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忧患在元元——精准扶贫，扶持谁？
一、何为贫困，何为精准？——对一个概念的认识
喜看今日巴山变，
人民一步一层天。
继往开来千秋业，
脱贫路上谱新篇。
——巴中民歌
一次采访
扶贫局的干部很忙，扶贫局的领导更忙，作为一把手的局长像是推磨的驴子——忙上加忙，特别忙。到南江县好几天了，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扶贫移民局的局长何大宏。但他不是开会就是下乡，或者陪上级领导检查，几次爽约（后来采访通江县副县长、扶贫移民局局长万学成也是如此）。2017年6月6日上午，我终于逮到了一点时间，下午他要到省上参加一个培训会，内容是关于贫困户精准识别方面的。他一见面就对我说：
“贺老师，我只能和你谈40分钟！”
说着，局长“大人”还伸出手指，给我比画了一个“4”的姿势。
我立即微笑着对他说：“行，我保证不占用你更多时间！”嘴上这样说，思想却在急速运转：“40分钟，我先从他脑袋里挖什么呢？”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立即对我问：“你想了解些什么？”
他这一问还真有些把我难住了。我采访有个习惯，一般不去先设定什么采访提纲，而是在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轻松随意中，先给受访者随便提出一个轻松的话题，然后抓住他话语中令我感兴趣的东西，诱他深入，挖出他脑海里有用的东西。我略停了一停，突然想起了他刚才说的下午将去参加省上贫困户精准识别的一个培训会的话，于是马上说：“你就谈一谈全县是怎么开展‘六个精准’方面的做法的吧！”
他一听便叫了起来：“哪能把六个方面都谈到呀？”
我立即说：“能谈几个算几个，哪怕谈一两个方面都行！”
他略一思索，便向我介绍起全县的情况来：“南江是革命老区，加上区位上的劣势，发展很不足，整个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所以在新一轮的脱贫攻坚过程当中，2014年初识别的贫困人口，全县是15.8万人，经过脱贫和最后的识别再比对，年底在建档案贫困人口是8.9万人，贫困村是156个。习总书记对全国脱贫攻坚有一个总的安排，那就是首先要解决扶持谁的问题，二是解决谁来扶的问题，三是怎么扶的问题，四是如何退的问题。我就按照这个脉络来给你介绍！”
我一听，这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料，同时这几个问题也都牵涉这次我写作的主要内容，于是急忙对他说：“行！”一边说，一边把录音笔往他面前推了推。太阳从他身后的窗户歪头歪脸地照进来，似乎也想偷听的样子。
何大宏局长喝了一口茶，如拉家常一般谈起了全县扶贫工作的开展情况，果然首先从“扶持谁”上开始：
“在扶持谁这个问题上，国家划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杠子，那就是人均纯收入，现在称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年是2736元，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识别。凡是低于2736元的，便是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凡是超过2736元的，比如2738元，2740元，就不是贫困人口，不建档，不享受扶贫优惠政策。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我知道他后面的话，才是自己最需要的，于是马上对他点了点头，然后用专注的神情看着他，鼓励他说下去。果然他话锋一转，接了刚才的话说：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不是那么容易，操作起来甚至还十分困难。但不管有多么复杂，我们坚持按规定的动作来，一申请、一评议、两公示、一公告，保证贫困对象精准。2014年、2015年，我们又开展了三次回头看。回头看采取了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八个比对’，哪八个呢？一是与公安部门比对，看看户口是不是农业户口；二是与财政部门比对，看看有没有财政供养人员；三是与工商部门比对，看看有没有商铺或者工商登记；四是与房管部门比对，看看有没有商品房，或者是城镇自建房等。一系列比对以后，再返回重新进行识别，力求把真正的贫困户找出来，做到老百姓说的‘真扶贫，扶真贫’！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们采取公推公选，在比对的基础上我们把那些确实不符合的人拿出去，在这个基础上又放开手脚，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因为老百姓长期生活在一个村、一个湾，你家有金银，隔壁有戥枰，知根知底，用群众的力量来鉴定我们评得准不准，所以2014年底，我们锁定了8.9万贫困人口……”
说到这里，我忽然用征询意见的语气，微笑着看着他问：“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他几乎没有停顿便说了出来：“前面我说在实际操作中情况比较复杂，比如就拿群众投票和评议来说，很多地方为了避免干扰，还像选举一样设了单独的划票室，但留在家里的大多数人是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婆，没有文化，又怎么认识票上名字是张三还是李四？你在旁边站一个人给他指点，那又怎么能体现他自己的意志？我们柳弯乡田坪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初选的名单拿出来，桌子上摆一排碗，事先反复给他们讲明，哪一只碗代表哪一个，老百姓采取最古老和原始的办法，往碗里放胡豆……”
我忽然笑出了声，因为在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场面：两张拼凑起来的八仙桌，一排粗糙的大土碗，一队面容苍老的人，犹如树根一样长满老茧的手，握着一粒金黄色的豆子，往碗里一丢，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何局长却没有笑，他脸上的神情是严肃认真的，甚至还带有几分自豪的表情：“这样子做，保证了我们在精准识别上的准确，所以我们南江贫困对象的评定，不敢说一点问题没有，但比较精准。因为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比如说2736元这个线，谁能把这个事情闹得清楚？谁能把他家里的收入包括亲友馈赠和银行存款去查出来？我们又不是警察，没有合法的手段，你想到银行去查也不行！我们只有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实行动态调整。我们今年2月又进行了一次动态的调整，10月还要进行一次动态调整。”
说到这里，他才停顿了一下，稍微皱了皱眉，才接着说：“不久前省上暗访组暗访了9个县，发现每个县都有贫困对象识别不准的问题，包括我们巴中。巴中走的是平昌县。是怎么发现的呢？一是通过数据比对，二是通过和贫困户以及和非贫困群众的座谈走访，发现了问题。省上于是针对这些问题专门又出台了一个加强精准识别的文件，下午我去成都开会就和这个文件有关……”
话还没完，他瞥了一下手表，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跳了起来：“哎呀，40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一听这话，我故意做出吃惊和遗憾的样子，说：“这么快？”
他见我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似乎不想让我失望，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嘛，贺老师你难得来，我再给你聊一会儿嘛！”
我为自己小伎俩得逞感到高兴，同时我也从他的态度看得出来，或许平时太忙太累，或者心里有较为沉重的压力，他也需要和人聊一聊来释放一下。于是他又接着跟我聊了下去，聊完“扶持谁”的话题，他果然又按照刚才他说的思路，给我介绍起了“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也许是他说得太投入，也许是我听得太认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他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声情并茂地把全县扶贫工作给我介绍完毕以后，再一看时间，这才着急起来，因为他原来打算只给我40分钟，现在却整整多出了一个小时。在他一个劲说着“晚了，晚了”的时候，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何局，是你自己违了约，可怪不得我，啊！”一句话不但把他说得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很开心。我想：这也许是一个顶着沉重压力的扶贫局长难得的一笑。
对一个概念的认识
回到宾馆，想起何大宏局长的介绍，结合我先前对基层扶贫工作者的访谈，我忽然对“精准”这个概念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了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而特地提出来的。其中扶持对象精准，是“六个精准”的关键所在。这项精准又包括两项内容：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精准识别又是摸穷底、拔穷根的关键中的关键。试想，如果连真正的贫困户都没有找出来，这贫又怎么扶呢？扶持对象精准，要求的就是要通过建档立卡的方式，把那些真正的贫困人口准确识别出来。从国家层面来说，要进一步转变贫困人口的估计指标，要从单纯依靠收入和消费指标的评估，转变为依靠包括收入、消费、资产、健康、教育、环境等多维贫困指标进行综合评估，使贫困人口的估计情况尽可能地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状况。从基层民主评议的角度来看，就是像前面何大宏局长说的那样，必须采取严格的否决性指标，来排除不合格的人群，大幅度降低人为操控评估的可能性。
然而，说时容易做时难，几乎每一个身处第一线的扶贫工作者，都像何大宏局长一样，对我说到精准识别的困难和不容易。
巴州区大茅坪镇康民村第一书记樊军告诉我：“对贫困户的识别，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因为很多人在外面，你不知道他具体有多少收入，你又不可能到他们打工的地方去调查，比如江苏、北京、上海、海南等，谁有精力和时间跑去调查？有的人在那些地方还买了车，但是你不知道。上面文件又规定了几条硬杠子，在城里买了房的不准纳入，有车的不准纳入等。现在有很多人，家里非常穷，但为了儿子不打光棍，贷款或四处借钱都要到城里买一套房子，那么他就不属于贫困户，哪怕他生活确实很恼火，背了一屁股的账，我们明知道他家里困难，也没法把他纳入到贫困户中来。有的人银行里有存款，日子过得很好，但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来，或者说他在外面有房有车，但是我们没掌握到，他一申请，村民投票也投到他了，于是他便成了贫困户。这之间就有很多矛盾，确实穷的没当成贫困户，不穷的反而当了贫困户，这为我们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不光是第一书记有这样的感受，连乡镇党委书记也直言不讳地倒出了心里的怨言和质疑。
南江县南江镇党委书记辛勤却如此说：“精准脱贫不落下一户一人，精准识别是关键。我们南江镇在2014年识别贫困户的时候，就按照‘1+X’的方式来做。‘1’是指当年规定的人均纯收入2736元，‘X’是当年我们就考虑了因病、因残、住房不安全、子女上学和其他灾害等一系列的因素，综合来进行排位，最穷的排在第一位。就像高考录取，画了一条线在那里。我们按照‘1+X’来排位，就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识别精准，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精准。”
通江县文胜乡党委书记靳有恒说：“精准识别最难，农村有许多具体情况，2015年年底搞贫困对象回头看的时候，在县上‘八个比对’‘六不准’的基础上，我自作主张地增加了一条不准，就是子女发了财，在外面开洋车、住洋房，却把父母分到一边，也不可以纳入。我这条一提出，就引起很大争论，有个小老板跑到我办公室来，差点和我打架。但真正把老人纳入了，我们又滋长了不孝的社会风气。”
靳书记还告诉我一件事，他们乡有一个贫困户，家里非常困难，村里也把他纳入到贫困户中去了，但后来有人向上面反映，说他在沙溪镇街上买了房子，还把和老板签订的合同都复印出来了。上面来人查，确有其事，但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呀？整个房子才买成5万元钱，小产权，一个平房。“取消他贫困户的时候，我内心都不忍，可没办法，你踩了城镇有房这条红线，只有拿下来。但我一直在想：国家制定一个标准是正确的，但期望这个标准包罗万象，又有些不合实际。场镇有大有小，有的场镇还不如一个村庄大，房子也有好有坏，比如他买的那个房子才5万块钱，现在在农村随便建一所房屋，也不止5万块钱。这就是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
在过去的扶贫中，因为扶贫对象和扶贫方式不准确，造成了国家许多扶贫资源的严重浪费，甚至在扶贫领域出现一些腐败现象。正因为如此，为了提高这次扶贫效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强调精准。但社会生活极其复杂且瞬息万变，尤其是置身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的时候，这便决定了精准只能是相对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法做到绝对的精准。正如前面基层扶贫局官员所谈，2014年，上面规定农民纯收入低于2736元的，便为贫困户，高于这个数字的，便不能定为贫困户。看起来很简单，也有可操作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即使是当前农村中，农民还处于一种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状态中。打下1000斤稻谷，拉到市场卖了，他们也不会像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一样，把账一分一厘地记下来，再来计算一番成本和利润。出售其他农产品也一样，谁见过农民把一年的收入、支出一分不差地记录下来的？因此，在农民家庭财务数字化程度比较低的时候，农民的纯收入本身就有些糊涂，更难做到精准统计。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前贫困发生的地区，大多是老少边穷的地方，越是老少边穷地区，自然经济的占比越大，收入越难精确统计。加上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外面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农村基层干部更难以掌握。上面制度设计者或许早已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又把社区居民民主评议的办法，引进到对贫困户的识别中来。不错，在这儿用得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在一个熟人社区内，谁家吃肉，谁家喝汤，谁家有娃读书，谁家有人生病，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即使是这样，就能保证没有偏差吗？既然是熟人社区，就难以保证没有家族、亲戚、朋友等人情关系与金钱、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在后面我将写到）。所有这些，就注定了在贫困户的识别上，要做到100%精准，非常困难而且不太现实。传统农业社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模糊暧昧，如果我们非得要用现代工业社会的理念去要求传统农业社会，不但可能劳而无功，而且还会起到反作用。因此，我们要做的，只是尽可能从公平正义出发，尽量降低和避免人为的误差，确保扶贫路上不落下真正的贫困户而已。
那么，这些奋战在第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又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