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

回忆

● 韩知行

人老了,只剩下回忆了。我都快90岁的人了,虽然离别家乡多年,却总也忘不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

一、一次离乡宴

我的姥姥是三涧堡左家屯陈家人。左家屯在蒋家屯以西,后夹山以北,东泥河、西洼子、沙包子以东,傅家甸、大潮口以南,地势平坦而宽阔,土层厚,土质肥润,是特别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的一块膏腴之地。夏、秋季周边还布满茂密的一人高的芦苇,是各种鸟类的栖息之地。西北部便是三涧堡入海之处——大潮口,到那里可以赶海取海鲜。

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过着春种秋收、自给自足的日子。

自从日本鬼子来了,百姓的日子可就越来越不安宁了。

到了1935年,日本鬼子为了扩军备战的需要,看好了以左家屯为中心的这片宽阔地,要用来修建军用机场,就逼迫着这一带的居民全部迁出。

祖祖辈辈在这里住惯了的百姓对每块土地、每间房舍、每棵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突然间要离开,真是难以割舍,但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背井离乡、各奔东西了。

1935年冬,陈永高二姥爷、陈守仁大舅为首张罗举办了一次“离乡宴”,参与的是陈氏家族的内亲外戚。主持者说,这次聚会是左家屯乡亲最后的一次聚会,希望各家分开之后能相互联络、相互照应、相互帮助,不断亲情。吃的主食是黄米饭,寓意今后族人要像黄米饭一样粘在一起。

2016年4月,摄于抚顺北站

聚会之后便各自搬家了,韩氏族人有两支去了韩家村,一支去了长春,一支去了沈阳,其他外姓分散在三涧堡范围各村屯。从此,左家屯在三涧堡的版图上便永远地消失了。

二、修“关东神宫”

1941年,我考入了水师营公学堂。20世纪40年代的公学堂,学生要经常去劳动。那天,学校把我们拉到太阳沟去修建“关东神宫”,只见工地上四个人抬一根圆木,光着膀子,喊着口号,吃力地抬着。听说那些圆木是由台湾运来的樟木,不会生虫子。

原来日本鬼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人,想永远霸占旅顺口不走了,就想了一个毒招,把他们天皇的老祖宗天照大神搬来,企图永远占着旅顺口。又传说日本的四个大岛,在百年之后将沉入海底,那时候日本鬼子都得去喂王八了。为了不遭沉沦灭顶之灾,也要早点儿把大神老祖安顿个安全的地方。左挑右选,还是相中了旅顺,光听“旅顺”这个地名,就知道是个吉利安全之地,于是便定址在旅顺太阳沟北端(今同心街1号)。此地北面有群山围绕,坐北朝南,正前方有大海,真是个依山面水的风水宝地。

1938年7月3日,神宫正式奠基,举行过“地镇祭”仪式,就算开工了。这是个计划10年完成的浩大工程,怎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局紧张,财力不足,不得不草草收工,便于1944年9月28日匆匆搞了个落成仪式。

10月1日,天皇的专使来主持“镇座仪式”,官员们在御道前就下马、下车步行。因为这是有讲究的:中间的御道只能供天皇一人享用,两侧的甬道才是官员们走的。参拜者一步三叩首地进入神宫。神宫里的祭主发给参拜者每人一杯清酒致祭。

三、“勤劳奉仕”

我念六年级时,全校停课去做劳工。日本人管这不叫“做劳工”,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勤劳奉仕”。每人发一条上面印着“灭私奉公”四个蓝字的白布手巾,用来擦汗,要求别在后腰带上。

飞机场分为东场和西场,西场是停飞机和飞机起落的场地,在土城子蒋家村西;东场在土城子东,是军队驻地。

那时东场的四栋二层楼已经建起了,为四栋楼供热的锅炉、大烟筒也建完了。我们学生去干些小工活,如安装门窗等。日本的门窗都是拉门拉窗,我们去安滑轮,晚上便住在楼里,睡在地板上,吃饭就是窝窝头、咸菜。

从旅顺方向往北走,到了夹山口便能望见东场的大烟筒高高耸立。当时有一首歌谣:“来到夹山口,望见大烟筒。住上二节楼,吃着窝窝头。”

当时,高小以上的学生都要“勤劳奉仕”,所有学校全部停课,学生不念书,整天做劳工。

另外,听说日本的兵源不足,日本国内已经开始招学生兵了,在校的高小学生用木枪训练刺杀,以备征召,下一步就要征召朝鲜、我国台湾及关东州的学生去当炮灰了。我和家里人商量,想赶紧离开大连这个是非之地。

姥姥、舅舅因建飞机场而动迁,离开左家屯后,去了沈阳翠花屯。不如让舅舅在沈阳托人找个商家学做生意吧,总比做劳工强。

1943年12月,我不辞而别,不再做劳工了,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来到了沈阳,过早地终止了我的学生时代,开始了我的就业生涯。

四、我尊敬的韩老师

1937年,我进入土城子普通学堂念书。一年级有三个班,两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

我的父亲在土城子学堂教书。学校里还有一位姓韩的老师,他叫韩冈生,他家住在东泥河村。因为既是老师,又是本家叔叔,所以我感到挺亲切。每天早晨,他从西南方的锄板山下走到学校,而我则从东南方的凤凰山下走到学校。我见到老师就敬礼,问“老师早安”。韩老师总是对我微笑作答。放学时我们又与老师“再见”,我奔东南,老师奔西南。那时飞机场还没有封闭,韩老师经蒋家村穿过飞机场奔东泥河子。就这样,我们师生朝朝暮暮相见相处了四年。四年的普通学堂生活很快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和韩老师。

1944年的一天,我从商店外出到沈阳中华路送货,走到东亚旅馆门前,发现两个熟悉的身影,赶紧走近看个究竟,果然,一位是韩冈生老师,另一位是于显隆老师。这真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在沈阳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遇上家乡来的老师,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也真是有缘,我若不出来送货,真就遇不上了。这次不期而遇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听说韩老师的后人过得都很好,特别是他的小儿子韩伟,开拓创业、事业有成而不忘祖宗、不忘族人。10余年来,他主持三次续修族谱,并在祖居地建祖墓纪念碑,给韩召家族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若韩老师在天有灵,知道自己有这样优秀的儿子,一定会很欣慰的。我们韩氏家族也为能有这样一位敬宗睦族做实事的人物而感到骄傲。

(2016年4月,韩知行口述、韩风行整理)

【 作者简介】

韩知行,1928年7月出生于旅顺三涧堡土城子村,曾任抚顺市财政局科长、会计师,1988年7月退休。现居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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