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转战东江
到海陆丰找彭湃
1927年12月18日，红四师离开花县，由中共花县县委书记刘绥华担任向导，翻越鸡枕山，由小路进入从化县境，到达良口镇宿营。部队在袁国平的组织下，沿途比较顺利。但在良口，部队向商人筹款，由于太过于“秋毫无犯”，结果人逃款无。第二天，部队向龙门县境疾进。
红四师进入龙门县城后，吸取在良口筹款失败的教训，在商会召集绅士、官吏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提出筹措军饷的要求。一些反动土豪劣绅公开反对，借机逃走。袁国平下令将闹事的广茂商号大老板简喜仔等七名富商及土豪抓获，查抄了反动官吏朱平三的商店，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将最反动的三人拉出去枪毙，其余经教育后释放。
在龙门县城，红四师再次进行了短暂休整，师党委讨论了由唐维、王侃予介绍叶镛入党的问题，袁国平支持叶镛入党，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红四师党委还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有人主张部队向北开，与红一师汇合，而袁国平等多数人认为，海陆丰的革命基础较好，已经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到那里发展又是广东省委的要求，主张原计划不变。最后，师党委成员一致同意开向海陆丰。
12月29日，红四师经蓝口渡过东江，转而向南前进，于31日上午到达紫金县黄花村。袁国平得知紫金县县长邱国忠极其反动，有国民党军少将军衔，曾多次纠集民团“进剿”炮子圩等地，均被农军打败，邱国忠为此多次向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求援。
袁国平得知这一情报，立即向叶镛报告，决定将计就计，智取紫金县城。袁国平先派人到县城向邱国忠报告，说由广州派来的援军很快就要到达县城。红四师官兵吃过饭稍事休息后，整理了军容，先头部队在前，大部队随后，以战斗姿态向紫金县城进发。
当天下午，邱国忠判断援军即将到来，急忙率领紫金县民团团长、教育局长、商会会长以及其他大小官员到西门外迎接。邱国忠看到先头部队的黄排长自己认识，喜出望外。先头部队跨过杨公桥，把携带的红旗打开并高举起来。邱国忠见状十分惊惶，忙问黄排长：“这是怎么回事？”黄排长要他不要管。
当来到县衙门时，黄排长下令将邱国忠等大小官员一起捆绑关押，并缴获县警队武器三十余件，逮捕县警队队长江坤。监狱官赖惠伦在外面打麻将，听说部队进城，立即返回监狱，被红四师逮个正着，监狱里四十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当场释放。
1928年元旦晚上，袁国平接到地方党组织送来的情报，说张发奎所属的李汉魂师到了蓝塘，有可能要来紫金县城。经袁国平向叶镛提议，部队第二天主动撤出紫金城。这时，紫金县所属的国民党龙窝区署不知道县城情况已变，仍给县长邱国忠发来告急电，说红军围攻龙窝区署，请县长派兵解救。围攻龙窝区署的部队，是红二师第五团和紫金县赤卫队。红四师决定再次将计就计，一面让人答复国民党龙窝区署，佯称县长明天将带兵赴龙窝解围，一面安排部队智取龙窝。
1月2日早饭后，红四师将头一天抓到的民团团长等官员交给中共紫金县委和县团队处理，让邱国忠穿上灰色长衫，戴上毡帽，用绳子捆住双手，坐在马上，向龙窝进发。下午，当部队走到龙窝墟不远处时，国民党龙窝区长黄育群、团董黄泗合等以为县长带着救援部队到来，十分高兴，赶快列队迎接。邱国忠远远望见黄育群等在那里迎接，即大声叫喊：“大家快走，不要上当啊！”黄育群和黄泗合听到邱国忠的叫喊，马上拔腿向山坳里逃窜。红四师顺利进入龙窝墟，地主民团不战而溃。下午4时，红四师与红二师第五团、紫金县赤卫队在龙窝胜利会师。
红四师与红二师刚会师，国民党军李汉魂师就进到靠近龙窝的高坑尾附近，袁国平协助叶镛指挥部队迎击，毙敌四十余人，缴枪三十余支。战后，红四师立即退往中共紫金县委、紫金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炮子圩。
红四师到达炮子圩的第二天，即举行联合公审邱国忠大会。主席台两侧悬挂的对联是：“血债血还，血海深仇今朝报！”“公事公办，公审台前案注销！”公审大会由部队和地方领导叶镛、王侃予、刘立道、刘琴西、钟一强等组成临时审判庭，袁国平组织部队参加大会，叶镛宣布判处邱国忠死刑，立即执行，大会一片欢腾。
会后，红四师收到东江特委的来信，要求红四师离开紫金，迅速开赴海陆丰。袁国平和其他师领导认为，东江特委的指示是正确的，应当坚决执行。1月5日，袁国平组织部队到达海丰县城。海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地，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发动农民起义，影响很大。1927年10月第三次起义时，数千农民在红二师配合下，一举攻占海丰、陆丰两座县城，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
袁国平听过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演，对彭湃非常敬佩。当晚，中共东江特委、海丰县委在海丰红场，召开有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江特委书记彭湃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据王昌明回忆，袁国平也发表了“即席讲话，洋洋数千言，军民莫不欢欣鼓舞，热烈空前。”彭湃和袁国平的讲话，鼓舞了红四师指战员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出色的党代表
1928年1月7日，红四师在彭湃的主持下，举行第一次党员大会，总结红四师成立以来的工作和经验教训，袁国平参加了会议。会上，对师领导在组织部队行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对师党委中不团结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很不利于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师党委，委员是袁国平、白歆、龙子仁、唐维、唐嵩、刘校阁、王若冰，以袁国平、唐维、唐嵩为常务委员，袁国平为书记。与此同时，东江特委对红四师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叶镛仍任师长，副师长宋湘涛因病离开海丰去香港治疗，党代表由师党委书记袁国平代理，原师党代表王侃予调任东江特委军委书记，徐向前任师参谋长，陆更夫任师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自代理师党代表后，把红四师的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据时任师部秘书的王昌明回忆，袁国平“既懂韬略，又长政治，写作尤称能手”，“除日夜与叶镛、徐向前一起筹划军事、指挥作战外，还领导师政治部开展政治工作。先后主编《红旗》、《红军》、《布尔什维克》等刊物。这些刊物虽不能如现在的党报富有思想性、政治性，尽善尽美，可是在当时却极受劳动人民、全体官兵的珍爱，起了一定的宣传与教育作用。”
红四师自进入海陆丰以后，战事不断。袁国平无不身先士卒，奋勇争先。袁国平与叶镛、徐向前等师领导同住一楼，每日研读上级文件，学习革命理论，阅批部队报告并共同研究处理。每到夜深人静，叶镛和徐向前观看地图，整理情报，搜寻国民党军的踪迹与企图，袁国平则把主要精力用在政治工作上。
王昌明后来回忆道，袁国平“小唱低吟，肆力编撰，真是手不停挥。烈士有时诙谐杂出，偶尔涉及恋爱问题、文艺欣赏，这时的生活可谓紧张中有活泼，严肃中有温和，几忘久羁军旅，血战多时的艰难与困苦了。军营之中能够享受这种优美恬静的生活，实由烈士的倡率与鼓舞。我在他们三人领导之下，论军事不如叶徐，论写作尤深愧烈士，但尽力作他们的助手，耳濡目染，获益确实不少，而烈士尤肯尽心指导，胜过良师益友。”
当时红四师党代表办公厅有十几人，且三分之一是女干部。这些年轻的姑娘精力充沛，上进心很强，袁国平就让她们再编辑出版刊物，取名《赤色恐怖》。其中有位来自河南的危拱之，她也是《红军生活》的编辑，所写文章的标题，爱用旧诗词的句子，非常生动有趣。有一次，她与正在办公厅养伤的陈同生谈秋瑾的诗，袁国平走了进来。
袁国平问危拱之：“你们在谈秋瑾吗？”
危拱之说：“是啊，秋瑾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妇女的榜样。她为争取民族独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可是她不知道脱离群众的个人奋斗，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单单暗杀某些显要人物，也不能推翻整个旧制度，劳苦大众是不会得到解放的。”
袁国平听完笑着说：“你对历史人物要求太严啦！别忘了，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介绍到中国来哩！”危拱之说：“这点我明白，所以我们要学习秋瑾那种勇敢、坚定的精神，不过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袁国平和危拱之的谈话，让陈同生得到莫大的教益。陈同生发现办公厅的人员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都有精辟的见解。
袁国平处理问题，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共产党员登记时，袁国平提出要找两个证明人才能登记，如一时找不到，也可以先重新登记入党，待找到两个证明人后再改过来。军医处长贺诚就属于这种情况，袁国平为此专门找贺诚谈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在北伐战争中和后来的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坚定的。特别是从武汉撤出到广州起义、向海陆丰撤退这段时间，在失掉党的关系的困难情况下，在白色恐怖下的一系列转折关头，你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和奋斗精神，师部的领导同志有目共睹。你热爱党、忠于党，是一个好同志，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好党员。”袁国平这番话，令贺诚十分感动。
袁国平非常尊重彭湃和东江特委，东江特委提出从红四师调一批干部到特委机关和海丰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袁国平在同叶镛、徐向前和师党委成员商量后，欣然答应。师军医处长贺诚调任海丰苏维埃政府卫生局长，师部参谋聂鹤亭调任东江特委教导营营长，政治部干部郑梅仙、周铁忠、刘慕调任东江党校教员。
袁国平还根据红二师党代表颜昌颐的请求，针对红二师缺乏有文化的干部的实际困难，将政治坚定、能力较强的贺培真调至红二师，负责师党委办公厅的工作。贺培真到红二师后，当选为师党委常委，当颜昌颐负伤后，贺培真被东江特委指定为红二师党代表。
东江暴动与反“围剿”
1928年1月8日，澎湃召集红二、红四师领导人开军事会议，讨论东江暴动计划，决定红二师由董朗、颜昌颐和参谋长王备率领，向紫金、五华发展；红四师第十一、第十二团，由彭湃和叶镛、袁国平、徐向前率领，向陆丰和惠来、普宁发展；红四师第十团留驻海丰，协助农民赤卫队巩固后方，并相机向西发展。会后，部队立即分头行动。
在红四师主力向陆丰行动前，陆丰反动民团利用封建宗族、封建迷信势力，挑起“白旗队”暴乱，与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对抗，攻占南塘圩、博美圩和陆丰县城，大半个陆丰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红四师主力刚在海丰休息两三天，闻讯异常愤慨，叶镛、袁国平立即带领部队前往陆丰平息“白旗队”暴乱。“白旗队”毕竟是乌合之众，闻红四师前来进剿，立即由陆丰退往博美。
红四师兵分两路，一路开进陆丰城，恢复革命秩序，一路在县团队、农军的配合下攻破上埔。1月中、下旬，红四师主力继续发展进攻，在农军的配合下，先后攻下博美、甲子、百岭等据点。由于红四师缺乏重武器，民团、保安队和“白旗队”依据高墙、深壕顽抗，致攻击受挫，伤亡很大。在百岭战斗中，红四师党委常委唐维在前沿观察时，不幸被冷枪击中牺牲。
袁国平得知唐维牺牲，非常难过，号召指战员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坚决消灭“白旗队”匪徒。第二天，在“为唐维报仇”的口号鼓舞下，部队发起猛烈冲锋，终于攻克了“白旗队”匪徒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至此，“白旗队”匪乱被完全平息，陆丰和普宁、惠来连成一片。
2月初，根据东江特委暴动计划，红四师向惠来、普宁方向发展，第十团攻击惠来的葵潭，第十一团攻击普宁的果陇、和尚寮。这些据点，不仅工事坚固，有保安队、地主民团驻守，而且还有国民党正规军守备。袁国平和叶镛、徐向前认为攻城拔寨、死拼硬打的办法不行，但彭湃不同意，还要带头冲。袁国平他们明知这种办法不行，却又不能不执行。
红四师指战员在农军配合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尽管于1928年2月上旬打下果陇、和尚寮，下旬打下葵潭，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军，帮助普宁建立苏维埃政权，但部队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仅第十一团在果陇战斗中就伤亡过半。东江特委6月25日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讲到红4师所经历的战斗时写到：“南塘、百岭、甲子、葵潭、果陇、和尚寮等战斗，都是红军同志用血肉去直冲硬拼的结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红四师就牺牲500人。这样，红四师就有耗无补，越打越少，处境越来越困难。
2月下旬，粤桂两派军阀混战结束，获胜的桂系李济琛、陈铭枢迅即部署第十一、第十六、第六师从揭阳、惠阳、五华、紫金等地“围剿”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红四师一部和赤卫队、独立营为保卫苏维埃，与其展开激战，于2月底退出海丰，3月初退出陆丰，形势迅速恶化。
时值冬季，红四师供应困难，战士大多数没有棉衣，每人只有单薄的被子，夜里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面对困难，袁国平重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指战员们始终保持高昂的斗争热情。
3月上旬，彭湃亲自指挥红四师、地方武装和农军攻打惠来。7日战斗打响，先扫清外围，两个团的国民党军收缩兵力，固守城墙坚固的惠来城。红四师屡攻不下，袁国平指挥部队开展政治攻势，让官兵向城内喊话，并用风筝把传单送到城内，以此瓦解国民党军的斗志。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惠来城里是陈铭枢的杂牌部队，从福建来的。攻城前，我们叫人喊话：‘我们都是穷人，要分田地呀！’‘穷人不打穷人，你们放下武器吧！’还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多少起了点作用。敌人受了影响，既不打枪，也不交枪。”
3月21日，红二师第四团由紫金退至惠来，与红四师会合，两个师一起攻城。惠来城被攻破后，生擒一个反动头目，但这家伙企图负隅顽抗。袁国平想想死去的战友，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用一尖串将反动头目刺翻在地。王昌明说：“这是不是过于残忍？”袁国平听后，正色斥责道：“对反动派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马日政变血染湖南，广州起义失败，反动派屠杀工人农民及革命分子五千人之多，这些都是你亲眼看见的。血迹未干，你就忘记得一干二净吗？”袁国平爱憎分明的态度，令王昌明深受教育。
攻占惠来后，彭湃召集董朗、叶镛、袁国平、徐向前和王备等开会，要求红二师一部留惠来，大部开普宁；红四师全部赴潮阳，袁国平到揭阳指导暴动，意在将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连成一片，开创新的局面。然而惠来一战，震动了国民党广东当局，暴露了红二、红四师的位置，国民党军连忙星夜增兵“围剿”。
1928年4月初，国民党军发动了对潮普惠地区的进攻。尽管红二、红四师官兵英勇奋战，但终因敌强己弱，被迫放弃惠来城，向潮阳、普宁发展亦受阻，只得退到惠来、普宁交界的盐岭一带。4月5日，东江特委和红二、红四师紧急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局势。东江特委彭湃、郑志云，红二师董朗、王备，红四师叶镛、袁国平、徐向前等参加会议。
在讨论部队出路问题时，郑志云等主张回师海陆丰，而据徐向前回忆，红二、红四师领导均认为海陆丰“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二、四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
而彭湃却不同意部队领导的意见，认为向粤北发展长途跋涉，途中危险，要求部队必须接受东江特委的指挥。彭湃这么一说，袁国平等部队领导明知这是受盲动情绪的影响，但不便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打回海陆丰的决议。
4月8日，在盐岭的红二、红四师准备向海陆丰开进时，“围剿”的国民党军已包围盐岭。红二、红四师经过苦战，牺牲了数十位干部战士才冲出重围。其中，红四师主力由叶镛、徐向前率领，向五华方向转移。中旬又折回海丰境内休整，作打海丰县城的准备。红四师另一部约300人（其中有伤病员100余人）由袁国平和第十一团党代表缪云人率领，分散在惠来的林樟和普宁的三坑，一部分伤病员由彭蔚然负责，隐藏在潮阳的打铁寮山洞养伤。
对红四师面临的严重局面，袁国平和彭湃商量后，决定派唐有章去香港，找广东省委请示工作。唐有章是红四师师部警卫连党代表，在打惠来城时负伤刚痊愈。彭湃和袁国平向唐有章详谈了此行的重要意义，接着袁国平拿出事先拟好的向广东省委的报告，让唐有章先熟读数遍后，再用稀薄黄水抄在《潮州小调》石印本的里页上。由于种种原因，唐有章直到6月上旬才将这份报告送到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源的手里。
早在此前的3月下旬，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认为东江地区仍可形成暴动的局面，要求反攻海陆丰。4月30日，海丰县委和红二、红四师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反攻海丰城的计划，以红二师为主攻打五坡岭，红四师为主攻打海丰县城。5月3日，红四师主力由叶镛、徐向前指挥反攻海丰县城，虽攻进城内，但因国民党军反扑，被迫退出海丰县城。但打进海丰城的消息传到东江特委时，被说成占领了海丰县城，彭湃受到振奋，遂决定乘势在潮（阳）普（宁）惠（来）发动新的暴动。
暴动失败赴上海
1928年5月5日，彭湃在潮阳园山墟附近召开潮、普、惠三县联席会议，讨论暴动计划。出席会议的有东江特委委员、三县县委、区委负责人及留在潮、普、惠地区的红四师党代表袁国平，共30余人。会议决定组织以彭湃为首的三县暴动委员会，集中精锐武装及留在潮、普、惠地区的红军，成立红军第五师，任命袁国平为师长。
红五师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团，以普宁第六团编为第十三团，以潮阳第三独立团编为第十四团，以红四师留在潮、普、惠地区的三百余名干部战士编为第十五团。红五师虽号称一个师，但兵力不足，第十四团只有一个长枪连和一个驳壳枪连，各约三十人。第十三团的枪支、人数比第十四团还少。
1928年5月12日，袁国平随彭湃由潮阳赶到惠来的林樟，出席惠来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彭湃专门作了动员，决定5月20日全县一起举行暴动，以红五师二百余人攻打县城。然而到了5月19日下午1时在林樟集中时，除袁国平率红五师第十五团200余人按时到达外，惠来各地农民赤卫队竟没有一个人前来报到。可见当时群众的斗争情绪是多么低落！彭湃决定改期暴动，袁国平率第十五团开往普宁的三坑。
5月底，国民党军第十三、第十一师会同潮、普、惠各县杂牌武装，分头对红军驻地“围剿”。在优势国民党军的进攻面前，红五师只得化整为零，躲藏在山洞里，不少干部战士英勇牺牲。其中一部约五十余人因无法立足，转移到揭阳。但那里的环境同样很恶劣，正在揭阳的潮梅特委书记林道文和揭阳县委不得不打发二十多名红军战士回原籍。
在红军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牵挂着他们。为保存革命力量，广东省委于7月7日指示红五师和各县工农军、赤卫队分散到农村去。至此，红五师实际上已完全解体。在最困难的这段时间，袁国平一直与彭湃在一起。
红四师主力自盐岭突围后，处境也相当艰难。6月中旬，叶镛在作战中被捉，不久即被杀害，徐向前接任师长。鉴于党代表袁国平不在海陆丰，又推选原师党委委员刘校阁为党代表。之后，徐向前、刘校阁带着剩下的一二百人继续斗争，到年底只剩下几十个人。袁国平在东江地区，度过了为时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