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既要鉴别其异，又要认识其同，以达到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以实现各个文化圈的互补与互认。比较研究之作用即在于此，我对它抱有一种兴趣亦在于此。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此前一直比较注重东与西的比较，具体地说，就是集中在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这两大体系上。何以如此？是受理论要求与实践要求的双重驱使。相比之下，后者显得更为迫切。自近代始，西方列强的炮火摧毁了东方紧闭的大门，中华帝国再也抵挡不住滚滚而来的世界潮流，各种西方文化纷至沓来，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异常尖锐。中国文化能否同西方文化融合，能否更新和重建，能否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课题。为了求得答案，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运而生，以至于到了今天，还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中心。众多思想家都试图解开中西文化比较之谜，著书立说，十分活跃。总之，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了我们比较研究的中心。只是，在现代，我们应扩大比较研究的地盘和视野，要关切同一文化圈或同一地域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比较。就东方来说，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等都应该成为我们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本书所进行的是中日之间的比较研究。

进行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一开始可能会受到两个消极因素的影响。一是认为中日同文同种，有一体的连带感，认为中国文化是曾得到了高度发展的文化，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辐射和投影，缺乏创造性，因而没有比较的必要和价值。这一因素由来已久，现在虽有所淡化，但并未消失。跟这一因素大异其趣，近年来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即热心关切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较，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来自对日本近代化的惊叹。人们常常发问：中国与日本在近代之始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何以日本迅速走向了近代化，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却多灾多难，步履蹒跚，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期待中国的现代化，希望从日本奇迹般的成功中寻求借鉴，迫切要求进行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较。这种愿望很自然，无可责难。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却潜伏着不利于进行客观比较的因素。因为，若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作为根据，那么就很容易只注目一些有利的事实。相反，如果把中国近代化的挫折作为出发点，那么就很可能只提取一些不利的事实。其结果，对日本来说，所描绘的是独好的、完美的历史形象，而中国也就不足挂齿了。以上所说的两个因素，如果能够加以克服的话，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日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就传统文化来说，中日佛教，特别是禅宗可以比较；中日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阴阳学也可以进行充分的对比分析。从近代文化来看，中日东西文化论、中日传统文化观、中日近代化等都是很好的比较课题。但就中日学者在这些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来看，总的来说还很不够，仍需要研究者去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本书的比较范围是中日近代思想文化，具体而言，是抓住中日启蒙思想这一对象，并以严复与福泽谕吉这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为中心而展开的。中日启蒙思想是中日近代思想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同中日近代化的历程有密切的关系。比较中日启蒙思想，对把握中日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征，对认识中日传统思想如何转变、更新，对了解中日启蒙思想在中日近代化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严复与福泽谕吉是中日启蒙思想运动中的两位标志性人物，在中日启蒙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他们的透视，能展现中日启蒙思想中更多微观的部分，以达到对中日启蒙思想的更具体的把握。

但是，要做到上述之点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研究这一点上我们还找不到可资借鉴的东西，具体到严复与福泽谕吉更是如此。这样一来，我就感到了要做的事情的困难性，我只能做尝试性的探讨工作。

本书将在中日历史的纵向演变与时代的横向关系这一大背景下，首先对中日启蒙思想的整体做出粗线条的描述，继而在此基础上对严复与福泽谕吉这两位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进行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