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背景——东方帝国的危机与抉择
中国和日本同居于世界的东方，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这两个东方国家的古代文明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又都有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可以说中国和日本是东方一大一小的两个古国。然而，这两个古国是怎么陷入严重的危机的？
一、中日锁国及其悲剧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句话：“雷霆感动虽速，然其所由来亦渐尔。”（张载：《正蒙·参两篇》）此话诚然。中日两国近代的危机既不突然也不偶然，同中日两国近世晚期的闭关锁国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征服，著名者要算是蒙古族统治中国时的元朝。这种征服在别的方面有没有积极意义，暂且不谈，但在打开中西交通、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这一点上，其意义不可抹杀。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明朝成为华夏的正统。明朝在对外关系上发生了两个大事件，一个是郑和（又称三保太监）三次下西洋。[1]据载，郑和下西洋号称有宝船数十艘，兵员达万人，气势非凡。这恐怕要使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相形见绌了。这一壮举推动了中国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同外部世界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再一个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对西方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技术、器物（摆钟、玻璃等），向中国的精英人士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这的确使中国上流社会的士大夫们大开眼界。中西交流史主要肇始于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是，这两个历史事件又是在明朝“禁海令”下进行的。郑和下西洋，并非明朝统治者真正要开放，同世界各国往来下去，而主要是为了宣扬国威和巩固皇权。明郑晓的《皇明四夷考·序》中说：“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
，不已劳乎？郑和之泛海，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耳。”说“国有大疑”，就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实际上也是在锁国的大门中所开的一点缝隙中进行的。传教士们千方百计地投中国士大夫乃至皇上之所好，才勉强得到传教的一席之地。他们受到种种监禁、审查和迫害，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对此，《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述。[2]清朝建立之后，锁国政策并未彻底改变，只不过时严时松罢了。一些士大夫强烈反对汤若望留任钦天监监正，反对由他负责编修历书。杨光先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杨光先：《不得已·日食天象验》）康熙帝表现出某种宽容，先是开关，但后又再次海禁。
但围绕着在华传教的“礼仪之争问题”，清帝派人同罗马教廷交涉，得不到妥协，便一气之下传旨给嘉乐：“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3]结果又使国门紧锁，这一锁就是一百多年。到了1840年，国门再也锁不住了，西方列强蜂拥而至，在炮火之下，中国国门被打开了。
再看一看日本。日本的锁国差不多同中国走了相同的道路。日本在接触西洋文明之前，对外交流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和朝鲜，并不存在锁国的问题。日本的锁国必须从接触西洋文明时说起。日本与西洋的直接接触，以1543年葡萄牙人（当时称南蛮人）乘船到种子岛，向日本人传授铁炮、弹药及其制造方法开始。之后，日本人同葡萄牙人的接触迅速扩展。铁炮、弹药的制造技术传播到日本各地，有的地方还成了制造中心。武器的更新使日本的兵制为之一变。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外贸易也活跃起来。葡萄牙船逐渐增多，九州的诸大名（领主）为追求贸易之利，争先恐后把葡萄牙人迎接到他们自己的领地。1578年（天正六年），葡萄牙船开始出入相模（相当于现在神奈川县的大部分）的三崎港，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活动。在葡萄牙人航行到日本不久，1549年，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为了传教，把出入马六甲的日本萨摩武士弥次郎（因杀人罪而逃）作为导游，来到了日本。之后，更多的传教士接踵而至。为了在日本布教，传教士与大名联合起来，可能的话，使大名成为教徒。在大名的保护和援助下，大名领地的人们改宗换教。大名们为了确保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也乐意同传教士联合，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布教。正如贸易的发展使诸大名得到很多财富从而加强了势力一样，传教士的布教事业在大名的保护下飞快蔓延。某些大名成了教徒，平民归化的更多，到1582年，日本全国将近有15万教徒，教堂林立。
传教的迅猛发展，同日本文化产生了许多冲突，并发展为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天主教把上帝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排斥所有其他神的存在，当然包括日本原有的神，这与日本固有的信仰相冲突。同时，耶稣会传教士所代表的葡萄牙君王的力量与日本领主贵族也有了对立。斗争只是时间问题。当时，丰臣秀吉是日本的权臣，他一直是把宗教当作工具加以利用，他一旦感到民众信仰异教对他不利，便加以迫害或禁止。这也是当然之大事。1578年，他在平定九州之际，就对外国传教士对大名具有强大影响力、长崎成为教会领土感到震惊。又正巧，他在博多久守阵地，要求把大名有马氏领地内的美人带到他的寝室。但不断被选中的都是天主教信徒，她们严守教义。这使丰臣秀吉大为恼火。为了信仰，连女人也反抗国家的权臣，这使他难以想象。丰臣秀吉下达了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伴天连即神父），说日本乃一神国，天主教则为邪教，绝不能任其自然，命令所有传教士在20天内离境。于是禁教开始，锁国拉开了序幕。他禁止传教，下令把传教士驱逐出去，并没收了长崎地区的教会领地。不过，此时日本还没有禁止与葡萄牙的贸易，仍有伪装起来的传教士乘商船来到日本。
日本真正的锁国是在德川家康时代完成的。当时，日本与西洋的贸易达到了全盛，日本海外移民已有一万多人，日本船横渡了太平洋。天主教不仅与大名联合，还深入民间，势力就更大了。这使家康感到天主教思想成了他专制统治的障碍。同时，葡萄牙、西班牙对荷兰人垄断了对日贸易极为不满，企图征服日本，这也引起了家康的戒心。同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已无必要，对天主教的宽大亦属多余，家康决心禁教，于是杀害教徒，烧毁教堂。禁止中国船之外的其他一切外国船出入日本海，也不许日本人进行海外往来。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步骤，日本完成了历史上的大的锁国。
中日两国的锁国，从直接原因上看，都与天主教有关。在日本，传教事业发展迅速，影响了日本封建势力的绝对统治。同时，日本同西方贸易的发展使土地或庄园的领主（“大名”）强大起来，这也对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不利。于是，统治者推行了锁国的政策。在中国，主要是由礼仪问题引起的。中国本来对贸易不感兴趣，为了防止海盗骚扰，加强海禁亦是自然之势。但是中日锁国，与其经济观念和自我中心意识（不同民族程度不同）也有间接的关系。在中日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在日本，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对外贸易完全被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再加上中国物产的一定丰富性，拒绝对外贸易也可行。乾隆皇帝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4]这样，对外贸易的愿望和动力就消融了。另外，中日锁国还与其自我中心意识有关。它们都视自己的民族是天下和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代表，把其他民族或国家都看作未开化的、野蛮的，看作夷狄之邦。《皇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一》（卷293）中说：“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山鹿素行称日本为“中央之国”，自夸“本朝得天之正道，得地之中枢”，“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5]。
中日锁国是不幸的，甚至具有悲剧性，断送了外来文化所能给予的刺激因素和活力，使漫长的传统社会得以强化和巩固，使两国失去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机会。我敢断言，西方各国如果各自都封闭的话，它们也只能在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行进，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在它们的领地上降临。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1500年是欧洲和世界的转折点，此前是世界影响欧洲，此后则是欧洲影响世界。正是在欧洲开始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中日都走上了长期的锁国道路。我们看一看日本学者对日本锁国悲剧的认识。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由于锁国，既不懂得促进国内商业发展之道，也不了解经济发展的法则。而且由于锁国，民族独特的文化虽然可以说形成了，但这一独特性是一种从世界孤立出来，在闭锁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畸形性。日本与海外诸国往来，同时外国人来到日本，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这才是在积极意义上发展具有民族特点，同时又有世界性的民族文化。”[6]“锁国使社会停滞，它是造成岛国根性这种排他的、视野狭隘的日本人的根本原因。”[7]日本著名学者和辻哲郎也指出，在日本，“文化的活力并不是没有”，但由于锁国，“无限的探求精神、视野扩大的精神就没有得到自觉，或者它在走向自觉的途中被暗杀了。精神上的冒险心在此萎缩了”[8]。他又说：“近世之初，新的科学开始发展以来，欧美人费了三百年的时间，使科学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日本民族却在开始发展的途中把国锁了起来，之后二百五十年间，由于国家的权力，遮断了这一近世精神的影响。”[9]他们的分析也适合中国。总而言之，锁国之下，必有其灾；兵临城下，势在攻门。西方列强压境，东方帝国处于空前的危机中。
二、中日开国及其对应
在西方列强军舰和炮火的压力与进攻之下，中日锁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不得已被迫开国。中日开国的过程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下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性和选择性。首先是中国，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结果中国溃败，不得已，1842年中国同英国签订了《江宁条约》（又称《万年和约》《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继鸦片战争之后，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83年，法国发动了中法战争； 1894年，日本趁火打劫，这个刚刚摆脱了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些战争都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与失败相伴随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1958年）、《北京条约》（1860年）、《中法新约》（1885年）、《马关条约》（1895年）、《辛丑条约》（1901年）等相继签订。这些条约使中国陷入了被征服地的深渊，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这样，中国被迫开国。
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使日本大为震惊。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很久以来的“老师”竟会一朝败给欧洲人。他们争相传说，描述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并要以此为戒。但在日本还没找出对策时，列强就涌向了日本。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致信日本幕府，建议日本开国。在欧美列强中，最早要求日本通商的是俄国，但遭到了日本幕府的拒绝。继之，英、法、美出动了。它们的战舰驶入日本港，日本海防处于飘摇之中。日本幕府一方面试图抵抗，但又感到力量不足；另一方面虽感到国不可再锁，但又没有开国的勇气。就这样举棋不定，在不知所措的混乱中，列强们软硬兼施，迫使日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1854年，在美国马休·卡尔布莱斯·培里舰队的威胁下，幕府与之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1858年，在美国的强硬要求下，日本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又称《江户条约》）；此外，还同荷、英、法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
欧美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征服了中国和日本，这是显而易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又对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产生了冲击作用。井上清说：“由锁国而受到保护的日本封建社会，随着开国，正如密封在箱子中的木乃伊受到外界气流的急剧冲击一样，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迅速地开始分解。”[10]中国传统社会亦开始走向解体。这样，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和日本就只能做出新的抉择与对应。虽然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吸收都有一个过程，但中国接受、吸收得缓慢故而过程就显得漫长，日本接受、吸收得迅速故而过程就显得短暂。费正清等人分析说：“在1840年以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略的事实。这个世纪中叶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之中……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11]确实，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比较迟钝。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竟被日本打败。直到此时，中国才真正开始有所觉醒，才真正感觉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于是有戊戌变法之举。清朝统治者中的极端保守派违背历史潮流而动，再加上光绪帝和变法派的草率，变法运动很快就失败了，清朝从而为自己设置了覆灭的命运。辛亥革命在此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中国仍然没有走上真正的统一与近代化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在百年的复杂变迁中多灾多难。日本的开国过程同中国相比，具有某种类似性。但日本应对得比较迅速，由于明治维新而迈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明治初期，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文明开化政策，如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大力发展教育，加上明治初期的启蒙运动，日本人接受和吸取西洋文明非常迅速。当然，日本的近代化具有单向度性，主要是谋求富国强兵，政治上的近代化、民主主义则遇到了挫折，从而使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才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民主改革。在开国及其对应上，日本整体上比中国顺利一些。其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的保守旧势力比日本强大，中国改革的阻力比日本大。因此，对于西方的挑战，中国的回应比较迟钝，日本则比较敏锐。（2）当时的国际条件对中国更为不利。中国是西方列强殖民政策的重点，西方列强对日本则相对温和，因而中国的反抗和抵制更强烈。（3）中日过去的条件不同。在日本传统社会，幕府制与天皇制并存，改革是走向统一。且天皇制能维系人心，幕府已腐朽，容易形成近代统一国家。而中国汉族与满族之间具有深层矛盾，变法的基础和力量薄弱、不集中。清政府不能顺应大势，变法困难大，虽然辛亥革命颠覆了清朝，但并没有使中国从传统社会的统一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反而使中国失序，陷入混乱，走向军阀混战。中国的近代化被搁浅了。[12]
注释
[1]古代指马来群岛、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非今日意义上之欧美各国。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沈云龙.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43.
[4]高宗实录：卷1435∥清实录：第27册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185.
[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周启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51.
[6]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上冊.東京：岩波書店，1963：285.
[7]同[6].
[8]和辻哲郎.鎖国：日本の悲劇：下冊.東京：岩波書店，1982：304-305.
[9]同[8]14.
[10]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中冊.東京：岩波書店，1963：9.
[11]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23-324.
[12]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去寻找其中的原因。丸山真男从“自然与制作”两种立场对比出发，认为日本传统思想强调“制作”内在地包含着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维方式。（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