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漫漫其修远兮
尖尖山，二斗坪，苞谷洋芋胀死人，
弯弯路，密密林，茅草棚棚笆笆门，
想吃干饭万不能。
——巴中民歌
中央指示到基层，巴中人民劲倍增。
快马加鞭千里志，宏图再展话飞腾。
——巴中诗人李质夫诗
先行者
我之所以选择到巴中市采访，不只是因为巴中市是革命老区、秦巴山区深度连片贫困区域，还因为巴中市在“八七扶贫攻坚”中，创造了闻名全国的“巴中经验”，成为全国扶贫战线的先进典型。当年我刚从渠县屏西乡调到渠县县委组织部工作，尽管只是一个普通的组工干部，但“巴中经验”在我脑海里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隐隐觉得，巴中市的脱贫攻坚，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根红线，我想把这根红线理得更清，因此我选择了巴中市做我的调查对象。
2017年9月5日上午，在南江县城一家普通的茶馆里，我采访了一位长期参与扶贫工作的老人——南江县原扶贫办的蓝有荣老主任。老人今年87岁，退休已经20多年，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起当年的事，如数家珍。虽然他一再声称记忆不行了，但我听来，却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在氤氲的茶香中，老人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重庆万州人，1964年在西南农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国家号召学生们到老少边穷地方去工作，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响应国家的号召，就到达县地区来了。那个时候南江还属于达县地区管。到了达县过后，另外两个同学在达县结婚了，我没有结婚，被别人称作“条子娃儿”，领导动员我到南江，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那时流行一句话，叫作“一切听从党安排”嘛！可是上车没多久，心里就有些后悔了，因为越往前走，山越大，公路越窄，还比不上现在农村的机耕路，路中间的草半人高，四个车轮子，一会儿往这边颠一下，一会儿往那边颠一下，把人抖得五脏六腑都想吐出来。车子开了整整一天才到巴中，在巴中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到南江。
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还很稀缺，我又是学经济管理的，领导把我当宝贝疙瘩。我一来，便给我安了一个全县金融管理财会股股长的职务，负责全县的金融管理、财务辅导、农村经济调查等事务。县委书记、县长下乡调查农村经济方面的事，都要把我带上。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农村和农民的贫困。乐坝有个社，一个壮劳力一天只挣8分钱。桂林上头杨坝场和红石乡，连8分钱都挣不到，家家户户，都是用3个石头架个锅，就那么放起，吊个铁鼎罐煮饭吃。
1986年，我在农业局当农业科长，管农业赋税、农村金融这一块，组织上想调我到国土局做局长，我当时研究农业经济政策，只想搞业务，没心思去做领导，便拒绝了。后来又喊我到农工部去做部长，我仍然没有去。1986年8月，四川在重庆秀山召开了一个会议，南江是县委主要领导杨清镛书记去开的会……
后来我回到家里，查阅了相关资料，才知道老人的回忆确实有误，他所说的这个秀山会议，召开时间不是1986年8月，而是1984年7月31日至8月1日，会议的名称叫“四川省开发川东山区经济座谈会”，后被称作四川省第一次扶贫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一个发轫，从此拉开了四川全省扶贫攻坚的大幕。
杨清镛书记去开了会回来，就开县委常委会研究，说要找一个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来负责这个工作。常委会完了过后，县委管组织的副书记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德才就来找我谈话，说领导安排你好几个地方，你都不愿意去，要搞业务，这次安排，是清镛书记亲自点名，你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听到这里，我笑着问他：“给你安排的什么好差事？是不是扶贫办？”
他说：“那时不叫扶贫办，‘扶贫办’1993年才成立，那时叫经济开发办公室，喊我来牵头组建。我见没法推辞，便和他们讲起了价钱，说：‘要我去，我有一个条件，得我自己选人！’他们说：‘既然叫你牵头，我们当然尊重你的意见！’就这样我走马上任了。‘经济开发办’成立的第一年只有两个编制，我从外面抽了3个人，开始着手调查农村贫困村。那时总的要求是粮食在人均300斤、收入在人均200块钱以下，都是贫困村。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当时全县农业人口还不到50万，49万，粮食不足300斤、钱不足200元的村竟占了全县70%。大多数村民，都是属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房不遮风雨’的重度贫困户！”
老人说到这里，饮了一口茶，似乎在平抑内心痛苦似的。果然，放下茶杯，他神色凝重地谈起当年看见的一些情景。
他说：“贵民乡双田村有一户人，家里三弟兄，大家喊他们何氏三结……”
我以为他说的是“三杰”，便打断他的话：“为什么叫他们‘三杰’？”
老人笑了笑，才说：“是三个结巴子！”
我这才恍然大悟。
老人继续说：“老大叫何政寐，老二叫何政林，老幺叫何政明。老大40多岁，老二30多岁，老幺20多岁，三条汉子，三根光棍。睡的床只有两只床脚，另两只床脚掉了，用山上那个蛤蟆藤藤把它捆起，下面撑一根树棒，也不知那床是怎么把三个汉子乘起了的？床上就一床烂被子，我们南江人说的像烂油渣子，黢黑，裹成一个坨坨。除了这架两条腿的床和床上的烂棉絮，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就像我们南江人说的一石头打过去，挡都不得挡，就是这个样子！”他把“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重复了两遍，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老人似乎想甩开这个沉重的话题，开始说起了当年扶贫的历史。老人说：“当年扶贫，我们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86年到1989年是第一阶段。县上提出来的口号是3年打基础，5年越温饱，扶贫的手段就是给人均收入不到200元、人均粮食不到300斤的‘三不贫困户’送钱送物，到了每年的2、3月份就要给他们送去。后来看看这个不行，就改输血为造血，给他们发羊子、发猪儿等，每户5只羊子，或2头猪儿，干部亲自给他们送去。县委又提出了‘四个一’，就是每户贫困户，必须要有半亩稳产高产田，要有一头大牲畜，或者猪，或者牛，没有牛或猪，如果养上了5头羊，喂了20只兔子，也算。还有两个一，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我问他：“通过这3年的造血，情况怎么样？”
老人又笑了笑说：“到了1989年，通过地区和省上来验收，我们南江30多万贫困人口，有95%以上的人达到了200块钱、300斤粮食的‘越温’线！南江县走在了全省扶贫的前面，县上给我们扶贫办两个主任还奖励了一级工资！”
我又问他：“那第二阶段呢？”
老人马上说：“第二阶段就是从1989年以后到1994年，国家又给了南江一个很好的机遇，那就是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说到世行贷款，老人似乎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们那时在扶贫方面做出了成绩，在省上小有名气，省上也就很照顾我们，给我们南江划了将近10万元这么一个基金项目。还有什么种植业、养殖业、社会福利事业、加工业等大大小小的项目，差不多有1000多个。弄项目全凭材料，一个项目就是这么厚一本，和现在的扶贫软件资料差不多。我们一批弄材料的人，在省委招待所旁边租了几间民房，包括文教卫生、农业林业、加工种植……60多个人住在一起，各个系统的人各整各的材料，然后我们统一审批。当时我们几个负责人，连续熬了将近10个晚上的夜，走路都在打闪闪，加上冬天没有空调，烤的炭火，我们项目组组长梁正云，钢炭火把裤子烧了都不知道。我们项目材料整得好，因此在项目资金的分配上，我们南江又比别的县，多分到一杯羹，南江启动的世行项目最多……”
看他说得十分高兴，我突然打断他的话问道：“通过第二阶段的世行项目，南江又有什么变化？”
他说：“最大的变化就是种植业解决了粮食的问题，再就是畜牧业，我们闻名全国的南江黄羊就是那时发展起来的！”
老人像是想起了什么，沉吟了一会儿才说：“那时还有很多乡没通公路，我们下乡凭两条腿走路，有时一天要走几十公里。长赤区的红石乡是全县一个边远乡，海拔1700多米，那个乡历来有养猪的习惯，我们就想把世行贷款的一个项目放到那儿，发展养猪。那天，分管这方面的何长阳副县长，提议我们去看看。我们走到长赤，就不通公路了，只有走路，那天又下了一点雨，路很不好走，加上又是高山，你猜我们走到什么时候才到达红石乡政府？”没等到我回答，他马上说：“走到凌晨1:30，才到乡政府！乡长姓李，听说我们去了，打起火把来接我们，半路上把我们接到……”
听到这里，我惊讶得叫出了声：“1:30？走路？那你们出发是什么时候？”
他说：“从长赤出发大概是下午5点到6点钟，路稀烂，很不好走，又是晚上，我们一人手里拿一根拄路的木棒，就像讨口子一样。走到乡上时，每个人的身上全汗湿了。这个乡上也穷，今天简直不敢想象，整个乡政府里只有两个暖水瓶，把两瓶水拿来，我们去的七八个人，一下就喝光了，马上又烧……”说到这里，老人又笑了起来。
我马上问他：“包括副县长在内？”
他说：“他县级领导带队嘛，还包括扶贫项目组组长等。第二天，乡上群众知道了，感动得不得了，说：‘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给我们解决问题来了！’那年我们在这个乡，把生猪发展起来了，后来又带动了其他乡。除了养殖业，世行项目对南江的文教、卫生事业支持也很大，还有林业也是一个大头！”
说到这里，我直接把话题转到了“八七扶贫攻坚”上来。老人想了想，说：“我刚才讲的，也是‘八七扶贫’的一部分！‘八七扶贫’全国解决了八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我们那个时候也整了一个‘三〇七扶贫攻坚计划’，就是说再用7年时间，把全县所有贫困户的问题都解决。有些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我昨天回忆了一整天，回忆起了一个‘五三八’计划，这个计划专门针对这些年扶贫存在的问题做出来的。就是南江的低产田、低产地、低产果树很多，要把这些低产田、低产地、低产果树，改造成为高产田、高产地、高产果树。还有就是培训农民，从精神、文化上扶持他们，我记得全县培训了2万多人。‘八七扶贫攻坚’时期，上面给的资金也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种植业资金、养殖业资金、加工业资金等一起加起来使用，光是国家给的，整个南江大概是1.6亿，还不包括地方配套资金。没多久，我就退休了。我今年87岁了，记忆力不行了，像当年的‘三〇七’‘三不五治’这些工程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起来！但通过这样几轮的脱贫攻坚，南江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变，倒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
老人的话虽然很平淡，所说的事情也许与事实有些出入，但从他平静的叙述中，我分明感到一个先行者的艰辛，正是他们不懈努力和付出，奠定了今天脱贫攻坚的基础。
探路人
千峰万仞大巴山/一堵堵山墙一道道关/山是墙，墙是山/锁了千年的梦/闭了万年的关/难爬的梯，难下的坎/难跨的沟，难过的滩/马帮走不出古栈道/背二哥唱不直山弯弯/摇晃晃的是索桥桥/悬吊吊的是心尖尖/难、难、难/难行路，行路难。
千峰万仞大巴山/一堵堵山墙一道道关/何时打开那墙/何时闯破那关？
这是巴州市巴州区文化馆音乐干部林立创作于“八七扶贫攻坚”时期一部音乐艺术片《巴山之路》中的一段歌词，作者以焦渴而急切的心情，反映了大巴山那重岩叠嶂、奇峰险峻、关隘雄踞给巴中320多万人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咏叹着路的艰辛和人民群众备受贫穷的煎熬，同时也发出了“走出巴山”的强劲呼喊。
这段歌词又何尝不是“八七扶贫攻坚”时期，那些勇敢的探索者的真实写照呢？
《巴中市志》是这样将当年的“巴中经验”载入史册的：
“巴中经验”是巴中地委、行署率领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若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巴中建区时，全地区所辖四县（市）中，有两个国家贫困县、两个省定贫困县（市），全地区仅有28公里三级油路和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4对长话线路，人均用电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人均财政收入31元，人均占有粮食不足400公斤，有特困村1079个，建卡贫困人口91万人，有3100多农户住窝棚、岩洞，近20万人患有地方病。面对如此贫穷落后的现状，地委书记韩忠信、行署专员周登全带领地委、行署一班人，坚持调查研究、吃透区情、实事求是、科学决策，提出了“狠抓基础，快上工业，活跃商贸，开发旅游”的兴区战略和“三年打基础，五年上台阶，十年迈大步”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力推动新区建设“超常规、跳跃式”地向前发展。
……
1993年11月，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带队行程1100公里，全面考察了巴中地区公路状况后指出，“必须尽快打破制约巴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下决心集中力量苦干大干，要树立办交通就是办企业的思想”；“交通建设是新区建设的突破口”。随后，地委、行署发出了“全区动员、全民动手大办交通”的号召，各级党政积极响应，不等不靠，说干就干。从1993年冬开始，各县（市）全面发动群众，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开始了第一轮交通大会战，相继对巴水路、唐巴路、巴乐路、平驷路、通水路、通达路、沙南路、双江路、平通路、通前路等干环线公路进行了改造和修建。三年时间，每年成建制地组织几十万群众，进行全民会战交通。地级领导经常上路，县（市）领导常年住路，基层干部同筑路民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了“百万大军战巴中”的动人场面。共完成投资7.76亿元，改造干环线683.9公里，新修83.7公里，建成砼路118.1公里、油路258.1公里，新建大中桥梁69座58.9.1延米、隧道939米，打通了四条出境公路。巴中交通落后的面貌从此一去不复返，巴中从此铺就了通向山外市场的脱贫致富的大道。
针对“十年九灾、十灾九旱”的区情，地委、行署把“治水兴巴”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通过在通江县赤江乡天井村微型水利建设试点，因地制宜提出了全地区水利建设要走“中、小、微结合，以小、微为主”的路子，发动群众在旱山村、社集中成片地打井、建池，修建微水工程，在全地区掀起了大办微水和配套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的兴修水利高潮。由于政策优惠、群众实惠，微水建设发展迅猛。三年多时间共投入资金5亿元，建成微水工程达11万口，配套修建了人畜饮水工程近百处，有效解决了近30万人、20余万头牲畜的饮用水困难，从而促进了全地区水利建设大发展，实现了农业的增产增收，确保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交通面貌的改观、微水工程的发展，是“巴中经验”形成的基本标志。1996年9月8日，在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通江会议”上，省委书记谢世杰充分肯定了巴中地区的水利建设和交通建设成就，认为巴中在大旱之年连年夺得丰收，得益于大办水利；短短两年多时间，全地区交通状况彻底改变，得益于地委、行署的正确决策和发动群众投工投劳苦干大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应好好总结推广“巴中经验”。“巴中经验”第一次被正式提出。
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增添了动力。地委、行署从巴中实际出发制定的全地区“九五”和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从各个方面拓展“巴中经验”的内容。到1996年年底，巴中地区以江北新区为代表的城镇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干部试任、干部交流走在全省前列，以“创五好、建五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闯出了新路，“建引结合，以引为主”发展电力的能源建设迈出了大步，通信设施建设一举在省内领先，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农业“四大工程”进展良好，扶贫攻坚已有20余万人跨越了温饱。巴中地区在解放思想中前进，在艰苦奋斗中发展，完成了“三年打基础”的既定目标。199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巴山的奇迹》一文，专门报道了巴中建区三年苦干实干、面貌大变的喜人成就。是年10月5日，省委专门组织了“巴中行”新闻采访团报道“巴中经验”。是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了大型系列报道《关于巴中经验的报告》，面向全省正式推出和全面介绍“巴中经验”。
从1997年至1999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洪学智，还有胥光义等老将军、老领导先后到巴中视察，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物价局等也派员到巴中调研，一致称赞巴中的工作，肯定了“巴中经验”。《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情况交流》、新华社《每日电讯》、《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报刊、电视媒体先后对巴中工作和“巴中经验”作了报道，省委、省政府将“巴中经验”正式写入了1999年《省委工作要点》和《省政府工作报告》。从誉满全川到走向全国，“巴中经验”在巴中人民不懈进取、继续苦干的历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巴中经验”迅速从四川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一面旗帜。到1997年年底，巴中地区已有54万人越温达标。1999年2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谢世杰等撰写的调查报告上批示：四川巴中地区扶贫攻坚的成就充分说明，只要找准路子，真抓实干，就能改变面貌。巴中的经验和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艰苦奋斗，苦干兴区，实干改变面貌，大干促进发展的巴中精神，对全国扶贫工作具有普遍意义。“巴中经验”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巴中市（县级）全面实现了在20世纪内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的目标。
历史的记载总是宏大和简略的，但在这简略的背后，我们不难感受到当年“百万大军战巴中”的热烈动人的场面，感受到当年巴中地委、行署一班人那种敢为天下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开拓者的勇气，感受到300多万巴中人民“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艰苦奋斗的感人精神。2017年6月17日上午，当我在通江县诺水河镇柳林村3社，采访脱贫致富光荣户李国芝，看见他房顶上还用一块木牌歪歪扭扭地写着“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这八个字时，我不禁对我面前这位面孔黢黑、朴实的巴山汉子肃然起敬。我想，这句言简意赅的口号，大概就是我要寻找的巴中市扶贫攻坚那根一以贯之的红线，或曰“巴中精神”吧！
新征途
贫困不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段的独特现象，而是全世界性的共同问题，从人类诞生那天起，就如幽灵般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因此，消除贫困也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况且贫困的标准又是动态的，正如蓝有荣老人所回忆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刚参与扶贫工作时，人均粮食不足300斤，现金收入不足200元的，便是贫困户。到了90年代“八七扶贫攻坚”时，贫困标准便变成了年人均纯收入不足500元、人均产粮不足800斤。据《巴中市扶贫开发移民志》（未刊稿）介绍，1994年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按当时的贫困标准（即年人均纯收入500元、人均产粮800斤），全市共有贫困乡（镇）146个，贫困村1079个，贫困户19.66万户，建卡贫困人口90.86万人，3100多户贫困农民住窝棚、岩洞，16万多人患地方病，70%以上的村不通公路。尽管“八七扶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毕竟是低水平、低标准、低层次的，按照后来《中国农村十年扶贫纲要》的新标准，到2001年初，巴中全市所辖三县一区，通江、南江、平昌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巴州区也被列入省重点贫困区。全市重新确定重点贫困村770个，贫困人口101.44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29.6万，低收入人口71.84万）。进入21世纪后，又经过了长达10多年的新世纪扶贫开发，巴中全市的贫困人口由2010年的87.1万人减少到2014年底的43.0156万人（按2300元不变价的贫困线标准），贫困发生率由27.2%下降到14.2%，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是，全市扶贫攻坚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考验。43.0156万贫困人口，占了全省贫困人口的8.64%，贫困发生率比全省高6.5个百分点。尤其是699个贫困村的15万多贫困人口，生存环境恶劣、生产条件差，贫困对象发展能力弱，病残或无依无靠占比大，成为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贫困现象随处可见，有的甚至触目惊心。
30多年前，刚开始做扶贫工作的蓝有荣主任，在南江县贵民乡双田村看见的“何氏三结”弟兄，家里穷得“一石头打过去，挡都不得挡”。30多年后，仍是这个双田村，从巴中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选派去的第一书记马北晨，看见的并不比蓝有荣老人当年看见的情况好多少：
有个叫岳天武的人，家里6口人，分成了两家，但分家没有分户，户口还在一起。别人给我说他家里很穷，我开始不相信，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才发现那真是叫一个穷！除了一个电灯泡、一台电视机，其他的电器都没有。房屋的墙壁被烟熏得很黑，我去的时候正好在下雨，房顶漏水，床上弄两个盆子接着，厨房里也有两个盆子接着，火盆那个地方也是拿两个盆子接着。有间房子是他女儿的，他女儿结了婚就出去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墙壁开的裂缝牛都跑得进去，那还能住人？也不知他女儿一个大姑娘家是怎么在那屋子住的？贺老师你要是不相信，哪天我把照片传给你看一下，新旧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你猜这个岳天武是谁？他还是我们双田村支部书记的亲舅舅！
这种贫困现象，对每个处在扶贫第一线的第一书记或帮扶干部来说，真可谓司空见惯，随口就能举出几个例子来。
比如通江县烟溪乡罗张窝村第一书记文琼：
罗张窝村200多户人，只有8户人修了砖房，而且是那种平房，其余都是那种破破烂烂的土坯房，有的东倒西歪，还有的用木棒撑着，有的用篾条捆绑起来。有一户贫困户，叫张天喜，特别让我刻骨铭心：张天喜本来是家里的顶梁柱，过去在外面打工，10年前得了白内障，没钱医治，现在双目失明了。他母亲80多岁，相当于现在全靠他母亲来支撑这个家。80多岁的老人还种了不少庄稼，挖土豆都挖了5000到6000斤，玉米也收了1000多到2000斤，我去她家里的时候，到处都堆着土豆。那些土豆，都是靠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从山上一筐一筐背回来的。还有一个小孩子叫张长安，张天喜的儿子，今年14岁，读初一。全家三口人，全靠老太婆养，一个瞎子，一个小孩。我经常想，现在有个老太婆在，还好，瞎子还可以吃上饭。可老太婆要是不在了，怎么办？小孩子也和我小时候一样，甚至比我小时候更孤僻。性格太孤僻过后，或者造成抑郁症，或者爆发出破坏力，造成的后果就会是很严重的。
比如平昌县白衣镇蒿坪村第一书记何昌平：
第一次到蒿坪村，看见这个村的条件之差，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后来我总结了蒿坪村有四多：一个是病残人员多。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89户、326人，通过精准识别降到了70户、260人，其中因病、因残致贫的就是35户、93人。二是荒地荒坡多。漫山遍野的土地都是荒着的，没有人耕种，杂草丛生，野草比人还高，一片荒凉的景象。三是外出户多。全村358户、1430人，整家外出务工和定居的就高达120多户，有的村民组几乎没几户人居住，给人一种荒无人烟的感觉。四是光棍多。以村主任为首的光棍就有33个，我是挨家挨户数出来的。村主任结过两次婚，第一任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跑了。第二任老婆又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也跑了。没办法，条件太差，留不住女人呀。他们不管是赶集还是走亲访友，都全靠两条腿走路，山又高，路又远，干活全靠肩挑背扛。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个女的还愿意嫁到你这个穷地方来？别人都说：有女不嫁蒿坪村，吃苦受累穷一生……
好了，我不用再引述下去了。所幸的是，面对贫困，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了“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更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号召：“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同样，在12301平方公里的巴中大地上，也吹响了新一轮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冲锋号。不但如此，巴中市委、市政府还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全市目前是全省扶贫攻坚、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最繁重的市州之一，既面临特殊困难和巨大压力，同时也迎来了难得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距2020年，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了，因此，时任市委书记李刚，在市委三届十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全市党员、干部和全体巴中人民，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新的动员令：
扶贫开发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仗，也是一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持久仗。各地各部门要始终以扶贫攻坚统揽全局，刚性执行《决定》和规划，分年度制订贫困县、贫困村摘帽计划和贫困户脱贫计划，形成任务清单，做到任务、政策、项目、资金、时限“五个心中有数”。坚持既集中火力、重点突破，啃下“硬骨头”，又锁定目标，保持定力，不松劲不闪火，一片接着一片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从此，300多万巴中儿女，又踏上脱贫攻坚的新征途，以分秒必争、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和攻城拔寨的坚强决心，在当年曾经掀起过“红色风暴红千里”的革命土地上，打响了新一轮的脱贫攻坚战役。
他们又将谱写出一曲怎样的壮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