁迅博物馆），进入高中后又合并到华南师院（师大）附中。我先入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入队（少先队），当团干部，当学生会主席。1954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以后，还是当校团委宣传部长之类的学生干部，并在195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拥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心里充满阳光，哪里会想到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呢？！

首先遭遇的是1958年的所谓超英赶美的“大炼钢铁运动”。美丽的珞珈山立即成了烟熏火燎的炼铁厂，大操场上似乎在一夜之间冒出了一大片土高炉。学生宿舍的铁门都拆了化为铁渣，不管哪个专业的师生都轮班上第一线去炼铁，中文系有半年没上过一堂课……学生们发牢骚了，团干部们有意见了。这一切汇集到我这个中文系团总支书记这里，我便以团干部代言人的姿态向上反映。结果是被判定为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白旗”，平生头一遭招来了满墙大字报的批判。我的典型言论“难道大学生是廉价劳动力吗？”被画到一张漫画上，从一只线条轮廓相当柔媚的狐狸的口中吐出。我只好在批判大会上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和“白专道路”思想。我是经历过1957年“反右”斗争的人，为什么不会吸取经验教训呢？恐怕还是性格使然吧——我不是张牙舞爪、剑拔弩张的人，但总以为有话就要说出来。何况，又是那样自信呢！

第二回，是在“文革”之中，略经犹豫，便依然响应号召，起来“造反闹革命”。那结果可想而知，是在1970年寒冷的冬天，遭到了几个月的隔离审查，是有十几年党龄的青年编辑成了“‘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又是平生头一遭迎来了“车轮战”式的反复批斗和“逼供信”的折磨。连续几天几夜除了吃饭排泄和“老实交代”的权利，竟不许有一分钟的睡眠！满耳是“交代！交代！交代！”和“抵赖！抵赖！抵赖！”之类的连珠炮。到末了便出现了幻视和幻听——把一根小小的火柴棍看成面目狰狞的大棒，把围攻者的厉声质问听成了梦幻似的天方夜谭……于是，我又被迫在全连（社）大会上作了子虚乌有的“交代”。到第二年，在“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在主持运动的军宣队不闻不问的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自己贴大字报公开为自己平反。

今天回想起这些事情，作为终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服务的工作人员，我依然无怨无悔，虽然愧则有之。

所谓愧，一则指40年来的编辑工作本来可以少一些失误，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一些。马失前蹄的突出例子是，1991年六七月间，由于最终没能说服老主编，《当代》与张炜的长篇小说力作《九月寓言》失之交臂（详见我的《是是非非说“寓言”》（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二是想起自己在拔“白旗”、揪“五一六”和历次以“左”为特征的政治运动中，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羞愧和汗颜。但我又想，情况这么复杂，谁又能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能作出美丽的选择呢？！

何启治已出版作品（部分）书影

岁月无穷，人生有限。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两件有价值的事情就不错了。就此而论，我的确为自己终身职业编辑的选择而感到欣慰。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2004年12月，我借给赵克勤学长祝贺70华诞为他写贺联的机会，也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写了一副回顾大半生编辑生涯的对联：

白旗红旗五一六覆雨翻云谁论定

长稿短稿三六九为人作嫁我甘心

落款处自书：六十八岁启治自嘲。多少年来，面对长长短短的各种稿件，把它们分成三六九等，分别作出留用、退改或不用处理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编辑生涯，我真是乐此不疲，甘之如饴呵！

在祝贺我70华诞的美好日子里，我的兄长似的好朋友、以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王火赠贺联一副：“南山峨峨生者百岁，天风浪浪饮之太和。”而另一位好朋友、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则赠诗曰：“亦有文章传海内（指我有《文学编辑四十年》等九种著作面世），平生豪壮二编书（指推出长篇小说《古船》和《白鹿原》）。为人作嫁岂言苦，端的乾坤一腐儒。”王火和西来兄的真挚友情让我感动。

人生易老天难老。就算“人生百年”，比起漫长的人类史来也实在是微乎其微。今天，我们并不是，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生活在至善至美、完美无憾的社会中。下一个千年的人类在审视今天人类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们还有太多的愚昧和落后。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自己短暂的一生完美无缺呢？本着这样的信念，在我已年过古稀的时候，虽然早已是白发稀疏，近视眼也已深达1450度，却依然快乐地读书、看稿、写作，每天还坚持到社区花园里漫步，每周坚持游泳锻炼……

正是：夕阳无限好，何须叹黄昏！

2006年2月20日草成

2009年11月30日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