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哈乔夫囚徒生涯的最后几个月是在白海运河建筑工地度过的(是费佳·罗京贝格叫他到那里去的)——他在熊山、兹瓦诺克、基赫温等几个铁路车站上工作。他担任货车调度员，完全胜任担负的职责，成绩优秀，甚至获得了“白海建筑工程突击手”的光荣称号。1932年8月初发来了指令，让他去熊山领取刑满释放证书。在这之前不久，利哈乔夫的父母还有他的弟弟尤拉来到基赫温看望他，尤拉酷爱游泳，尤其擅长扎猛子。父母和尤拉在基赫温很高兴，他们愿意整个8月都在那里度过。但是利哈乔夫坚决不同意，他在这里早就待不下去了。他总结似的说道：“我在施帕列尔羁押所关了九个月，在索洛韦茨基岛关了三年，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待了九个月：熊山车站、兹瓦诺克车站、基赫温车站。”
就在当年8月上半月，他们几个人就回到了列宁格勒。得到的印象并非喜悦。正如利哈乔夫所写的：“从1917年到1950年，家里的气氛一直很灰暗，很少明亮时刻，难得欢欣快乐——喜悦似乎已经绝迹。人们断绝了来往，害怕被当成资产者，被拒之门外……几十年中能够记住的唯一亮点——是夏里亚宾的蓝色上衣。有人说，国外的汽车是彩色的，我不敢相信……在被捕之前，订购了一件制服(用了40卢布，价格很贵！)。订购的衣服是深蓝色的，可是我总觉得是黑色的。我坐牢期间，弟弟尤拉穿了这件制服。等我从集中营回来，父母给我买了黑色的粗呢子制服，一直到战争结束我都穿这件衣服。除了一件肥大的深棕色托尔斯泰式短上衣，其他的衣服全都是黑色的。没有刮脸刀，要想刮胡子只能使用推子推。”
他不期望有任何高兴的事。他们家的生活水平急剧地下降了。父亲失去了以前的职位，同时失去了位于奥拉宁巴乌姆街一处很好的公家住宅，如今他们一家人住在离原来的住所不远的地方，在拉赫金街一所公共住宅里，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是工程师凯萨列夫一家，他是利哈乔夫的大哥米哈伊尔的朋友。
如果突然有人上门来登记(这种事很不简单)，那么工作就可能遇到麻烦。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本人正千方百计地宣传在白海工程中“锤炼改造”干部取得的成就，想方设法支持“经过改造”的干部，准许他们在大城市定居，排除障碍为他们安排工作。可实际上当权者不太相信领袖这“善良的冲动”(难的是他们又不能不对此负责)，当权者不愿意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安排工作，即便那些“运河开凿者”怀里揣着优秀证书。除此之外，由于利哈乔夫突然被捕，没有来得及领取大学毕业证，尽管他听了几乎所有该听的课程，还撰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为罗曼—日耳曼课程写的，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莎士比亚作品在俄国的传播，另一篇是为斯拉夫—俄罗斯语言课程写的，题为“牧首尼康的故事”；然而很久以后他才能得到大学毕业的证明，而步入生活，得到安置却不容拖延。关键时刻拯救他的还是父亲。在利哈乔夫的一生中，父亲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父母到索洛韦茨基岛的探视，使利哈乔夫“躲过”了枪毙的厄运，其他几次探望都给了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撑。现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凭借自己与图书出版界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儿子安排工作，并让这个职位尽量与儿子的兴趣和才能相吻合。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曾经在印刷所担任工程师(那时候德米特里还是大学生)，同时还在图书之家书店兼职(书店楼顶上有座地球仪，很多人都知道那里又叫金格尔之家)，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就坐落在那座大楼里。因此，还是大学生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就能借用父亲的图书证在国家出版社图书馆里学习。现在他们父子俩到这里求职，出版社对这一老一少十分了解，他们接纳了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让他担任文学编辑。
他刚刚开始着手工作，忽然胃溃疡复发，疼得要命。索洛韦茨基岛留下的恐惧不会轻易消失。再者说，恐怖依然存在。周围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捕入狱。镇压的浪潮尚未平息，相反——越来越汹涌高涨。痛苦影响到了身体健康：利哈乔夫上班坐电车时晕倒在车厢里，口吐鲜血。在医院里，医生告诉他的父母，由于失血太多，抢救过来希望不大。抢救他的外科医生阿勃拉姆松，当时也有风险，内心害怕，他及时地为利哈乔夫输血。连续地住院挽救了利哈乔夫，使他避开了被驱除出这个城市的厄运(当时出版社拟定了“驱除名单”，其中就包括利哈乔夫的名字)。命运第二次拯救了他！后来，他长期在疗养所里休养，借助读书忘掉疼痛和惊恐，读有关艺术的著作，有关文化史的书籍。出院以后在家里休养，继续读书。生病期间，他失去了工作。父亲安排他在印刷所里担任外语校对员。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本人经历了很多痛苦，他的父母分担了他的苦难与焦虑。
1934年利哈乔夫被调到科学院出版社当校对员，出版社坐落在涅瓦河沿河街一座古老的楼房里。校对图书清样，眼睛特别劳累，但这并未妨碍他下班后如饥似渴的阅读，他认为必须阅读的书籍数量不是减少了，反而增加了。伟大的学者总是伴随着伟大的激情与志向。
心地善良的利哈乔夫对校对工作特别痴迷(何况这仿佛继承了父亲做过的事，他的一生很长时间献给了书籍出版)。利哈乔夫跟其他同事一起编辑出版了工具书校对员手册。有段时间，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校对——将是他终生的职业，让他能安心在此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不为人知，不受打扰，钻进巢穴。
运气不错！他的同事校对员当中，也有不少人曾有被捕的经历。他回忆道，基洛夫遭到暗杀以后，街道上空空荡荡：人们尽力什么地方也不去，害怕被什么人看见。利哈乔夫就躲避在他的校对“洞窟”里。但是，写作、从事学术研究的强烈心愿，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他。
利哈乔夫自己也承认，一开始，写作并不顺利。原来他上的学校虽然都很好，那里传授给他广博的知识，教导他如何思考，却没有教给他怎么样写作。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据利哈乔夫回忆，由于教室里寒冷，手指颤抖，写字都很困难。
他在大学里写的学位论文，一篇写莎士比亚在俄国，另一篇探讨“牧首尼康的故事”，可能都包含着有价值的思想，但利哈乔夫承认，文章写得很幼稚，没有可取之处。句子与句子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无论如何写不成一篇有条有理的文章。
普通人很容易跟自己的缺点和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也有不少名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格外自尊自爱。他们的缺点似乎被他们的成就衬托得更加明显。利哈乔夫跟他们不同。他一辈子不懈追求，精打细算，那些嫉妒他的人甚至说，他时时处处追求完美，令人生厌，对于进入他的视野，跟他的学术研究无关的东西，他甚至从不理睬。因此杰出的学者很多——可利哈乔夫却只有一个。
他开始学习写作。现在，用这个句子来描写大名鼎鼎的利哈乔夫显得极不恰当……但确实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绝大多数平常人自认为他们的写作能力不错。“写得再好——有什么用呢？”但是利哈乔夫找到和阅读的书籍，以他的观点看来，全都写得才华出众，首先得是文学艺术大家——阿尔帕托夫、吉韦列戈夫、穆拉托夫、格拉巴里、弗朗盖里等人的杰作，他在写作中尽力模仿他们的风格。经过顽强的努力——他确实获得了成功！
离开监狱，重返正常的生活，利哈乔夫写的第一篇严肃的论文标题为“小偷语言特点初探”，发表在《语言与思维》杂志上，立刻遭到了米哈伊尔·沙赫诺维奇的猛烈批判，他认为这是“有害的胡言乱语”。但当时有名的语言学家和艺术家如阿巴耶夫、贝霍夫斯卡娅、巴申贾吉扬等人都给予赞扬或肯定。利哈乔夫的第一篇文章使他在语言学家中出了名。那时候担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奥克斯曼，认识利哈乔夫，就约请他到文研所来工作。利哈乔夫是个有自制力也很谨慎的人，尤其是经历了苦役之后更是如此。他明白，类似于沙赫诺维奇的抨击文章发表以后，通常被批判的作者会被逮捕。他明白，遭受苦难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不过，“科学的召唤”毕竟比恐惧更有力量。重要的是，他一生的志向已经确定。他的第二篇论文也已经准备就绪，要交给《语言与思维》杂志，将在文集中发表。
1935年利哈乔夫结婚了。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马卡罗娃，是他的终身伴侣、重要的助手，也是他的激励者。她从新罗西斯克来到列宁格勒，在他们俩相遇之前，她已经成了真正的列宁格勒人，说话几乎听不出俄罗斯南方的口音，后来乡音就完全消失了。
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有个外孙女，名字也叫季娜，祖孙两个人同名。季娜·库尔巴托娃在她的回忆录中满怀着敬爱，详细地讲述了外婆的经历。外祖母和外孙女特别亲密，这种情况很常见。
两个季娜一起看影集里的照片，影集是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从新罗西斯克带来的，里面有她年轻时的很多相片。
“啊！这是我和宁卡·乌尔瓦切娃的合影！”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大声说，立刻显得年轻了。她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影集里有很多长辈和亲戚的照片——黑头发、宽肩膀，季娜伊达长得也是那种模样。年轻时她乐观开朗，精力旺盛，擅长游泳，游过宽阔的新罗西斯克海湾根本就不当成一回事。
从照片上看，即便在饥饿的二十年代，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依然穿着漂亮，面带笑容，在伙伴当中显得尤为突出。“外婆年轻时像电影里的明星一样！”外孙女季娜这样形容。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回忆说，年轻的时候，她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大家有说有笑，可是他们只喝茶、吃面包。
尽管那是段暴风雨般的岁月，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却对社会活动不感兴趣，让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没有加入“共青团”。虽然他们家不是贵族，她父亲只是普通的劳动者，可是他们不喜欢红军。从照片看，所有的家庭成员和亲戚穿的都是白军的服装。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回忆说，白军进入新罗西斯克的时候，她的亲人当中有一个欢呼道：“我们自己的人来啦！”一切苦难都来自布尔什维克，来自革命和国内战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季娜伊达梦想上大学将来当医生，但是未能如愿。她刚刚二十岁的时候，母亲得伤寒病死了。她父亲后来没有再结婚，成了单身汉，操持家务的重任都要由季娜来承担。马卡罗夫一家搬到列宁格勒的时候，季娜二十七岁。经过学习她成了会计，进入出版社工作，就在那里遇到了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季娜伊达带大了三个弟弟，从饥饿、严寒和贫困中救助了他们，她看到米佳·利哈乔夫，感觉他仿佛是自己的弟弟。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最初对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的情感并非是赞赏，恰恰相反，是对他的同情。利哈乔夫受胃疼病折磨，日常生活没有规律，给人留下了很凄惨的印象。“可怜的人！”季娜伊达跟同事说话时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天气都冷了，他还穿着球鞋！”谁又能料到，就是这双球鞋决定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起初是同情，给予帮助的意愿，对于好心肠的回答，于是——逐渐产生了爱情！现在，利哈乔夫拥有了最可心、最出色的生活伴侣——他能展翅腾空飞行，在很多方面要归功于妻子的支持。
……后来，利哈乔夫告诉外孙女季娜，他爱穿球鞋，实际上并非由于穷，他在集中营里多年劳动，习惯了穿球鞋，觉得走起路来轻快方便。因此无论生活有多大变化，他都对球鞋心怀感激！
利哈乔夫去世以后，他的卷宗里积攒了许多资料，从中查阅，偶然发现了有关家庭生活的记载……以前他认为科学研究是最重要的事业，谈论家庭琐事似乎羞于启齿。不过，现在请看：
……在诺夫哥罗德等待孩子出生。步行去沃洛托沃，去涅列基查……回到拉赫金斯大街9号楼12号住宅，自己家住在五层。公共住宅里有三个房间，工程师科萨列夫是米沙的朋友，也住在这座楼里……父亲坚持把有两个窗户、最大的房间让给我和季娜居住。父亲住进了那个小房间，那里有土耳其沙发，还有我们全家的食品贮藏柜。祖父夜晚看书。进深长、有一个窗户的房间给祖母住，那个房间很“豪华”：有画家莫塞的冬季风景画，还有戈别林双面挂毯。尤拉和第一个妻子尼诺契卡离婚后，也住进了这个房间。在我们有两个窗户的房间里，还摆放着一些皮革作坊的下脚料，那是上个世纪末谢·米买来的，想做成玩耍的牌卖给弗拉基米尔俱乐部使用。以前还有一架“基杰里克斯”牌的钢琴，不得已只好把它收拾起来。折叠床藏在沙发后面。
……我们去了小马路的产科医院。早晨助产士打来电话说：生了两个女孩儿！
奶奶维拉·谢苗诺夫娜高兴地叫着说：“我们哪能一下子抱两个孩子呀？”巴尔曼斯基在出版社对我说：“孩子都是上帝的赏赐啊！”……哭起来争先恐后地哭，要生病两人也一块病，要淘气一块儿淘。不过，欢乐也是双倍的欢乐。先出生的女婴起名叫维拉，跟外祖母同名，好让她多照顾，后出生的女婴叫米拉，这个名字好听，便于一块儿庆贺。工会基层委员会给孩子买了礼物：两张儿童用的小木床。坐着汽车带着小木床回家，非常得意！因为维拉哭的时候更多，她的小床紧挨着季娜睡的轻便折叠床，另一张小床伸手也能够得着。夜晚12点，闭着眼睛的维拉被抱到妈妈的床上，跟妈妈一块儿睡。我从出版社回来，胃溃疡发作，一阵阵疼痛。季娜失去了出版社的工作——出版社做了编排分类以后，我把稿子带回家进行编辑剪贴。跟熟人和朋友尽量不见面，免得再次被捕入狱。
年轻人希望幸福，他们为幸福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难以预见到生活将给他们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家庭是无可挑剔的，谁也不记得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争吵。利哈乔夫总是很克制，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不愿意跟人交流。不过，了解他们家庭的人都说他们夫妻俩的关系充满了温柔和信任，遇到最艰难、最棘手的事，他们总是两个人商量怎么应付，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对于当时困扰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那些难题立刻给予理解与包容。
最揪心的事，当然是怕再次被捕。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回忆说，每天早晨看到楼梯上张贴的居住者名单都很害怕，所有被捕者的名字当即从名单上勾掉：上帝保佑，千万别落入“人民公敌”的行列！被勾销的名字逐日增多。所有这些危险日子利哈乔夫都熬过来了，他感觉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光明。
1937年之前他一直做校对员，当然，他不止一次想过：莫非这就是任职的顶点？不过从另一方面着眼，这项工作让他处于“不显眼”的位置，不必对那些尖锐的问题表态，免去稍有不慎说句错话就被捕的危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过：“主要的是任何会议都不参加，但是我每天都看新闻。再说当时我确实患有胃疼病。表决清除(指持续进行的一致声讨‘人民公敌’的运动——瓦·波按)意味着迅速的灭亡！但是这样的死亡表决，我从来都不参与！”
那个时候这当然属于一项功德。躲避表决当然要做得不被觉察，可是危险正步步逼近。有一天他因为胃溃疡躺在医院里，城市里恰巧进行例行的公民证登记——这是一次相当严峻的事件。凡是有“不当行为”者或有可疑行迹的人，都不颁发新公民证，这就意味着将被驱逐出这座城市(这还算是从轻发落)。利哈乔夫的“同案犯”苏霍夫和捷列霍夫卡已经陷入公民证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这时候，利哈乔夫年轻的妻子采取了坚决的行动来拯救她的丈夫。她知道在出版社担任学术校对员的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马斯蒂科从小认识克雷连科，而这位克雷连科现在担任人民司法委员会的委员，此人以严厉残忍著称。要劝说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去见克雷连科并不容易，女人大都不愿见年轻时交往过的男人，出现在威严的人民司法委员面前毕竟叫人害怕，何况还要提出这样的请求，弄不好结果会很凄惨！但是季娜一再恳求她，还把自己非常好看的上衣送给她作为酬谢。这样一来果然拯救了丈夫。克雷连科对待小时候的女友态度很好，答应给她帮忙，不料等利哈乔夫去面见克雷连科的时候，他在接待室当着很多人的面，冲着利哈乔夫大吼大叫，好像这位人民司法委员在面对面斥责一个“求情者”。了解内情的人事后解释说，克雷连科本人也处境危险，“头顶悬着利斧”，这种当众斥责是为了显示他的“革命警惕性”，这种戏剧性的演出目的是要挽救他。实际上他完成了小时候女友的委托，几个月以后从人民司法委员会寄来了一封公函，宣布撤销了对利哈乔夫的起诉文件。
利哈乔夫打起了精神(有这样的好妻子无往而不胜！)，他下决心从校对员“地下室般的工作状态”中走出来，转入科学研究，他的第一篇论文题为《小偷语言特点初探》，属于语言学研究范畴，论述尖锐、大胆，让人感到震撼，曾引起一片哗然。利哈乔夫写了第二篇论文以后，决定报考研究生，选定的目标是语言研究中心——语言文化研究所。那里汇集了语文学界的精英——日尔蒙斯基、梅夏宁诺夫、施什马廖夫。
利哈乔夫的申请被接受了。他提供了“白海建设工程突击手”证书。斯大林对著名的白海运河建筑工程突击手的喜爱是人所共知的。
不料，在有些警惕性很强的同志看来，利哈乔夫在这个“伟大的熔炉里”并没有锻炼为“真正的苏维埃人”。因此报考研究生未被录取。一开始考历史，利哈乔夫在回答问题时提到了布哈林的著作，而这样做当时是不允许的，是犯忌讳的……为此，不少党员相继被捕，难道你不知道？这样一来回答别的问题时间也来不及了。这一门考试失败了。
第二门是专业考试，表面看提的问题很简单，回答问题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要一一列举很长很长的一串很难记住的术语，利哈乔夫(心里已经明白，这是故意刁难)感到很生气，决定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有名的语言学家，以后没有发现这个人还有其他的卑鄙行为，因此利哈乔夫不想说出他的姓名。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偏题怪题”呢？现在我们只能加以猜测了：究竟是受到了政治压力，还是纯粹出于“嫉妒心理”？很可能这两个原因会掺杂在一起。不过，我们对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士不必想得过于悲观。很可能考场上也设有“陷阱”，我们最好还是记住那些光明磊落的时刻。
过了一段时间，利哈乔夫的大学老师，大学者维克多·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见到他的时候，很委婉地对他说：“我听说，我们研究所的门您居然没有敲开？”利哈乔夫回答说，这是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最为温和的一种结果了。又过了两年，日尔蒙斯基本人也经历了被捕(说不定这次谈话就是被捕的原因？)，这位学者亲自建议利哈乔夫到语言文化研究所来工作，因为他在那里任职，利哈乔夫也想进入那个单位。但是利哈乔夫谢绝了。看来起作用的是他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利哈乔夫外表很随和，可是他记性很好，遭受的屈辱不会忘记。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迷上了俄罗斯古代文学。
向科学的第一次冲击失败了，利哈乔夫又回来担任校对员，出乎意料的是得到了一次提升——由于编辑组长去度假了，他就临时坐到了组长的位子上。这个位子被称为断头台绝非无缘无故，很难想象它是个很危险的职位。在这里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是最后的决定。被派来的，准确地说被秘密派来担任主编的是——党员达耶夫，他有权随时解除利哈乔夫的职务(随之而来的就是逮捕)。“要保持警惕性！可是身为编辑组长的利哈乔夫丧失了这种警惕！”利哈乔夫被解除了职务，答应他可以“按合同工作”。这之后可能会被逮捕。可随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利哈乔夫杰出的能力之一就是——在陷入绝境的时刻化险为夷，出奇制胜！谁也想不到他居然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即普希金之家)，开始在俄罗斯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
利哈乔夫的学术研究工作几乎都跟涅瓦河沿岸的学术机构有关：起初是大学(原为沙皇政府十二部所使用的楼房，还是彼得大帝在世时由建筑师特列基尼设计建造的)；然后是科学院出版社，带圆柱的古典风格的建筑是由克瓦林基设计的；接下来是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带圆形穹顶的高大楼房，是由建筑师卢基尼设计的，离沙嘴角很近，在那里涅瓦河分为大涅瓦与小涅瓦(以前那里是海关大楼)。
彼得堡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并非突然诞生的。1899年成立了纪念普希金百年诞辰委员会。一开始它只打算为诗人建立一座纪念碑，后来又想到收集这位大诗人的手稿、著作以及跟他生活有关的文物。用沙皇下令拨发的资金购买普希金的藏书，后来在巴黎发现了大收藏家亚·费·奥涅金有关普希金极其丰富的收藏品，在这之后收集普希金遗物与手稿、收集普希金同时代作家的手稿的工作一直持续下来没有间断。其中主要的一部分藏品是由鲍·利·莫德扎列夫斯基收藏的。正是他撰写并留下了《普希金之家的章程》。普希金之家正式创建于1905年。那里不断收集与许多俄国作家有关的藏品。普希金之家起初设在科学院，1927年搬迁到原海关的大楼。
临近1937年普希金之家拥有了另一个名称——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在收集文物藏品的同时，展开了深入的科学研究工作。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开始在这里的俄罗斯古代文学组上班。
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奥尔洛夫把利哈乔夫介绍到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工作。利哈乔夫在科学院出版社担任校对员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院士。奥尔洛夫为人胸襟宽阔、大胆、性格奔放，喜欢站在普希金之家二楼的平台上跟经过那里的人大声说话，不怕别人侧目而视或恶语相向。起初奥尔洛夫因为一些小事曾跟利哈乔夫发生过争执，在他看来，这个“校对员”爱吹毛求疵，后来他们有机会互相交谈，利哈乔夫的知识水平让奥尔洛夫感到惊讶。在这以后，只要奥尔洛夫到出版社来办事，他们俩就会交谈很久。利哈乔夫被赶出出版社之后，在普希金之家担任研究所副所长的奥尔洛夫不容反驳地提出：“我们要利哈乔夫！”一开始利哈乔夫在普希金之家被分派到出版组，但是他经常参加俄罗斯古代文学组的会议。有一次利哈乔夫受到傲慢的指责，感到委屈，就不辞而别离开了研究所，奥尔洛夫找到了他，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回俄罗斯古代文学组——这之后利哈乔夫在这里一直工作了五十七年，成了他想成为的杰出学者。既有权力又单纯质朴的奥尔洛夫就这样决定了利哈乔夫的命运。从1937年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都在普希金之家工作。他的全部学术生涯都在这里度过。
1937年俄罗斯古代文学组的负责人是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阿德里阿诺娃-别列特茨。她在利哈乔夫的生活与工作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毋庸置疑，她了解利哈乔夫的“履历表”，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彼此相处得很好。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是著名文学理论家别列特茨院士的遗孀，她是俄罗斯真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别列特茨院士当年享有盛名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有趣的假说。他做学术报告时常常介绍“才具中等”的俄罗斯作家，他们被天才作家的光芒所遮掩，往往被人忘记，他强调说，正是这些“中等”的作家描写刻画他们的时代最为准确，而天才作家最擅长表现自己的心灵和智慧，很难依据他们的作品去评判现实情况。他的论断无疑具有某些真实可信的成分。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在基辅大学上学时是别列特茨的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妻子。教授坐在中间与那一班学生合影的照片至今还挂在俄罗斯古代文学组的墙壁上(俄罗斯古代文学组后来升格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研究室)。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担任研究室主任期间，研究室的学术环境非常和谐、自由、富有创造性。与高门大嗓、言辞激烈的奥尔洛夫不同，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为人文静、和善，她从来不会对发言者“痛下针砭”，而是想方设法寻找出路，纠正疏忽与错误。她的住宅舒适优雅，成了所有同事最喜欢的聚会场所，她常常约请同事们到家里做客，慷慨大方地款待他们，温和而友好地帮助他们解决学术研究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她善于发现同事们的才能，引导他们进入最适合的渠道。当考古研究所约请她为《古代罗斯文化史》撰写十一至十八世纪文学一章的时候，她把这项工作转交给了利哈乔夫，她的眼光非常准确。
对于利哈乔夫来说，是古代罗斯拯救了他。还在索洛韦茨基岛他就研究高雅的修道院，其中的圣像使他摆脱了痛苦和屈辱。现在，利哈乔夫沉浸在古代罗斯的文化中可以躲避当代生活给他的惊恐。可以说，恐怖的现实把他放逐到古代罗斯——而他在那里得到了自我救赎。
“……我记得生活还没有安顿好的惶恐，”利哈乔夫写道，“父亲给季娜一点钱过日子。我们从来不去电影院，不去剧院。带很多工作回家来做。两个女儿在成长。她们俩常到爷爷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的房间里去玩，爷爷喜欢给两个孙女好吃的东西，他中午在印刷所吃饭，晚上给自己买火腿肠、鲟鱼(当时不太贵)。奶奶维拉·谢苗诺夫娜常常跟爷爷吵架，一生气就不给他做晚饭吃。”
在利哈乔夫笔下，两个孪生女儿，一对小姊妹性格互不相像。维拉生性活泼，保姆带她们俩出去玩的时候，维拉常常跑到街道的另一边，不愿意跟随保姆走(这似乎已经预示着多年以后她的遇难死亡)。住在别墅的时候，维拉喜欢去邻居家串门，找那个腼腆的小男孩儿一起玩，她们私下称呼他季卡林。维拉还喜欢让小猫米亚克丽娅趴在她的肩膀上，带着它转悠……
“夏天，我们在磨坊溪一带租了别墅，”利哈乔夫回忆道，“有浴室。天气闷热……我们住在赫洛波夫尼齐新村别墅的时候，我已经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工作，无尽无休地修改和抄写有关基辅罗斯文学那一章(阿德里阿诺娃-别列特茨提供的课题——瓦·波按)，这部著作在战后获得了斯大林一等奖。这一章修改了不下十次，每一次都让语言更精炼，直到读起来像散文诗一样和谐流畅。遗憾的是编辑的修改破坏了内在的节奏。”
1941年6月11日，利哈乔夫进行了副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十二世纪诺夫哥罗德往年史汇编》，当时他仍然和父母及两个女儿居住在公家住宅里，合用的厨房里只有一个水龙头，隔壁住着个出卖灵魂的告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