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中等身材，平常总是身着蓝色中山装，脚蹬黑布鞋或解放鞋，头戴蓝色中山帽，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好像总是在不停地搜寻、思索着什么。
我生长在河北农村，到12岁时才随家人迁居北京。儿时，邻居或亲戚们到我家，常常端着贴满相片的镜框，让我从里面找出父亲。这自然难不倒我，满镜框的人中只有父亲最英俊。可是父亲的真人我们却难得一见，因为他独自在北京工作。
解放后，父亲多次动员奶奶带家人去北京定居团聚，已过古稀之年的奶奶难离故土，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的要求。1957年夏天，在父亲的一再劝说下，奶奶的思想忽然开了窍，终于决定全家赴京，与自己的儿子团聚，结束爸爸妈妈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解除母子、夫妻、父子、父女之间的牵挂。
那时，家乡任丘与北京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我们只能步行到位于大苟各庄的清河码头，改走水路到天津，再由天津乘火车进京。经过两天的奔波，我们终于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就要见到天天想念的父亲了，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乘坐的三轮车七拐八绕，把我们拉到父亲的工厂时，已是晚上了。父亲第二天还要上早班，不便跟我们聊得太多，只和奶奶、母亲说了些路上的事，便把我们分别送到附近的几位工友家暂时住下。次日，由父亲的一位上中班的朋友帮忙，把我们安置到工厂附近的一处临时住所。
新学期开始前，爸爸利用休息日，带着我和大弟到海淀区的打钟庙小学注了册。1957年飞也似的过去了，接着我们又送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1958年，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一年的秋天，我上了初二。开学不久，学校要开家长会。我跟班主任付老师说：“老师您知道，我妈妈不久前刚去世，奶奶年纪大了不能来，我在家中排行老大，只有我爸爸能来开会，可他那天又赶上更重要的会，也来不了。”老师到底是老师，她马上问：“你爸开什么会？群英会吧？”我答：“不太清楚。”回家问父亲，果真是“全国群英会”。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立马高大起来，他当上全国劳动模范啦，真了不起！这么大的好事，为什么父亲不在家里宣布呢？那样至少也给母亲和奶奶一个惊喜呀！也许父亲将荣誉看得很淡，也许他认为这不过是自己应该做的，不值得大呼小叫。
不久，我从《北京日报》上看到了介绍父亲事迹的文章，叫《十年如一日》，讲的是父亲从1949年9月到1959年9月的十年中，从来没有因病、因事请过假，换句话说，十年满勤。不仅如此，每个工作日他都提前半小时到岗，做好班前准备工作。父亲的工作责任心极强，总是千方百计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他每年都有令全厂瞩目的技术革新，还有众多小发明，为工厂顺利完成任务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父亲被晋升为八级钳工，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全国上下经常忆苦思甜，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父亲。
旧社会，我们家没有一分田，祖祖辈辈靠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过活。父亲是个苦大仇深的穷孩子，从小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为了活命，他9岁就去给地主放牛。那年月，挨打受罪遭欺凌是长工短工们的家常便饭，挨打的原因五花八门。父亲早晨起晚了要挨打，干活慢了要挨打，甚至生病了也要挨打，总之是常常挨打。赶牛的皮鞭、狗地主的拐杖，都在父亲身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烙印。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父亲硬是撑了四五年。
父亲14岁时，实在不堪忍受了，便来到北方工业重镇天津谋生，进了三条石一家私立铁工厂当学徒。谁承想，天下乌鸦一般黑，躲过了这个村，躲不过那个店。父亲在那里，美其名曰“学徒”，实际上是资本家的仆人。给厂主看孩子、做饭、搞卫生，甚至倒便盆，都是父亲的事，而且稍不如意就是一顿鸡毛掸子。后来，他们偶尔也让父亲学点打铁技术。父亲凭着他的灵气，抓住这宝贵的机会用心学、努力做。经过十多年的磨炼，到1949年时，父亲已经是一个“有一手”的钳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父亲被调到北京第一通用机械厂工作，同时，遵照奶奶的嘱咐，把名字改回原名“张继宗”。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在机器轰鸣声中第一次迎来了五星红旗高高升起。
解放了，父亲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常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像从地狱进了天堂。从此，再也没有人敢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都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党组织还送我进夜校，几年就摘掉了文盲帽，看报、写信全不愁。还让我当上了全国劳模，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在旧社会是想都不敢想的啊！共产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这话不假！这就是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新社会、献给人民的原动力。“共产党让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摆脱了剥削和压迫，这功劳比高山都大。你说，我这点成绩算得了啥？”我找到了父亲从不宣扬自己的原因：经历过漫长黑夜的人，更懂得光明的可贵呀！
父亲的话语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我们还在农村时，他也从来都不休探亲假，而只在大年三十，从北京骑着个旧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大年初四一早，别人家还都热热闹闹地沉浸在过年气氛中时，他又披星踏上了返京路。三天里，父亲来去匆匆，害得我和大弟、妹妹既盼过年（过年除了穿新衣、得红包，还可以见到阔别一年的父亲），又怕过年（怕父亲匆匆离去）。我那时直怪父亲“无情”，不爱我们。我哪里知道，父亲是把对家庭的爱、对亲人的爱，融入了对祖国、对新社会的热爱之中啊！
我也明白了，父亲的工作台下为什么总放着一只“百宝箱”。那箱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张继宗”三个字，里面装着废铜、破铁、边角料。工作中，哪位工人偶尔需要什么，“百宝箱”里总有一宝或几宝能派上用场。人民的新国家才刚刚建立，家底还不厚实，需要全体人民厉行节约呀！这是父亲的所思所想。珍惜幸福生活的父亲还在他的工作领域搞起了大大小小的发明、创造和革新。无论班上还是班下，他都常常思索改进工艺的方法，那双不停搜寻、善于发现的眼睛就是证明。家中能记载父亲这些令人羡慕的成绩的，就是近半纸箱的奖状和水杯、毛巾等奖品。
后来我也能明白，在经过了八年“文革”后的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敬爱的周总理又把父亲他们这一拨儿老劳模请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良苦用心——中国还需要这种劳模精神啊！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对公家财物要像对自家财物一样爱惜。对工作，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谋生的手段，而要当作一个神圣的事业去做。干工作，要多做贡献，少讲索取。这样，你就不会天天踩着“点”到厂子，你无论如何都要提前十分钟到！这样，到“点”时你才可以顺利进入角色。
父亲生活俭朴，每月都把工资如数交给奶奶，用钱时再找奶奶要。他极少给自己买衣服，一年到头两套蓝色中山装换着穿，冬天在里边加上棉袄和绒裤。吃饭更是不挑拣，家里做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之类的话。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高尚的行动、纯朴的语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姐弟四人。如今，我们四个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奠基石。他的思想、他的品质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泯灭，相反，时间越久，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勤俭节约、爱厂如家的作风愈显其光辉、可贵。
1999年夏于陋室[1]
[1]附记：2016年12月，北京市总工会在崇文门三角地的明城墙遗址公园里建立了北京首个市级劳模墙，上面镌刻着1949年到2015年北京市工、农、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上涌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就在1959年的名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