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位于施帕列尔街的一座不起眼的三层楼房，原来是关押政治犯的旧式监狱，列宁曾在里面坐过牢。
新政权倾向于行政机构越简化越好，这个地方现在被简称为羁押所。从前这里关押革命者、反抗专制制度的斗士，现在由于“政治原因”在这里关押各种各样的人：过去的“社会上层人物”(比如，彼得格勒童子军军长舒瓦洛夫伯爵)。他旁边有个乡下来的男孩子，因偶然观看涅瓦河上的快艇，侦查人员发现他对“技术秘密”极感兴趣，觉得他形迹可疑，就把他抓进来关在这里。
利哈乔夫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把自己在施帕列尔羁押所的观察，跟另一位大学者、著名史学家安齐费罗夫的坐牢印象进行了非常精确的比较，后者也曾被羁押在这座监狱。也就是说，监狱——成了挽救知识分子的典型场所，监狱不再是令人恐怖的地方，而是无所畏惧的学术研究必须经历的生死考验。文化的形成类似于盾牌，为了捍卫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再恐惧，把恐惧转化为理论和文字表格。真正的学者要以拯救的目光看到正在发生的动荡混乱，并把这种现象看作科学研究的客体。早在那个时候，年轻的利哈乔夫就具备了这样的观点。“关注这样的人物，对他们的兴趣支撑着我，让我变得更坚强。”利哈乔夫写道。他记述了监视他们的狱吏、严厉的典狱长，逐渐接近他们，越来越愿意跟他们沟通交流，几乎是陪伴他们在监狱里游览参观，带领他们观看“历史悠久”的牢房囚室。
利哈乔夫立刻在混沌无序之中觉察到某种体系的存在，非常接近于理论的发现。关押他们的牢房号码为273，宇宙绝对零度为负273度，也是这个数字，他被捕的原因是参加“宇宙学”小组。这里存在着某种相关性……退一步说，这样的钻研有利于锻炼脑力，不至于让心理陷于崩溃。
利哈乔夫开始被提审，大学生小组参与者跟一对罗马人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审问者追查的重点。利哈乔夫写的一篇报告成了他跟两个罗马人来往的罪证，报告的标题是《论古老的正字法》，审讯者认为从这篇报告可以看出作者对新生活感到不满。强化的精神生活在牢房里依然继续，尽管他们坐牢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里的听众文化程度都很高。仿佛举行特殊的“巡回学术讲座”。施帕列尔羁押所举办的“报告会”、“学术会”，其突出特点是学术勇气、冲击力以及言论的奇特。“思想自由”让这些受羁押者拥有优越感，根本不把那些抓捕他们的小人放在眼里，没有任何恐惧感。案件“审理”得拖沓、刻板。负责审理利哈乔夫案件及其“同案犯”的是侦查员斯特罗明(二十年代侦查知识分子的起诉书大都出于他的手笔)，审理此案后，其地位迅速提升，随后把一个重要案件交给他，审理两位著名院士——普拉东诺夫和塔尔列，这一次他栽了跟头，两个院士的硬骨头他无论如何也啃不动。其实他审理“科学院宇宙小组”案件也没有说服力，没有“挖掘出”任何实质性的犯罪证据，他只不过善于炫耀慷慨的激情，但是却难以让人信服。起诉人的精神猥琐与知识贫乏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知识渊博与精神高尚在当时受到责难……他们被押去见监狱长，监狱长用愤怒的声调(看得出来是为了凸显他的威严)宣读了判决书(利哈乔夫被判刑五年)，没有可怜的辩解与申诉，听见的只有轻蔑的反问：“完了吧？我们能走了吗？”说这话的是伊戈尔·叶甫盖尼耶维奇·阿尼奇科夫。斯大林去世以后，阿尼奇科夫成了列宁格勒师范学院的教师。阿尼奇科夫和利哈乔夫高傲地从审判室走了出来。不久，他们离开了施帕列尔监狱。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更加严酷的考验。
经过了施帕列尔监狱相对平静的一段囚禁生活，囚禁者开始被押送到外地，他们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街道，走到尼古拉火车站(现在改名为莫斯科火车站)，然后被押进“斯托雷平车厢”，当时已经启动了消灭“人民公敌”的斗争，既是道德层面的摧毁，也是肉体的消灭。
得知关在监狱的人要被押解到外地，沿路聚集了被关押者的许多亲人和朋友。那时候还允许送行。允许送行是允许，但是不许接近。“成群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大多是同学或同事，大家都不害怕，骑兵团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支粗暴地驱赶他们。”
车厢被分割成许多单独的囚室，塞进去的人大大超过规定的人数。押解的卫兵根本不考虑囚禁者的权利或者是否舒服，他们的任务恰恰相反——就是折磨和羞辱犯人。
没有人能躲避粗暴的拳打脚踢——在凯姆斯克转运站，从车厢里往外赶人的时候，押解的士兵一脚踹到利哈乔夫的脸上。利哈乔夫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使他得到拯救的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仔细观察整个过程，就像观察科学研究的对象。在位于白海岸上的凯姆斯克转运站，不知为什么下令让犯人背着行李绕着一根柱子跑步。押解人员经常用粗话骂犯人，可是他们之间竟然使用法语交谈。利哈乔夫把这些看作超越现实的荒谬演出，因而脸上露出了微笑。正是这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帮助他忍受磨难与痛苦。被捕者的生死存亡难以预料，死神可能随时降临。上轮船之前，他在凯姆斯克转运站的一个人满为患的棚子里几乎站立了一个夜晚，一个乌克兰神父悄悄告诉利哈乔夫说：“到了索洛韦茨基岛，应该去找尼古拉·彼斯康诺夫斯基神父——或许他能帮助你。”
随后人犯被押解上“格列勃·博基”号轮船，这艘船将把他们运送到索洛韦茨基岛。上船时，专门入户盗窃的贼奥甫钦尼科夫偶然挤到了利哈乔夫身边，他一再重复说：“别急，别急，最后再上。”不料这句话竟然帮了利哈乔夫的忙。
轮船抵达了索洛韦茨基岛，第一批先上船的人都在底舱里，离船上岸他们反倒成了“最后一批”，他们长吁短叹，等到最后才走出船舱。
天空阴沉，高墙围拢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变成了“索特营”——索洛韦茨基特别集中营……并非所有坐船来这里的人都能活着走出高墙。下面是利哈乔夫有关索洛韦茨基岛囚禁生活的最初印象：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被带进2号澡堂。在寒冷的澡堂里被命令脱下衣服，所有的衣服被送到消毒室去消毒。伸手试试洗澡水——只有凉水。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才来热水。为了让身体暖和，我不停地用热水冲洗。最后，衣服又拿了回来，有一股硫黄气味儿。我们都穿好了衣服，被押送着走向尼古拉门。在大门洞里我摘下了一直戴在头上的大学生帽，画了十字。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俄国修道院。现在感受到了索洛韦茨基岛的气氛。修道院的建筑不像新设立的监狱，反倒像个神圣的教堂。走过了第一道门，第二道门，我们被带到了第十三队。那里借助“马灯”的灯光，清点了我们的人数，一个个检查搜身。
……我一下子躺倒在硬板床铺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过来。我睁开眼看到的，完全出乎预料。硬板床铺空荡荡的。除了我以外，只见高大窗户宽阔的窗台上坐着个安静的神父在缝补他的长袍……跟神父交谈了几句话，我问了他一个很荒唐的问题，问他是不是认识尼古拉·彼斯康诺夫斯基神父(索洛韦茨基岛上关押着的人有几千)。神父抖了抖自己的长袍，回答说：“你问彼斯康诺夫斯基？我就是。”他自己还没有安顿好，看上去平静、谦逊，谁又能料到，他将以最好的方式安排我的命运。
当时的处境是：“……我得到了自己的一份口粮，一块面包和一大搪瓷缸子开水，这个搪瓷缸子是关心我的父母送给我的。每次劳动回来，都用这个缸子盛满稀粥……在十三队，我换过不知多少工种！干同样一种活儿的机会很少碰到。干得最多的是——在发电站锯木头，在码头做搬运工，在穆克萨罗姆大道上拉沉重的载货雪橇(临时代替拉货的马匹)，在皮革工厂当电工(按老的叫法是‘修道院的铁匠铺’)，在饲养场做喂狐狸的饲养员，最后，在集体农庄里看管牛群……”
在所有的犯人编队中，十三队人数最多，也最可怕。那里重新采用了以前使用的各种惩罚措施。犯人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目的是摧毁他们的意志，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念头，最繁重的体力活儿都派十三队的人去承担。所有被遣送到索洛韦茨基岛的犯人，必定编进十三队，在这里起码要受三个月的煎熬。这个队的名字还叫“检疫队”。那里的种种规定出奇地残酷。谁要是完不成每天的劳动定额，就会被“关禁闭”——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站在石头上，一动也不许动。整个身体顷刻间会落满了蚊子，四周像一片嗡嗡响的乌云。有些人从石头上摔下来活活被折磨至死……十三队又被称为坟墓队。被冻僵的、骨瘦如柴的尸体沿着滑道叮当作响地落进土坑……
在十三队，很多囚犯打牌的时候，很快就会输给那些骗子，输掉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好几天的口粮。出人意料的是，利哈乔夫对十三队里各种可怕的现象也产生了研究的兴趣，这样的兴趣有助于消除沮丧心理，他告诉自己说，这就是“研究考察”，1930年他在地方性丛书《索洛韦茨基岛》上发表了学术性文章《囚犯赌牌》。喏，这简直不是服苦役，而是学术出差了！利哈乔夫正是用尽一切气力，以这样的心态看待身边发生的所有事件。他观察、思考，并记录下来。他在索洛韦茨基岛写出了《给经历苦役者的建议》，其中包含了对囚禁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很多可贵的告诫。请看“我的物件”一节：
在板床上该怎么样睡觉呢？板床通常都很短。如果伸直了身体，那么两只脚就会伸到床外悬在那里，有人经过，就会碰到，把睡觉的人惊醒。值班的看守会用木棒或皮带抽打伸出床外的脚丫子，因此必须学会蜷着两条腿睡觉。我至今还保留着在集中营里养成的蜷腿睡觉的习惯。另外，毛毯经常被人偷窃，若是把上身穿的衣服盖在毛毯上边，很容易丢失。因此我学会了这样做：毛毯的两边一定要裹紧，压在身体下面(这样睡也比较暖和)，短呢子上衣或者皮袄要穿在腿上，把两条腿伸进袖筒，保证不会丢失，也很暖和，如果窃贼动手往下拽，就会把人弄醒。值班看守即便抽打双腿，也会减轻疼痛。当然这适用于所有连队睡板床的囚犯。
还有为了早晨起床更快，衬衫和上身穿的衣服要一起脱下来，连同衬裤放在自己身边。这样衬裤和裤子、衬衣和厚外套一起穿起来很方便。愿大家成功。
当然，利哈乔夫在这里获得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了解了很多情况。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教授身边睡着刑事犯，妓女旁边站着宫廷女官，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无可挑剔……
彼斯康诺夫斯基神父和大主教维克多·奥斯特洛维多夫(集中营首长信任神职人员，知道他们不撒谎骗人)经过反复努力，安排利哈乔夫到办公室工作，这样一来，不仅拯救了他的身体，而且拯救了他的灵魂——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设想，虽然并非立刻奏效。看得出来，年轻的利哈乔夫身上有一种气质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关注，这些人严肃、深刻、有责任心，他们欣赏利哈乔夫的睿智、细心、追求完美。利哈乔夫急切地盼望命运得到改善，因为彼斯康诺夫斯基神父答应过帮助他，出乎意料的是却由于得了斑疹伤寒被关进了隔离室。沃洛佳·拉科夫和费佳·罗京贝格把他推到隔离室，他们仨是可笑的“科学院宇宙小组”的“同案犯”。很久之前的经历——仿佛前尘往事。
这“犯罪”遭到可怕的惩罚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隔离室工作的医生，也是很久前就认识的熟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安德列耶夫斯基，林托夫斯卡娅学校的老师，起初他建立了“赫里菲尔纳克”小组，在那里年轻学生跟米佳·利哈乔夫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们的“哲学对话”后果很可怕！过去的老师，现在是医生，以前的学生如今得了伤寒。眼下老师必须抢救学生的性命。除了他，参与抢救利哈乔夫的另外还有个好人，医疗所的办事员，贵族出身的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等到利哈乔夫病情有所好转，奥索尔金给了他半瓶红酒以示鼓励。周围的生活恐怖又卑鄙，在这样的环境里，像安德列耶夫斯基和奥索尔金这样的人就显得与众不同。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的外貌和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利哈乔夫写道，“中等身材，金色的头发，留着髭须和胡子，随时保持着军人姿态……一直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机智灵敏——我一辈子都记得他的模样……为了救助干活劳累身体瘦弱的知识分子，他做了很多事情：在医务委员会上跟医生们商量好，降低劳动定额，把许多人送到医院治疗，或者安排成医护人员(药剂师助理，护士)，有些人只要能认识拉丁字母，能区分碘酒和蓖麻油，就能做这件事……”
奥索尔金挽救过很多人的性命——可是他自己却不幸遇难：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长期延续而不受惩罚。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访问索洛韦茨基岛，在那次有名的访问之后，为了对犯人的申诉进行报复，契卡工作人员拟定了三百人的处决名单，其中就有奥索尔金的名字。但即便是死，他也要死得光明磊落。集中营里跟往常一样秩序混乱，就在临近处决的那几天(奥索尔金知道这件事)，他的妻子前来看望他。她出身于戈尔岑公爵家族，已经领取了护照，准备去巴黎。契卡工作人员同意奥索尔金跟妻子见面，但要求他以军官的名义发誓，不把处决的事告诉她(契卡工作人员常常拟定处决名单，认为属于正常死亡)。
利哈乔夫偶然遇见了奥索尔金陪着他妻子散步，他像往常一样精神饱满，面带笑容，机智幽默。他的妻子看上去很平静，后来她就走了。1929年10月28日，奥索尔金跟其他被选定的一共三百人都被“契卡复仇主义分子”枪毙了。
利哈乔夫服刑期间就认识了这样一些真正的人，这些人依据利哈乔夫的表现也很器重他的人品。每个人都跟他相称的人交往。经过很多年以后，利哈乔夫赴英国牛津大学，在那里见到了奥索尔金的妹妹，跟她讲述了她哥哥遇难的经过。他发现奥索尔金的妹妹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利哈乔夫的朋友们在集中营里终于为他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不巧的是他得了伤寒，病得很重，跟其他患病的人一起躺在医院里，后来转入了所谓的“康复病房”，那所房子房顶很低，外面的风能吹到屋里来……过了几十年以后，利哈乔夫再次来到索洛韦茨基岛，找到了那个狭窄的房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曾经在那里住过！但正是在那里他养好了身体，开始做新的工作。
索洛韦茨基集中营虽然是为那些出类拔萃者的死亡而设立的，可是不管多么奇怪，这里短缺的仍然是聪明人。因为那里需要有管理能力的人来管理。大家都知道，让傻瓜来管理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领导人需要总结报告，需要“展览橱窗”，需要“重新改造的成果”，需要有效的运作，甚至需要收入——除了聪明人，谁也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集中营里有博物馆、有剧场、有经营核算，文化宣传部门包括了演员、乐手、经管人员，必须对“危险的罪犯进行教育改造”。要让傻瓜来经手，必定从根子上毁了这些大事。
集中营里还有个意想不到的机构——犯罪学研究办公室。那里聚集了一些犯人，他们收集图片，都对绘画、书法、诗歌感兴趣。领导这个单位的是聪明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以前做过法官，在沙皇军队里当过监察官，他善于自我表现，在集中营首长面前，让他们了解并相信，要想研究犯罪心理的奥秘，那就绝对离不开他们的实验室。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心里蕴藏着高度的研究热情，这份工作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还在十三队的时候，有一天利哈乔夫正在往车上装猪粪，一个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只见这位先生“外表庄重，英俊，已经不再年轻，留着灰白胡子，穿着黑色的半大衣，手里拄着自制的手杖。原来这就是亚·尼·科洛索夫”。
经过了简短的交谈，利哈乔夫答应了(确实并非立刻就表示同意)长期在犯罪学研究办公室工作。
不过这件事拖延了很长时间。利哈乔夫从十三队调到了十四队，得了伤寒，病情沉重，病好了以后才到“犯研办”(当时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犯罪学研究办公室)报到上班。十四队的队长普利特维茨，过去是男爵，曾担任彼得帕甫洛夫斯克要塞卫戍司令，他把利哈乔夫安排在科洛索夫手下，听他指挥。
在集中营里，利哈乔夫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以前干的都是脏活儿、累活儿，今后他所做的，大致跟他终生从事的事业相类似——就是文件分析。由于从事新工作，他才有机会进入索洛韦茨基岛很好的博物馆，在那里编写圣像清单，有些以为早已失传的圣像，却奇迹般地在那里得以保存。
这座独一无二的宗教珍品博物馆，在人间地狱里，在无神论战斗风暴中，凭借什么条件才得以妥善保存下来了呢？利哈乔夫讲述了令人惊异的情节，这在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都很少见：“20年代中期，负责管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首脑是爱沙尼亚人艾赫芒斯。相对说来这个人是个有文化涵养的人。结果他从博物馆馆长被提拔为集中营的首长，而且极其严厉，不过对博物馆仍然很重视，在他离开那里以后，原来比较特殊的局面依然得以保持。”
利哈乔夫来到索洛韦茨基博物馆的时候，他受到了震撼(他对俄罗斯古代文化的痴迷由此开始)。当时担任博物馆馆长的是精明的冒险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维诺格拉多夫，他善于给集中营首长留下好印象，一是绝对忠诚，二是积极开展反对宗教的工作。其实他是个非常细致的艺术专家，由于他采取了十分“灵活的策略”，博物馆才得以保存并免于毁灭。假如在他位置上的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愿意采取任何折衷的做法——博物馆大概早就毁了。就这样博物馆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利哈乔夫立刻兴奋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正是在这里他积累了生活智慧。他发现，在那些远非是理想主义者的人身上，有时会闪现出上帝的火花，这种人同样值得尊重，应该欣赏他们的优点。他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态度温和，胸襟坦荡，使得他成了那个时代最高尚、最有威望的人，这样的人生智慧是在索洛韦茨基岛获得的。正是在这里他学会了辨别人性，成了一个执著而顽强的学术研究者……
刚刚获得批准可以走出城堡区域，利哈乔夫就像成熟的学者那样开始研究索洛韦茨基岛上的建筑。他的文件里保存了当时的计划，要对岛上所有的古代建筑和当代建筑进行描绘和鉴定。利哈乔夫以惊喜的口吻赞赏道：
“大索洛韦茨基岛上有三百个湖泊，其中最大的湖泊彼此相连接，这样就能不断地给圣湖输送清洁的水，湖岸上巍然高耸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建筑在圣湖与白海之间的狭窄地带，海面与岸上的落差据说是8米。这样的落差使得修道院里可以利用各种技术修筑输水管道和排水工程，很快建造了修理船舶的船坞、建造了优良的面包作坊、洗衣房、铁匠作坊(这在十六世纪比较罕见！)，还有为食堂供水的管道等等工程。修道院的建筑有力地反驳了古代俄罗斯技术落后的荒唐说法。”
赞赏古代文化，研究它、描述它的强烈心愿，后来构成他全部生活的追求与实践，其萌芽就滋生在这里。在负有特殊使命、令人恐怖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他特别善于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日后将把他引向荣耀，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杰出的人物，其中就有作家柯罗连科的侄子。领到了允许走出城堡的通行证，他们俩多次在索洛韦茨基岛上到处行走，还沿着堤坝走到另一座岛上，边走边聊。索洛韦茨基岛四周都是冰川期留下的砾石，海岛深处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很多漂石——利哈乔夫和柯罗连科打算为自己留下点儿纪念，作为最高的精神寄托：在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姓名。不过，那一次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后来苦役犯的生活使他们分开了。几十年以后，利哈乔夫回忆了这件事，索洛韦茨基博物馆一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职员，长时间在森林里寻找，终于找到了那块石头，发现上面刻着两个姓氏：“柯罗连科，利哈乔夫”。原来忠实的朋友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把两个姓刻在了石头上，此后不久柯罗连科就被枪毙了。但这块石头却出了名——以后很多游人来这里拍照，刻字的石头上了电视，还出现在有关利哈乔夫的电视纪录片里。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苦难像“奠基石”一样成了利哈乔夫一生的基础，奠定了他作为受难者与思想者的个性，在受难中展现出精神高度。正是苦难经历使得利哈乔夫日后成了卓越的名人。
衬托这种“心灵燃烧”的背景，是可怕的集中营生活，想想那种环境，不免让人毛骨悚然。
除了剧场和博物馆，索洛韦茨基岛上还有由单人囚室和禁闭室构成的第十一队，有出了名的谢吉尔卡——建在山上的惩戒隔离室，提到它就叫人胆战心惊，有很多台阶的陡峭阶梯通向那里。大家都知道钟楼下面有个小小的房间，在那里朝单独的囚犯后脑勺开枪，有时候押送途中就处决，免除了大批枪毙犯人的手忙脚乱。
参观过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高尔基是否都了解这些情况呢？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和平社会的图景”，索洛韦茨基岛没有任何过火的举措，是在挽救误入歧途的人！高尔基跟一个男孩子交谈了很长时间，谈话很亲切，男孩子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作家，作家走了以后，男孩子就被枪毙了。
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规模处决发生在1929年10月28日。在关押利哈乔夫的第十三队牢房，大家忽然听见猎犬布列克“汪汪汪”叫了起来——这就意味着又有一批人被押出了火烧门(圣门)，拉出去执行枪决：猎犬的叫声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利哈乔夫本人逃过了枪毙的厄运，应该感谢奇迹(或者说该感谢性格？)。他非常幸运，到牢房里去抓他的时候，恰巧他不在那里。利哈乔夫的父母来探望他，在外面租了房间，他住在那里，他的朋友在那里找到了他，提醒他要躲避。
他告诉父母说，接到紧急通知，必须赶快去上班，实际上他走到了存放木柴的院子里，在木柴垛中间藏了起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那里忍着，望着天上的星星，听见了处决人的枪声。”
1929年一个晚上枪毙三百人的“处决定额”完成了，这个夜晚太恐怖了。利哈乔夫保全了性命，又回到父母身边。留下来一张照片：经历了那个夜晚之后，利哈乔夫跟父母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他们想笑，可是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尤其是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的眼神更忧郁。
利哈乔夫一直为这一事件感到难过，他说：“一定有个难友代替我被枪毙了！”他常常重复一句话：“现在我应该替那个人活着，要尽可能地多做事！”
集中营里最可怕的一段时期过去了。利哈乔夫开始在犯罪学研究办公室工作。他对要做的事——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非常重视。他的上司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为人精明、干练。科洛索夫出主意，利哈乔夫很投入地去完成，这让他的上司很满意。科洛索夫在索洛韦茨基把未成年罪犯组建成一支少年队——这挽救了数以百计的少年犯。原来这些孩子混编在成年囚犯中间，没有特别的监管，在这种条件下，不断有孩子死亡；成立少年队以后，专门为他们修建了简易住房，发给他们衣服、鞋子，更主要的是建立登记制度并提供饮食。听到人们传说少年队里生活条件良好，孩子们开始自动地到那里去，而在这之前，利哈乔夫要花很长时间在棚子里、在床底下寻找他们，跟他们谈话，还常常受他们欺骗，要花费心思，琢磨说什么样的话才能打动他们，为此常常很苦恼。利哈乔夫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这项工作时感到很欣慰。
当很多“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囚犯”被押送到大陆去挖掘白海运河时，有传闻说科洛索夫要调动工作。在送别的晚会上，利哈乔夫和他的同伴一道举杯感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他情不自禁哭出了声音。是科洛索夫帮助他摆脱了危险的处境，摆脱了毫无意义的生存状态，使他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挽救了他的心灵。
很多熟人，其中包括“科学院宇宙小组”的朋友已经转到大陆，参加白海运河修建工程，他们来信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工作也更有意思。“科学院宇宙小组”案件的“同案犯”费佳·罗京贝格在白海的熊山担任了会计，这是个很好的职位，他把利哈乔夫称呼为“杰出的会计师”，希望利哈乔夫也到那里去工作。但是这边很长时间不放人。有一天同情他的办公室办事员让他看了他的案件卷宗。里面写道：“与索洛韦茨基密谋暴动案有关”。利哈乔夫明白了，有一件事大概是这段文字的起因，他曾经碰见一批被押向刑场处决的囚犯，因为其中有他认识的一个人，就摘下帽子向他深深地鞠躬。在这里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
有一天利哈乔夫被告知可以离开了——不料在临行前再次受到了阻拦。到了第三次才得到允许启程，曾两次为他送行的人这一回没有流泪，也没有多少想说的话了。利哈乔夫终于离开了索洛韦茨基岛，乘坐的还是那艘把他送到这里来的“格列勃·博基”号轮船。现在他知道了，这艘轮船的名字“格列勃·博基”就是集中营首长的名字，此人以残忍和狡猾著称，他曾经亲自陪同马克西姆·高尔基视察索洛韦茨基特别集中营。
利哈乔夫经受了服苦役的考验，他没有背叛自己，没有丧失尊严。相反，他离开索洛韦茨基的时候变得更加坚韧。多年以后，有一次他接受采访，谈到了集中营是对一个人道德的磨炼：“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道德溃疡症’侵蚀到你的肌体，如果你不能防范，有丝毫的软弱，就难免会出现道德的崩溃。”
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熊山用阳光迎接我们，在索洛韦茨基岛我们已经很久(从夏天开始)没有见过太阳了，迎接我们的还有刚刚下过的初雪，洁白的雪。我心里感受到一阵喜悦。正是在这一天我产生了获得自由的体验。1932年8月8日当我真正获得释放的时候，却没有再次出现这样的心情。”他在这里学会了珍惜生命，在险恶的环境里发现崇高，他对索洛韦茨基岛的评价具有双重性，不仅仅把它看作恐怖的集中营，同时把它视为可贵的历史坐标，伟大的基督教与文化中心。利哈乔夫又上了一次“大学”，成绩优异，遇见了杰出的人士，他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利哈乔夫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每个人总跟他相称的人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