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自是老愈重
● 韩树英
我早年即从大连牧城驿老家走出来，留学日本，转而投身于抗日战场，走上革命道路。其后大半生从事教育事业，为党的干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孜孜工作。
1922年10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我出生于前牧城驿村。祖父恒新，父亲玉展，母亲为牧城驿南沟乔氏。我是大连地区以韩召为始祖的韩氏末支第十四代后裔，家中至我已连续12代为末支的长门长子长孙。我家世代务农，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殖民当局修旅大北路和牧城驿水源地时占去我家大部分土地，父亲弃农就商。我7岁时便随父母迁居大连。
在大连白云山小学，我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后转入大连中华青年会附属小学。这两所小学采用民国政府的教育制度，教材用的是上海出版的中国教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迫使中华青年会附属小学按日本殖民地小学改制，我转学到殖民地小学——大连西岗子公学堂(现大连一中址)。1938年3月毕业后，我报考了为中国人开办的大连协和实业学校。小学的日本班主任老师因我学业优异，劝我报考日本人办的大连中学校。1938年4月，我考入五年制的大连中学校(现解放广场军人俱乐部址)。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便提前一年于1942年4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特设高等科理科乙类，开始了留学生活。一高为日本中学生最向往、最难考入的高等教育“秀才”学校，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预科，战后学制改革，成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2005年10月，在北京寓所书室
在一高，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一高的中国留学生来自伪满、关内沦陷区、关东州(旅大地区)，还有些是华侨。在这里，爱国进步思想占据主流，有中国共产党和重庆系国民党的地下活动，有无视日伪所做的“政治区划的统一”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该会还有秘密图书馆，藏有马列著作及进步社会科学著作等书籍。在我入学之前，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因参加地下抗日活动而被逮捕的有五人之多。
生长在日本殖民地大连的青年知识分子，尽管多数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压迫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反抗，保持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但是对近现代中国的内外政治关系和历史情况，特别是对国共两党关系及其在抗日民族斗争中的作用、表现等所知甚少，因而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和前进的方向、道路，往往无从进行具体的思考。在一高，我从有进步倾向的同学、东大校友那里和秘密图书馆的藏书中了解到过去茫然无所知的政治历史情况后，便迅速迸发出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进而通过探索民族解放和复兴的道路，一步步地走近马克思主义，思想豁然开朗，许多困惑头脑的问题迎刃而解。
我的思想、言论和表现受到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人士的注意。1942年秋末，我被吸收进该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参与研讨马列著作，并有目的地在同学中进行抗日爱国和追求进步的宣传教育活动，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3年春，秘密读书会的几个人在主持者的提议下商定离开日本，到延安参加抗战和革命工作，并确定由家在山西的成员先回国探路，取得联系。我在此后用了大部分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阅读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12月初，我和校友离开东京回国等待消息。为了不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我住在牧城驿老家，足不出户三个月，埋头读革命理论书籍。1944年初，从东京转来了探路者已联系好了的信。3月中旬，我毅然辞别家乡，化装进关，在北京与探路的同学吉人镜会合，一同经太原到晋东南过封锁线，几经风险，于当月到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被分配到太岳区抗日根据地的四专署，从此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解放后得知，1944年5月，在日本一高的留日同学会骨干和校友因在各种集会上激进的抗日言论被告密而遭日本宪兵特务的逮捕，秘密图书馆也被查抄，并牵连到已回东北的进步校友。大连关东军宪兵队假借“关东州厅学务课”名义，前后三次到大连市和牧城驿我家，企图诱捕我。不过这时我已经到了解放区。
我和吉人镜在太岳区被留在抗日前线工作。1944年5月，按专署的要求，我俩参加设在沁水县南阳村以培养县、区级干部为主的晋豫中学的筹建工作。此后我在该校任教员、班主任，直到抗战胜利。
2005年10月，在北京寓所与族人合影
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虽然身处战争环境，要对付日寇的扫荡，进行武装斗争，工作和生活条件之艰苦令人难以想象，但因可以尽情地自由呼吸，能以主人翁的身份为革命、为自己工作，我感到非常兴奋和充实，也便更加自觉地接受严格的革命锻炼。
1962年我回牧城驿老家调查了解情况时曾写过一首旧体长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二十赴东瀛，一朝启真谛。遂将此身心，允为工农许。三月春沙扬，万里出桑梓。功名岂所计，报国犹相期。”就是对这一时期革命转变过程的回忆。
2014年9月，在大连与族人合影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根据党中央发出的东北籍干部要随军队回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我和太岳区的20来名东北籍干部随太岳区派出的部队从山西出发，奔往冀南、冀中、冀东，12月初结束小长征进入东北。在本溪，中共东北局分配我回家乡大连工作。12月底我终于回到分别两年、已经解放了的家乡。
我被大连市委分配做青年工作和教育工作。1946年春，我在大连市立联中任教员、教导员，后联中分成高中、男中、女中三个学校，我任高中校长。在党的大力教育下，高中的多数学生进步很快，在大连还没有开办高等学校的条件下，高中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一面旗帜。
1947年5月，我被任命为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1950年又任大连市政府党组成员、文教局局长。我在大连工作了近五年。
1950年7月，我被选派到中共中央直属的马列学院学习了四年，1954年于该校理论部哲学专业毕业，即留校任教至今。其间，马列学院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后又改称“中共中央党校”。1961年我任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1964年，我因此前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左”倾错误的言论而受到严厉批判，接着又在“文革”中进一步受到审查、斗争，身处逆境达12年之久。
“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我也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满怀激情地积极投身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热潮，在培训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工作以及哲学宣传、研究工作中尽心竭力，也收到了丰硕成果。其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校副教育长。从1983年到1988年，大致与王震任校长同期，我任副校长长达五年。此后又从校行政领导岗位退任到教研工作上，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等。
我还担任多方面的社会工作。我是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学委会副主任，曾是中央干部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七五”“八五” 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哲学评议组成员、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曾连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执行会长，现为该会名誉会长。在对外关系方面，我曾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现为该会以及中华日本学会顾问，创办大连市中日友好学友会，并连任名誉会长。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参加了由艾思奇主编的第一部全国通用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编写、定稿工作，并于1978年主持修订该书；我主编的《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共发行600多万册，多次获奖，并于1995年被列入国家常备图书目录；曾与人合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主持了“八五”全国重点书目《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编写工作；出版了有代表性的论文集《哲学与社会主义》；另有俄、日译著等。
我自留学日本开始，三度离开家乡，然而不论在何地，都深切地怀念家乡，希望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家乡父老子弟生活越来越幸福。前几年，我回乡登牧城驿东岭扫墓，俯视家乡的秀丽景色，喜见眼底古邑的发展生机，即景抒怀，口占七绝一首，其中“乡情自是老愈重，归去来兮北海边”一句道出了我的思乡情怀。
(2000年秋草于北京)
【 作者简介】
韩树英，1922年10月生，辽宁省大连市前牧村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留学日本，1944年在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主编《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