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那个美好的夏天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件。论文答辩非常出色，两个女儿健康成长叫人高兴。稍不顺心的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因为论文答辩安排在6月11日进行，利哈乔夫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了这件事情上，再加上助理研究员薪酬比较少，因而暑期租用别墅的事处置得不够妥当。高级研究员的称号和相应的薪酬增长要等到8月，到那时全部生活将发生悲剧性的突变。而现在只租到了比较便宜的别墅，地点不在他们喜欢的卡累利阿地峡一带，而是在城市南边的西韦尔斯地区，在那里全家人差一点儿丢了性命。
星期天在浴场听人说爆发了战争(西韦尔斯地区，奥列杰日河畔，沙岩下面有一些很舒适的小浴场)。有人在上面走，提到基辅遭到了轰炸。一开始人们尽力压制心中的惶恐：一种可能是没有完全听明白，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以为说的是当时常常进行的防空演习。
但最坏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战争！！！刚开始，人们像往常一样，尽力躲避灾难，不让恐惧感淹没了一切。就算是那边某个地方发生了灾难，可我们这里还安全；万一战争从旁边绕过去，我们还能过从前舒适的日子，那是花费了很多心血才安排好的生活呀。利哈乔夫决定把家人留在别墅，他返回城里去工作。
不料德国人的进攻非常迅速，他们很快就推进到了列宁格勒附近。别墅区的邻居巴尔芒斯基救了利哈乔夫一家人的性命，他是利哈乔夫在出版社的同事，曾做过白军军官。巴尔芒斯基偶然听说了德国人正渐渐逼近(没有官方通告，了解真实的危机状况非常困难)，他想办法弄到了一辆汽车，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利哈乔夫的妻子及两个女儿离开了西韦尔斯，这样一来他们才算脱离了险境，因为德国人很快就占领了那片地方。
1941年夏天，利哈乔夫一家人去植物园游览时拍了一张非常重要的照片——那时候战争已经爆发。照片上的两个女孩儿衣着美丽，面带笑容，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本人身穿考究的浅色大衣，看上去仪表堂堂。不过，他的目光充满了忧虑，似乎看到了未来的苦难。他确实已经感受到了这些凶险正步步逼近。当权者没有向市民通报城市可能会陷入包围，人们受到了蒙蔽，没有任何准备，其结果是大量平民遇难死亡。领袖们关心的不是这场危机，而是他们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更加重要。所有涉及危难来临的言论都受到清除，甚至遭到惩罚。与此同时却掀起了打击间谍的风潮，同过去一样，形成了与现存危险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场运动，对普通民众加强了控制，那些看上去与众不同的人往往被视为危险分子。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考究的浅色大衣被认为是一种炫耀，因此不止一次被视为“可疑分子”，特别是那些不辨真伪的孩子更热衷于这样做。他们像契卡工作人员一样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有几次跟着利哈乔夫奔跑，用手指点着他的大衣喊叫：“间谍！间谍！”新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普通民众有显著差别的人——就是敌人！
研究所学术秘书米哈伊尔·潘琴科有一天提着个箱子去澡堂洗澡。有些“警惕性很高的公民”立刻对他产生了怀疑：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苏维埃政权所有令人反感的特征在战争爆发之初急剧膨胀。显然，平民百姓的安危从来没有进入领导者的考虑范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自救。利哈乔夫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他在植物园拍摄的照片目光是那么忧虑。正是凭借他在集中营的痛苦经验，防患危机的习惯以及为此早作准备的谋划，才在九死一生的围困中拯救了他的家人。陷于困境者的誓言是：“不畏惧、不相信、不祈求！”只有靠自己的机灵应变寻找时机才有望得救。尽管当局的严厉法令引得“人心惶惶”，他储存了粮食、土豆，几次去药房购买了十一桶鱼油：要尽最大努力保全两个女儿的性命。他还烤了大量的面包干，装在枕套里存起来。后来他责骂自己说：“为什么不想得更长远？为什么不储藏更多的食物？”当权者似乎在想方设法“蒙蔽”平民，折磨百姓。在集中营里消灭“人民公敌”——围困仿佛为当权者大规模消灭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时机。包围圈越来越收缩，上级却下令用军用列车把粮食、食品运到城外，在巴达耶夫储存场大量焚毁：这就是他们吹嘘的“警惕性”！警惕性用错了方向——总是怀疑自己人。利哈乔夫写了围困时期的回忆录，文字尖锐、坦率，是我读过的有关列宁格勒陷入围困危机时期最为惊心动魄的回忆录之一。
利哈乔夫回忆道，他曾经看见城市上空罕见的红彤彤的云彩，那是在巴达耶夫储存场焚烧葵花籽油。那些油可以供给多少市民食用啊！
社会上有些人似乎注定了要丧失性命，虽然他们没有任何“反苏维埃”言论或行动。当包围圈形成封锁后，首当其冲要被饿死的是那些来这个城市出差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是为国家效力，要办理的事情也很重要。但是不发给这些人口粮卡片，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难以活命的还有那些躲避德国人，想进到城里来的农民，可是不放他们进城，列宁格勒四周停满了载着男女老幼的车辆。
当权者对待基洛夫工厂的工人态度也很恶劣。其实这些工人本该值得珍惜：因为工人阶级不是被宣布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阶级吗？此外完成重要的军事物资供应的任务恰恰落在这些工人的肩上。由于基洛夫工厂接近前线，工人们的住宅大多在工厂附近，因此他们被抛弃了。即便他们到了新地方，“没有资格”领取口粮卡，他们成了头一批被饿死的人。生命遭到了唾弃！国家才是“人民的头号公敌”——在城市陷入包围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利哈乔夫怀着无所畏惧的精神与责任心记载了这一点。正是他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勇气，因此才获得了举国推崇的威望。
利哈乔夫还勇敢地写道，当权者置人们的生死于不顾，那种社会条件不仅导致肉体的死亡，而且造成了大规模的道德沦丧。在正常的符合人性的社会条件下道德规范发挥作用，而在违背人性的社会条件下，道德规范就趋向瓦解崩溃。无所畏惧地写到这一点的利哈乔夫，列举了不少事例：亲人之间互相抛弃，互相揭发，互相蔑视，一些人由于得不到他们认为按规定可以得到的口粮，就会反目成仇，置亲人于死地。当然，造成市民大量死亡的首犯无疑是国家——利哈乔夫在他的回忆录《围困：我们怎样活下来》中对这些苦难的叙述既准确，也很大胆。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在一连串的谎言中，当权者甚至撒谎说，人们每天靠“八分之一磅”面包还能工作，并且活下来。官方拍摄的有关围困的影片中甚至带着骄傲的口吻提到这一点：“何等顽强啊！”实际上这是弥天大谎！其实这“八分之一磅”的面包常常是领不到的！为了得到这“八分之一磅”的面包，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必须夜里两点起床，穿过冰天雪地的城市，整宿排队。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就这样从饥荒中挽救了全家人的性命。在有些家庭，没有人夜里去排队，领不到这“八分之一磅”的面包，全家人就活活饿死了。
对于政府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更重要的工作是——描绘“群众性英雄主义”场面。这当中牺牲了多少条生命啊？……牺牲得越多，越显得“英勇悲壮”！
按照上级要求每个单位都宣布了似乎是自愿组成的“民兵”名单。报刊骄傲地报道未经训练的、没有武器的民兵奔赴前线。缺乏枪支(平均十个人一条枪)——这是军事秘密！民兵的大量牺牲也被报道为表现了爱国激情。当有的人(比如文学研究所学术秘书米哈伊尔·潘琴科，未来的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潘琴科的父亲)拒绝参加民兵时，他立刻就被开除了。后来米哈伊尔·潘琴科参加了军队(毕竟在组织和枪支装备方面比民兵要稍强一些)，不久他就在战场阵亡了。
文学研究所的同事被大批裁减，裁减名单是研究所所长寄来的，他本人住在莫斯科。裁减名单(随时张贴在机关门口)本质上就是死亡名单。被裁减的人立刻被剥夺了口粮卡，很快就陆续死亡。利哈乔夫讲到过一个被裁减的同事，仍然住在研究所里，因为他的住房被占据了，所有同事都亲眼看到他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幽灵。
这样的灾难绕过了利哈乔夫。他有过坐牢的经验，知道该如何应付突发的不幸事件。他穿着保暖的罗曼诺夫羊皮半大衣(那是对索洛韦茨基岛的纪念)，拄着奥尔洛夫送给他的结实的木头棍子。由于服苦役时损坏了身体，不符合参军的条件。
然而正是他留下了最准确、最深刻、最无所畏惧(也最可怕的)有关围困的回忆录。大多数作家都在撰写苏联神话，他不愿意那样写作，他要记录实际发生的苦难。有关列宁格勒英勇捍卫者的神话当然有它的依据，但是利哈乔夫记载从轮船上下来的水兵在沿河街向敌人开枪射击的同时，也记载他们闯进普希金之家砸碎了珍贵文物橱窗的玻璃进行抢掠。有关那个时代(包括以前的时代和随后的时代)最精确的见证——都出自利哈乔夫的手笔……
他详细而诚实地讲述了他和全家(除了父亲)如何得救。他们储存了咖啡、十公斤土豆、十一桶鱼油。除此之外，卖了古董文物，还有祖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赠送的礼物。有时还可以去找住在城市附近的农民，用珍贵物品交换食品，那时候农民还没有因饥荒而饿死。那些被派去挖战壕的市民，把荨麻运回来，用它煮汤。利哈乔夫一家的救命人，按照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说法，当然是他的妻子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早在围困之前，她就准备了烤面包干。除了每天夜晚坚持排队领取面包，她还去找农民的大车，用自己好看的衣服交换食物。并非随便什么东西都能交换，只有女人最时髦的衣服和物品最容易出手。当时穿着最漂亮的主要是食堂服务员、厨师的妻子、女售货员，她们被称呼为“围城中的女皇”。
利哈乔夫一家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外孙女季娜在她的回忆录中说，从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举止就能立刻看出他们是被围困的人——他们把桌布上的面包屑收集成一小撮，下意识地送进张开的嘴巴里。
利哈乔夫回忆说，有一天冒着炮火走过通往宫廷广场的桥梁，他走得很慢，走了很长时间(腿疼走路吃力)，他突然对自己说：“挺住这一刻——一切都能挺过去！”
这是对自己的激励，或者说是祈祷，也可以说是誓愿，大概这种信念帮助他熬过了一切苦难：然而围困对他的考验尚未结束。
在利哈乔夫看来，围困造成的主要灾难与其说是肉体的痛苦，不如说是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有些人的做法在平常岁月里是不会出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可当时的生活本身就很荒谬。利哈乔夫如实地讲述了他的老父亲吃东西时大声喘气，嘴吧嗒吧嗒的声音很响，这让他很受刺激。当然父亲有病，跟所有被围困的人一样，经常挨饿，但是这并不能舒缓他难受的心情。
列宁格勒被围困的第一个冬天最为可怕，稍后食物供应略有改善，利哈乔夫的父亲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就在那时饿死了。城市里食品供应极其紧张，生活的各个方面依然令人恐怖，即便家里死了人，也不能正常埋葬。亡者的遗体被放在小雪橇上拉到人民之家附近的公园(那里后来成了列宁公园，旁边有“巨人”电影院)。遗体被丢弃在那里——然后有汽车运走。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就这样用小雪橇把他去世的父亲拉到那个公园，把遗体丢弃在那里……送葬的人们浑身冰凉，仿佛他们的心也被冻透了。
也有的人还活着，就被抛弃了。听说作家协会大楼的膳宿公寓过几天开门，著名学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专家科马罗维奇的妻子和女儿，就把他送到了大楼(位于沃伊诺瓦街，就是过去的施帕列尔街)门前，扔在寒冷的台阶上，就匆匆忙忙离开了，要不然她们俩就赶不上火车，自己也性命难保。要谴责这两个女人恐怕也过于残忍——人们被置于非人的条件下，往日的道德准则就不起作用了。
莫德扎列夫斯基的家人把年迈的老母亲丢弃在火车站上，那儿有开往疗养地的列车，但检票员不让老太太上车。还有个研究所的“官员”，简直卑劣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公然把他的情人带到了大庭广众之中，不怕普希金之家的众多同事侧目而视。
围困摧毁了人类所有的道德守则——日后再想恢复那些规范极为艰难。四十年代，跟三十年代一样，给社会道德、给往昔的“高尚修养”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摧残。
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的父亲亚历山大·马卡罗夫也死了。作为女儿，她当然尽可能地去看望父亲，不过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拯救利哈乔夫一家人上。那时候人们不得不做出可怕的抉择——拯救什么人，让他活下去，撇开什么人，任由他去。
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想办法“结识”了投机商贩罗尼卡，用家里值钱的东西跟他换米和油。两个女孩儿能吃上葡萄糖，那是利哈乔夫凭他得到的营养证领取的。按照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要求，两个女儿背诵普希金诗歌。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细心观察，从事创作的人能顽强地活下来：写作、绘画。创作使他们摆脱了绝望——精神状态在艰苦岁月能起很大的作用。
不过，利哈乔夫在寒冬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临近死亡的边缘。
1942年3月学者之家开办了提供饮食的膳宿公寓。谢天谢地！幸亏利哈乔夫在战争爆发前夕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不然的话他就没有资格进入膳宿公寓，那就只能饿死了。利哈乔夫回忆说，经过长期饥饿，特别想吃东西，正是在那里第一次闻到了一碗热粥的香味儿。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体力渐渐得到了恢复。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雇了辆雪橇来接他，回家时没有用雪橇：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自己步行走到了家门口。四周的水洼在闪光。春天来临了！
后来传唤他去斯莫尔尼宫。利哈乔夫回忆说，走进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里他被“酒足饭饱的气味”所震撼，他想起了那个被解职的研究所同事，没有口粮卡，奄奄待毙，幽灵一样在普希金之家徘徊彷徨。
利哈乔夫在斯莫尔尼宫得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跟文学家玛·阿·吉哈诺娃合作，在难以置信的艰苦条件下撰写《俄罗斯古代城市的防御体系》一书。这本书写得很出色，有爱国激情，文字质朴，装帧美观，古代历史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据一位见证者回忆，甚至在敌人炮火攻击下，奥拉宁包姆小广场上仍然有人朗诵这本书。利哈乔夫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以俄罗斯古代的榜样来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尽量不涉及“复杂的”现实。人们承认，某些军事术语，比如“壕堑”、“防坦克桩”最早都是出现在这本书里，整个战争期间被广泛引用。
利哈乔夫不仅从事写作，也挽救了家人的性命，必须承担的工作，他都出色地完成了。敌人轰炸时，他和其他同事熄灭一切灯火，然后一起站在普希金之家的房顶上值班警戒。1942年他被授予“保卫列宁格勒”奖章。外孙女季娜回忆说，外祖父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这枚奖章，把它看得最重，甚至超过那些最高的奖赏。
出书的成就，乃至荣获勋章都难以让他免除灾难——那时陷害别人轻易就能骗取巨大的功绩。那一年，利哈乔夫被传唤到一个“机关”，要求他“提供帮助”。利哈乔夫拒绝了。于是他们让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下场，一个带枪的士兵把他押送到地下室。可利哈乔夫有过坐牢的经历，他知道，最可怕的就是——精神崩溃。当被押送到上边来时，他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要挟，甚至还冲那些人笑了笑。有人递给他一张纸：
“把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全都写出来！”
“这一点我难以答应！”顽强的利哈乔夫说道。
“为什么？”
“我说梦话的时候会说出来。”利哈乔夫不无讽刺地说。
他被释放了……但被取消了通行证，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他的口粮卡，难免会饿死……然而生活再次验证了：正确的道路是最可靠的。他们一家人被列入了疏散名单(看起来有警惕性的机关也有疏漏的时刻)——因此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