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从两次起义到创建红四师
南昌举义旗
击溃夏斗寅叛乱后，武汉并不平静。1927年6月中旬，汪精卫在加紧反共活动的同时，做出所谓“东征讨蒋”部署，沿长江两岸东进。但从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只有张发奎统辖的部队陆续从武汉向江西集中，而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部队多在第二方面军，其中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驻在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袁国平随第十一军赶至九江。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杀。中共中央决定奋起还击，发动武装起义。29日，汪精卫、张发奎等举行反共会议，决定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逮捕廖乾吾等共产党员。廖乾吾等火速离开九江，于7月31日晚赶至南昌。这段时间，袁国平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离开第十一军政治部，秘密赶赴南昌。
8月1日，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后，部队迅速进行整编，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所辖部队共约2.3万人。袁国平奉命担任第11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营三连指导员。敌强己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部队和革命委员会迅速撤离南昌，进取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8月3日至5日，南昌起义军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发，其先头部队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在壬田打了一个漂亮仗，接着准备组织会昌之战。
会昌之战于8月24日早上开始。面对严重的敌情，袁国平沉着镇定，用北伐时叶挺独立团攻打贺胜桥的榜样激励全连战士。战士们集中火力猛扫国民党军火力点，一鼓作气向前攻，一步一步向前推，国民党军开始动摇后退。这时，叶挺命令第七十五团增援城西一带山地，进攻寨岽之国民党军。国民党军见势不妙，慌了手脚，临河一个山头的国民党军开始渡河逃跑。第七十五团立即冲上这个山头，架起机枪向河里扫射。国民党军失去寨岽，全线动摇。
叶挺抓住战机，将预备队的两个营拉上去猛扑岚山岭。周士第立即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紧接着，西起寨岽，东至大伯山，各师、团、营、连的冲锋号漫山遍野响起来，在山谷回荡。起义军呐喊冲锋，遥相呼应，国民党军十个团全线崩溃。袁国平率领连队冲上山顶，国民党军放弃抵抗，纷纷向山下溃逃。袁国平带着全连如猛虎下山，把国民党军往河里压。第七十五团集中火力迎头痛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没死的连滚带爬，淌过贡水河，往会昌城猛窜。
涉水过河时，有的战士停下来想喝水，袁国平大叫：“追呀！大家快追呀！喝水敌人就跑了。消灭了敌人大家再喝个饱！”战士们互相催促：“快走！快走！不然敌人跑了！”
国民党军南路总指挥钱大钧站在会昌城头，见败局已定，连忙爬下城墙，窜上马背，往城外筠门岭方向逃跑。国民党军穿城而过，起义军一直追击至筠门岭，吃掉了国民党军的尾巴。起义军押着俘虏，抬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兴高采烈地回到会昌城。胜利的喜悦使战士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渴。袁国平提醒战士们：可以去喝个够了。战士们哄地一声笑起来，此时已有一天一夜滴水未进。
会昌之战结束后，起义军经福建入粤。袁国平随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抗击国民党军，但起义军相继失利。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粤东普宁县流沙镇召开会议，鉴于当时形势，决定武装人员突围去海陆丰，非武装人员愿留就留，不愿留的由农会干部护送，分批从海上撤退。会后，袁国平赴东江地区，从信丰、南雄一路潜行，于11月抵达汕头。后在当地农会干部的帮助下，仓促乘船转移至香港。10月上旬，袁国平按照党组织告诉的联系地点，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点，见到了广东省委常委、原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恽代英要袁国平先休息几天再说。
广东省委联络员
192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正在香港的袁国平，被恽代英找去谈话。恽代英介绍了广州的政治形势和举行起义的决定，要他抓紧时间去广州，找省委书记张太雷接受任务。袁国平一到广州，就发现时过境迁，与一年前参加北伐时相比，这里已经面目全非，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进步团体遭破坏，广东的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处于低潮。
但广东的革命斗争并未完全熄灭，中共中央在上海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广东省委迅速贯彻，由省委书记张太雷任广州起义总指挥。袁国平到达广州后，张太雷同他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告诉袁国平起义的主要安排，要袁国平以广东省委联络员的身份，利用与黄埔军校老同学熟悉的有利条件，秘密接待来自各地的革命青年，参加起义武装的联络和组织工作。
此次起义的革命武装，主要是瓦解、策反张发奎的部队，争取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武装参加起义。其中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早在建团初期，连长和排长大部分已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在教导团中虽建有特别党部，可是担任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各连党部执行委员的多是共产党员，其中负责特别党部日常工作的唐维就是共产党员。军官教导团进至广州后，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教导团委员会，王侃予（即王侃如）、唐维、王若冰、唐嵩等为委员，唐维为书记。
11月下旬，时任教导团团长的杨澍松调往黄埔军校任教育长，赴任时从教导团带走了王侃予、吴展、宋湘涛。王侃予从政工室调出后，经王侃予等老同学推荐，袁国平瞒过了教导团参谋长、代理团长朱勉芳的视线，被安排在教导团政工室工作，这就为袁国平联络并组织该团起义提供了便利条件。
广州起义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聚集到广州，袁国平大量的工作是秘密接待他们。当时受袁国平接待的陈同生，被派到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后陈同生与连长袁耐坚率领连队参加了广州起义。警卫团团长梁秉枢是秘密共产党员，团的其他干部也多是共产党员。袁国平乘该团组建之机，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团工作。
16年后的1943年，陈同生在整风时写《自传》，谈到袁国平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我到达广州已是十月，袁国平同志与我接洽，介绍我到张发奎的警卫团当连指导员。”“袁国平（袁裕）同志作为党的领导在这时对革命青年的教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对革命很有贡献，但是他们首先要背叛其本阶级，降低自己的身价，老老实实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他讲得深刻生动，使我大为感动。”后“组织上调我到师党代表办公室编辑《红军生活》、《赤色恐怖》、《造反》等刊物。”陈同生又和袁国平在一起工作，耳闻目睹，很受教育。
30年后的1958年，陈同生在《珠江风暴》的回忆录中再次写道：“到了广州，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袁裕（即袁国平）同志。他年纪与我相仿，秀眉下一对光泽的眼睛，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接谈之后，他那卓越的见解和生动的言辞，令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宣传鼓动能力的领导同志。他告诉我，南昌起义军并没有完全失败，朱德同志带一部到湖南，颜昌颐、董朗同志带一部到东江继续坚持斗争。他还告诉我，党在策划秋收暴动，准备夺取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一切都有力地激励着我，鼓舞了我，使我深深感到，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斗争还在继续着。”
临分手时，袁国平对陈同生说：“你住在小旅馆里很不妥：第一，不好看文件；第二，容易被敌人注意。你是四川人，我看还是搬到四川会馆去住吧！既安全又可省下房租。”陈同生正睡不惯广东旅馆的竹床和陶器硬枕头，再加之臭虫咬得凶，便立即同意了。
四川会馆实际上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这里很热闹，不但住有四川人，而且还有两湖人，甚至北方人。有一次，陈同生好奇地问管房子的老大爷。老大爷说：“叶大哥介绍来的，怎好意思不收呀！”陈同生一听又是这位叶大哥，许多人已经多次谈到他了。陈同生想他一定是哥老会的头子，要不就是行侠好义的老先生。
陈同生发现这里经常有党员秘密集会，研究工作。在一次聚会中，袁国平指着一位中等身材、面目方正、精神饱满、脸上有些麻子的人对陈同生说：“翰君，你不认识吗？这就是你想见到的叶镛同志。”陈同生这才恍然大悟，便问袁国平：“是叶大哥吗？”
“不要叫什么叶大哥，那是他们乱叫的，你叫我叶麻子，倒也名副其实。”只听叶镛一口标准的成都话。说完，叶镛笑着亲切地与陈同生握手。这时，教导团的陆更夫插嘴道：“叫你麻子也不好，你就吃麻子的亏了，老婆找不着，做秘密工作挂在脸上，敌人暗探一看着你，就盯你的梢。”大家说笑一阵，袁国平传达了党的指示，布置了工作。
在起义的准备阶段，袁国平负责联络并参加党的会议。12月4日傍晚，张太雷召集教导团、警卫团以及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革命骨干分子200余人，在广东东郊黄花岗举行秘密会议，代表省委作起义的动员报告。据时任教导团第一营一连战士的王谨权后来回忆，“教导团的两百名积极分子，参加了张太雷等在郊外召开的秘密会议，叶镛、袁裕、王若冰、唐维、陆更夫、覃正格（湖南石门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第五连连长）、甘理真、蒋日、陈声荣、唐嵩、游曦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大家一致主张暴动。他们回团后，便积极秘密进行准备工作。”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0日，也就是广州起义的前一天，教导团与平常一样，学员照例出操和学习，工作人员照常上班。晚上9点半，熄灯号按时吹响，绝大多数人上床就寝。可袁国平和部分共产党员却忙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把成匹的红洋布剪成布条做领带，作为识别起义人员的标志。
这天夜里，张太雷召开军事会议，起义部队军官和工人赤卫队干部参加，宣布起义的时间为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及工人赤卫队一起行动。袁国平参加了会议，并随教导团第一营攻打市公安局。会议决定，起义指挥机关就设在攻占后的市公安局。
12月10日24时，中共教导团支部在袁国平等人的具体指挥下，共产党员首先开始行动，广州起义的序幕由此拉开。11日凌晨2时许，教导团各连随着三声短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全部起床，迅速整理行装，撕去有国民党标记的符号、臂章和青天白日帽徽，扎上红布条领带，检查携带的枪支弹药。随后，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恽代英等来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具体布置起义事宜。
教导团分东、中、北三路进发，袁国平随中路第一营，乘坐革命军事委员会安排的汽车，参加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的战斗。公安局是国民党设在市中心的主要据点，由第一营一连主攻。这里不仅有高墙和铁门，还有保安队把守。袁国平和第一营营长叶镛、第一连连长陆更夫组织攻击，有的攻打公安局大楼火力点，有的消灭保安队，有的对付铁甲车。袁国平指挥部分战士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队员，从侧面翻墙而入，打掉了公安局大楼的火力点。公安局长朱晖日见势不妙，爬越后院围墙逃跑。
12月11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原广州市公安局成立，张太雷任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恽代英任秘书长。起义军指挥部亦设在公安局，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至11日中午，除少数据点尚未攻克外，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国民党据点，均被起义军占领。但只身逃到珠江南岸第五军军部的张发奎等，与军长李福林策划调兵反扑，12日中午即攻克城北制高点观音山。叶挺和叶剑英组织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增援，夺回了观音山阵地。恰在这时，张太雷在返回总指挥部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中弹牺牲，广州起义骤然失去指挥重心。
黄昏时分，叶挺决定撤出广州，并分头向起义队伍下达撤退命令。袁国平带着朝鲜籍班长李彬等人，到总指挥部向叶挺请示下一步行动。袁国平来到叶挺的办公室，只见叶挺正在给各部队打电话，沉着冷静地向各部下达撤退命令。
待叶挺打完电话正要与袁国平说话时，一名副官跑进来报告情况，恽代英也匆忙跨了进来，看到袁国平站着焦急地望着叶挺，连忙示意袁国平坐下，对袁国平说：“广州可能守不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尽量减少损失，你们赶快转移到东江去，与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联合。颜昌颐领导的红二师也在那里。到了那里，力量就大了，可以继续革命。”
袁国平正准备离开，叶挺拿着电话机抬起头，高声对袁国平说：“向花县撤退！”怕袁国平没有听清楚，一连说了几遍，又埋头给部队打电话。袁国平离开指挥部，突然有一股国民党军冲了过来，情况万分危急。袁国平拿着一支德式小左轮手枪参加战斗。袁国平正打得起劲，抬头望见给朝鲜籍机枪手李彬搬运子弹的教导团中尉书记、临时军械处长王昌明。袁国平见王昌明只顾着看李彬装枪瞄准，竟忘记面前就是凶恶的国民党军，马上向王昌明喊道：“敌人冲上来了，老王，赶快卧下吧，不要显露目标呀！”
王昌明回头一看，只见袁国平正卧在右后方的低凹处。袁国平戴着近视眼镜，正用德式小左轮手枪瞄准射击。可王昌明仍不太在乎，还对袁国平说：“像你这样一支小枪，也能打敌人吗？”“别说废话，当心子弹！”袁国平话音刚落，只听到“哧”的一声，子弹从王昌明的耳边擦飞而过。王昌明这才本能地卧倒。
国民党军越冲越近，袁国平和战友们奋起抗击。待国民党军靠近时，李彬抱起机枪猛扫，国民党军横七竖八倒了一片。袁国平与王昌明趁战斗间隙，一同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寒暄几句后，袁国平便向王昌明警告道：“你以后上火线须得小心谨慎，且勿粗心胆大。今天这一下，你几乎断送了性命，这可以说是一个明显而具体的教训，须要牢牢记住！”
事隔二十多年，中共中央已批准将袁国平的遗骸安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为收集整理袁国平的生平事迹，王昌明应袁国平之兄袁醉如之邀，特将袁国平的这段历史写成文字。王昌明仍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这话时，眉宇间充满了阶级友爱，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使我永远不会忘记。互谈不久，我即奉命前往测量局搜集广东全省军用地图。黄昏回部，没有见到烈士，据说已到前方指挥作战去了。那晚整个起义部队奉命撤退北江。”“寻遍各部不见他的踪影，我很担心他或在前方阵亡了！乍逢而又永别，我心里几日不得宁静。”
袁国平与王昌明自从在起义军总指挥部分手后，在广州一直没有再见面。王昌明没有见到袁国平，“想他一定为革命牺牲了”，若有所失。而袁国平也一直牵挂着王昌明。12日晚，袁国平返回总部时，部队已向江北撤退。袁国平13日拂晓摸到黄花岗，没有找到部队，于是拼命追赶，历经艰险，终于回到部队，听说王昌明也从广州城撤了出来，十分惊喜，直奔王昌明住处。战友重逢，分外激动。王昌明后来回忆道：
深夜忽闻人声吵杂，我从睡梦中惊醒。大家都说烈士一把刺刀单人独马赶来了。我正在半信半疑之间，烈士的英姿已呈现在我的眼帘。我从月色稀微中见他身披一件黄色军用大衣，左手牵着马，右手提着一把俄式刺刀，一叠连声地喊着来了：“老王在哪里？老王在哪里？”我那时一喜非同小可，竟然掉下泪来！他因没有毯子，那晚他与我睡在一起。
他说十三日那晚，本想回总部与总指挥叶挺同志商量撤退计划。不料沿途遇到许多障碍，绕了许多弯路，时过午夜才到达总部，方知所有部队都到黄花岗集中，向江北撤退了。拂晓摸到黄花岗，部队早已撤退。那时想只有赶上部队才是生路。恰好黄花岗上遗下一些马匹、军服以及一些零用武器。他便披上大衣，拣选了一把俄式刺刀，翻身上马追赶前来。沿途遇到许多危险与故障，东奔西避，爬山越岭，渴饮饥餐，晓行夜宿，千方百计，历经艰险，才于今晚赶上我们。所谈可说是九死一生了。当他述说这篇“行路难”时，有时使我目瞪口呆，有时使我惊奇失色！几疑置身北京听刘宝全说书使人听而不倦。若不是烈士智勇机警，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了革命，决不能也不敢做出这种惊人的奇迹。
成立红四师
袁国平赶到教导团的时候，干部战士疲劳至极，有的边走边打瞌睡，有的竟倒在路旁睡着了。失去团领导人指挥，部队出现各自活动、步调不一的现象。袁国平在部队濒于溃散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找唐维商量解决办法，觉得叶镛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有较高威信，由他临时带领部队比较合适。
第二天即14日，部队到达太和墟休息时，唐维召集各营长、连长开了一个短会，研究解决行军中的统一指挥问题，一致同意叶镛为临时行军指挥。此时，在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负责军训工作的徐向前率六七人追上部队。在此之前，警卫团余部百余人，由连长袁耐坚、指导员陈同生率领赶了上来，与教导团汇合。黄埔军校特务营数十人，也赶上了教导团。
1927年12月15日上午，当起义军余部进到花县象山一带时，遭到民团、土匪上千人的袭击。叶镛派教导团第一连去“教训”一下民团，民团争相逃命，起义军亦有多名战士负伤。一些战士一气之下，放火焚烧了几间民团的房屋和商人的店铺。叶镛下令将火扑灭，引起一些干部战士的不满。袁国平指出革命军队应当关心爱护老百姓，不能焚烧民房。经袁国平这么一说，一些干部战士将火扑灭，部队继续向花县县城开进。
花县地处广州北郊，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中共花县县委书记刘绥华得知广州起义军余部进入花县的消息，立即派人向广东省委报告，并和特派员陈炳辉等率农军前来接应，在石岩、水滑一带配合起义军粉碎了民团的再次袭击，起义军余部于12月15日傍晚到达花县县城，叶镛、唐维、袁国平把临时指挥所设在一所高级小学里。
12月16日上午，在花县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起义军余部举行连以上干部会议。此时部队共1200余人，商定编为红四师，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三个团，叶镛为师长，宋湘涛为副师长，袁国平为师参谋长。接着召开党的会议，选举产生中共红四师委员会，党委委员有唐维、王侃予、袁国平、徐向前、陆更夫、彭蓬、钟友千，唐维为书记。根据唐维的提议，王侃予任红四师党代表。
红四师机关设两处一厅，即参谋处、军医处和党代表办公厅，由贺同忠任参谋处长，贺诚任军医处长，詹光泉为党代表办公厅负责人。党代表办公厅是师党委和师政治部合署的办公机关。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等科，还设了一个报社。
可红军的军旗又是什么样的呢？郑梅仙等三十多位女战士围着征集来的一堆红布发愁，不知怎么剪才好。此事反映到师领导那里，叶镛知道袁国平知识面广，要他先谈谈。袁国平略加思索，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政府是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我们红四师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工人、农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我们军旗上应该有代表工人的锤头、代表农民的镰刀、代表战士的枪。袁国平的想法，立即得到师其他领导的赞同，郑梅仙等女战士很快做出一面军旗。
18日晚，红四师见三次派人到韶关找朱德的人员都没有消息，又估计国民党军可能来袭，遂放弃与朱德部队会合的计划，准备到海陆丰找彭湃。袁国平和红四师其他领导一起，率领部队踏上了新的征程，临行前给中共花县县委送了一些枪支，以便扩大农民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