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奉天靖难”
一、出师告捷
朱棣自己心中当然明白，他迈出的这一步是叛逆的一步，尽管他暂时控制了北平，但正如当初黄子澄对太孙朱允炆所说，北平只是天下之一隅，朝廷必然以天下力应付这一隅之叛，今后的道路究竟如何，实在是尚未可知。
眼下对于朱棣来说，首要的是他必须为自己的叛逆行为找到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借口。事虽非易，却可强词。好在太祖《祖训》中有关于藩王训兵的规定，被朱棣援引过来，再拾起历朝叛逆诸侯通用的旗帜：“清君侧”“诛奸臣”，勉强可以算作是“奉天靖难”了。
其实，朱元璋《祖训》中关于藩王训兵除奸的规定，并不能成为朱棣起兵的借口。训文中是这样说的：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于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在京不过五日而还，其功赏续后颁降。
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即使齐泰、黄子澄等人果真如朱棣所指，是“奸恶”之臣，也还须有朱允炆的密诏，朱棣方可起兵征讨。但是朱棣的目的在夺取皇位，贸然起兵，仓猝之中，顾不得许多，只是找来太祖高皇帝的《祖训》，断章取义，以为一时之用。
好在北平的官吏，除去张昺、谢贵等人之外，大都素与朱棣有旧。起兵之初，布政使郭资、左参议孙瑜、按察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等人便同时附从。于是朱棣自置官属，这当然是明显的僭越之举。除去各任原职的文武官吏之外，特别授起兵的主要将领原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燕山护卫副千户朱能、燕山中护卫千户丘福任都指挥佥事，告发张昺的布政司吏李友直为布政司右参议。戍卒金忠是早已被召至王府，且因善卜参与起事而得授燕府纪善。接下来朱棣便下令安集城内外军民，以建立一个巩固的基地。一切安排就绪后，他留下道衍、郭资等人辅同世子朱高炽据守，自己率师前往通州，准备打通南下之途。
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曾从朱棣北征纳哈出，是其旧部。朱棣在北平起事当天，即率所部举城响应，因此朱棣得以顺利地进入通州。
移师通州，目的本为即刻挥师南下，但是燕军主将张玉以为不可操之过急。当时北平周围的军卫多为朝廷方面驻守，虽然未敢擅攻北平，却时刻威胁北平安全，不可不虑。朱棣采纳了张玉的建议，改变即刻南下的计划，决定乘朝廷北伐之师未抵之前，首先消除北平周围的威胁。
七月初八日，朱能率师东取蓟州，守将马宣兵败被俘，不屈而死。指挥毛遂以所部降附。蓟州陷落后，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佥事郑亨也均举城归附，转为燕王方面驻守。
与此同时，北平周边那些朝廷方面的守军也纷纷做好准备，加强防卫并伺机进攻北平。其中首先对北平构成威胁的是居庸关的守军。正当朱棣着力在北平东部一带经营之时，得到了居庸关守将俞瑱劫持军民、扼关待进的消息。这迫使朱棣不得不转顾北平西北。
居庸关地处北平北部一条四十里长的峡谷之中，两侧山峰峭立，地势险要。走出关沟南端的山口南口，便是一马平川，直通北平。这座“百夫镇守，万夫莫窥”的险关，是北平的襟喉之地。朱棣研究了有关居庸关的情报后，对诸将说道：“居庸关山路险峻，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万夫莫窥，据此可无北顾之忧。今俞瑱得之，利为彼有，势在必取，譬之人家后户，岂容弃与寇盗？今乘其初至，又兼剽掠，民心未服，取之甚易。若纵之不取，彼增兵守之，后难取也。”他决定对居庸关守军采取突袭。
七月十一日，朱棣命部将指挥徐安、钟祥等火速攻袭居庸关。守将俞瑱没料到燕军行动如此迅速，遭到突袭后败退怀来，依附于宋忠部。
宋忠是朝廷方面派往北平周围防燕的主要将领之一，朱允炆命他统边军三万驻扎开平。为了减弱燕王府护卫的力量，他拣调大批燕王府护卫精壮补充戍卫，声势很大。朱棣在北平起兵后，宋忠率部经居庸移师怀来，虽未夺关而入，却始终是北平的心腹之患。
当朱棣与诸将商议如何对付宋忠时，诸将提出两种主张：一是主动出击，一是固守以待。这两种主张虽然均出于敌强我弱形势的考虑，各有利弊，但是固守以待宋忠来攻，虽称稳妥，却将主动权交与了宋忠。而当时的情势则是朝廷北伐之师朝夕可至，如若不在其未至之前，扫除北平周围隐患，以巩固后方，待到朝廷大军到来，宋忠诸将必与朝廷北伐大军对北平形成夹击的形势。主动出击虽然以弱击强，颇有风险，但形势所迫，朱棣最终还是决定采纳出击之议。他对诸将说道：“非公等所知，当以智胜，难以论力，论力则不足，智胜则有余。贼众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轻躁寡谋，狠愎自用，乘其未定，击之必破。”
七月十五日，朱棣亲率马云、徐祥等马步精锐八千，卷甲倍道而进，火速奔往怀来。
宋忠军中，除去原部边军外，夹杂了大批燕王府护卫将士，这些人的家属子弟都在北平城中，因此他们对北平的情况十分关注。他们虽被拣调防燕，其实根本无心同燕军作战。宋忠欺骗这些将士们说，他们留在北平的家属已被朱棣所杀，企图以此激发这些将士们的复仇之心，一大批军心不稳的将士就这样半信半疑地被驱赶上阵。这一切都被朱棣从捕获的间谍口中得知了。
七月十六日，由朱棣拣选的燕王府护卫将士亲属组成的燕军先锋，打出旧日旗帜，向怀来发起进攻。当怀来守军临阵看到熟悉的旗帜，认出自己的父兄子弟时，不禁发出惊喜的呼喊。在一片你呼我应的召唤声中，守军阵线动乱了。他们弄明白受到宋忠欺骗时，感到愤怒了：“噫，我固无恙，是宋都督诳我也！几为所误。”军士们一时间你呼我应。醒悟过来的将士们纷纷掉转枪头，临阵倒戈，加入了燕军行列，战场上一片混乱。朱棣乘机挥师渡过妫河，鼓噪冲阵。守将都指挥彭聚、孙泰拼死拒守，于乱军中阵亡，宋忠狼狈回奔入城。这时城池已经不守，燕军涌入城内。宋忠躲入茅厕也未能逃脱，被燕军搜出擒获。
怀来之战是朱棣起兵后第一场较大的战役，虽然只是歼灭了宋忠部下将士数千名，但是余众大都溃散，丢弃的大量马匹军械，尽为燕军所得。只有指挥庄得一支部队及时退走，未受损失。朝廷派往北平周围最强的一支军队，就这样被消灭掉了。
七月十八日，永平府守将赵彝、郭亮以城归附。这两个人都是朱棣北征的旧部，他们的归附，使朱棣控制了从北平到山海关一带几乎全部军事重镇。
起兵后的顺利进展，给了朱棣以极大的鼓舞，他感到公开指斥朱允炆，并将起兵“靖难”的决心公布于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在永平归附的同一天，朱棣发布了告天下将吏军民的露布：
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绥靖四方，一统天下，并建诸子，藩屏国家。积累深固，悠久无疆。皇考太祖高皇帝初未省何疾，不令诸子知之。至于升遐，又不令诸子奔丧。闰五月初十日亥时崩，寅时即敛，七日即葬，逾月始诏诸王知之。又拆毁宫殿，掘地五尺，悉更祖法。以奸恶所为，欲屠灭亲王，以危社稷。诸王实无罪，横遭其难，未及期年，芟夷五王。我遣人奏事，执以捶楚，备极五刑，锻炼成狱。任用恶少，调天下军官四集见杀。予畏诛戮，欲救祸图存，不得不起兵御难，誓执奸雄，以报我皇考之仇。夫幼冲行乱无厌，淫虐无度，慢渎鬼神，矫诬傲恨，越礼不经，肆行罔极，靡有修底。上天震怒，用致其罚，灾谴屡至，无所省畏。惟尔有众，克恭予命，以绥定大难，载清朝廷，永固基图。我皇考圣灵在天，监视于兹，以惟尔有众是佑，尔惟不一乃心，堕慢乃志，亦自底于厥咎，陷于孥戮。窃闻之，仁者不以安危易节，义者不以祸福易心，勇者不以死亡易志。尔有众明听予言，则无后难，若彼有悛心，悔祸是图。予有无穷之休，尔亦同有其庆矣。告予有众，其体予至怀。
言辞十分激烈，不仅在指斥“奸臣”，而且是在公开指斥“幼冲”的建文帝朱允炆。第二天，朱棣又派人给朱允炆送去一份措词强硬的上书。这份上书同那份露布内容基本相同，名义上是在指责所谓“奸臣”，实际是向朱允炆发出“困兽思斗”的警告。“万一必欲见屠，兵连祸结，无时而已。……苟固执不回，堕群邪之计，安危之机，实系于兹”。
朱棣的接连厉词上疏，主要目的还是威吓和警告，虽称要朝廷改弦更张，其实此时他已经不希望朱允炆真的改变政策。他好不容易才抓住了这次造反夺位的先机，是绝然不能轻易放过的。
当军事上已经顺利开场的时候，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便成为朱棣的另一个杀手锏。他指齐泰、黄子澄等人为“奸恶”，称朱允炆为“冲主”，而将自己比作辅佐成王的周公，这一切也尽符太祖高皇帝祖训中的训条了。
朱棣不同于一般的谋反者，他的目的是取代建文帝，因此他把民心向背看得很重，他告诫部下将士们“毋嗜杀”“毋贪财”，以免因杀掠而失去民心。他说：“民心失，则大本亏矣。”对于耕桑的农户，贸易的商贾都万勿骚扰。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中国的千古信条。
燕军攻打怀来时，大同守将陈质曾出师救援，但未及赶至而怀来已经失陷，不得不退保大同。当时除大同军马外，闻变向北平进发的还有大宁军马。大宁是宁王朱权的封藩之地，也是北平行都司所在地，是明初北边塞外军事重镇。
七月二十二日，朱棣接到遵化守将蒋玉的报告，大宁军马号称十万，在都督刘贞、都督佥事陈亨、都指挥卜万率领下进入松亭关，即将攻打遵化，只是得知北平周围朝廷守军溃败的消息，一时尚未贸然攻城。当朱棣率师赶到遵化时，大宁军马却已退回松亭关，坚守不出。大宁军马的目的显然只在牵制燕军，这种避而不战的做法，看来是在等待朝廷北伐之师，以对燕军形成夹攻之势。
这次统兵而来的三名主将中，都督刘贞年老力衰，既无斗志，又无谋略，不足为虑。都督佥事陈亨过去曾是燕山卫指挥佥事，与朱棣有旧交，虽然统兵前来，而必然竭力回避与燕军直接作战。真正能有所威胁的只是都指挥卜万一人，因此，要解除大宁军马的压力，关键是设法除掉卜万。
据说朱棣当时曾成功地施用了“反间计”。他事先准备好一封写给卜万的信，故作交好，多有称誉之辞，而对陈亨则多方诋毁。将信密封好后，交给一名被俘的大宁军卒，置酒给赏，十分优待，命他将密信藏于衣领中带回。同时又故意让另一名被俘的军卒窥知，然后将二人放归。未得赏赐的军卒，心中愤然不平，回去后果然向刘真、陈亨告发。抓来前卒搜查，书信尚在。卜万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加上“通燕”的罪名，下于狱中，其家亦遭籍没。按照这种说法，似乎大宁军马是被朱棣一纸书信轻而易举瓦解掉的。但其实主要还是亲燕的陈亨在其中起到了作用。
卜万被逮后，刘贞、陈亨驻军松亭关，不再入关。朱棣则迅速回师北平，他现在可以集中全力对付朝廷的北伐之师了。
二、真定之战
北平及周边的形势突变，朝野一片惶恐，只有建文帝朱允炆似乎仍然未将对付燕王这样的大事放在心上。他把这“削藩”的事情全权交与齐泰、黄子澄等人去处理，自己则潜心于复古改制的研讨之中。
对于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之事，朱允炆应当是知道的，却毫无反应。直到怀来陷落后的第九天，谷王朱橞从宣府奔还京师，燕王的上书也送抵朝廷后，朱允炆才不得不召集廷臣，商议对策。这时，北方兵败散乱的士卒，已有些南归，带来了宋忠等人再次战败的消息。上朝的时候，官员们议论纷纷，不知所措，只等待着朝廷的决策。
黄子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当初他安排的对付燕王的种种办法竟然均未奏效，这有些出乎意料。不过在他的心目中，燕军仍然不过一隅之师，而朝廷既有天下的军马，只要出师北伐，仍然胜算在握。
朱允炆召集廷臣议事时，他和齐泰便极力主张削燕王属籍，公布其罪名于天下，同时命将征讨。谁知廷臣中间，主张不一，有人以为削燕属籍不妥。齐泰愤然说道：“名正则言顺，名其为贼，敌乃可克！”出师北征之事，终究还是决定了下来。
事情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朱允炆居然还把出兵任将的事情交付给齐泰、黄子澄二人之后，自己又同方孝孺一起去探讨周朝的官制法度。这位仁柔的青年皇帝，沉湎于粉饰太平的诗文翰墨游戏之中，对于危机的局面竟然毫无感觉。
讨伐燕王朱棣的诏书出自方孝孺之手：
邦家不造，骨肉周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
僭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朕以亲亲故，止正罪。今年齐王榑谋逆，又与棣、柏同谋。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朕以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今乃称兵构乱，图危宗社，获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是用简发大兵，往致厥罚。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怀忠守义，与国同心，扫兹逆氛，永安至治。
诏令很快便发布天下了，这也是一份用兵征伐的通告。宣告出征容易，但是选任主将之事却颇费周折。建文帝继承的乃是明太祖的天下，却未曾继承到那些开国的能征敢战的将帅。明朝开国本不乏能征敢战的武臣，只可惜洪武一朝，太祖朱元璋屡兴大狱，能征敢战的开国功臣已经诛杀殆尽，与太子一脉关系最近的大将军蓝玉及其部属，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后牵连追治，竟然无一存者。找来找去，还是那两个硕果仅存的开国功臣，一个长兴侯耿炳文、一个武定侯郭英。
耿炳文是朱元璋的同乡，他的父亲耿君用早年追随朱元璋，渡江取太平、克集庆，积功为管军总管，在与张士诚作战中力战而死，炳文遂袭父职，领其所部，攻取张士诚所据长兴。长兴地处太湖口，是江浙的门户，也是朱元璋与张士诚必争之地。当时耿炳文为总兵都元帅守长兴，屡败士诚来犯之师，后升任永兴卫亲军指挥使，前后十年，以少胜多，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后朱元璋大军伐士诚，炳文所部克湖州，取平江（苏州），因功再升大都督府佥事。其后再从大将军徐达北伐西征并有功。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耿炳文附大将军徐达为一等长兴侯。
武定侯郭英也是濠州（凤阳）人，朱元璋的乡人。其兄本是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麾下部将，因与义军元帅郭子兴同名，亦称郭兴。郭父山甫善相术，曾经为朱元璋看相，以为贵不可言，因此让二子追随朱元璋，并将女儿嫁给朱元璋。当初朱元璋入郭子兴部时，郭兴已在子兴军中，遂与元璋交好，倾心相助，反倒成为了元璋的嫡系。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只因郭兴不守法纪，未能封公，封为巩昌侯。待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追治丞相胡惟庸奸党，郭兴又受到牵连被杀，爵位也因此被废除。郭英的情况却与郭兴不同，虽然兄长被杀，他本人又曾经先后从冯胜、蓝玉出征，却未因此受到株连。洪武末年，有御史弹劾郭英私蓄家奴，擅杀男女，朱元璋也一概不问，甚至诸外戚共议其有罪，朱元璋亦予宽宥。众人皆以为这是因为郭英妹妹为太祖郭宁妃的缘故，但是兄弟二人，均为郭宁妃之兄，却命运迥然不同，个中的原因大约只有朱元璋自己明白。
既然开国功臣仅存耿、郭二人，也就只能命他们挂印出征了。耿炳文年已六十五岁被命为征虏大将军，调集各地军马，号称三十万大军，出师北伐。与此同时，飞檄命安陆侯吴杰、驻守辽东的江阴侯吴高，都督佥事耿
分路进伐。
吴杰是开国功臣吴复之子，吴高为开国功臣吴良之子，而耿是耿炳文次子。此外并有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各部，也率本部军马从征。耿炳文率领北伐大军，浩浩荡荡，从京师出发北上。
与此同时，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佥事耿、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等部，也都先后接到分路进军北平的命令。
八月十二日，也就是在朱棣北平起兵一个月零六天之后，朝廷的北伐之师才在主将耿炳文率领下抵达真定（今正定）。自从朱棣起兵，北平布政司官吏大多降附，北平布正使司已名存实无，朝廷只得改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充任北平采访使的刑部尚书暴昭掌管布政司之事，于是真定便成为朝廷伐燕的基地。
这时候，都指挥徐凯已率军进驻河间，潘忠、杨松驻于白洋淀与五官淀之间的莫州，先锋九千人进抵雄县。
耿炳文率师北伐的消息传到北平，张玉主动要求赴耿炳文军营周围察看敌情。他回来后对众人说道：“军无纪律，不足虑也。”他向朱棣进策说道：“若径趋，彼虽众新集，我军乘其未备，一鼓可破也。”于是朱棣按照张玉的建议，制定了袭取雄县的作战计划。
八月中秋，朱棣擐甲执兵，亲自率师来到白沟河西岸的娄桑镇，河对岸不远便是耿炳文先锋九千人驻守的雄县城。燕军在这里秣马蓐食，养精蓄锐，做好了攻袭的准备。下午三时过后，朱棣传令全军渡河，然后缓缓前进，神不知鬼不觉之间潜伏到了雄县城下。
恰值中秋之夜，城内一片节日气氛，守军将士们只顾饮酒赏月，放松了戒备。深夜时分，燕军将士们乘机攀附登城，双方展开了激战。雄县守军人数虽少，却是朝廷北伐的精锐，他们虽在仓促之中，却起而殊死抵抗，激战一直持续到翌日黎明时分，雄县城池被攻破，朝廷北伐先锋守军九千全军战殁。
袭取雄县以后，下一步便是进取莫州。朱棣估计到莫州的潘忠、杨松已经得知燕军夜攻雄县的消息，但他们决难料到雄县已经陷落，因此必定会赶来救援。于是朱棣决定设伏打援，再乘虚进取。他命令燕山右护卫副千户谭渊率壮士千余人，潜伏到月漾桥下的河水之中，每人持茭草一束，蒙头以通呼吸，约定待潘忠、杨松援军过桥后，以炮声为号，立即出水占据桥头，断其退路。其余大批燕军，则埋伏在城中。一切布置停当，朱棣登上城头，向南遥望，只等潘、杨落入圈套。
不出朱棣所料，潘忠、杨松得到雄县的告急，留下万余名军士守城，亲自率师赶赴雄县救援。当他们经过月漾桥直奔雄县城时，路旁响起号炮，燕军从城里冲杀出来，潘、杨见雄县已失，无心恋战，急忙率师回奔。谭渊听到号炮声，已经率壮士从水中冲出，占据桥头，挡住了敌军的退路。莫州败军溃至河边，无路可走，后面的人如同潮水般涌来，前面的纷纷被挤落水中丧生，未落入水中的不是被燕军围杀死伤，便是降俘，主将潘忠、杨松也当场被擒获。
从潘忠等人口中得知莫州虚实后，朱棣亲率精骑火速奔往。留守的万余人得知主将被擒，已丧失斗志，开城降附，莫州不战而下。
燕军在一天内消灭朝廷北伐的先锋部队近三万人，揭开了真定之战的序幕。八月二十四日，连续获胜而士气高涨的燕军进至无极。这里距真定仅数十里，朱棣召集诸将，议定下一步作战方案。有些将领认为，从兵力对比上敌众我寡，因此主张西取新乐，据城扼守，与真定形成对垒之势，然后再图进取。这种主张出于对敌方军力强大的顾虑，不敢主动出击。但是选择避强取弱，占据一隅之地，结果必然坐守待毙。不消几日，燕军锐气自消，届时耿炳文若以大军压城，形势将对燕军极其不利。但因为多数将领赞同此议，令朱棣颇感为难。这时主将张玉力排众议，提出主动出击的建议。他对朱棣和众将士们说道：“彼虽众，皆新集。我军乘胜趋真定，破之必矣。”朱棣闻言大喜，对诸将说道：“吾倚玉，足济大事。”朱棣于是布置诸将道：“今潘忠等被擒，众皆败没，耿炳文在真定，必不虞我至，不为设备，我由间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按照朱棣的安排，燕军准备仍取偷袭的战术，进取真定。
一个在莫州降附的小将名叫张保，表示愿为燕军效力，提供了一些有关朝廷方面军情虚实。这次耿炳文挂印北伐，飞檄调集各路军马，但事情进展颇不顺利，各路军马应调而至者参差不齐，计划调集三十万，结果只到了十三万。这十三万兵马，除以二三万作为先锋进驻莫州、雄县之外，余下的十万，均驻于真定。真定是一座古城，地处滹沱河北岸，其东为无极，东北为新乐，是北上的必经之路；其西有灵寿、平山，地傍太行山余脉，又可取道入晋，因此真定成为当时南北的冲要。耿炳文将真定驻军分为两部，夹河为营，互为声援。如果北岸军营受到攻击，则北岸为战，南岸为援；如果南岸军营受到攻击，则北岸可为增援。
耿炳文是明朝开国老将，用兵素以审慎而闻，得知这些情况后，朱棣决定改变战术，不用偷袭，而采取“先声后实”之策。他放回了降将张保，让他装作被俘后乘看守不备窃马逃归的样子，去向耿炳文如实讲述雄县、莫州战役的情状和燕军将抵真定的情报，使耿炳文速为准备。军中有人对这种做法疑惑不解，朱棣对他们解释道：张保归去后，如若肯为我所用，则是此战的内应；如若不为所用，则必定向耿炳文如实报告。耿炳文鉴于燕军势盛，又必然将南北二营合军防御，这样才能一举破敌。经过这番解释，众人方才明白了朱棣所谓“先声后实”的用意。
八月二十五日，燕师进抵真定。在距城二十里处，从几名樵夫口中得知耿炳文正令南岸之师北渡。原驻北岸之师主要集中于城西北，自城门连营直至西山，但城东南则未设营盘，防守较为松怠。朱棣亲率三名护卫骑士，悄悄摸至城东门，恰遇城中运粮车辆通过，于是突入车队，俘获两名军卒，了解到有关城防的更为具体的情况。
燕军从城东南绕城而过，直扑西门外营盘，乘乱攻破两座营盘，守军大乱。
耿炳文此刻正在接待朝廷的使官，他送使官出城时，恰值燕军突至，急忙回奔入城，下令关闭城门，起索吊桥，但吊索已被冲杀过来的燕军将士砍断，桥不能起，燕军攻抵城下。
当耿炳文再度出城调集守军列阵迎战时，燕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城外局势。勇将张玉、谭渊、朱能、马云等，各率所部向耿炳文的列阵发起猛攻。守军南师北调立足未稳，仓促应战，受到这样猛烈的冲击，阵势动摇起来。大队的燕军骑兵如旋风般从阵后冲荡而来，透阵而过。耿炳文见燕军来势凶猛，不敢恋战，退入真定城，准备闭门固守。
朝廷北伐的左副将军驸马都尉李坚，素称才勇，这次北伐，特晋封滦城侯。他见耿炳文败退，便以所部迎阵，阻截燕军厮杀，双方再次混战到一起。燕军骑卒薛六，山东胶州人，悍勇无比，见李坚挥军力战，便拍马挺槊而前，于乱军中将李坚刺于马下。李坚所部失去主将，不能再支，溃败入城。耿炳文初战不利，除左副将军李坚受伤被俘外，右副将军宁忠、左军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等也都为燕军俘获。
在被俘诸人中，朱棣最看重左军都督顾成，希望他能够降附而为己所用。
顾成，字景韶，祖籍湘潭，自其祖父辈起，迁居于江都，操舟为业。元末，投为朱元璋亲军，积功授指挥佥事。洪武中，受命镇守贵州，先后十余年，颇享威名。在这场夺位之争中，朱棣必须尽力去争取这些过去同自己并无旧交的有威望的将领。
朱棣见到驸马都尉李坚时，斥罪说道：“尔本戚畹，何所怨仇，亦从凶悖。今日之罪，安可逃乎？”
可是当他见到被绑缚而来的顾成时，却说了另一番话。
“尔我父皇旧人，安得亦为是举？”朱棣话语中带有明显劝降的口吻。
“老臣幸见殿下，如见太祖，傥容老臣不死，尚当竭犬马之诚以为报。”顾成表示愿意降附了，这当然是朱棣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他亲自起身，为顾成解开绑缚。
因为顾成降燕，他的长子顾统，原为普定卫指挥，为朝廷所杀。
驸马都尉李坚，因伤势过重，死于赴北平途中。顾成到北平后，辅佐燕世子朱高炽据守，果然发挥了很大作用。
明朝自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就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政治难题：文武之争。明朝建国后，因治国之需，文官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功臣们打下的天下，一时很难接受文官治国的转变，这种情况终洪武之世并未能解决。如今朱棣起兵夺位，文武官员们的立场，也就带入到这场皇位之争中。顾成是开国的功臣，从内心中他的立场显然更近于燕王，他的降燕，代表了当时武臣们的真实态度。对此朱棣非常清楚，但是朱允炆身边的官员，如齐、黄等人则未必看得明白。
真定战后，朱棣发觉军中有人交头接耳，问诸将何事，回答说有降卒欲叛去。与朝廷北伐之师首战，虽胜而有降卒欲叛，实在不是好事。朱棣得知情况后，于是亲自召集降卒们训话道：“凡降者，吾任其去留，诚以其有父母妻子之思。尔等欲去，当明以告我，给尔资粮，援送出境，逃则为逻骑所获，必不免尔。我全尔生，尔反求死？”朱棣亲自对降卒劝留，一番话中所表示的宽容大度，其本意只欲令降众安心，这对于起兵之初的燕军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番话果然起到了作用，降卒们听后，纷纷顿首道：“安得有此言？诚不愿往，今日诚欲效死报恩也。”
如果说劝降顾成是对于朝廷方面上层的瓦解，朱棣亲自出面劝留降卒，则是对于下层军士的争取，结果必然是朝廷军队临阵将无斗志，将士俱有降意，朝廷方面能够倚靠的力量日渐削弱，对于燕军的征伐更难以成功。
得知真定交战的消息，安陆侯吴杰连忙率军赶援，途中得知耿炳文战败退入城内，吴杰不敢与燕师交锋，只得退还自守。
耿炳文不愧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将，真定初战虽然受创，他暂时回避燕军的兵锋，撄城固守，以伺机再战。
其实此役燕军虽胜，主要是耿炳文防备不及，遭到燕军突袭，一击而成。耿炳文受创后勒兵不战，固守真定，却给朱棣出了难题。耿炳文当年守长兴十年，是一名长于守城的老将。朱棣本以为可以乘胜攻取真定，彻底击溃朝廷北伐之师，但是耿炳文固守不出，一连数日，攻城不下，燕军虽勇，以骑兵野战为所长，且人数处于劣势，攻战时间一久，优劣自现，一旦耿炳文稳住阵脚，以大军反攻，结果尚且难测。
朱棣攻打真定，三日不克，也感到不知所措。真定是朝廷北伐基地，兵多粮足，耿炳文又系身经百战的老将，长于守城，这对于擅长野战不习于攻城的燕军极为不利。况且自夜袭雄县以来，燕军连日奔突作战，已显疲惫之状，若真定久攻不下，势必产生厌战情绪，耿炳文利用时机出战，燕军必将不利。
朱棣对此已有所觉察，为此他动员将士们说：“昔管蔡流言，欲危周公，以间王室，于是周公东征二年，罪人斯得。今奸臣弄兵，谋危社稷，直欲加兵于我，以逞其欲，岂但流言而已。今虽获胜，皆将士效勤劳，奋死力，以报我皇考之恩。然罪人未得，尔等驰逐暴于外，岂无父母室家之思？余心悲伤。念乱曷已？然必先劳后逸，用剪奸雄，肃清朝廷，乃与尔等解甲韬戈，方图休息。”话虽如此，旷日攻城，徒钝士气，终为用兵之下策。朱棣只得放弃攻取真定的念头。八月二十九日，燕军解围而去，班师回到北平。耿炳文不知燕军的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未能出师一击。
燕师主动撤围而去，这样的结果对于朝廷方面还算是有了一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倘若朝廷能够信用耿炳文，让他重整北伐之师，或暂守真定，以绝燕军南下之路，皆不失为良策，但是朝中当权的齐泰、黄子澄却并无如此的眼光。他们既对燕军的情况一无所知，却认为征伐必能迅速取胜，于是将此番的失利归咎于耿炳文身上，他们竟然决定临阵换将。
大约三百年以后，一名当时从征的燕军将士的后人谈论起这场战役，他作为一个军事思想家评论道：“让皇（朱允炆）仁柔之主，辅以齐、黄庸暗之才。炳文即知以守为攻，吾恐燕间朝入，炳文夕以槛车就道矣。欲其成功，岂可得乎？”这正是对这场胜负未定的真定之战所作的明察结论。
三、转守为攻
真定的战况传到京师，朱允炆顿时感到惶惶不安，只得又求计于齐泰、黄子澄。黄子澄宽慰他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为虑。”并且提出再行调集各地军马，重新出师北伐。不过他们觉得长兴侯耿炳文不能再用，于是这一次他们又推荐曹国公李景隆去取代长兴侯耿炳文。
“曹国公可以当之。前不遣长兴侯而用曹国公，必无此失。”黄子澄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其实当初选耿炳文为将，也是出自他们的主张。
李景隆，小字九江，是明太祖朱元璋外甥岐阳王李文忠的长子。少年“读书通典故”，又生得高大俊秀，举止雍容大度，受到朱元璋的喜爱。洪武十九年（1386）袭爵曹国公后，与徐达之子魏国公徐辉祖分镇中原要害之地，也曾多次受命练兵湖广、陕西、河南，还曾市马西番，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朱允炆即位削藩，李景隆受命以备边为名至开封，突围周王府逮周王朱
，干得颇为漂亮，因此作为建文朝股肱之臣，甚见亲任。不过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像李景隆这样生长贵族之家的纨绔子弟，决非可以倚重之人。不过李景隆却很对朱允炆的胃口，听到黄子澄的推荐，他如获至宝，不由高兴了起来：“先生计得之，愿卒用心维持，他日事平，吾重有以报先生。”
八月三十日，也就是朱棣从真定刚刚回师到北平的第二天，建文帝朱允炆为李景隆举行了隆重的遣将出征仪式，除去照例赐给李景隆代表大将军威仪的斧钺之外，朱允炆还特授予他“通天犀带”，表示了逾制的隆遇。
朱允炆亲自率领文武百官送李景隆走出午门，外面仪仗整齐、旗甲鲜明的将士已经列队而待。金鼓齐鸣，乐声大作。朱允炆又亲自为李景隆行推毂（推车）礼，饯之于江浒，准许他“一切便宜行事”。
这也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建文帝和齐、黄之辈将一个平定藩王叛乱的出征演绎得像是当年太祖皇帝的北伐。殊不知藩王叛乱本是不吉之事，一个务实而低调的出师，更能让人感到朝廷为护国体的用心所在。真不知如此大张旗鼓的出师，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其实既不能以此向燕王示威，那便只能是为自己打气。
看着踌躇满志的李景隆，不少人感到有些担心，从征的将士们，更是怏怏不乐。人们不相信这个只知纸上谈兵的妄自尊大的贵公子能胜过老将耿炳文，也不愿为之所用。可以说，这次换将出师，从一开始便显露出败迹。
李景隆在德州对耿炳文原有军马进行了整顿，又飞檄征调各处军马，共合军五十万，于九月十一日进驻河间。他一改耿炳文以守为攻、稳中求进的战略部署，准备全力以赴，进取北平。
李景隆取代耿炳文，对于朱棣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对付一个“寡谋骄横，不知用兵”的“膏粱竖子”，比对付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当然要容易得多。这也可以算是朱棣通过真定之战得到的最大好处。
朱棣在得到李景隆进兵的谍报后，从容地对诸将说道：“如今授之五十万众，无异于自坑。当年赵括纸上谈兵，四十万将士尽为秦国所坑杀。李九江之才，尚远不及赵括，这次前来，定败无疑。”朱棣这番话不仅是为将士们鼓舞士气，而且也确实出于他对李景隆的了解。
从辈份上论，李景隆的父亲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也就是朱棣的表兄，李景隆应该称朱棣为表叔。但是因为李文忠年长朱棣二十一岁，李景隆与朱棣年龄相仿，两人虽然辈分有差，年龄上却相差无几。
当年这些诸王与勋戚子弟，从小一起读书玩耍，每个人的才能秉性自然互相都有所了解。
朱棣指出了李景隆的五大败征：
为将政令不修，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皲疡，甚者堕指，又士无赢粮，马无宿藁，二也；不量险易，深入趋利，三也；贪而不治，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四也；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五也。
这的确是切中了李景隆这次出师的要害。这里面除去北地早寒一条之外，其余都是李景隆的弱点。
但是话虽如此，朱棣对于这次迎战李景隆又十分重视，因为李景隆此来毕竟拥众数十万，目标又是直捣北平，因此朱棣也不得不认真应付。倘若全力固守北平，以目前燕军兵力而言，并无任何优势，即使能败敌于城下，若不能退敌，固守一城，必然是坐以待毙。若倾全力出师迎战，朱棣又感到兵力不足，并无决胜的把握。思来想去，朱棣深感迅速扩大兵力的必要，于是他想到了分封大宁的十七弟宁王朱权的那一支军马。他决心冒一次风险，前往大宁借兵。
大宁地处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府（宣化），是蒙古与女真两部相交界之地，在北方的防务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史称军事巨镇。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将他最喜欢的第十七子朱权封藩于此，两年后朱权就藩大宁。在所有藩王之中，宁王统辖的军马最为强大，所谓“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朱权本人，也是一位以谋略出众而名的藩王，自从就藩大宁以后，朱权数会诸王出塞，大宁军马的强悍着实令朱棣羡慕，从那时候起，他便已经在打大宁的主意。事到如今，面对朝廷大军压境，他亲率燕军主力在外，其真实的目的，还是为了取大宁军马为已所用。
“曩余巡塞上，见大宁诸军剽悍。吾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说起这一番计划，朱棣便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早就看中了宁王这张王牌。
自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朱允炆就传旨让各地藩王入京，不得留驻藩地。一些藩王得旨后前往京师，辽王朱植的封藩之地在辽东，中原战事已起，道路不通，他居然泛海回到京师。可是宁王朱权却没有遵旨入京，他留在大宁，意在观察形势，再做决定，朝廷因此削去宁王三护卫。不过宁王远在大宁，战事已起，朝廷无法派人执行削夺护卫的命令，不过徒具形式而已。
宁王被削夺护卫后仍在大宁按兵不动，表面看来在朝廷与燕王间尚未做出选择，但是他不遵朝旨的举动显然与朝廷对立，且又曾经上奏朝廷，请求赦免燕王，实际已经明显站在了燕王的一边，因此朱棣对于与宁王朱权的合作抱有极大的期望。
李景隆大军未到，朝廷已经檄令辽东军马入关进攻永平，配合北伐。燕王朱棣得到永平被围的消息，立即率大军前往救援。将士们对此举大都不解，大敌当前，不全力以防李景隆，却倾力而救永平，不是以逸待劳之策。
燕王朱棣解释道：“然我在家，必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探知我出，必来攻城，回师击之，坚城在前，大军在后，竖子必成擒矣。”
话虽如此，诸将甚感不解：“永平城完粮足，可以无忧，今宜保守根本，恐出非利。”
朱棣又道：“守城之众，以战则不足，御贼则有余，若军在城，只自示弱，彼得专攻，无复他顾，甚非良策。出兵于外，奇变随用，内外犄角，破贼必矣。吾出非为永平，直欲诈九江（李景隆）速来就擒耳。吴高怯，不能战，闻我来必走，是我一举解永平之围，而收功于九江也。”
燕王朱棣这两番话虽然说法不同，从整个布局上看却是极有道理的安排。燕王朱棣虽征战多年，但其所长不在守城，而在于野战，全军固守北平孤城，无异坐守待毙，以主力游击于外，李景隆必有所顾忌，且燕军可得军事的主动。
朱棣留下一万军马，由徐王妃、世子朱高炽、道衍高僧和真定之战后降附的朝廷将领顾成主持北平防守事宜，自己率燕军主力前往永平解围。
朱棣随即下令撤掉卢沟桥守军：“天寒水冰，守一桥何能拒贼？舍此不守，以骄贼心，使其深入，受困于坚城之下，此兵法所谓利而诱之者也。”留守北平的燕军全部退入城中据守。
一切安排停当，此刻他可以向诸将公开他全部的计划了，他要率领这支军队火速赶往大宁。但是这个安排，此前未与诸将商量，也未曾透露消息，此刻一旦向诸将说出，难免引起诸将的疑虑。
“大宁必道松亭关，今刘真、陈亨守之，破之然后可入。关门险塞，猝亦难下，迟留日久，李景隆必来攻北平，恐城中惊疑不安，莫若回师破贼，徐取大宁，万全之计也。”不过诸将的所谓万全之计，其实是不敢涉险。殊不知以目前燕军的兵力，对付李景隆数十万大军，也绝无胜算。而朱棣对此，其实早已经有所考虑。
“今取刘家口，径趋大宁，不数日可达。大宁军士聚松亭关，其家属在城，老弱居守，师至不日可拔，破城之日，抚绥将士家属，则松亭关之众，不降则溃。北平深沟高垒，守备完固，纵有百万之众，未易以窥，正欲使其顿兵坚城之下，归师击之，势如拉朽，尔等第从予行，毋忧也。”
朱棣将妻儿老小留置于这座孤城之中，自己率师前往永平，然后再往大宁，这当然也是一次冒险之举。朱棣并非那种凭着三分把握侥幸取胜的冒险家，但是这一次面对一场与朝廷北伐大军的决战，他必须冒此风险了。
二十五日，燕军进抵永平，吴高果然解围退保山海关。辽东军马这次入关的主要目的是为牵制燕军，支持北伐，并不急于求战。这样做的结果将给燕军造成很大麻烦。为解除这一后患，朱棣又重施对付大宁军马的伎俩，致吴高书信一函，故意误投于杨文之手。江阴侯吴高叔父吴桢之女，本系湘王朱柏之妃，建文削藩之初，阖宫自焚而死。朱允炆对他本来已有所怀疑，得到燕王致书吴高的报告后更不得不疑，不久，便削去吴高爵位，将其徙置广西去了。吴高用兵缜密，杨文则缺少谋略。去掉吴高后，人心疑虑，杨文也只能按兵山海关。辽东这一支军马已不再构成对北平及周边的威胁。此后尽管耿多次劝说杨文去攻打永平，始终未被采纳。
二十八日，燕军突然取道刘家口，绕过松亭关，直奔大宁。十月二日，燕军攻破沿途关隘，六日抵达大宁城下。一切都那么果断、迅速，出人意料。当朱棣单骑入城，见到宁王朱权时，兄弟二人相持大恸。朱棣并不准备对朱权隐瞒此行的目的，他公开提出“穷蹙求援”。这位被削夺了护卫的宁王朱权，处境与朱棣不过是一步之差，他们的心境是相通的。朱权答应以大宁军马附从“靖难”。
朱棣自从到大宁后，一切都进展得颇为顺利。燕军将士们遵照吩咐，主动与大宁将士们私下交往，相结谋事，只有不肯苟从的大宁守将朱鉴和宁王府长史石撰被蒙在鼓里。
十三日，朱棣伪称辞行，宁王朱权也佯作为之饯行于郊外，仪式正在进行过程中，四周伏兵突起，朵颜三卫骑兵及大宁卫军也起而相应，拥宁王朱权同行。朱鉴未及准备，无法控制这突然变故的局势，力战而死，石撰也被擒杀，当初被朱棣用反间计下狱的卜万，在这场变故中也被杀死于狱中。朱棣的大宁之行圆满成功了。
驻守松亭关的大宁军马得知燕军绕道进抵大宁的消息，已是几天后的事情了，他们急忙弃关回师。朱棣与朱权密议，令陈亨家奴赶赴陈亨军中，让他伺机行动。陈亨遂与营州中护卫指挥徐理、右护卫指挥陈文共谋。十一日，大宁军马回师至乱塔黄崖，当夜二鼓，陈亨等人率军突袭刘贞军营，刘贞毫无防备，慌乱之中，单骑亡走，陈亨等人则率众降附。
此时的北平，却正处于危急之中。
由于沿途燕军并未设防，李景隆率军顺利地抵达北平城下。他得知朱棣率师东去永平，遂将数十万军马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筑垒于北平九门，日夜攻城；一部分东去攻打通州，以防止通州守军与北平相呼应；同时集结一部分主力，筑九营于北平至通州之间的郑村坝，以待朱棣回师。
北平的九座城门是攻守争夺最为激烈之处。南城的丽正门（正阳门）首当其冲，在朝廷军队的强攻之下，屡呈危势。负责据守城门的燕王府仪宾李让、燕将梁明等人，一面率众拼死拒守，一面向燕王妃徐氏告急。这位平素文静端庄的“女秀才”不愧是将门之女，临危之际，她亲自率领城中妇女登城助战，掷瓦抛石，奋力厮杀，协同守城将士们一起挡住了攻势。
彰义门的战况一度更为危迫，率军攻城的都督瞿能父子骁勇善战，以精骑猛攻，杀入城门。据说是因为李景隆忌功妒才，下令瞿能父子停止进攻，等待大军同进，城中乘机得以喘息，连夜以水泼城，使冻结成冰，次日再战，城墙已无法攀登。这也可能是修史者有意对李景隆的贬斥，但是这座仅有万余人坚守的孤城，面对数十万军马昼夜猛攻，竟能够岿然不动，李景隆也感到束手无策了。
每到夜深时分，北平城中燕军将士便出城偷袭骚扰，搅得城外营盘不得安宁，李景隆只得后退为营，小心防范，北平的攻守战陷入了胶着状态。
十月十六日，朱棣在大宁得知了北平的战况，十八日，他与宁王朱权合军回师。十九日，在回师途中的会州卫（今河北承德市东北平泉附近），朱棣对部队进行整编，正式设立五军。中军主将为张玉，左、右副将分别为郑亨、何寿；左军主将为朱能，左、右副将分别为朱荣、李濬；右军主将为李彬，左、右副将分别为徐理、孟善；前军主将为徐忠，左、右副将分别为陈文、吴达；后军主将为房宽，左、右副将分别为和允中、毛整。这是以原燕军将领为主体，以大宁将领为补充的组合。二十一日，朱棣率领着这支整编好的大军进入松亭关，直奔北平而来。
但是谁也不曾想到，火速回师救援北平的燕军，在入关后却突然放慢了进军速度，直到二十天以后的十一月四日，才抵达孤山。朱棣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他现在考虑的不是如何解救北平之围，而是如何击溃李景隆的数十万大军。
这一次朱棣采取的仍然是“先声后实”的老办法。他先是火速率师入关，造成奔袭决战的声势，迫便李景隆分兵，减缓了北平的军事压力。但是大军入关后却又迟迟不进，李景隆不知燕军何时到达，昼夜戒备，不敢稍有放松，二十天里不得安稳。南方将士本来就不习惯北方冬季的严寒，又长期处于疲惫状态，战斗力顿减。而在李景隆的军队“转逸为劳”的同时，燕军却在缓慢进军，避免了奔突之劳，“转劳为逸”。这样，燕军便初步取得了这次交战的主动权。
十一月五日，燕军履冰渡过白河，列阵而进，这里距离郑村坝李景隆的营盘已经很近。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李景隆命都督陈晖率领骑兵万余，出营东行，伺机迎击燕军，由于双方未走同一条道路，竟然不遇。其后游哨发现了燕军大队，但是陈晖见敌势大，不敢贸然出击，只好调转马队，尾随于燕军之后，准备配合大营夹攻。燕军很快便发觉了尾随于后的马队，为防止腹背受敌，朱棣先派精骑将陈晖击溃，然后指挥全军向郑村坝发起进攻。
李景隆列阵相迎。荒原上出现了阵容整齐的燕军，将士们发出惊心动魄的呐喊声。这是多日以来双方都在等待着的一场决战。
朵颜三卫的骑兵成为了燕军冲锋陷阵的主力。朝廷方面则由于陈晖所率骑兵已在白河被击溃，因此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们更是大逞其威。他们集结成为骑队如疾风般从李景隆的军阵中扫过。
朝廷的步兵虽然无法阻挡骑兵的冲击，但是列阵在骑兵冲过后便重新集结起来，截住后继的燕军。双方数十万人马在冬季寒冷的荒坝上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拼杀。
每当这种决战的场合，朱棣总是要身先士卒的，他骑在一匹名叫龙驹的骏马上，冲杀在骑队的前列。箭如飞蝗，战马的胸部突然中箭，险些将朱棣掀落下来，紧紧护卫在他身旁的胡骑都指挥连忙上前拔去马身上的箭，骏马带伤继续向前冲去。
朱棣身边的将士们人人奋勇，就连近侍们也不畏生死拼杀。一个名叫马三保的青年宦官，便在这生死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朱棣赐姓名为郑和，他便是后来七下西洋的著名的三保太监。
这场激战从午时直至傍晚，天色昏黑，双方才各自收军回营。在这场战斗中。燕军虽然占据了优势，却并未取胜。
激战后的冬夜，更加令人感到寒冷难支。朱棣回到营中，都指挥火真敛起几只旧马鞍，点燃篝火给他取暖。疲惫的燕军士卒们看到火堆，情不自禁地靠拢过来，想烘一烘冻僵了的身体，但是被朱棣身边的卫士呵止住了。这情形被朱棣看到，他深知这些处于疲劳和寒冷之中的士卒，正是借以战胜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的倚靠，于是他大声对左右招呼道：“此皆壮士，听来勿止。饥寒切身，最难忍者，吾拥重裘尚犹觉寒，吾恨不令其附火，而忍呵叱之乎！”
同样在激战之后回到营房中的李景隆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沮丧已极，这个自幼娇生惯养的皇亲，从来未曾经历过如此艰难凶险的恶战，燕军的强悍，初战不利，士气低落，将士们又不耐严寒，这一切都使这个花花公子感到前景凶多吉少，倘若明日再战，他不知自身是否能保，于是他下令连夜拔营南去，首先逃遁了。朱棣很快便得知李景隆南去的情报，但是因为不知虚实，不敢在冱寒之夜中追击，只得任他去了。
翌日，李景隆营地上，到处都是丢弃的武器、辎重和马匹、军士的尸骸。
朱棣重整军马径直来到北平城下。围攻九门的朝廷军队对于李景隆败逃尚一无所知，直到突然遭到背后袭击，他们才发觉燕军已回师到城下。于是双方在城下展开激战，朝廷北伐的将士们在内外夹攻、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两天。十一月七日，四座营垒先后失守，他们才被迫解围南去。十一月九日，朱棣重新回到北平城中。
经历了这一番辗转跌宕的战事，燕军将士们抑制不住兴奋，纷纷称道燕王朱棣料敌制胜的睿算神谋，然而朱棣本人却感到惊魂初定。
“此适中尔，无足喜也。”朱棣说道，“卿等所言，皆万全之策，我未用卿等言者，以其有可乘之机故尔。此不可为常，后毋难言。”这番话说得确实不错，朱棣袭大宁回师救北平，里面多少有赌博的成分，其中万一有失，后果不堪设想。幸亏朝廷方面的主将是李景隆，若是换了一个确有将才的人物，未必是这样的结果。不过现在这一切都以经过去了，燕军的兵力这时已称三十余万，足以抗衡朝廷了。
一个多月的激战结束后，北平周围又趋平静，只有那遍地战死者的尸骸，记述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残酷。
随后的数日，朱棣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命三个儿子代表他去奠祭那些阵亡的将士，抚恤他们的家属，并且不分燕军还是朝廷的军士，将战死者的尸骸全部埋到郑村坝北边的山原之下。一块以朱棣名义写成的石碑树立在寒风之中：
呜呼，昔我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剑，扫除祸乱，平定天下。尔诸将士，俱从南征北伐，略地攻城，栉风沐雨，宣力效劳，共成我国家大业，眷念功勋，无由报答。兹者奸臣浊乱朝纲，同谋不轨，图倾基业，覆灭诸王，调发将士，披坚持锐，列阵成行，以兵向我。故不得已，亲率精兵，与尔交战。而我之将士，思念太祖高皇帝恩养厚德，忘生取死，心无怖惧，忠诚感通，神明昭鉴，虽众寡不侔，行见推败，尚念诸将士，毙于矢石锋刃水火之中，其畴之仇何罪而至此哉？缘其不慧，为奸所惑，驱之于死地，可哀也已。命僧修荐，因此资冥福，拔昏垫之途，趋往生之路。复念尔等骸骨暴露于山野。雨淋日炙，顾视弗忍，乃命收什瘗于北山之原，封以厚土，树以佳木，俾永久而不坏也。故用勒玄石，立于墓侧，并系之以铭：
生物芸芸，必资于后，天下亭毒，曷克厥止。惟圣则之，遇物无私。一视同仁，子育春滋。哀彼之伤，若已之疾。无罪驱死，巨蠹之贼。缅惟古礼，埋黹以时。不俾暴露，仁政之施。呜呼尔众，国之忠良。奸臣肆毒，甚于虎狼。死于战阵，曾不尔戚。我心孔伤，怛焉尔惕。念尔骸骨，弃于山野，日炙雨淋，我岂忍也。拾而聚之，窀穸于斯。魄其安矣，魂其妥矣。维石崟崟，勒铭山阿。维卜万世，其永不磨。
祭奠之后，朱棣下令大犒全师，他对将士们说道：“自举义以来，荷天地眷佑，皇考在天之灵，以保予躬。亦尔有众用命，同心一德，故获累胜。然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夫常胜则气盈，气盈则志骄，志骄则堕慢生，堕慢生，败机乘之矣。昔周公胜敌而愈惧，故周祚益昌，古语云‘惧在于畏小’，予不患众不能胜，但患不能惧尔。彼以天下之力敌我一隅，屡遭挫衄，将必益兵以来求一决，战兢惕励，惩艾前失。我之常胜，必生慢忽，以慢忽而对兢惕，鲜有不败，须持谨以待之。”
最后一件事情是遣散朝廷俘降之众。朱棣得知其被俘将士中有皇陵的守卫，特意将他们召来，给予资粮，遣归皇陵。
“幼冲不思祖宗陵寝为重，守卒以调而来，天下士马固多，岂少此数人？”朱棣几乎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军事优势的同时，不忘政治的主动，释归被俘军士，尤其释归皇陵守卒，把一副遵循太祖高皇帝正统的姿态做到了极致。
这场战役下来，已是寒冬时分，接下来便是积极整顿军马准备来春再战。从大宁借兵到回师北平的这场战役，是朱棣起兵以来一次真正的转折点，朱棣不是仅仅获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而且在整体的军力上也渐处于优势地位。
虽说是一冬无战事，但是朱棣的备战一丝没有懈怠，除去给这场战役中的立功者奖励，鼓舞士气，他还要利用这场胜利向朝廷表明态度，于是给朱允炆送上了起兵后的第二份奏书。起兵之初的那份奏书送出后，朱允炆未予答复，这一次仍然很可能还是泥牛入海。不过朱棣本来也并不希望能得到什么答复，他的目的主要还是暴露朝廷北伐的败状，炫耀自己的武力。
这份奏书的开头，照例还是追究太祖朱元璋病逝的责任，并且又提到禁止诸王奔丧及太祖葬仪等事。朱棣对建文诏书中“燕庶人父子”的称呼尤为反感，他虽然明知这是指他本人及三个儿子，却故意将其曲解为指朱元璋及他本人，然后故作惊异地声称：“方知父皇葬以庶人之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这实在只能算是低级的口水战，就如同市井间挑词无理的对骂。不过这一次的奏书为了弥补前一次奏书援引祖训中有关诸王训兵条的不足之处，朱棣特别引录了朱元璋有关诸王封藩训兵的规定。这里面有些规定对他颇为有利，因为朱元璋封藩的目的，就是要让诸子统掌兵权。奏书用较大的篇幅炫耀了起兵以来的战绩，最后威胁说道：“今臣昧死上奏皇帝陛下，怜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奋万死不顾，一生艰难创业，分封诸子。今陛下听奸臣之言，父皇宾天，未及期年，将父皇诸子，诛灭殆尽。伏望陛下俯赐仁慈，留我父皇一二亲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至幸。臣以陛下屡发军马来攻北平，必欲杀臣。臣为保全性命，率（数）十万之众，俱是舍死忘生之人，报我父皇平日恩养厚德，保我父皇子孙，尽力效忠于今日。古谚云：‘一人拼命，千夫莫当。’纵陛下有众数百万，亦无如之何矣。伏望陛下体上帝好生之心，莫驱无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恩莫大也。”在这份奏书里面，朱棣还首次公开提出了所谓“奸臣”的具体范围：
一、宫中侍病老宫人；
一、长随内官；
一、太医院官；
一、礼部官；
一、营办葬事官；
一、监造孝陵驸马等官；
一、奸臣齐尚书、黄太卿，一应左班文职等官。
这是朱棣首次具体说及所谓的“奸臣”。朱棣要求朱允炆将这些“奸臣”“发来与臣军前究问”，否则“臣请帅精兵三十五万，直抵京城索取去也”。“若臣兵抵京，赤地千里”。一副十足的恐吓的口吻。不过朱棣倒不是空口的恐吓，自从这次北平之战取胜后，他确实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实力，现在他要转守为攻了。
朱棣这份带有恐吓的奏疏送上去不久，一个特殊的人物来到了北平，这个人是参赞李景隆军务的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
高巍，辽州人。洪武十七年（1384），因孝行受到朱元璋旌表，并由太学生试前军都督府左断事。朱允炆即位削藩之初，高巍一反众议，主张“推恩”。这次是他上书自荐，冒着杀身之祸，请求赴北平充当说客的。
既然是朝廷的说客，朱棣自然还是不见为好。高巍来到北平，求见朱棣未果，只得送上一份书信相劝：
国朝处士高巍再拜上书燕王殿下：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见于今矣。”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诸臣，文者智辏，武者勇奋，执言仗义，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隙奋击，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
今大王据北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兵兴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地。且大王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生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于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洒泣流涕也。
愿大王信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径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不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人？
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愿也。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以无愧矣。
从这份书信内容来看，高巍的来意主要还是要代表李景隆与朱棣讲和，但是讲和的条件首先就是燕王要守臣道，这当然为朱棣所无法接受。可是对这样一个愚顽的说客，却又杀他不得的，更何况高巍在信中所说的那些话也不无道理，朱棣无法答复，只好不予理睬。高巍在北平多日，既见不到朱棣，几番上书又不见回音，只好悻悻地回德州去了。
李景隆见高巍无功而返，只好亲自写信给朱棣。二月间，他派人从德州送来书信，信中提出“罢战息兵”，并且说“尚书齐泰、太卿黄子澄已屏窜遐荒”。然后便大讲“骨肉有伤，大乱之道，欲舍小怒，以全大义”，用太祖之训驳斥了朱棣“靖难”起兵的借口。
李景隆书信中说的不错，齐泰、黄子澄这时已被罢去官职，即所谓“屏窜遐荒”，尽管没有照朱棣的要求“送于军前”处置，却罢职而去，也算是对于朱棣指斥奸臣的默认。这是朝廷方面一场拙劣的表演，前一次北伐，耿炳文小败后即被罢职，由李景隆取代。这一次李景隆溃败丧师，结果却是将齐、黄罢职，真令人瞠目结舌。殊不知这些做法，除去让朱棣指斥“奸臣”的说法更加合理之外，并无丝毫的意义。朱棣当然不会被如此丑陋的表演所蒙蔽，他知道这不过是朱允炆的缓兵之计。但是既然朱允炆将齐、黄罢职，朱棣就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完全占取了上风。
朱棣当即给李景隆写去复信，除了对来信给予驳斥外，还将前几次上书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让李景隆，当然也包括朝廷的当政认真看一看：“去年凡三次具本奏陈，并无回示，料为奸臣蒙蔽，使下情不能上达，亦莫如之何也。今录稿付汝，幸细观之。”
这种口舌之争并无任何意义。李景隆虽然议和未成，却一心想利用冬季重整军备。朱棣当然不能让李景隆安心备兵，乘二月天寒，他率燕师佯攻了一次大同，目的是引诱李景隆出关救援，待到李景隆大军往援大同的时候，燕军却已经由居庸关返回了北平，并不与之交战。其实朱棣本来也不欲交战，冬季大同的寒冷就足以对付李景隆率领的南军了。李景隆率军奔波一场，仗未曾打，不少将士却被冻伤。
建文元年（1399）到二年的一个冬春就这样过去了。当初夏的暖风吹拂大地时，中原战场上又敲响了战鼓。
濡水从易县山谷中奔腾而下，至河阳与易水、拒马河合流后便被称为白沟河。白沟河、雄县以及其东北的霸州，就像一套连环铁锁，将中原大地拦腰截断，因此它们也便成为古往今来南北兵家必争之地——这就是北宋大将杨延昭镇守的著名三关。
四月初一，李景隆率军自德州北进，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率军自真定北进，约定会师于白沟河。
四天以后，朱棣率军出北平南下。二十日，燕军渡过拒马河，驻营于苏家桥。这一天的夜晚突然大雨倾泻，河水涨溢，平地水深二尺。暴雨的降临增添了激战前夜的紧张气氛，朱棣无法入眠，他把交床加于床榻之上，坐以待旦。营帐里面排立的那些刀枪的锋端仿佛跳击着火球，发出铮铮的响声，弓弦也震鸣起来，朱棣感到这是天意的求战预兆。
四天后，燕军由西北循河前进，寻找李景隆的大军。为防对方有埋伏，朱棣先令百余骑渡至白沟河东岸，鸣炮虚张声势，见没有动静，即于中午全军渡河继续前进。这时才发现都督平安率领的伏骑万余，已在河侧列阵而待。
平安是当时朝廷方面著名骁将，洪武中曾从燕王朱棣出塞征战，对朱棣用兵之道颇有所知，因此充当了这次迎战燕军的先锋。朱棣见平安阵容严整，不敢硬冲，命百余骑佯作闯阵，到阵前略交锋后即回奔，诱使对方出击，以乱其阵势。这种方法果然奏效，平安的骑兵见燕军掠阵，不知该不该追杀，迟疑之中布阵动荡起来。燕军见敌阵动荡，趁机掩杀过来。但是平安的骑兵乃是一支劲旅，见燕军冲来，毫不示弱，立即向前迎击。平安拍马横戈直前，平安部下的勇将瞿能父子，率众陷阵冲荡，所向披靡。冲过来的燕军在这样来势凶猛的反击之下，几乎抵挡不住。燕王府内侍狗儿、千户华聚、百户谷允也是几员勇将，他们见势危急，陷阵力战，连杀对方数骑，拼死顶住了攻势。朱棣见到双方厮杀在一起，趁机率部分骑兵绕至平安的背后发起攻击，平安的骑队在燕军夹击之下败退。一场接触战揭开了白沟河大战的序幕。
当燕军重新集结起来继续前进时，前面出现了李景隆、胡观、郭英、吴杰的六十万大军，正严阵以待。
朱棣先以数十骑冲阵，但是立刻被对方庞大的列阵吞没掉。他只得以后继的大军拥杀上去，双方将士都发出决战的呐喊，在铁蹄、脚步和战鼓声中，整个大地都颤动起来，短兵相接的拼杀开始了。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就好像两股怒潮搅到一起，激卷着漩涡和浪花，谁也不肯后退，谁也不能后退，前边的倒下去，后边的立即又拥了上来。
傍晚，天色已渐昏暗，敌我难辨，但是双方的激战并未停止。朱棣看到郭英阵前空虚，便指挥骑兵向那里冲击，企图利用骑兵的优势冲垮敌阵。郭英早已有所准备，他在阵前布置了大批“一窝蜂”“揣马舟”之类专门用以对付骑兵攻营的火器。待到燕军冲至阵前时举发，一阵阵轰鸣，火光闪烁，散弹如蜂鸣般呼啸而起，冲到阵前的燕骑纷纷中弹落马，损失惨重。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敌我不辨，双方才不得不鸣金收兵。
朱棣在搏杀中被冲离了大队，他身边仅剩下三骑相从，在茫茫夜色之中迷失了道路。一行人不敢乱闯，朱棣在河边下马，凭着水流辨别方向，知道大营在河的上流，摸索着回去。途中遇到四名零散燕骑，合为一队返抵大营。
回到大营后的朱棣顾不上休息，连夜擢升白天作战有功的百户谷允为指挥，并且对部队重新部署，以迎来日的激战。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翌日等待着双方的必将是一场更为惨烈的厮杀。
清晨，燕军渡河准备决战，李景隆不在河边设伏，却将全军列成数十里长阵，等待燕军冲击。朱棣见敌方阵势齐整，未敢贸然下令冲阵，也将燕军列阵相对。双方在立定阵脚之后，才各以精兵向对方发起猛攻。燕军后军房宽的阵前首先遭到都督瞿能父子和平安两部强敌的进攻，死伤惨重。后军的失利，使不少燕军将士被震慑住了。
平安也率人马冲入燕军阵中，勇猛无比。陈亨上前迎战，被平安砍于马下。徐忠接战，也被砍伤手指。徐忠也是一员勇将，他见受伤的手指将断，索性自己抽刀断之，撕下一片战袍草草包裹起来，又拍马而战。
情急之下，朱棣大声向将士们大喊：“胜负常事，彼兵虽众，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遂命都指挥丘福等以万余骑冲击敌阵中坚，但是仍然未能冲开敌阵，于是急忙以精骑数千猛攻敌阵左掖，马步并进，双方再次搅杀到一起。
朱棣立马于高处，俯视着整个战场。他突然发现阵后尘土飞扬，知道有人马从背后袭击，但是此时燕军将士们都在拼力厮杀，难于脱身相救。朱棣无人马可调动，只得亲率身边将士前往迎战。这少量的人马怎能抵挡住大批强敌的攻势？朱棣等人虽竭力抵抗，却只得且战且退。左右将士们向朱棣建议道：“敌众我寡，难与之相持，请退就大军，合力抵御。”朱棣虽然也感到力不能支，但是他知道自己已无退路，退就大军的结果，必处于两面受敌的形势，他对将士们鼓气说道：“我们在此阻击背后的敌军，那边的将士们才能专心与敌人相拼。若我们退却，我军就将陷入敌军夹攻之中，敌众我寡，形势将更加不利。”说罢又率众返身冲向敌阵。
阵前飞矢如雨，朱棣的战马屡被射中，他更换战马再战。他手中的利剑剑锋已经砍杀得钝卷，敌军却如潮水般蜂拥而上。朱棣和他率领的这一小队燕骑渐渐被逼到一道河堤下，后面已无退路。朱棣在绝境中情急生智，跃马登上河堤，佯作举鞭向堤后招呼的样子，追兵误以为堤后有伏兵，稍有迟疑未敢即进。而恰恰在此时，朱棣次子朱高煦率军赶来增援。朱高煦的到来，不仅使追兵确信有伏而大吃一惊，就连朱棣本人也感到意外，他担心朱高煦是败退至此的。当他知道诸将仍在鏖战，朱高煦是特地赶来救援时，才放下心来。这时他已是疲惫不堪。
双方仍相持不下，直至午后，朝廷方面毕竟人马众多，集结起来再向燕军发起攻击。勇将瞿能父子率领精兵万余，高呼“灭燕”口号直扑向前，士气大振。越嶲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也分别引兵相随。燕军在对方猛攻下虽然顽强抵抗，已经渐处下风。但是谁也不曾料到，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刮起的一阵狂风竟然将李景隆军中将旗折断，朝廷方面失去了指挥，将士们不知所从，攻势顿时减弱下来。朱棣抓住了这个机会，急忙令部分劲骑绕至敌阵背后出击，并乘风纵火，火烧李景隆的大营，浓烟随风而起，朝廷军队见大营失火，乱成一团。陷入燕军阵中的瞿能父子及俞通渊、滕聚等无人接应，力战而死。平安率所部与燕将朱能接战，见大军已乱，只得败退。燕军乘势冲来，李景隆方面全线崩溃，奔走之声如雷。燕军一直追抵雄县城南的月漾桥。武定侯郭英率所部败退西奔，李景隆则败走德州。
这场恶战，李景隆共折损军马十余万。魏国公徐辉祖率军数万殿后，尚未参战，得到李景隆溃败的消息，便退了回去，算是得以全师而还。
燕军虽然侥幸取胜，损失亦称极重，但是朱棣不能休整，立即集结队伍，马不停蹄，继续率师南下追击，并于五月九日乘势攻入德州。李景隆则早在燕军来攻前两日弃城奔走济南。
德州是李景隆北伐的大本营，城内堆积如山的辎重尽为燕军所得。燕军在德州休整补充后继续南下，沿途城守，望风溃败，一路势如破竹，直指济南。
李景隆嫉贤妒能、首鼠两端的行为早已招致许多官吏将士们的不满，这次丧师逃遁，更引起人们的气愤，也激发出不少忠义之士挺身而出。
锦衣卫镇抚杨本是一员勇将，惯用一根三十斤重的铁棒，临阵驰突，屡建战功。白沟河战役后，他上疏揭发李景隆之罪，并且自荐请战道：“刑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伦有五，德莫大于尽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惩，丧师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与耿炳文，丧军士二十万于燕地，皇上怜其为太祖故旧，不忍加刑。又曹国公李景隆，四月进兵，丧失军马无限。皇上责问，乃归罪群下。乞假臣为大总兵，用能官一员，召募义勇；招抚军伍，凡先锋参谋军政稽考等官，臣自当保举，仍特命亲王为监军，疾驰燕师，则可免生民于涂炭，奠宗社于泰山矣。”疏上不报，杨本遂自率孤军独出，李景隆心存嫉恨，不发一兵相援，致使其兵败被俘。
济阳县教谕王省是当时名士。济阳失陷，他被燕军游兵所执，毫无畏惧，从容引譬，慷慨陈词，游兵们居然为之所动，将他释归。王省回去后，坐在明伦堂上，将弟子诸生召集起来说：“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义何存！”说罢大哭，竟以头触柱自杀殉义。
负责北伐督饷的山东参政铁铉在旧邑遇到了使燕南归的参军高巍，两人说起李景隆兵败丧师之事，感奋涕泣，商议了一下之后，他们急忙奔往济南，与都督盛庸等人相约誓死守城。
铁铉，色目人。洪武中，由国子生授礼科给事中，调都督府断事。明太祖朱元璋对他十分器重，赐他字曰鼎石。建文初，他任山东参政，这次受命为北伐督饷，供给无误。
盛庸，籍贯不详。洪武中，累官都指挥。建文初，以参将从耿炳文伐燕，李景隆代耿炳文后，遂隶于李景隆麾下。
五月十六日，朱棣率师攻抵济南城下。此时李景隆尚有余众十数万，完全可以据城迎战。但他惊魂未定，已全无斗志，临阵指挥混乱，仓猝列阵，立足未稳，燕军已乘势进击，李景隆再次大败，弃城南逃，燕军于是将济南城团团围住。
四、胜败之间
李景隆败逃，铁铉、盛庸等人固守济南的决心却愈坚定。济南军民在铁铉、盛庸率领之下，拼死固守，燕军在攻城时遇到了猛烈抵抗。这实在令朱棣始料未及，他以大军临城下，李景隆大军败走，济南城中并无精兵强将，本以为唾手可得，谁想面对屡胜之师的数十万大军，几个无名的文臣武将，竟然率领一群城中的军民百姓固守不降。
朱棣于是让人写成一封劝降书，用箭射入城中，然后等待城中投降的消息。谁知劝降书射入城中不久，城中也射出一封回信，打开来看时，却是那位以身殉义的济宁教谕王省弟子高贤宁作的《周公辅成王论》，劝朱棣退兵。
久攻不下，劝降不成，朱棣不免有些恼火，他命将士们扬言要堵塞城外黄河河道，以水淹城相威胁。消息传出，城里面果然显得慌乱起来，守在城上的将士们也是一片哭喊。不久，有人出城来见朱棣，表示愿意开城投降。降辞说得很是动听：“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为社稷忧。谁非高皇帝子？谁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东海之民，不习兵革，见大军压境，不识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谓聚而歼之。请大王退师十里，单骑人城，臣等具壶浆而迎。”
话说得虽然诚恳，其实破绽甚多，只可惜朱棣求胜心切，一座坚城能如此轻而易举到手，过于兴奋却未加深思，竟然就轻信了城中的请降。燕军将士们得知济南不战而降，也不由得欢呼起来。朱棣于是应许次日入城受降。
次日清晨，朱棣率数十名护卫来到城下．城门果然打开，城上城下齐呼“千岁”。朱棣在欢呼声中拍马向城里走去。正当他来到城门下面的时候，突然间一块铁板从城门上直落下来，险些击中朱棣，擦身而过，却击伤了朱棣坐骑的马头，受惊的马险些将朱棣掀落。一片混乱之中，城门重又关闭，呐喊声代替了“千岁”的呼喊，城上的吊桥缓缓启动。朱棣于慌乱中鞭马跃过吊桥夺路而逃，这时他才醒悟过来，自己竟然中了铁铉等人的诈降之计。
这些传奇式的记述并不十分可信，济南之所以未曾被燕军攻陷，一方面得利于济南城高池深、兵多粮足的优势；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由于铁铉、盛庸等人率众固守的决心。
济南城固若金汤，将数十万燕军牵制于城下，这给朝廷方面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机会。倘若此时朝廷调集军马，或败敌于城下，或直取北平，都会给予燕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此时的朱允炆却在宫中忙着同方孝孺商讨更改皇宫各门名称，任凭济南被围，并无应急之策，全靠铁铉、盛庸等人自行守御，也不曾采取任何行动。
这其间朝廷方面所为，只是在六月间，接到济南告急文书后，朱允炆派了尚宝丞李得成持诏赴燕，谕令朱棣解围还师，条件是答允赦免其叛逆之罪。这简直就像是在开玩笑一般，结果不仅朱棣不予理睬，使臣李得成也降燕不归了。直到七月里，平安自行率领所部进抵河间单家桥，准备出御河，切断燕军饷道，才给朱棣造成了较大威胁。
朱棣本来不曾想到会在济南受阻，由于战事过于顺利，他以为济南也可指日而下，谁知结果却是久攻不利，损失较重。据说朱棣愤懑之极，下令调集大炮轰城，一阵轰击过后，城墙上悬挂出神牌，可以看到上面大字写着“太祖高皇帝神位”。燕军将士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再向城上燃放火炮了。
朱棣在城下束手无策的时候，平安却从容调动军队，准备攻取德州。在北平的道衍和尚看出形势的危迫，他致书劝朱棣说：“师老矣，请暂还北平，以图后举。”朱棣无奈之中，只得听从了道衍的建议，派人赶赴北平，令三子朱高燧率军万余，出师南下接应，同时安排好解围撤退的计划。
八月十六日，在围攻济南整整三个月之后，燕军被迫放弃济南，解围北去，这实际是一次败退。燕军撤离时，铁铉、盛庸乘机出击，燕将陈亨接战中再受重创，不治而死。朝廷方面乘胜进攻德州，守将陈旭弃城逃遁。
从建文元年（1399）八月十五日夜袭雄县算起，朱棣起兵已经整整一年，虽然遇战多胜，却并无明显进展。这次他全力攻打济南，欲在占据济南后，进可以挥师南下，退可以划界自守，结果竟以失败告终。庆幸的是当燕军被牵制在济南城下时，朝廷方面行动迟缓。平安拥众二十万于河间，其志不过在窥取德州，不敢果断北进，直捣北平。朱棣从济南败退时，铁铉军中宋参军曾主张乘机集众北上，抢在燕军北归前攻取北平。但铁铉自感力量不足，将士们坚守济南孤城数月，已经相当疲惫。四外虽有朝廷方面的部队，铁铉知道“诸将多驽材”，不可倚靠，因此未采纳此议。
济南战役是朝廷方面取得的第一场较大的胜利，朱允炆得到捷报后感到十分高兴，他立即诏令擢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封盛庸为历城侯，取代李景隆为大将军，掌管北伐之事。这时的济南城内更是一片胜利景象，铁铉等人在大明湖天心水面亭大摆庆功宴，犒赏守城有功的将士，朝廷方面士气大振。
济南兵败后的燕军则士气低落，朱棣的谋士道衍和尚在这一年重阳节的感怀诗中写道：
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
可怜时节梦中过，谁对黄华有笑颜。
兵败的沮丧，哪里还有玩月登山的闲情？不过好在济南的失败并没有使燕军实力受到根本的损失，主要只是士气低落。相比之下，朝廷方面则士气大振，举朝上下磨拳擦掌，随时准备重整旗鼓，乘胜北伐。
朱棣当然也要鼓舞士气备战，奖赏出征的将领当然是鼓舞士气的办法，都督佥事陈亨升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张信、房宽升北平都司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张玉、丘福、朱能、徐忠，李彬、陈文、谭渊、何寿、郑亨、朱荣、李濬、陈旭、孟善、景福、端亮、李远、张安、刘才、徐理、沈旺、张远、徐祥、赵彝、徐谅俱升北平都司都指挥同知。指挥陆荣、纪清、火真、指挥佥事王友、王聪俱升都指挥佥事，其余将校皆升一级。但是这种升职在当时并无实际的意义，且如陈亨，兵败济南时受重创，此番升职后未及一月而卒。要想改变此次战败的影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出师，打一场胜仗以提升士气。
十月十五日，朱棣下令出征辽东，燕军将士们对这种安排颇感不解。次日师出通州，主将张玉、朱能忍不住找机会劝朱棣道：“今密迩贼境，出师远征。况辽地蚤寒，士卒难堪，此行恐非利也。”朱棣屏退左右，告诉他们两人说：“今贼将吴杰、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徐凯、陶铭筑沧州，欲为犄角之势。德州城壁坚牢，贼众所据。定州修筑已定，城守粗备。沧州土城，溃圯日久，天寒地冻，雨雪泥淖，修之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备，出其不意，倍道以攻之，贼有土崩之势。今佯言往征辽东，不为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卷甲，由间道直捣城下，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守完备，难于为力。且机事贵密，故难与议，惟尔知之。”为了防止泄露偷袭沧州的计划，他们对诸将仍然只称往征辽东。徐凯也只当作燕军并无南下之意，不做预防准备，只是督促军士四出伐木，昼夜筑城。
十九日，燕军进驻夏家店，两天后经过直沽，突然循河南下。不知底细的将士们一直以为此行系出征辽东。转而南行后，不由纷纷议论起来：“据闻昨夜有白气二道，自东北指向西南，占卜的结果是‘利南’之兆，因此要改道南行。”朱棣仍然没有泄露袭取沧州的计划。
二十三日夜，燕军于二更启程，乘砖垛、灶儿等坡冬季无水，取道兼程，一昼夜疾行三百里，二十五日清晨，如同自天而降般出现在沧州城下。守军大都正在搬运土木修筑城堞，毫无战斗准备，虽然仓猝之中也竭力抵抗，但很快即被燕军击溃，主帅徐凯等人均被燕军擒获。
沧州既为燕军所破，朝廷方面针对北平犄角之势不复存在，燕军一击而成，士气有所鼓舞，朱棣决心乘势与盛庸再战。他命将沧州所获辎重运回北平，自己亲率大军自长芦渡河南下，从铁铉、盛庸驻守的德州经过，进驻临清。
铁铉、盛庸不知燕军此行的虚实，不敢轻易出战，只派数百骑尾随其后，做了试探性的攻击。燕师驻屯临清后，盛庸、铁铉恐其长驱南下，始以大军追蹑，寻伺战机。
十二月初四，燕军驻营汶上，盛庸、铁铉率军进驻东昌，先锋孙霖抵达滑口镇，其前哨则已到达济宁。朱棣决定回师决战，他首先以朱荣、刘江等部于滑口击溃孙霖的先锋部队，然后全军直扑东昌。盛庸、铁铉也决定在东昌同燕军决战，他们得知燕军将至的消息后，设宴犒军，做好了准备。
二十五日，燕军抵达东昌城下。盛庸所部自济南获捷，士气正值旺盛。他选择精锐，背城列阵，遍置火器、毒弩，等待燕军来攻，一场大战在即。
战斗开始后，朱棣亲率精骑猛攻盛庸列阵左翼，但是冲击不动，只得绕出阵前，再冲其中坚。这时朝廷军列阵突然向两侧散开，让出中间通路，待朱棣率众陷阵后，又重新合壁，将燕骑吞没掉。
朱能见势不好，连忙率番骑来救。朝廷军阵前突发火器，将朱能等阻于阵外，不少燕军骑兵为火器所伤。但朱能冲阵鏖战，吸引盛庸主力，朱棣率领被围的燕骑向包围薄弱的西南方向冲击，乘机破阵而出。
燕军主将张玉也看到燕王朱棣陷阵被围，他不顾敌军势众，冲入阵中援救，陷阵后不见朱棣所在，只得拼命厮杀，四处找寻。周围皆是朝廷的兵马，将张玉团团围住。张玉救主心切，在阵中不曾找到朱棣，不肯突围，只是在阵中冲荡，直至力竭被创阵亡，成为朱棣起兵以来损失的最重要的一名将领。燕方步军抵挡不住对方精锐的反击，首先溃败，骑军在冲阵时，或为阵前火器所伤，或陷入阵中遭围攻而亡，损失惨重。大战直至天色昏黑才结束。
这是朱棣起兵以来一次最惨重的失败。次日，燕军全军溃退，朱棣亲自率领百余骑殿后，掩护大军撤退。一路之上，燕军不断遭到朝廷守军的追杀。二十七日，燕军退至馆陶，这时平安、吴杰已占据真定，截断了燕军归路，朱棣只得改走深州。
建文三年（1401）正月初一，燕军退经威县，再次遭到朝廷军队的截击。朱棣亲率十余骑到阵前，请求对方放行，那景况是何等狼狈。
“我常获尔众即释之，我数骑暂容过，无相厄也。”
“放尔是纵蝎！”对方毫不为之所动。
最终还是只能靠拼杀闯开了一条血路。
四天以后，朱棣退至深州，又遭到吴杰、平安的截杀。深州是燕军北归的关键，因此自然全力拼杀。朱棣率百余骑冲在最前，大军随之而进，将拦军击溃。此战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燕军无路可退，只有拼死一搏，不想死中求生，竟然大获全胜，生擒监军内侍长寿，并指挥、千百户数十人，斩首万余级，获马三千余匹，众皆尽降，遣之。
这里面虽然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但毕竟在深州战后，朝廷方面无力追击，燕军于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过后的第二天，才回到北平。
东昌之役乃是朝廷方面又一大胜，上奏的战报亦称“燕师精锐丧失几尽”。显然也是诸将报功的夸大之辞，燕师东昌兵败回师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朱棣在道衍和尚的敦促之下便又挥师南下。
这一次朱棣本欲在北平稍事休息整顿，在连续两次战败之后，他感到疲劳而且信心不足。尽管诸将主动承担战败之责，免冠请罪时，朱棣也能以“胜负兵家常事”相慰解，但他边说边流涕不止，诸将亦皆泣下，莫敢仰视。
战败的结果自然令人难过，而再次折损主将，更使燕军上下夺气。道衍和尚看出这里面的关键所在，他劝说朱棣招募勇士，尽快出师再战。于是他帮助朱棣安排了两件事情：一是照例论功封赏，升燕山左护卫指挥使王真、燕山中护卫指挥使费、指挥同知刘江、燕山右护卫指挥白义为北平都指挥佥事。另一件便是祭奠阵亡将士。
隆重的祭奠仪式于二月初九举行。朱棣亲自读毕祭文，已经泣不成声：“奸恶集兵，横加戕害，图危宗社。予不得已，起兵救祸，尔等皆摅忠秉义，誓同死生，以报我皇考之恩。今尔等奋力战斗，为我而死，吾恨不与偕，然岂爱此生，所以犹存视息者，以奸恶未除，大仇未报故也。不忍使宗社陵夷，令尔等愤悒于地下，兴言痛悼，迫切予心。”说罢，朱棣脱下身上的战袍，投入火中，左右上前拦阻，已经来不及。朱棣对众人大声说道：“将士在予，情意深厚，予岂能忘？吾焚此以示同死生，死者有知，鉴予此意。”说着，不禁恸哭失声。此时的朱棣真的动了感情，像张玉那样的大将，是朱棣起兵的倚靠，这次又完全为救主而死，确使他深感痛心。在场的将士们、阵亡将士的家属和围观者也都深深为之感动，他们说：“人生百年，终必有死，而得人主哭祭如此，夫复何憾？我等当努力，上报国家，下为死者雪冤。”纷纷请求从征自效，誓师的目的达到了。
二月十六日，朱棣率燕军南下，出师前告谕将士时，他又重提东昌之败：“比者东昌，才战即退，弃前累胜之功，可为深惜。……若白沟河之战，南军怯懦，见战即走，故得而杀之，所谓惧死者必死也。”并由此明确这次出师的纪律：“有惧死退后者，是自求死”，“有违纪律者，必杀无赦”。
燕军进抵保定之后，没有贸然进取德州或真定，而是师出于两城之中，采取了诱敌出战、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样也就发挥了燕军善于野战的长处，而避免了其不善攻坚的短处。
二十一日，燕军移师紫围八方。这时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春分前后的中原一带，仍然寒意未消，清晨行军，朱棣身穿的素红绒战袍上竟凝结了一层薄霜，看上去就仿佛是在战袍上刺绣的龙纹。将士们发现后不由惊异而且兴奋起来。这当然是“吉兆”，燕军上下感到这次出征胜利在望。
三月初一，燕军缘滹沱河列营，并派游骑为疑兵前往定州、真定，迷惑平安、吴杰，阻延其出师时间，以便集中全力对付盛庸。盛庸所部这次却行动甚缓，直到十二日，才抵达单家桥，这样一来使朱棣担了一番被夹攻的风险。因此当燕军由陈家渡渡河后不见盛庸部队时，朱棣立即想到盛庸是否已与平安、吴杰会师，如果真是如此的话，燕军则是自置于不利的境地。燕军往返渡河搜巡，仍不见敌踪。突然，河边将士喧噪起来，原来是搜巡中遇到了一只咆哮于河畔的斑斓猛虎，造成一场虚惊。这使朱棣放下心来，显然，盛庸尚未到此。他兴奋地对将士们说：“格杀猛兽，胜敌之征也！”
盛庸直到二十日才率军进驻夹河。第二天，燕军也来到这里，在相距四十里外为营。自从济南、东昌两次败于盛庸之后，朱棣对与盛庸作战显得颇为谨慎。他把将领们召集到一起，从箭囊中抽出一支箭，在地上画着，向他们安排作战部署，恐怕他们不能领会，又命燕府的宦官别为一队作为示范，直到所有的人都十分明确为止。次日清晨，燕军便开始向夹河列阵而进，午时抵达夹河，盛庸也列阵相迎，照例将火车、火器、强弩、战盾排列于阵前，等待燕军冲阵。
燕军按照原定部署，先由三名骑兵掠阵而过，引诱对方追击，然后以强弓压住阵脚。另外以骑兵万余，每两骑马上带步兵一人，直扑敌阵，五千名步卒在阵前下马，攻击敌阵左掖，骑兵则冲其中坚。盛庸的军队在阵前拥列战盾，层叠自蔽，刀枪难入。燕军将士事先备好木钻，横贯有带逆钩的铁钉，抛出去将敌人战盾勾连起来，互相牵动，使之无法自蔽，再乘机发箭。盛庸左掖的列阵军士们失去盾牌蔽护，在燕军乱箭中只得后退，仓促之中，阵前火器来不及发放，双方混战在一起。
燕将谭渊以骁勇著称，使一张两石的硬弓，射无不中。他见到敌军列阵噪动，便拍马上前冲入阵中。盛庸部将都指挥庄得也是一员勇将，他不顾燕军攻势凶猛，率众迎上去死战。双方混战之中，谭渊马蹶跌落在地，被庄得赶上去一刀杀死，同谭渊一起冲阵的燕将董真保也在混战中阵亡。
朱棣见对方顽强搏战，知道硬攻难以取胜，率朱能、张武等以骁骑绕至盛庸军队背后，在暮色的遮掩下出击。庄得正率众力战，不知身后遭到袭击，被创而死。盛庸部将中同时损失的还有楚智和“皂旗张”。楚智是一名使燕军“望旗帜股栗”的骁将，于战阵中陷马被执而死。“皂旗张”是一名旗手，因为每战总是麾皂旗为先驱，由此得名，真名反不为人所知。据传他能力挽千斤，“死时犹执旗不仆”。激战一日，双方各有损失，杀伤相当。
朱棣自与盛庸交战以来，连折张玉、谭渊两员主要将领，怒不可遏，亲率十余骑追杀敌军不止，竟然忘记了时间，直至夜色已深，周围不辨，已经找不到大营的所在，只得就地野宿。天色微明，朦胧醒来，却见四周皆为敌军。朱棣知敌方尚未觉察，悄声叮嘱左右莫慌，暂且混充敌军一队不动。乘敌不备之时，突然上马，鸣角穿营而过。盛庸营中将士根本不会想到燕王朱棣会在自己军营内出现，惊愕顾视之中，朱棣已率十余骑冲营而出。
朱棣回营后，集军列阵，准备再战。他对诸将说道：“昨日谭渊见贼走，逆击太早，不能成功。兵法所谓穷寇无遏，我先戒渊，令其整兵以待，俟贼奔过，顺其势而击之，为是故也。然贼虽小挫，其锋尚锐，必致死来斗。大抵临阵贵于审机变，识进退，须以计破之。”根据前一天作战情况，朱棣改变硬冲的做法，让骑兵在两军混战中往来阵间穿插，有可乘之处，即突入击之。
“两军相斗勇者胜”，朱棣鼓舞将士们说，“此光武所以破王寻也。”
清晨，双方列阵待战。燕军列阵于东北，盛庸列阵于西南，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次因列阵的布局，竟对战争胜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燕军按照朱棣的安排，以骑兵往来冲荡。盛庸的军队也是劲旅，被冲开而复合，反复多次，燕骑未能发挥预期的作用。两军兵刃相接，彼此战疲，各坐而息，已而复起战，相持不退，飞矢交下。双方相持四个时辰，直到午后仍然不分胜败。
午后的未时，天气突然大变，一阵狂风卷着沙砾从东北向西南铺天盖地刮了过来。相持中的盛庸部下将士处于下风头，逆风而战，被风沙眯目，十分不利。处于上风头的燕军乘风大呼而进，钲鼓之声和风声混在一起，发出惊天动地的鸣响。盛庸的军队挡不住顺风而来的燕军攻势，只得丢弃辎重，退保德州。朱棣战罢回营时，满面尘埃，部下将士们竟然认不出他，听到他说话声，将士们才纷纷上前趋见。
因为有风相助取胜，这当然也就是有上天相助，朱棣在有意无意之中，将这场风的作用夸大了。其实，除大风相助之外，燕军取胜还是由于盛庸的轻敌自傲，而吴杰、平安因妒功不予合作，也使朝廷方面的军力骤减。盛庸自东昌大捷后，自以为是，对燕军不甚在意。此次出征，军中携带金银器皿及锦绣衣袍，谓待破北平之日大为宴会之用，结果尽为燕军所得。而朱棣自东昌败后，对这次战役尤为谨慎，布置周密，随时总结，以求必胜。盛庸在夹河同燕军激战之时，吴杰、平安完全可以奔驰助战，但他们却在途中逗留不进。盛庸退保德州后，单家桥仍留有守军万余人，朱棣对此并无所知。次日他派人回北平告捷，至单家桥不能进，当晚只得赶回营中向朱棣报告。从这种情况分析，即使盛庸已败，若吴杰、平安继续赶往夹河，不仅可以乘燕军战罢疲惫之机，而且仍可与盛庸余部形成对燕军夹攻之势。他们却在距夹河战场八十里处得知盛庸战败，又重新退还真定了。
二十五日，燕军击溃了单家桥守军，然后移师楼子营，准备迎击吴杰、平安。朱棣给吴杰、平安估计了三种可能：一是撄城固守，二是军出复归，三是前来求战。当初朱棣恐怕他们与盛庸合军，曾以疑兵牵制其行动，现在却惟恐他们不来交战。
吴杰、平安回师真定不久，城外便逃来许多荷担抱婴儿的百姓，要求入城以避兵乱，并且异口同声说燕军已四散取粮，营中无备。后来派出的探哨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吴杰、平安寡谋少算，他们根本不会想到那些逃难避兵的百姓多为燕军所扮，而四散取粮，也是朱棣诱其出师的计策。实际上如果朱棣不用此计，吴杰、平安也是要出师的，这是他们当时的处境所决定的。夹河之战，他们不肯与盛庸合军，以至战败，战后又迟迟不出，朝廷得知后定会有“旷期失律、劳师费财”之责。朱棣的计策诱发了他们侥幸之心，如果乘燕军无备进击获胜，不仅可免朝廷之责，而且可以独专其美。
闰三月初六，朱棣见吴杰、平安迟迟不动，命都指挥郑亨、李远率骑兵五千前往真定，他们的任务并非攻城，而是哨探情况。这时吴杰、平安已率师离城，进抵滹沱河北岸，在距燕军七十里处为营。朱棣得到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河，接近敌师。当时天色已晚，而且按照阴阳家的说法，这一天为“十恶大败之日”，将士们都请求待明晨再渡，当即为朱棣所拒绝。
“夫时不再得，机惟易失。今时机如此，岂可缓也？借使缓之，贼退真定，城坚粮足，攻之不克，欲战不应，欲退不能，是坐受其弊。若拘小忌，终误大谋。”不拘小忌，不误大谋，朱棣表现出来的是十足的自信。以“十恶大败之日”为“小忌”，而以百计将吴杰、平安诱出，得以一战，为“大谋”，决不能放过取胜的良机，这才是兵家作战之道。于是燕军连夜渡河，渡河后，朱棣亲率骑兵三千为先锋，循河西进，大约行二十里左右后，遇到吴杰、平安之师。吴杰、平安发现燕军，立即退营于藁城。
九日黄昏，双方略有交锋，值晚收军。为防止吴杰、平安潜退真定，朱棣于当晚亲率数十骑逼敌营而宿，以牵制对方。
十日，吴杰、平安列方阵于西南，阵中结木楼高数丈，平安登楼指挥。朱棣命燕军从四面作出围攻方阵之状，并以精锐攻击方阵正面，在双方交锋正酣之时，他又率领骑兵数百名，循河绕至方阵后面，突入阵中。阵中箭发如雨，攒射于燕王军旗上，但是朱棣率死士冒着箭雨直扑平安所在的木楼。平安见势不好，坠楼而走，方阵失去指挥，立刻混乱起来，燕军乘机猛攻，吴杰、平安全军崩溃，奔走真定。燕军一直追杀至城下，生擒了都指挥邓戬、陈鹏等人。
这场战役之后，朱棣命人将一面箭集如猬的军旗送回北平，交给世子朱高炽保存起来，以示后世子孙，使他们都能知道今日征战的艰难。辅佐世子据守的都督顾成见到这面战旗时，也不由潸然泪下，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也未曾见到过如此激烈的战况。人们常说仁柔的建文帝朱允炆每每命将征战时，总要嘱咐道：勿伤叔父，因此朱棣可以于战场随意冲杀而不用担心个人的安危，这种传说在此役燕王的那面战旗面前不攻自破了。
朱棣自从济南、东昌两败于盛庸、平安之后，这一仗总算将局面扭转回来。
闰三月二十四日，燕军进抵大名府时，朝廷得到战报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再罢齐泰、黄子澄之官以缓燕军。这种愚蠢的做法朱允炆已经干过一次了，其结果根本起不到缓兵的作用，反而使朱棣“诛奸除恶”的借口有了十足的道理。
几天以后，朱棣命人将一封措辞强硬的书信送到了朱允炆的手里：
……迩者侧闻诸奸恶已见窜逐，虽未伏
钺之诛，然亦可以少谢天人之怒。……惟日夜冀休兵之旨而竞无所闻。且四方之兵，调弄不止，是盖不能无疑焉。且以奸臣之窜逐，其罪恶盖已了然明白，曲直之情，虽三尺之童，不待言而知之，是兵可解，冤可刷，而恩可推也，何故执持不改？外示窜逐奸恶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因循至今，是必欲加屠害而后已。
朱允炆自己拿不出主意，用方孝孺之计，一面声称罢兵，一面调集各路人马，并且命辽东军马入关，以牵制燕师。方孝孺草拟好一份诏书，命大理寺少卿薛嵓持赴燕师。又用小黄纸刊印传单数千张，一并交与薛嵓，让他到燕军营中秘密散发，以动摇其军心。那知薛嵓本来就心怀贰意，又生性胆怯，行至途中，便将传单全数藏匿起来，到燕军营中根本未敢拿出。
薛嵓送上诏书，心中自是惶恐不安，他惟恐这份措辞肆慢的诏书会激怒朱棣。不想朱棣读罢诏书，不怒反笑，说道：“帝王之道，自有弘度，发号施令，昭大信于天下，岂可挟诈以祖宗基业为戏耶！”见薛嵓惶然无辞，朱棣逼问道：“诏语如是，尔承命之言何如？”
“但言殿下释兵，来谢孝陵，则兵可息。”这大约是事先准备好的回答。
朱棣知道薛嵓此行并非真的为求罢兵，讲了一番道理之后，便公然拒绝了朝廷的罢兵要求：“宗藩阽危，祸难不已，社稷深忧，必执奸丑，献俘太庙，以谢孝陵，我之愿也。所典之兵，受之皇考，以为护卫，用备不虞，制度已定，难以更改。今欲释兵，是以徒手待缚，此奸臣谬计，欲以欺人，虽三尺童子，不为所罔矣。”
朱棣命设宴招待了薛嵓等人，留他们在军中数日，主要目的无非是向他们炫耀武力。当是时，燕军连营百余里，旌旗蔽空，戈甲鲜明。军营内外，队伍整肃，步骑参错。朱棣命将士们驰马逐猎，相与角力，一片生气勃勃、鼓勇欲斗的气势。薛嵓看到后，果然感到惊慑，回朝后，如实讲述其所见，方孝孺恐怕于军心不利，指责薛嵓“为燕游说”。薛嵓最终果然降燕。
打发薛嵓回去不久，朱棣命指挥武胜前往京师，奉命送上一份书信，信中指责朝廷方面并无罢兵的诚意，将这场战争的责任全部推诿于建文帝朱允炆。朱允炆见书后，曾为之所动。方孝孺知道是燕王朱棣之计，劝朱允炆说：“天下军马一散，即难复聚。彼或长驱犯阙，何以御之？”打消了罢兵的念头。
朝廷既不再求罢兵，燕使武胜也便当即被捕入狱。逮捕燕使的强硬做法与当初罢齐泰、黄子澄之职，及遣薛嵓赴燕求和截然相反，两事相隔不过一个月，朝廷方面的态度竟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从此后的战争进况来看，朝廷方面主要依靠辽东军马和北方寨堡对燕军做到了较为有效的牵制。大约半年左右时间里，燕军不得不分兵北方和中原城镇寨堡间，与朝廷军队周旋，无暇兴师南顾了。
六月．燕将李远率军六千，改穿朝廷军士甲胄，各插柳枝为标记，潜至济宁、谷亭、沙河、沛县一带，焚烧德州运粮船只，给盛庸造成一定困难。而与此同时，彰德、尾尖寨等处屯驻的朝廷军马，不断骚扰燕军南下饷道，也给燕军南下造成困难。燕军曾为此攻打彰德，几乎攻陷。彰德守将赵清一面督促军士固守，一面派人告诉朱棣说，他的行为不过是尽职，“殿下至京师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
赵清的表态极为有趣，而此实为当时诸地方守将的真实态度，其所尽忠者，并非建文帝，而是皇权。对于此类守将，燕军自然无须斩尽杀绝，于是燕军放弃彰德，转而攻破尾尖寨。这时朝廷方面又以平安率辽东军马入关威胁北平，以房昭率山西军马入紫荆关，结寨于易州西南峨嵋山中，组成了一个以西水寨为首的寨堡群，据险邀击燕军。朱棣花费了很大力量来对付这种寨堡，他仿韩信垓下之战的办法．令军士四面为吴歌，以动摇守寨的江南籍将士之心。从八月到十月，用了两个月时间，始破西水寨。西水寨既破，朝廷与燕军对峙形势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十一月，蒙古鞑靼部遣使赴燕，表示愿意配合燕军，以军马骚扰蓟辽。辽东军马在对鞑靼骑兵作战时显得很不得力，他们缺少良马，有些将士骑的驽马，败退时竟落在步卒后面。这些马匹是朝鲜李朝国王赠予的，据说本都是些良马，但因官吏贪利，运送途中将良马统统换成了驽马。鞑靼骑兵介入后，辽东军马不能再对北平形成压力，朱棣的后方逐渐稳定下来，他开始考虑南下作战了。
正在南北对峙的这段时间，据守北平的燕世子朱高炽收到一函朝廷专人送来的密信。朱高炽心中明白朝廷方面的用意，不曾启封，派仪副袁焕将书信和送信的锦衣卫千户张安一起送到朱棣军前。同在北平据守的朱高燧和燕府内侍黄俨也得知朝廷来人送信的事，连忙派人驰报朱棣。朱高煦当时正在军中，从旁随声附和，乘机倾陷朱高炽，朱棣几乎真的相信世子与朝廷密谋相结，袁焕恰恰在此时将未启封的书信及送信人张安送到，才解除了朱棣的误会，他不禁惊叹道：“嗟乎！几杀吾子！”
这个未能得逞的反间计其实并不高明，恰恰暴露了朝廷方面的无能。旁观者对时局看得格外清楚，朝鲜使臣崔有庆于建文三年（1401）八月动身赴南京，到第二年三月回朝，往返半年，正是“靖难”之役的关键时刻。他的观感是：“燕兵势强，乘胜远斗，帝兵虽多，势弱，战则必败。又有鞑靼兵乘间侵掠燕辽之间，中国骚然。”
然此时朱棣已率军奔突三年，虽所战多胜，但所得城池，旋有旋失，或燕军一去即转为朝廷守，到头来真正能够久据的仅北平、永平、保定三城而已。
恰在这时，一些南京宫中被黜的宦官逃来投奔朱棣，带来不少朝廷内部的消息，其中最使朱棣感兴趣的是“京师空虚可取”。谋臣道衍认为这是不可坐失的良机，他劝朱棣说：“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初二，朱棣在北平誓师南征。他在训令中告诫将士们说：
靖祸难者，必在于安生民；诛乱贼者，必先于行仁义。……今予众之出，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今我有众，明听予言，当念百姓无罪，慎毋扰之。苟有弗遵，一毫侵害于良民者，杀无赦，其慎之！
把自己放到了代表正义和民心的最高位置之上，就是要用最高尚的词藻，掩盖他夺位登极的目的。这一回朱棣真正下定了决心：“要当临江一决，不复反顾矣！”
- 《皇明祖训·法律》。
- 《明史》卷151《郭资、吕震传》。
- 《明史》卷145《张玉传》，《明太宗实录》及《奉天靖难记》或不记，或记为朱棣本人所见。
- 《奉天靖难记》卷1。
- 《奉天靖难记》卷1。
- 《奉天靖难记》卷1。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明史》卷142《庄得传》。
- 《奉天靖难记》卷1。
- 《奉天靖难记》卷1。
- 《明史》卷141《齐泰传》。
- 《明史》卷4《恭闵帝本纪》。
-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5，朱睦
：《英国公忠武张玉传》。 - 《明史》卷145《张玉传》。
- 《奉天靖难记》卷1。
- 《奉天靖难记》卷1。
- 《明史》卷144《顾成传》。
- 《奉天靖难记》卷1。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奉天靖难记》卷2。
-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11《耿炳文论》。
- 《奉天靖难记》卷2。
- 《明史》卷126《李景隆传》。
- 《奉天靖难记》卷2。
- 《明太宗实录》卷4上，元年九月戊寅。
- 《明太宗实录》卷4上，元年九月戊寅。
- 《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宁王权传》。
- 《奉天靖难记》卷1。
- 《奉天靖难记》卷1。
- 《奉天靖难记》卷1。
- 《明太祖实录》卷175，洪武十八年九月庚辰；《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湘献王柏传》。
- 按《奉天靖难记》系于是年十二月丁酉，与李景隆北伐无关，不妥。
- 《明史》卷130《耿炳文传附耿传》。
- 关于燕王朱棣袭取大宁之事，史述多以为其胁迫宁王朱权相从，其实不然。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称：“洪武间，燕王受命巡边，至大宁，与宁王相得甚欢。”故知燕王朱棣定计袭大宁向宁王朱权求援之事系有前因。大宁驻松亭关军马得知燕军袭大宁而回师，途中陈亨降燕，时间在十月十一日（丁未），燕王朱棣辞行则在十三日（己酉）。若宁王朱权不欲从燕“靖难”，岂有军马已降而不做防备的道理？诡称郊饯，实际上是为蒙蔽大宁守将朱鉴及王府长史石撰等人，故定计猝发，使其不及防。石撰不肯苟从，于大势并无妨害，若宁王果被胁迫，自当极力保全石撰性命，故石撰被杀，亦可作为宁王并非被胁迫之佐证。
- 《奉天靖难记》卷2。
- 《奉天靖难记》卷1。
- 《奉天靖难记》卷2。
- 《奉天靖难记》卷2。
- 姜清：《秘史》卷1。
- 《明史》卷143《高巍传》。
- 《奉天靖难记》卷2。
- 《日下旧闻考》卷121《京畿·保定县》。
- 《奉天靖难记》又作白马河；《明通鉴》作玉马河，《明史纪事本末》作五马河，《明太宗实录》作土马河，均误。
- 《奉天靖难记》卷2。
- 《奉天靖难记》卷2。
-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1；李贽：《续藏书》卷5《逊国名臣·杨本》。
- 《明史》卷142《王省传》。
- 《明史》卷140《铁铉传》。
- 《明史》卷144《盛庸传》。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潘柽章：《国史考异》卷5。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李贽：《续藏书》卷5《逊国名臣·宋参军》。
-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9《九日感怀》。
- 《奉天靖难记》卷2。
- 《奉天靖难记》卷2。
- 《明史》卷145《张玉传》。
- 《奉天靖难记》卷3。
- 《明史》卷144《盛庸传》。
- 《明太宗实录》卷7，三年正月丁丑。
- 《奉天靖难记》卷3。
- 《奉天靖难记》卷3。
- 《明太宗实录》卷7，三年三月辛未。
- 《奉天靖难记》卷3。
- 此役朱棣战术颇为精当。《奉天靖难记》卷3：“上先以三骑觇贼阵，见火车、火器、强弩、战盾悉列阵前，遂掠贼军而过。贼见三骑，即出千余骑来追。上勒马控矢以待，追骑将近，引弓射殪一人，贼惧而止，已而复来，又殪一人，如是再三，连殪其数人，贼不敢逼。”盛庸既列阵为守势，未必肯以千余骑逐燕军三骑，且千骑冲杀，一人中箭即停，数人中箭即不敢逼，显为夸大之词。
- 《明史》卷142《楚智、皂旗张传》。
- 《奉天靖难记》卷3。
- 《奉天靖难记》卷3。按《明史》卷4《恭闵帝本纪》，其贬逐齐泰、黄子澄为建文三年（1402）三月癸巳，而不在闰三月藁城战后。
- 《奉天靖难记》卷3。
- 《明太宗实录》卷4，四年五月己丑。
- 诸官修史书对此多有夸张，称“德州粮饷遂绝”，“兵气稍索”。而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3案语中，引陶宗仪《南村集》卷3《腊月二十七日雪》诗句注：“十一月，松江府起差民丁九万名赴济宁，陆运粮米九万石至德州军前。”由此证明德州饷道迄未中断。
-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0。
-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2，160页。
- 《明太宗实录》卷8，三年七月戊戌；《奉天靖难记》卷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按：据《明太宗实录》等书所记，方孝孺设计离间燕王父子，致朱高炽的密函亦出其手。但后世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明人张履祥《备忘录·张考夫遗书》称：“史记方正学致书燕世子，为以子间父之计，此必不然。”认为这是“谄佞之徒”对方孝孺的诬诋之辞。清初著名史家全祖望也曾谈及此事，引桴亭陆氏的说法，以诗句为例，汪明方氏“固不以当时所施为然”，并进一步说：“予谓先生岂特不预此策，抑必尝争之而不能得者。当时先生但侍讲幄，不足以阻齐、黄之庙算也。”（见《鲒琦亭集外编》卷19）。
-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2，168页。
-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 《奉天靖难记》卷3。
- 《明史》卷5《成祖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