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叔侄之间
一、一根“棘杖”
在皇位继承的安排上，朱元璋完全遵循了传统的嫡长制度。但是当这位多子的开国皇帝将诸子作为一盘棋局来布置的时候，却又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他将选定的皇位继承人留在自己身边，让他们终日接受儒臣之教，却将其余诸子封为藩王，领兵分镇，结果导致外藩强悍而皇储仁柔的局面。因此，朱元璋死后的皇位之争，实际上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种封藩所带来的恶果，对有明一朝统治影响很大，难怪当时有人评论说：“天下有三大忧（指宗藩、边防、河患），而宗藩居一焉。”
朱元璋的正妻马氏，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其实未曾生育，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元至正十五年（1355）出生于太平，生母是李氏，也就是后来的淑妃。当时正是朱元璋奉郭子兴之命节制诸将之始，军情急迫，战事频仍，朱标生在太平富民陈迪家中，并寄养在那里。虽然出生于战争年代，但朱标年龄幼小，这些艰难征战的岁月，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却是自从少年时代起，周围一群儒臣终日喋喋不休的说教，给予了他极大的影响。朱元璋称吴王那年，便立朱标为世子，令他从师于名儒宋濂。建国之初册封为太子后，更安排了一群儒臣做太子之师，将他教养成了一个忠厚仁柔的“儒生型的人物”。
太子朱标是极为努力的，他在师儒中是一个绝好的典范，甚至有时显得过于固执。据说朱元璋一个贵妃去世，因为没有生育儿子，朱元璋便命太子为这位庶母服齐衰杖期。太子朱标却不以为然，他对朱元璋说：“《礼》惟士为庶母服缌麻，大夫以上为庶母则无服。又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
缘，既葬，除之。盖诸侯绝期丧，诸侯之庶子，虽为其母亦压于父，不得伸其私。然则诸侯之庶子为不庶母服，而况于天子之嗣乎？”竟然将老爸教育了一番。朱元璋仗剑追逐，太子一边逃走，一边仍不忘规矩而道：“大杖则走。”这实在是有些书呆子气了。反而是最守儒家之道的翰林官员桂彦良出来劝谏太子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嫌隙由是生矣。”朱标感悟，遂齐衰而见父皇，朱元璋怒气方消。
其实朱元璋在东宫官属安排上是极为用心的，他没有按照元朝旧制，以太子为中书令，因为他不愿意东宫官属同朝臣之间产生矛盾，影响朝廷政局的稳定。当时安排的太子官属一律由朝廷勋旧和朱元璋亲自物色的“新贤”兼任。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中书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忠、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书左、右丞赵庸、王溥兼副詹事，中书参政杨宪兼詹事丞，傅
兼詹事，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张兴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孙兴祖同知左、右率府事，佥大都督府事吴祯、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范显祖兼太子宾客，不仅有著名的儒臣，而且朝廷要臣大都兼任了东宫官，于是出现了一套人马两套官职的情况。
太子朱标开始见习处理政事是在洪武十年（1377），也正是秦、晋、燕三王府增补护卫军士，准备就藩的同一年。当时朱元璋建国已经十个年头，统治局面日趋稳定。这位五十岁的皇帝，想要让渐已成年的儿子们担负起军国之事。但是太子朱标的宽仁之心和儒家正统思想，却同朱元璋的严猛之治格格不入。
三年以后的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曾经作为太子之师的宋濂，因其长孙宋慎牵连于胡惟庸案而获罪。太子得知消息后赶去为老师求情，遭到朱元璋的严厉拒绝。太子为此深感悲哀与惶恐，他甚至以投水自杀来表明态度，却仍然无济于事。宋濂是因为有马皇后求情，才被免去死罪安置茂州，不久便病死在那里。
朱元璋用儒臣教育太子，挑选明秀雅重的国子生陪伴太子读书，目的本是期望他成为一个温文知礼、宽厚多德的皇帝，免得将来兄弟间仇恨，君臣间猜隙。但没想到结果却把太子培养成了一介文儒，这使朱元璋不免感到有些忧虑，他决定寻个机会，好好教育一下太子朱标。
这天，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利刺的棘杖，故意命太子去拿来，见他畏难而不敢下手，便乘机说道：“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不想太子却顿首回答道：“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这一来正刺中了朱元璋痛处，太子居然胆敢指责他不是尧舜之君，朱元璋勃然大怒，抓起椅子打将过去，太子慌忙跑开，把怀中一幅画丢在地上。朱元璋拾起来看，竟是太子手绘的一幅图画，画的是朱元璋当初与陈友谅相争时，为友谅所逐，马皇后负之而逃的情景。朱元璋看后深为感动，但是父子间一场谈话也就这样不欢而散。
尽管父子之间对于杀戮功臣的看法有所不同，朱元璋与太子朱标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他对太子基本上还算是满意的。太子朱标身为长兄，对诸弟颇为关怀爱护，深孚众望；处理事务时明睿审慎，有条不紊，这都是做皇帝必备的条件。朱元璋只是感到太子过于仁柔，因此一心想留给他一根无刺的木杖。朱元璋确实为此费了不少心机，杀戮了大批功臣。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朱元璋为自己选定的继承人铲削危害时，年仅三十八岁的太子朱标突然病故。朱元璋第一次的立储安排就这样被打乱了，他不得不考虑选择新的继承人。
永乐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戊寅（太子死后第三天），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也？”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
这是毫无可能的事情，显然是朱棣日后在为自己的夺位登极编造的故事。从太子去世到朱元璋正式宣布新的继承人之前的四个月间，史书中缺乏翔实的记述。据传因为太子为李淑妃所生，太子死后李淑妃曾经过问建储之事。这也是附会之辞，李淑妃其实在此之前便已去世了。
朱元璋对重建皇储肯定会极为慎重，他原本或可再从诸子中选定一人。倘若按照长幼顺序，这个人选便只能是第二子秦王朱樉。但是朱元璋绝不会这样去做，这不仅因为朱樉为朱元璋所最不喜爱，而且朱樉本人也不能称皇储之位。这就迫使朱元璋下决心抛开诸子，选择了年仅十六岁的皇孙朱允炆。
九月十二日，正式宣布以朱允炆为皇太孙，新的继承人就这样确定下来。表面上一切都平静如旧，但是朱允炆却深深地感到一种威胁和压力，他将得到的仍是一根长满利刺的棘杖，只不过这根棘杖上的利刺并非功臣勋旧，而是那些拥兵在外的藩王——朱允炆的叔父们。
这时的诸藩，除秦、晋、燕三王之外，参与北方军务的还有齐、代、肃、辽、庆、宁等王。其中齐王朱榑于洪武十五年（1382）就藩青州，二十二年（1390）率护卫及山东徐、邳诸军从燕王朱棣北征，二十四年（1391）再率护卫骑师出开平。傅友德调山东都司所属各卫军士出塞，朱元璋特命齐王勿相参，遇敌时自为一队，奏凯时勿与诸将争功。齐王朱榑数历塞上，常以武略自喜。但是他生性凶暴，行为多不法，是个跋扈不羁的恶藩。代王朱桂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藩大同，曾受命立卫屯田，又率护卫随晋王出塞，颇习军旅。他同齐王朱榑一样，也是个暴虐之徒。肃王朱楧，原封汉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与卫（后改辽）、谷、庆、宁、岷五王在临清练兵备边，次年就藩。初驻平凉，二十八年（1395）改驻甘州，管理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军务。洪武三十年（1397）督军屯粮，遇有征伐之时，以长兴侯耿炳文从之。辽王朱植，洪武二十六年（1393）就藩广宁，当时宫室未竣，树栅为营暂驻，也是一个习军旅、通武略、屡树军功的藩王。庆王朱
，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宁夏，受命处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其地处晋、秦锋翼，位置十分重要。不过庆王朱不像齐、代诸王那样暴虐不法，是一位忠厚文雅的藩王。宁王朱权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深受其钟爱，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就藩大宁。大宁地处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府，是北方军事重镇，当地有朵颜三卫突厥族骑兵，骁勇善战，史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可见军力之盛。宁王朱权数次会同诸王出塞，以善谋著称，是北方诸藩中地位仅次于晋、燕二王的一个，而军力尚且过之。
当时不仅这些封藩边陲的藩王，即使是封藩于内地的楚、湘等王，也都练兵守备，具有一定实力。有这些如狼似虎的叔父们在外分镇，难怪朱允炆要感到忧心忡忡了。
皇太孙朱允炆是个性格仁柔的青年，人们都说他酷似其父，可惜他的处境却无法同其父太子朱标相比。首先，他的身份不是皇太子，而是皇太孙。拥兵在外的诸王，皆为其长辈叔父。这种情况甚至关系到了诸王入朝的礼仪。洪武二十九年（1396）重新制定了诸王见东宫的礼仪，规定朝见之后要到内殿行家人礼。这便是针对皇太孙与诸王关系的特殊安排，朱允炆虽然在朝廷上是皇储，诸王要拜见行礼，但是在皇室内部则属晚辈，到内殿时便要给诸王叔父行家人长幼之礼。
明朝人因此曾给朱允炆附会了一些传说。
据说朱允炆婴儿时顶颅颇偏，朱元璋曾抚摩着他的头，称之为“半边月”，很担心他将来不得善终。朱允炆长大后，聪颖好学，深得朱元璋喜爱。一天晚上，新月当空如钩，朱元璋便命随侍在身旁的太子朱标和朱允炆各以新月为题咏诗一首。太子朱标随即吟道：
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推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
朱允炆也吟诗一首：
谁将玉指甲，掐作天上痕；
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朱元璋听罢，默然无语。他已经从诗意中预知太子必将早逝，而皇孙朱允炆则不免于杀身的厄难。也有人说后一首的作者不是朱允炆，而是朱棣。这当然均系附会之辞。前一首的真正作者是元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后一首则是杨维桢所作。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朱元璋当时对人所共知的皇储与诸王间关系的隐患，似乎毫无觉察，并且一直以封藩为得意之事：“我以御虏防患之事付之诸王，可使边尘不动，给你个太平皇帝做。”朱元璋曾将自己这种安排示以太孙朱允炆。
“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若不靖，孰能御之？”朱允炆讲出了自己的顾虑，这使朱元璋无言以对。
他沉默良久，才反问道：“汝意如何？”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封地；再不可，则废置其人；仍不可，则举兵讨伐。”虽然脱不开先德先礼的一套，但总算讲出了举兵讨伐的主张。
“是的，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办法了。”朱元璋大概也感到只能如此而已，实际上仍然无所觉悟。
朱允炆也无法再讲下去，忠厚孝义的儒家教育和宗法制度桎梏下的皇太孙，是无法向祖父直接要求削藩的，他只能将自己的心思说给身边近臣。
当他在东角门见到伴读东宫的翰林修撰黄子澄时，便将自己担心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非先生辈安得至此？”朱允炆说道，“然皇祖万岁后，我新立，诸王尊属，各拥重兵，何以制也？”
“此不难处置。”
“请试言之。”
“诸王虽有护卫之兵，仅足以自守。朝廷军卫，犬牙相制。若有事，以天下之众临之，其能当乎？”黄子澄甚至举出汉七国的事例：“汉七国非不强大，而卒底灭亡者，盖以大制小、以强制弱，势必不支。”黄子澄对此显得胸有成竹。
“兹事终仗先生矣。”听了黄子澄一番话，朱允炆心中略感宽慰。
其实黄子澄不过是一介文儒，他的这番话也纯属纸上谈兵，对于诸王的情况并无真正的了解。当时燕王朱棣的力量早已远远不是王府的几千名护卫军士，他在北边长年征战中已经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并且逐渐控制了北方诸多卫所的将士。
朱允炆着实感到了形势的危迫，但他既然被定为了皇储，便别无选择。他只能硬着头皮接过这根棘杖，并且依靠自己和身边的儒臣们去削平这根棘杖上的利刺了。
二、“秀才朝廷”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的第六天，皇太孙朱允炆正式登极做了皇帝。按照传统规制，这位新登极的皇帝要首先宣布大赦天下的诏令，然后宣布以明年改元建文。同时还要为大行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举行隆重的葬仪，将这位太祖高皇帝埋葬到已经修竣的钟山孝陵之中，那座陵墓中已经埋葬着朱元璋的马皇后。
封藩在外的藩王们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纷纷动身赶往京师奔丧。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事情却出乎诸王们的意料，当朱棣星夜兼程赶到淮安的时候，遇到了朝廷派出的使臣，使臣将他阻拦，并向他宣读了一份太祖遗诏，这份遗诏中明确说道，禁止诸王入京奔丧：“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朱棣虽然不相信这是父皇留下的遗诏，但是他却不能不照遗诏办理，不能继续前往京师。好在遗诏中只规定诸王不得赴京师奔丧，却未禁止别人入京，于是朱棣便派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继续前去代表自己奔丧，然后悻悻而归了。
令朱棣感到十分恼怒的是，这分明是朝廷用事者矫诏阻拦，朱允炆的新朝廷对朱棣和藩王们，已经有所戒备。
朱棣在这里所谓的“用事者”，指的便是齐泰、黄子澄等人。
齐泰，应天府溧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1384）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又得中进士，历官礼部、兵部主事。洪武二十七年（1394），因历官九年无过失，被选陪祀郊庙，朱元璋亲赐其名泰。次年，以兵部郎中擢升左侍郎。齐泰干练强记，朱元璋偶然问到守边将领情况，他竟能一个不漏地讲出来；再问诸图籍，他便从袖中取出一本手册献上。朱元璋翻开来看，上面所记简要而且详密，不禁对他的才干感到惊奇。朱允炆做皇太孙时也听说了这些事情，因此对齐泰十分敬重。即位后，便擢升他为兵部尚书，参与朝廷机务。
另一名用事的谋臣黄子澄，便是在东角门曾向朱允炆谈过治藩之策的翰林侍讲。他本名黄湜，字子澄，江西分宜人。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第一名，与齐泰同榜，也是个才高自负之人。朱允炊即位后，命他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于是又提起当初谈过的旧事。
“先生还记得在东角门说过的话吗？”
“臣不敢忘。”黄子澄顿首答道。
他听出了朱允炆问话的弦外之音，回去后便找兵部尚书齐泰，共谋削藩之策。
按照齐泰的主张，既有削藩之举，所谓擒贼擒王，当首指燕王，因为燕王势力最强，为诸藩之首，只要能够剪除燕王，其余诸藩自然无力与朝廷抗衡。但是当初对削藩胸有成竹的黄子澄，这时却有些犹豫不决。
“不然”，黄子澄不同意齐泰的主张，“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就多有不法之事，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应当先从周王下手。周王乃燕王同母兄弟，削夺周王就好似是剪除去燕王手足。”
他考虑的是一则燕王并无明显过失，直接动手削夺，恐怕师出无名，再则燕王势大，仓促动手，也恐难于猝成，因此计划先从削夺燕王的同母兄弟周王下手，再一步步指向燕王。两人密谋已定，次日上朝时便启奏朱允炆。
周王朱
是朱元璋第五子，与燕王朱棣同为
妃所生。洪武三年（1370）封为吴王，后因吴地为国家财赋重地，不宜封藩，到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其为周王。朱是个多才好学的藩王，但也颇有些恃才妄为，于是渐渐有人传言他心怀异谋。王府长史王翰是个有心计的人，看出建文朝廷的意图，一再劝朱小心为好，朱却只当耳旁风，从来不放在心上。王翰恐怕日后祸及己身，佯狂而去。
朱的次子汝南王朱有
是个不逞之徒，一心想袭封周王爵号，将父兄视为眼中钉。他知道朝廷有削藩之谋，便乘机出首告变。这当然正是朝廷方面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密命曹国公李景隆佯作北上备边，兵临开封，突然包围周王府，将朱逮送京师，谪遣到云南蒙化。
周王朱实在与云南有些缘分。早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他突然弃国，离开封地开封，自己跑回到凤阳。朱元璋大怒，将他迁到云南。不过这一次时间不长，不久便又命其复国。
当时的云南，素有“烟瘴”之称，这一次周王被谪遣到那里，不比前次，那是朱元璋为教育儿子，望其向好，这一次却是朝廷论罪，削夺为庶人。周王朱与王府家人，一路之上，只有看押军士的呵斥，哪里还有一丝的照顾。一群昔日娇生惯养的皇亲国戚，竟然体无完衣，妻子冻饿，来到云南又恰恰有幼子初生，没有乳母，只得买头奶羊，以供哺乳。想起王翰当初的劝谏，悔之已晚。
不久，朝廷又将朱召归京师，禁锢于高墙之中。燕王朱棣得到削夺周藩的敕书后，心中深感不安，他知道朝廷此举的目的还是指向自己，于是一面连忙写好一份言辞恳切的奏书为周王朱求情，一面密令手下亲信简选壮士，充实护卫，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朱棣的这份奏书，不能不使朱允炆为之所动：
……若周王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著，祖训具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议，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一番话专以亲情劝导，言辞恳切之中对朝廷的做法提出质疑。“若周王所为，形迹暧昧”，即谓周王并无反迹。“如其迹著”，自然是为留给朝廷方面一点余地，但随即便点出“祖训具在”，威胁朱允炆等人不得逾越祖制任意而为。
朱允炆见到奏书后，果然有些犹豫不定。齐泰和黄子澄很是着急，私下商议道：“皇上这是妇人之仁，将坏大事的。”次日上朝，极力陈述利害，朱允炆于是又坚定了起来。
代王朱桂平素作恶多端，官民怨惧，这次削藩，势所必及。他被削废为庶人之后，平日抢入代王府的大批宫人，都被如数放出，给配当地军士为妻。这时候朝廷与诸王间的斗争已经公开化，削藩诏令一出，四方告变纷至。齐王朱榑、岷王朱楩也先后被废为庶人。湘王朱柏被人出首告发，无法自明，竟然阖宫自焚而死。
对于湘王朱柏之死，朝廷与诸王俱感惊愕。朱柏是朱元璋第十二子，洪武十八年（1385）就藩荆州，生性好读书，每每读书至深夜。因为喜读书，特开景元阁，招纳才俊，日事校雠，志在经国。朱柏喜谈兵，本人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洪武末，曾与楚王朱桢率师讨古州蛮。即于出征之际，也以缥囊载书，遇山水胜境，徘徊终日，流连忘返。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按道理说，朱柏这样的藩王，当可放心，并不会构成对朝廷的威胁，却不想建文初，有告其谋反者，竟造成自焚的结果。
在当政的齐、黄等人看来，诸藩们的善恶虽然不同，但是对于朱允炆朝廷的威胁却是一样的，而且越是才能出众，对于建文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也便越大，结果在削藩之初，将自己引入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乱局之中。
朱允炆削藩集权，本是符合明初政治潮流之举，可惜他所倚重的齐、黄等人均系书生之辈，为人虽属聪敏干练，治军平乱则非所长。再加上朱允炆本人处事庸懦，致使削藩计划难以顺利进行。这次削藩的主要目标本是燕王朱棣，却将这最主要目标暂置不问，先将矛头指向其他藩王。朱棣当然明白这一切。他一方面积极准备，另一方面则利用时机，上书为诸藩申诉，成为诸藩的代言。建文帝扩大打击面失去人心的同时，朱棣却成为诸王心之所向。
在削藩这件事情上面，当时的朝廷官吏之中意见并不一致，除齐泰、黄子澄等为代表的“削藩”派之外，也还有少数的反对派。被荐赴吏部的官吏高巍便是其中之一，他曾上书论时政，主张“推恩”：
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
高巍主张的方式虽与“削夺”派不同，目的仍在削弱藩王势力。可惜“推恩”法见效过缓，且与当时的局势不符，无法付诸实行。
还有一个名叫韩郁的御史，也主张“推恩”，不过他与高巍的“推恩”有所不同，他企图要朱允炆放弃削藩集权之念，维持诸藩外强的旧局面，对此朱允炊当然更不能采纳了。
户部侍郎卓敬是个眼光敏锐的人，他早已看到封藩之弊，洪武中曾婉言劝说朱元璋对诸子分清嫡庶尊卑，以树立太子的威信。此时他又对朱允炆提出徙封燕王于南昌的办法，以便对他控制，但是未被采纳。这种徙藩的办法，后来朱棣夺位后被用以对付宁王朱权。
在朱允炆心目中，齐泰、黄子澄是足堪倚重的，他将“削藩”之事全权交给二人，自己则与翰林侍讲方孝孺一起，终日研讨改制之事。
朱允炆的本意并不错，他深感洪武后期由于过度“严猛”而导致的一些政治弊端，因此想在削藩集权的同时，施行“宽仁”政治。但是他用以主持改革事宜的方孝孺，是一个以文章得名的儒生。结果在他推行的一套所谓“建文新政”中，虽然也有赦免罪囚、蠲减逋赋等一般性措施，却往往追寻古制，纸上谈兵，缺乏具体而系统化的改革安排。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浙江宁海人。其父方克勤是洪武中颇有政声的循吏，于“空印案”中无端被杀。方孝孺自幼便以聪敏机警著称，乡里间称之为“小韩子”。年长后从师名儒宋濂，文章之名甚著。当时有人向朱元璋推荐他，但是朱元璋正着力于开国建业，对过于遁守儒家之道的方孝孺并不欣赏，但又不愿落下不惜人才的恶名，于是推说“今非用孝孺时”，给了方孝孺一个汉中教授了事。
蜀王朱椿素有“蜀秀才”之名，得知汉中来了一位纯儒，如获至宝。他十分器重方孝孺，聘请孝孺做世子傅，并且亲为其书庐题名“正学”二字，从此，时人便往往以“正学先生”称之。
朱允炆即位后，出于方孝孺在士大夫中的声望，将他召至京师，当作倚重之臣。
方孝孺师承宋濂，是元末明初理学家的一脉。他主张的治国之策，志在复古，热衷的只是讲经论道的井田旧制和《周礼》中的古代职官。对于方孝孺受知于建文帝，不少臣僚们都无法理解，在当时那样紧迫的形势之下，君臣几人竟能潜心干这些“不急之务”。翰林修撰王叔英曾写信给方孝孺道：
如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易，人从之也易；难行而行之，则人从之也难。从之易，则人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贵乎得时措之宜也。
江南的士大夫们，在洪武年间吃尽了朱元璋“严猛”之治的苦头：出仕为官的常常会飞来杀身之祸；不肯出仕为官的，又被指为“士不为君用”，也要罪及身家。朱允炆实行“宽仁”之政，他们自然感到满意而且真心支持。不过，经历近百年元朝蒙古族贵族的歧视压抑和元末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大伤元气的江南士大夫，加之在洪武朝“严猛”的控制之下，并没有得到恢复，因此，靠他们来支持朱允炆的朝廷，被视为“秀才朝廷”，也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大凡“秀才朝廷”，遇事往往议来议去，很难有结果。自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削废周王后，一直拖到十月，三个多月间，竟然未对燕王采取任何具体的控制措施，而燕王朱棣却抓住这三个月时间，在道衍和尚帮助下，做了积极的准备。
燕王朱棣周围的人物，与朝廷方面全然不同，几乎人人都是通晓天文、地理、兵家、数术的人物，其中最有影响的还当属道衍和尚。明朝人传说，燕王朱棣起事夺位前，希望能得到道衍和尚的帮助，曾出了一副对联进行试探。他出的上联是：“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随口对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于是决计起兵。也有些材料说，当时朱棣请道衍占卜。他以三枚钱授与朱棣，请掷于案上。朱棣刚刚掷出一枚，道衍便说道：“殿下是要预卜能否得位称帝。”朱棣连忙止斥他勿妄言，道衍和尚却不慌不忙地向朱棣陈述了起兵夺位的一番道理。这些传说虽然并不可靠，但是道衍为促成朱棣起兵的决心，确实花了不少心思。他先后将相士袁珙、卜者金忠推荐给了燕王朱棣。
袁珙初至，朱棣故意身着卫士装束，与众卫士杂坐于肆中饮酒，袁珙却早已认出他来。当朱棣在燕王府中召见他时，他给朱棣看相，然后说道：“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相也。”他又给王府校尉们看相，全都许以公侯将帅，说得众人皆大欢喜。朱棣怕事情张扬出去，佯作以罪驱遣，待袁珙行至通州，又秘密将其召回。
道衍与袁珙都并非那种空口欺人的相士，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帮助燕王朱棣坚定起兵的决心。此时朱棣也处于矛盾之中，他虽然不甘心于坐等削夺，但是对起兵之事也尚在犹豫未决之中。
他曾向道衍问道：“民心向彼，奈何？”
“臣知天道，何论民心？”道衍果断地回答，并因此向朱棣推荐了袁珙和卜者金忠。
对于当时的形势，道衍已经有了极其精辟而准确的分析：
主上（朱允炆）猜间宗室，侵渔齐藩，所戮辱囚首隶士伍，盖五王矣。虽未及燕，燕可觊幸免耶？大王先帝所最爱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护卫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淮南，此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不，南机或先发，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臣窃谓大王卜之心，与臣卜亡异。
分析得确实很有说服力，朱棣于是下定决心，开始以勾补逃军为名，广召材勇异能之士，准备伺机而动。
这一边是燕王朱棣不失时机地准备，那一边的朝廷方面则是朱允炆的迟疑不决。有些旁观者实在看得着急，四川岳池教谕程济便是其中一个。他假托通术数之学，上疏宣称：“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朱允炆怪他无端妄言，逮入京师，险些处死。程济高喊“冤枉”，要求将自己囚禁起来，以待来年验证其言。
直到不断有人从燕地来京向朝廷告变，朱允炆才又找来齐泰、黄子澄商议对策。事已至此，齐泰和黄子澄二人也只能义无反顾。
“今周王既获，所忌者惟燕王，曩因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如并去之便。”齐、黄二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过朱允炆仍然心存顾虑。
“是策固善，所立未久，连去数王，难掩天下公议，先生且止。”朱允炊有些想就此罢休之意，这才是齐、黄等人最为担心的结果。
“为大事岂能顾小疵？……今事机如此，矧值其病，不因此时图之，他日难也。”黄子澄有些着急了。
“燕王勇智绝人，且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也。宜更审之。”朱允炆还是鼓不起勇气。
“今胡寇来放火，以防边为名，发军往戍开平，护卫精锐，悉调出塞，去其羽翼，无能为矣。不乘此时，恐后有噬脐之悔。”
话至如此，朱允炆总算是点头同意了。决定先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先是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冬十一月，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事，秘密伺察燕王的动静。建文元年（1399）三月，以都督宋忠调边军屯驻开平，并且拣调燕府护卫精壮，以减弱燕王朱棣的军力。又命徐凯练兵临清，耿练兵山海关。同时将永清左卫调驻彰德，永清右卫调驻德州，形成对北平的包围。燕王府护卫蒙古族骑兵指挥观童等，也被调入京师。
朝廷决心要对燕王朱棣动手。这时，京城中却突然传唱起一支奇怪的歌谣，据说是一位道士边走边唱的，一时许多人都随着唱了起来：
莫逐燕，逐燕燕高飞，高飞上帝畿。
据说这全都是出于道衍和尚的安排，目的是威吓还是警告，抑或是制造人心惶惶的混乱，无人知晓。但是这歌谣的传唱，确令朝廷上下人人心惊，建文帝与燕王之间那一触即发的危机，已经是有目共睹之事。
正在此时，北平又传来了燕王朱棣病重的消息。
三、燕府风云
自从周王朱被逮后，朱棣就匿于燕王府，称病不出了。这是他应付时局的老套路，一则他也确实身体有病，再则凡遇到形势对自己不利，他就往往借病以蒙蔽对手，避其锋芒。当年他与晋王朱颇有所不合，一次与晋王朱一同入朝，朱厉辞寻衅时，朱棣便是以装病骗取父亲的同情，脱身归藩的。这次他又故伎重演，以退为攻，迷惑朱允炆和齐泰、黄子澄等人，以窥测时机。
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朱棣确实有两桩心病：一是他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都在京师未归，很可能已被朝廷留作人质。若轻举妄动，结果恐怕会断送儿子们的性命。二是王府长史葛诚已经背叛并向朝廷告密。葛诚这次入京归来，朱棣便感到他神色与往日不同，后来又发觉他与王府护卫指挥卢振在一起，行迹诡秘，看来已经成为朝廷内应。
葛诚告变后，朝廷加强了对燕王府的监视。燕王府护卫不足千人，北方军卫中虽有不少朱棣的亲信，只是一时远水不解近渴。幸得朝廷方面动作迟疑，才使朱棣与道衍等人有了在王府中秘密进行准备的时间。
燕王府基于元宫旧址，殿院深邃，道衍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终日率卫士在王府后苑操练，并在府中深挖地穴，建造重屋，周围筑以高墙厚壁，派工匠于其中日夜赶造军器。恐怕有人发觉，又故意蓄养大群鹅鸭，以鹅鸭的叫噪之声掩盖打造军器的响声。
建文元年（1399）三月，朝廷派到北平一位新的按察使，这位按察使名叫陈瑛。
陈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贡入太学，任过御史。调任北平之前，为山东按察使。按察使是明朝各地都、布、按三司之一，主管一省刑名劾察之事，权势甚重。朱棣很希望能与陈瑛这样的封疆大吏结交，派人密送金钱行贿，陈瑛竟欣然接受了下来。谁知这件交易刚刚开始，便为北平按察司佥事汤宗发觉，并向朝廷告发。陈瑛立即被逮至京师，受到谪官广西的处理。
陈瑛事发后，朝廷更加注意监视燕府的行动。刑部尚书暴昭作为采访使前往北平，他很快得知燕王的一些秘密活动情况，事态的严重程度使他来不及等到返回京师，便急忙将所知写成密折，派人火速报送朱允炆，请速为防备。内有王府叛臣，外有朝廷耳目，又时时有人向朝廷告密，这些都使燕王朱棣感到既恼火又忧虑。
朱棣虽然进行了起兵的准备，却有一件令他为难的事情，他的三个儿子替他奔丧到京师后此时尚未归来。一旦他在北平起兵，三个儿子的性命便恐难保。于是朱棣想借口自己病情严重，请求朝廷允许让三个儿子回北平王府。这个试探性的请求如能获准，他们不仅可以父子团聚，而且免去三子被朝廷扣为人质之忧；如若不准，也可由此窥知朝廷的态度，以便决定下一步的对策。
朱允炆看到朱棣乞子归藩的上书，一时拿不定主意，找来齐泰、黄子澄二人商议。齐泰认为不可应允朱棣的要求，并且应该乘机收逮其三子，作为人质，牵制朱棣的举动。但是黄子澄却不以为然。
“收其三子，等于授之以柄，使其发难有名。不若纵其子归藩，以示不疑，方可乘其懈怠不备而袭取之。”黄子澄振振有词。
这样的主张，纯属书生之见。当时的局势，朝廷与燕王矛盾日趋激化，冲突已不可免，这是举国皆知的事情。黄子澄作为主持削藩事务的要臣，竟然提出如此拙劣的掩耳盗铃之策，实在令人感到吃惊。然而朱允炆却以黄子澄的主张为卓见，同意放朱棣的三个儿子归藩北平。
魏国公徐辉祖得知消息，急忙赶去劝阻。徐辉祖是徐达长子，其姊为燕王妃，他与朱棣是姑舅之亲，深知朱棣的为人，因此坚决反对放朱高炽兄弟三人返归北平。他密奏朱允炆道：“我这三个外甥中，朱高煦尤为勇悍无赖，非但不忠，而且不孝。如今若放虎归山，将来必为大患。”
朱棣的次子朱高煦的确是个悍勇无赖之徒。洪武中，朱元璋曾召诸王之子于京师读书，朱高煦总是调皮捣蛋，不肯循规蹈矩就学，经常受到责罚，是个很令人厌恶的角色。
处事庸懦的朱允炆听了徐辉祖的话后，将信将疑，又先后找来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和怀庆公主驸马王宁询问。徐增寿为右军都督，自幼与朱棣友好，又曾从朱棣出塞征战，自然竭力为之美言，朱允炆便又相信了。
朱高炽、朱高煦和朱高燧三人被获准归藩北平，如获大赦。亡命之徒朱高煦惟恐夜长梦多，偷偷摸入舅父徐辉祖马厩之中，盗得良马，急忙动身渡江北归。待到徐辉祖得讯再派人去追赶，为时已晚。
朱高煦生性凶顽，虽是惶惶而行，途中却还要惹事生非，凡遇所疑之人，尽皆杀死，一些无辜吏民，因此遭其毒手。经过涿州时，朱高煦又寻衅滋事，鞭笞驿丞几乎毙命。当他们兄弟三人匆匆逃抵北平时，朱棣实在感到喜出望外，他禁不住叹道：“我父子能够相聚，真是天助！”涿州地方官上报朱高煦擅笞驿丞之事，举朝官吏莫不惊骇，纷纷上书指责，朱允炆不由又后悔起来。
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这位王府下级武官只告发了参与密谋的燕府官校于谅、周铎等人。结果于谅、周铎被逮至京师处死，朱允炆同时下诏责训朱棣一番。朱棣眼睁睁看着手下官校被逮杀，却无可奈何。时机未到，他自然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于谅、周铎被杀后，形势逾发紧迫，朱棣见此情形，索性装起疯病来。他一忽儿狂呼于街市之中，夺取酒食，口中胡言妄语；一忽儿又卧倒在地，终日昏睡。朝廷在北平的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得知此情况，不知真假，不敢轻信，借口慰问病情，到燕王府中探察虚实。
旧历六月，北平正值盛夏，暑热逼人，只见朱棣坐在炉火旁，浑身颤抖呼冷。见张昺、谢贵二人到来，才勉强扶杖起身相迎。看到这般情形，张、谢二人也不免吃了一惊：或许朱棣真的有病。然而，朱棣的这番举动却未能瞒过燕府长史葛诚，他私下警告张昺、谢贵说：“燕王本无病，千万不可轻信而松懈。”
朝廷耳目虽多，但北平作为燕王藩国所在，已经近二十年之久，正所谓根深蒂固，因此为燕府望风密报者也不算少。一名街舍老媪听到酒醉后磨刀市中的卫卒声称：欲“杀王府人”，急忙向燕王府密报。
正当双方互探虚实的时候，情况又突然发生变化，兵部尚书齐泰乘燕王府护卫百户邓庸赴京办事之机，将其逮捕审讯，严刑之下，邓庸供出了他所知燕王府举兵的准备情况。朱允炆连忙密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伺机动手逮捕燕王朱棣。
张信原为永宁卫指挥佥事，其父张兴，随朱元璋起兵，积功授官，世袭永宁卫指挥佥事。张兴死后，张信袭父职镇守贵州。建文初，朝中大臣举荐张信有勇有谋，于是派他前往北平任都指挥使，同时密诏监视燕王举动，伺机行事。张信得旨回到家中后心事重重，被其母看出，追问之下，张信告诉了母亲朝廷委派赴掌北平都司的目的。张母闻知大惊，对张信说道：“不可。汝父每言王气在燕，汝无妄举，灭家族。”张信听信母亲之言，来北平任上后，始终未有所行动。
此时接到朝廷密敕催促，张信斟酌再三，终于决心相助燕王朱棣。他知道事情急迫，不敢迟疑，匆匆赶往燕王府告密。朱棣对这位关键时刻调掌北平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一直存有戒心，得知他来求见，便托病不肯见面。张信一连三次被阻于王府之外，心急如焚，只得改乘妇人小轿，混入王府，终于在病榻前见到了朱棣。
张信开门见山说道：“我知道殿下没有病，如果真有病的话，请实言相告。”
这样直率的问话使朱棣不能不予回答，“我确实身患重病，坐等一死。”“殿下既然不肯讲实情．我却可以如实相告：如今我奉有朝廷密旨捉拿殿下，殿下若果真无他意，请随我赴京。若另有主张的话，就请不必相瞒。”一番显然是出于诚意的谈话，终于打动了朱棣。
“生我一家者，将军也。”朱棣说道，立即起身，传命召请道衍等人，急定起兵之计。
与张信入燕王府告密的同时，张昺、谢贵则按照朝廷的密令采取了行动。他们调集卫卒入城，加强防务，同时飞章奏报请旨。朱允炆得报后，火速派内使持诏书赴北平，逮捕燕王府的官属。
七月六日，北平布政使司一个名叫李友直的吏员，偶然在衙门里看到了这份密令和张昺奏报的密疏。李友直是个资深的老吏，办事干练，能书能讲，颇为布政使张昺所倚重。但李友直也是个聪明人，并不安于一辈子做个吏员，他看出燕王与朝廷的冲突愈演愈烈，一心想投靠燕王，以谋日后的发迹，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此时看到张昺复奏朝廷的密疏，便偷偷藏在身上，前往燕王府告密。朱棣起初并不敢相信李友直，不知道这个布政使司的吏员又要耍什么手段。待到李友直拿出张昺的密疏，朱棣才将信将疑把密疏收下，收下密疏后便命李友直出府。可是事已至此，李友直怎敢再回布政司？他宁死不肯出燕王府，朱棣等人才相信事态的严重，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了。
燕王府的护卫军士已经被朝廷以备边为名调走，朱棣的身边只剩下亲信将领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燕山护卫千户朱能，和留下的护卫壮士数百人，于是召集全部可供调动的将士入卫王府。
起兵的前夜，那是极为紧张的时刻，朱棣甚至连前来告密的李友直的姓名都未能记住。次日起兵，自置官属，想到李友直告密之功，任命他为北平布政司右参议，令旨上只写道：“昨日送张昺反词的吏，除他本司官。”
事已至此，朱棣不得不动手了，但王府卫士仅数百人，朝廷在北平及周围的军士数万，众人皆恐怕寡不敌众。朱能主张擒贼先擒王，他说：“先擒昺、贵，余无能为矣。”道衍也主张动手突袭，他对朱棣献计说道：“朝廷遣使来索官属，可悉依所坐名收之。即令来使召昺、贵，收所逮者。如此则昺、贵必来，来则缚之，一壮士力耳。”于是请埋伏壮士于端礼门内，伺机而发。
张昺、谢贵得到朱棣召请，果然心中疑惑，不肯前往。但随后又见到朝廷内使及拘捕王府官属的名单，放下心来。二人率众前往王府，准备进入王府逮捕王府官员。但是直至此刻，朝廷并未有削夺燕王爵位。建文君臣的这种软弱无力，给了朱棣最后的机会。因为按照明朝的制度，燕王既然未被削夺，便是藩王的身份，张、谢的随从军士照例是不得随意进入王府的。张昺、谢贵无奈，只得让随从的军士们留在王府门外守候，两人进入到燕王府中。
他们来到燕王府中，只见朱棣曳杖而坐，见到张、谢二人，朱棣并不急于交接旨令，而是先请他们坐下，赐宴行酒，张、谢二人不好推辞，只得坐下寒暄。这看似平常的安排，其实是出于朱棣与道衍等的精心设计。张、谢二人入燕王府时间既久，随同前往王府的军士，被拦截在府外久候不出，天色渐晚，又得知府内赐宴行酒，以为无事，遂渐自散去候命。
得知王府外的军士们散去，朱棣见时机已到，于是决定动手。这时侍从送上刚刚成熟的西瓜。
“适有新进瓜者，与卿等尝之。”朱棣说着，拿起一片瓜，欲食又止，突然厉声说道：“今编户齐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为天子亲属，旦夕莫必其命。县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乎！”说罢，掷手中瓜于地。此乃相定之信号，左右埋伏的卫士一拥而上，将张昺、谢贵、卢振、葛诚拿下。燕王朱棣将手中木杖投于地上，起身说道：“我何病？迫若奸臣耳！”于是将四人就地斩首。此时王府外的将士对府内的变故一无所知。
张、谢既已被杀，城中将士无人指挥，陷入混乱，张玉、朱能等人乘机率王府卫士冲出，正遇指挥彭二集兵千人，欲攻打王府，燕王府卫士格杀彭二。天色渐晚，燕王府护卫乘夜攻夺北平城九门。城内外一片混乱。张玉、朱能率众杀出王府，都指挥马宣率军抵御，双方展开巷战。王府卫士虽少，却早已有所准备，先发制人，占据主动。城中守军失去主帅，指挥混乱，处于被动地位。马宣巷战不利，只得败退出城，东走蓟州。巷战获胜的王府卫士在张玉、朱能指挥下转而攻打北平九门，连夜攻克八座城门，到次日黎明时分，仅余西直门一处尚未攻下。
朱棣命指挥唐云单骑前往，劝守西直门将士道：“汝毋自苦！今朝廷已听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后者诛。”众将士闻言，尽皆散去。朱棣遂命安集城内军民，城中渐趋稳定。
朱棣恼怒葛诚、卢振背叛自己，将他们两家族灭。王府伴读余逢辰不肯追随起事，又泣谏朱棣不要“君父两负”，因此被杀。之后又有北平才士杜奇，被征入府，极谏燕王当守臣节，触怒朱棣，也遭杀身之祸。
一夜激战之后，朝廷驻军虽多溃走，但北平周围仍然多为朝廷军马。马宣东走蓟州，都指挥余瑱北走居庸，宋忠自开平经居庸关退保怀来，对北平均有一定威胁。必须尽快安定城中局势，立稳足根，才能争取主动。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七，朱棣聚集将士誓师，慷慨陈辞说道：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惟知循法守分。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绪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死。不得已者，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照鉴予心。
就在朱棣誓师陈辞之时，天色却骤然阴暗了下来，顷刻之间乌云密布，咫尺不能相视。少顷，狂风急雨自天而降，只听见燕王府宫殿檐瓦竟有一些被大风掀落到地上的声音，谁也不曾想到誓师的时刻会出现如此不祥的天气。就在誓师之前，朱棣还曾命金忠占卜，测定今日此时是“大吉”的，结果竟会有此突变。如此天气的恶变乃是不祥之兆，朱棣感到不安起来，如果因此动摇军心，岂不是出师不利！站在一旁的道衍和尚，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变化，但他即刻镇定下来。他完全能窥知朱棣和众将士的心思，于是他迎着大风雨上前大声说道：“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原来明朝制度规定，王府宫殿只准覆以绿瓦，只有皇帝宫殿才可使用黄瓦。经过道衍巧妙的解释，这风雨突变竟都成为朱棣起兵的吉兆。其实处暑前后，北方天气向来多变，风雨突至本是常有之事，哪里有什么吉凶之理？足智多谋的道衍和尚，也不过是以极强的应变能力，用巧妙的解释帮助朱棣稳定军心，保证了誓师起兵的成功。
那风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快，转瞬间，便已停息，东方天空中的阴云稍稍散开，露出少许蓝天，阳光从云隙间透射下来，万道金光，洞彻上下。将士们欣喜而惊异，一切都正如道衍和尚所预言的那样，是大吉大利的。这情形足以使人激动不已，将士们发出一阵欢呼。朱棣也感到有些吃惊，但已在不惑之年的他很快平静下来，他心中十分清楚，即使今后等待着他的是更加险恶的风雨，他也必须迎头前去，因为对他来说，只要迈出今天这第一步，便无退路。
-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47《宗藩后》。
- 参看吴晗：《朱元璋传》第297页。
- 徐祯卿：《翦胜野闻》。
- 《明史》卷115《兴宗孝康皇帝传》。
- 徐祯卿：《翦胜野闻》，《明史》卷128《宋濂传》。
- 徐祯卿：《翦胜野闻》。
- 《明太祖实录》卷217，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
-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
- 《明史》卷113《后妃列传一·李淑妃传》。
- 《明太祖实录》卷208，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丙辰；《明史》卷116《诸王列传一·齐王榑传》。
- 《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代王桂传》。
- 《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肃王楧传》。
- 《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辽王植传》。
- 《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庆王传》。
- 《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宁王权传》。
- 黄瑜：《双楒岁钞》卷2《咏新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新月诗》。
- 叶子奇：《草木子·谈薮》，孟森：《明清史讲义》第85页。
- 尹守衡：《明史窃》卷3《革除记》。
- 《明太宗实录》卷1，《明史》卷4《恭闵帝本纪》。
- 按：诸书对此事记述互异。郎瑛《七修类稿》卷7记：“高庙鼎成龙升之日，建文即位。成祖以燕王来，奔丧而不朝，盖以叔不拜侄也。”又张萱《西园闻见录》卷103记：“太孙即位，诛诸医者．独拜（戴）元礼太医院使。辽简王、肃庄王、庆靖王皆奔丧至京，闻太孙道太祖语，哭问劳元礼。简王题‘仁义’字大轴，庄王、靖王为赞咏赐之。”而潘柽章《国史考异》则引据姜清《秘史》所记，南京锦衣卫百户潘暄贴黄册内载校尉潘安，于建文元年二月二十三日钦拨随燕王还北平之事，指称潘安即洪武三十一年赉符至淮安令燕王归藩，不得至京师奔丧者。以上三种记述，一称燕王奔丧至京师；一称辽、肃、庆三王曾奔丧至京师（亦可作燕王至京之佐证）；一称燕王至淮安为使臣阻还。三说中奔丧受阻说与《明太祖实录》及《明史》所记相合，今取其说。
- 《明史》卷141《齐泰传》。
- 《明史》卷141《黄子澄传》。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5《削夺诸藩》。
- 《明太祖实录》卷198，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6。
- 《明史》卷116《诸王列传一·周定王传》，《明太宗实录》卷1。
- 《明太宗实录》卷1。
- 夏燮：《明通鉴》卷11，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并《考异》。
- 《明史》卷117《诸王列传二·湘献王柏传》。
- 《明史》卷143《高巍传》。
- 《明史》卷143《高巍传附韩郁传》。
- 《明史》卷141《卓敬传》。
- 《明史》卷141《方孝孺传》。
-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王叔英与方正学书》。
- 朱元璋：《大诰》。
- 周王被逮在七月，削夺在八月，见夏燮：《明通鉴》卷11《考异》。
- 唐枢：《国琛集》卷上。
- 高岱：《鸿猷录》卷7《靖难师起》。
- 《明史》卷299《袁珙传》。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 王世贞：《名卿绩纪》卷3《姚孝广传》。
- 《明史》卷143《程济传》。
- 《奉天靖难记》卷1。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明太宗实录》卷1。
- 《明史》卷142《葛诚传》。
-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 《明史》卷308《陈瑛传》。
- 《明史》卷142《暴昭传》，李贽：《续藏书》所记微异。
- 《明史》卷118《诸王列传三·汉王高煦传》。
- 郑晓：《吾学编·徐增寿传》。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李贽：《续藏书》卷5《逊国名臣·葛诚》。
- 《奉天靖难记》卷1。
- 《明史》卷146《张信传》。
- 《明史》卷146《张信传》，李贽：《续藏书》卷9《靖难功臣·张信》。
-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3引《吏部验封同稿簿》及杨士奇：《李友直墓志》。
- 夏燮：《明通鉴》卷12，惠帝建文元年七月。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
- 李贽：《续藏书》卷5《逊国名臣·余逢臣》，《明史》卷142《余逢辰、杜奇传》。
- 按：“靖难”誓师日期．诸说不一。宋端仪《立斋闲录》卷3称：“七月五日（癸酉），为奸臣齐泰等变乱祖宗成法，请兵杀害亲王，车驾奉天征讨”云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王起兵》记：“癸酉，燕王誓师。”癸酉，系七月初五日。夏燮《明通鉴》卷12，惠帝建文元年秋七月记：壬申（初四）计擒张昺、谢贵。“癸酉（初五日），燕王举兵反”。而《立斋闲录》卷3引《吏部验封同稿簿》内所记及杨士奇《李友直墓志》则称：“洪武三十二年（建文元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清苑县人）首告布政司张昺谋反。奉太宗圣旨：‘昨日送张昺反词的吏，除他本司官。钦此。’授右参议，前去杨柳青等处拘收粮米及提调宛平、大兴两县人夫挑齐化门城壕。”此记与前诸书不同，然亦较可信。李友直出首既于七月初六日，当日即逮张昺等人，是夜夺北平九门，次日誓师，故誓师当在建文元年七月初七日上午。今取此说。
- 《奉天靖难记》卷2。按《明太宗实录》卷2所录与此文不同，当为史官纂修润饰之辞，故不录。
-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 《奉天靖难记》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