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
【题解】
汉元帝刘奭（shì，前74—前33）于黄龙元年（前49）以皇太子身份继位。元帝好儒术，多才艺，而为人柔懦。他在位期间，优柔寡断而缺乏大略，面对逐渐显露的社会危机无所作为，宠信、放任宦官，导致朝政混乱。西汉由此逐渐走向衰落。
汉元帝对于西汉的衰亡负有多大的责任，历史上聚讼纷纭。王夫之在本篇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他认为，元帝虽柔弱而寡断，但对天下伤害不大。他宠信的石显等佞臣尽管大肆排斥异己，但其恶未曾波及民众，国家的元气没有被摧残。骄奢放纵的汉成帝、哀帝才应该对汉朝的衰亡负主要责任。尽管如此，元帝也并非毫无责任。在王夫之看来，元帝立成帝为太子，而又宠爱山阳王，试图更易国储，事虽不成，汉成帝和其母王皇后却深感“孤危”，只能引外戚王凤等为党援，这就为日后外戚专权埋下了祸根。
宣帝时重用文法官吏，而元帝“好儒术”，重用儒生为相。宣帝生前担忧元帝独崇儒术会带来祸患，预言“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王夫之认为，汉元帝时期有贡禹、匡衡等出身儒生的宰辅以儒学“雍容涵养”元帝，使其不至于骄奢淫逸，从而维持了基本平静的国内外态势，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但元帝选取士人的标准过于单一，选拔上来的人才过于“柔惰”，缺乏“刚正之士”，这些人面对外戚篡权时，自然不可能挺身而出捍卫汉室。王夫之总结宣、元时期的用人得失，指出君主驾驭天下人才，不能轻易显示自己的好恶，必须慎重斟酌，平衡地任用各类人才；一味以好恶用人，就会造成物极必反的局面。
本篇中王夫之还对元帝时期易学家京房的“八宫世应”学说进行了批驳。王夫之指出，京房“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立典要以为方体，极力使内容屈从于形式，把天象人事割裂开来，生搬硬套地塞入一个固定的格式之中，这就必然圆凿方枘，与五行二仪之道和事物的实际的变化格格不入。而京房将其学说投射于政治，所提出的“考课之法”，同样是犯了削足适履的错误，完全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群体乃至个体的差异，妄图以一己之智来桎梏天下，实为“大乱之道”。王夫之提出：“法者，非一时、非一人、非一地者也。”纵观全书，王夫之始终反对任何“一刀切”的法令，强调因时变通的重要性。这些评论，既反映出王夫之深厚的易学素养，也彰显出其高超的辩证思维水平。
一 萧周张刘借援躁进喜事之人
朋党之兴，始于元帝之世，流风所染，千载不息，士得虚名获实祸，而国受其败，可哀也夫！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①，固雅意欲为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弘恭、石显②，以弼主于正③，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岂徒由其道而遂以胜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国者，蹇蹇之躬④，可生可死，可贵可贱，可行非常之事，可定众论之归，而不倚人以为援。若夫进贤以卫主，而公其善于天下，则进之在己，而举错一归之君⑤。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余，而不急试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贤士大夫感知遇于吾君，而勉思报礼。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远，则善士之进，自拔以其汇，而不肖者不敢饰说以干。于身为君子，于国为大臣，恃此道也。
【注释】
①周堪：字少卿。汉宣帝时任太子少傅，受宣帝遗命与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共同辅政，拜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元帝即位后，石显等人逐渐掌握实权，诬陷萧望之致其自杀后，元帝擢周堪为光禄勋，弘恭、石显等人于是对其愈发憎恨，屡次诬陷周堪及其弟子张猛之过。元帝于是左迁周堪为河东太守，三年后复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此时尚书任事五人皆为石显之党，大小事情皆由石显裁决。周堪身患喑疾，不能开口说话而卒。传见《汉书·儒林传》。张猛（？—前40）：字子游，张骞之孙。汉元帝时任光禄大夫、太中大夫，曾出使匈奴。性刚直。奸宦石显专擅朝政，张猛与京房、陈咸、贾捐之等大臣上书弹劾，元帝不采纳。石显罗织罪名陷害上书者，张猛自杀。其事见于《汉书·张骞传》。刘更生：即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更生是其本名。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祖籍沛丰邑（今江苏丰县），世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汉目录学家、文学家。汉元帝时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召拜为中郎，迁光禄大夫，奉命领校秘书。刘向治《春秋穀梁传》，著有《别录》《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传见《汉书·楚元王传》。
②史高（？—前42）：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兄弟史恭的长子。以侍中入仕，因检举霍禹之功封乐陵侯。汉宣帝临终命他和萧望之、周堪为元帝辅政大臣，拜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史高辅政五年，后致仕回家。死后谥号安。其事散见于《汉书·霍光金日
传》《汉书·萧望之传》等。弘恭：年少时因犯罪被处以腐刑，为中黄门，宣帝时为中书令，因明习法令，善为请奏，得信任。元帝即位后，与石显共同专权，陷害萧望之、张猛等人致死。其事见于《汉书·佞幸传》。石显：字君房，济南（今山东济南）人。年轻时遭受腐刑，后选为中尚书，之后又被提拔为仆射，汉元帝时开始与弘恭共同专权。期间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汉成帝刘骜继位后失势，被人弹劾免官，死在回乡路上。传见《汉书·佞幸传》。
③弼：辅佐。
④蹇蹇：忠直的样子。
⑤错：通“措”。
【译文】
朋党的兴起，开始于汉元帝时期，其流毒蔓延，千年不息。士人得到虚名、遭遇实在的灾祸，而国家因此遭到重大损失，太可悲了！萧望之、周堪、张猛、刘向等人，本意是要做君子的，他们攻击史高、弘恭、石显等奸臣，以便把皇帝引向正途，匡正其过失，这本来的确是君子之道。可君子难道仅仅凭借其道就能战胜天下的邪恶势力吗？君子所秉仗用以匡正君主、安定国家的，是忠直的为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贵可以贱，可以做非常之事，可以决定众论的归向，而不依赖别人作为内援。至于进谏贤才以拱卫君主，将其好处公布于天下，则是把举荐贤人之事归于自己，而把决定是否录用之权全归于君王。而且一定要等到自身安定、交情已定之时，而不急于在危疑之际尝试。不仅如此，君子还要避进贤之名而不自居其功，以便使贤能的士大夫都感念君主的知遇之恩，从而自我勉励、想要报答君主礼遇。自身已安全、交情已稳定，正道已经遂行，小人已经被疏远，则优秀之士的进用，就可以从汇聚的英才中选拔最优秀的，而不肖之徒不敢粉饰言论来干预。对于自身来说是君子，对于国家来说是大臣，能够做到两不相误，依靠的就是这种办法。
今萧、周二子者，奉遗诏，秉国政，辅柔弱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尝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群小、清政本为远图，身任之，以死继之，其孰敢不震叠焉？乃其所为有异是者，郑朋欲附之①，望之受之，周堪听之，华龙闻其风而欲附焉②。□□□□□□□□□□□□□而杨兴、诸葛丰之徒③，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则此数子者，必县朝廷之禄位以引躁进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讼其直以击恭、显。身为大臣，国是不决，乃借资于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祸。呜呼！四子者，果捐躯以报上，独立不惧，而奚以此闻声附和之宵人为哉④？县汲引以诱人⑤，利则从，害则叛，固其常也。况乎风相煽，讹相传⑥，一时之气焰，小民之视听且骇，而况孱主孤立于群小之间乎！
【注释】
①郑朋：初欲依附萧望之，上书赞颂他，攻击史高等人。但因他行为不正派，萧望之与其断交，郑朋遂与弘恭、石显等人共同诬陷萧望之等人，被封为黄门郎。其事见于《汉书·萧望之传》。
②华龙：本为宣帝时待诏，因为行为污秽而不被引荐，想投入周堪等人门下，周堪等不接纳，遂与郑朋勾结，陷害萧望之、周堪等人。其事见于《汉书·萧望之传》。
③杨兴：汉元帝时任长安令，常称誉周堪，汉元帝因周堪遭石显等构陷，召杨兴询问对周堪的看法。杨兴见风使舵，以为汉元帝不再信任周堪，于是大肆贬斥周堪，元帝因此开始怀疑周堪。其事见于《汉书·楚元王传》。诸葛丰：字少季，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曾任司隶校尉，以特立独行、刚正耿直著名于朝，多次向汉元帝表扬周堪、张猛的品行，还屡次举告、揭发贵戚的不法行为。后来，诸葛丰因罪被降官，徙为城门校尉。他怨恨周堪、张猛不能保住自己的官位，于是便上书汉元帝，控告周堪、张猛的罪行。汉元帝察觉诸葛丰行为前后不一，将其贬为平民。传见《汉书·诸葛丰传》。
④宵人：小人，坏人。
⑤汲引：引水，引导。比喻提拔式推荐人才。
⑥讹：伪言，谣言。
【译文】
如今萧望之、周堪二人，奉宣帝遗诏，执掌国家政权，辅佐柔弱的新君，才刚满一年。汉元帝只是仰慕他们的名声而不曾真正了解他们。假如这两个人果真以压抑众小人、清理为政之本为长远目标，以身担当此任，不惜一死来将此事继续下去，难道有谁会不感到震动、恐惧吗？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与此不同，郑朋想依附他们，萧望之接受，周堪听任，华龙听到风闻也想依附他们。□□□□□□□□□□□□□而杨兴、诸葛丰之流，都仰慕他们而想要攀附、倚仗他们。由此想来，则萧、周、张、刘这几个人，必定是以朝廷的俸禄、官位作为悬赏吸引急躁轻进、喜欢生事之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使其上书称颂萧、周等人的正直以攻击弘恭、石显。萧望之等人身为大臣，不关注国家大事决策，却借助浅薄无知之徒，结果这些人有的被激反，有的主动背叛，从而造成了不可纾解的祸害。唉！这四个人，如果真的能捐躯以报答国君，独立行事而无所畏惧，那么要这些随声附和的小人做什么用呢？以高官厚禄引诱来的人，有利益则跟随，有害则背叛离去，本来就是其常态。何况风闻相互煽动，谣言相互传播，一时气焰之嚣张，小民看到听到尚且觉得惊骇，何况是孱弱的君主孤立在众小人之间呢！
故朋党之兴，必有败类以相附，而贻小人之口实。使为君子者，远爵赏之权，泯交游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①，不假新进以攻排，无瑕可求，孤立自任，则败类恶得而乘之？狄仁杰且以制诸武之凶②，李沆终不受梅询、曾致尧之惑③，大臣之道，当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虽孱，恭、显虽横，亦孰与相激，而令宣帝之业隳于一朝乎？
【注释】
①便佞：能言善辩，但心术不正、引人学坏的小人。
②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武周时期政治家。早年以明经及第，以不畏权贵著称。天授二年（691）升任宰相，但在相位仅四个月便被诬陷下狱，后在营州之乱时被起复，并于神功元年（697）再次拜相。他曾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不立诸武为后嗣，而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得唐朝社稷得以延续。传见新、旧《唐书·狄仁杰列传》。诸武：指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等人。
③李沆（947—1004）：字太初，洺州肥乡（今河北邯郸）人。北宋时期名相。宋太宗时曾任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辅导太子赵恒（宋真宗）。真宗即位后受到重用，拜为宰相。李沆以清静无为治国，注重吏事，有“圣相”之美誉。死后谥号文靖，配享真宗庙庭。传见《宋史·李沆列传》。梅询、曾致尧：二人皆为宋真宗时进士，李沆认为他们是“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力劝宋真宗不予重用。其事见于《宋史·李沆列传》。
【译文】
所以，朋党的兴起，必定有败类相附和，而给小人留下口实。如果做君子的，远离爵位、赏赐的权力，泯灭交游的行迹，不因佞幸小人的推戴而欣喜，不假借新进之人来攻击、排挤对手，没有瑕疵可以被找到，独立行事而自觉承担，则败类哪里能有机可乘呢？狄仁杰尚且凭此制伏了凶悍的诸武势力，李沆终究不受梅询、曾致尧的蛊惑。做大臣之道，应当如此。如果萧、周、张、刘四人能够这样，汉宣帝虽然孱弱，弘恭、石显虽然强横，又能与谁相互激荡而使汉宣帝的遗留事业毁于一旦呢？
申屠嘉之困邓通①，困之而已；韩魏公之逐内竖②，逐之而已；何所藉于群不逞而为之羽翼？司马温公任二苏以抑王安石③，而秦观、张耒以狭邪匪人缘之④，以忝清流之选，故终绌于绍述之党⑤。杨、左广结台谏以抗魏忠贤⑥，而汪文言以无赖赀郎窃附以召祸⑦。浮薄之徒，一得当于君子，而使酒狂歌、呼卢谑傲以嗣萧艾兰茝之音⑧，其气膻⑨，其焰绿⑩。为君子者，可勿豫戒之哉！
【注释】
①申屠嘉之困邓通：汉文帝时太中大夫邓通备受文帝宠爱，丞相申屠嘉对他非常不满，于是利用职权召他到丞相府，困辱、责备他，直到汉文帝宣谕邓通进宫，邓通才得以脱身。事见《史记·张丞相列传》。申屠嘉（？—前155），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人，西汉开国功臣，汉文帝时任御史大夫，张苍免去丞相之后，被文帝拜为丞相，封故安侯。汉景帝二年（前155），因晁错之事气愤吐血而死，谥号为节侯。邓通，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获赐铜山，广开铜矿铸钱，富甲天下。传见《史记·佞幸列传》。
②韩魏公：指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宋仁宗时历任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以陕西安抚使身份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享有很高声誉。去世后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宋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传见《宋史·韩琦列传》。内竖：宦官。
③二苏：指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
④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其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北宋文学家。与苏轼交好，政治上属于旧党，因此在宋哲宗年间屡遭贬谪。传见《宋史·文苑列传》。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人。与秦观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因被指为元祐党人，数遭贬谪。传见《宋史·文苑列传》。
⑤绍述之党：指宋哲宗时期反对司马光等守旧派、主张绍述神宗之政、实行新法的一派朝臣。
⑥杨、左：指杨涟和左光斗。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湖北广水）人。明末著名谏臣，东林党人，“东林六君子”之一。因弹劾魏忠贤而遭诬陷，惨死狱中。传见《明史·杨涟列传》。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一作遗直，号浮丘。安徽桐城（今安徽枞阳）人。明末东林党的重要成员，累官至左佥都御史，“东林六君子”之一。因弹劾魏忠贤而在狱中被折磨而死。传见《明史·左光斗列传》。
⑦汪文言：布衣出身，曾为狱吏，天启年间因监守自盗，逃到京师，投奔王安门下。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后被魏忠贤下狱，受到拷打审讯，逼迫其供出杨涟等人的罪证，他拒不承认，至死不屈，被杀害。其事见于《明史·魏大中列传》。赀郎：出钱捐官的人。
⑧呼卢：古代一种赌博游戏。谑（xuè）傲：戏谑笑闹。萧艾：艾蒿，一种臭草。常用来比喻品质不好的人。兰茝（chǎi）：白芷与兰草的合名。通常泛指具有香气的草本植物，常用来比喻品质高洁之人。
⑨膻（shān）：类似羊臊气的恶臭。
⑩其焰绿：火焰呈青中带黄的绿色，形容气焰很盛的样子。
【译文】
申屠嘉困辱邓通，也只是困辱而已；韩琦驱逐宦官，也只是驱逐而已；他们何求于这众多的不逞之徒而要将他们罗致为羽翼呢？司马光重用苏轼、苏辙以压抑王安石，而秦观、张耒两个品行不端的放荡之人依附他们，从而忝列于清流，所以最终屈于绍述党人。杨涟、左光斗广结台谏官员以对抗魏忠贤，而汪文言作为出身无赖、用钱捐官的人，偷偷依附他们从而招来了灾祸。轻浮浅薄之徒，一旦被君子任用，就纵酒狂歌、赌博谑闹，从而如屈原诗歌中所说的那样，由香草变为臭草，其气恶臭，气焰嚣张。作君子的，能不预先警戒此事吗？
二 四科销天下之气节
元帝诏四科举士，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①，一曰质朴，二曰敦厚，三曰逊让，四曰有行。盖孱主佞臣惩萧、周、张、刘之骨鲠，而以柔惰销天下之气节也。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而自诩其敦厚朴让之多福。宣帝曰：“乱我国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验矣。
【注释】
①殿最：等级的高低上下，古代考核政绩或军功，下等称为“殿”，上等称为“最”。
【译文】
汉元帝下诏以四科选举士人，即以此四科来排定郎官的等级、次序。第一是质朴，第二是敦厚，第三是谦逊礼让，第四是有德行。这大概是孱弱的君王、奸佞的臣子鉴于萧望之、周堪、张猛、刘向等人的骨鲠忠贞，而想以柔弱怠惰来消磨天下人的气节。从此以后，汉朝再没有刚正之士，于是将江山社稷拱手奉送给他人，却自诩其敦厚朴实、能逊让的多福。汉宣帝说：“乱我国家的人，必定是太子。”他的话应验了。
虽然，有自来矣。极重必反者，势也。文、景、武、昭之世，贤不肖杂进，而质朴未亡，君子无赫赫之名，而小人亦无难见之恶。气矜如汲黯，名胜如贾谊，人主甚器其材，而终不显。至于逞风采以徼人主之知，动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乐、终军、东方朔①，以洎刑名聚敛之臣②，皆旋用而旋弃。迨宣帝切于求治，以文法为尚，而天下翕然从之③。于是而沽名炫直之士，矫为人所不能以自旌，气焰足以凌人主，而人主厌其苛核，非但贵戚宦寺之疾之也。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萧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张敞以之攻黄霸之私，势已成乎极重，则其反而相奖以诡随也，天下且乐其易与，而况乎人主之与戚宦哉？
【注释】
①终军（？—前112）：字子云，济南（今山东济南）人。西汉外交家。十八岁被选为博士弟子，受到汉武帝赏识，擢升谏大夫。曾先后成功出使匈奴、南越。元鼎五年（前112），年仅二十余岁的终军被南越相吕嘉杀害，时人称为“终童”。传见《汉书·终军传》。东方朔（前154—前93）：本姓张，字曼倩。西汉时期文学家。汉武帝即位后征召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传见《史记·滑稽列传》。
②洎（jì）：及，至。
③翕（xī）然：一致。
【译文】
尽管如此，这种局面是有其来由的。物极必反，是事所必然的规律。文帝、景帝、武帝、昭帝时期，贤能和不肖的臣子杂用，而质朴尚未消亡，君子没有赫赫的名声，而小人也没有难见的罪恶。自矜气节的如汲黯，名扬天下的如贾谊，君主都很器重他们的才能，但他们终究未能被重用。至于逞风度、文采以求得君王的赏识，打动天下人脸色的，如主父偃、徐乐、终军、东方朔，以至于擅长刑名法术、聚敛财富的臣子，都是刚开始被重用，不久就被抛弃。等到汉宣帝时，他急于求治，崇尚法令条文，于是天下人纷起响应。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沽名钓誉、自炫其直的士人，虚伪地做一些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来显示自己，其气焰足以凌驾于君主之上，而君主厌恶他们的苛刻，并非只有贵戚、宦官嫉恨他们。魏相以此诛灭了霍氏家族，萧望之以此把持住了丙吉的短处，张敞以此攻击黄霸的徇私，形势已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于是他们又反而争先恐后地放肆诡诈，天下人尚且喜欢其容易接近，何况是君主与贵戚、宦官呢？
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伪之迁，一虚一盈。故人主驭天下之人材，不轻示人以好恶而酌道之平，诚慎之也。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
【译文】
屈伸的道理，一彼一此，真假的变迁，一虚一盈。所以君主驾驭天下的人才时，不轻易显示自己的好恶而努力将道持平，确实做到谨慎从事。因为畏惧其泛滥，更畏惧其走向反面。
三 冯奉世讨羌功及后世①
赵充国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余年而羌人复反，吾故曰：难乎其为继也。当充国时，求战不得、坐而自困之羌，心灰而不敢竞者阅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后起之胡雏，未尝躬受挫抑，将曰：汉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于我，前人无能为而受其困，我别有以制汉而汉穷矣。藉令充国未老，天子终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锐师以继之于挫折之余，而辛武贤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国之功，而内实私幸之以偷安。故冯奉世曰：“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彡姐骄狂而骤起②，实有由来矣。”于是而奉世之决于进讨，功不可泯；韦玄成、郑弘之固陋③，罪抑不可掩矣。
【注释】
①冯奉世（？—前39）：字子明。西汉将领。初以良家子的身份选任郎官。汉昭帝时随军攻打匈奴，宣帝时率军平定莎车，封光禄大夫、水衡都尉。汉元帝时，陕西羌族叛乱，冯奉世力主讨伐，率军击溃羌兵，获封关内侯。传见《汉书·冯奉世传》。
②彡（xiǎn）姐：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羌族的一个氏族部落。
③韦玄成、郑弘：当时分别任丞相、御史大夫。陕西羌族反叛，二人皆认为国内有较大困难，又处于收获季节，不应派出太多军队讨伐。
【译文】
赵充国谨慎稳重而击破了羌人，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二十多年后羌人再次反叛，所以我说：难的是继承前人方略、保持有利局面。当赵充国在世时，求战不得、坐而自困的羌人，心灰意冷而不敢起来与汉朝对抗长达二十余年，最后他们都衰老了。而后起的胡族年轻人，不曾亲身经历挫折，将会说：汉朝只能自守，而不能进攻我们，前人没有本事以至于受困，现在我们有别的办法来制伏汉朝，而汉朝已经黔驴技穷了。即使赵充国没有老去，天子也始终将西边的事交给他负责，他在挫败敌军之后也必须有精锐的部队以将此局面维系住，而辛武贤之徒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对外嫉妒赵充国的功劳，内心则想图侥幸以苟且偷安。所以冯奉世说：“防守、作战用的装备，已经长期废弛，没有人检查督促，夷狄之人已经有轻视我国边境官吏的心思。彡姐骄狂而骤然崛起，实际上是有缘由的。”于是冯奉世决定进兵讨伐，他的功劳不可泯灭；韦玄成、郑弘浅薄无知，其罪过也不能掩饰。
羌之初起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敝，万全之道也。过此而彡姐踵乱，非先零比矣①。一起一败而不能无疑畏焉。已烬之炷②，狂焰一熺而膏不给③，胜则前，败则降，习先零故事，而无致死之心，是其必当剿除也明甚。故奉世决于大举，合六万人以捣之于初起，盖与充国之策异术而同功。奉世不可师充国之守，充国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时度敌而善其操纵，其道一也。
【注释】
①先零：古代羌人部落之一，西汉时是西羌中继研种羌以后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羌人许多叛乱皆以先零羌为主要力量。
②炷：灯芯。
③熺（xī）：闪烁，放射。膏：油膏，油脂。
【译文】
在羌人刚崛起的时候，谨慎稳重地应对以使他们内外交困、疲惫不堪，这是万全之策。经过此事后，彡姐接踵叛乱，其形势与先零大不相同。羌人一起一败，不可能不产生疑虑、畏惧的心理。羌人就像已经燃尽的灯芯，狂乱的火焰一闪便没有油脂供给了，他们胜利则前进，失败则投降，效仿先零以前的做法，而没有拼死作战的决心，因此必须剿灭他们，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冯奉世决定大举出击，在他们初起之时便集合六万人的兵力直捣其巢穴，这与赵充国的策略相比方法不同而功效相同。冯奉世不可以效仿赵充国的坚守战略，赵充国不可以使用冯奉世的进攻战略，根据时势估测敌人而善加指挥，其道理是一样的。
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陇①，于长安为肘腋；力虽小而骄之则大，种虽散而使之相并则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纥、宋之元昊已也。迨乎东汉，幸而都雒耳；使都长安，庸臣师玄成、郑弘之说，茸阘以召侮②，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惩，汉其亡于羌乎！奉世翦之于始，张奂、段颎夷灭之于后③，羌乃不能为中国腹心之患。其后虽姚弋仲之桀雄④，不乘刘、石之余而不敢起⑤。垂至于今二千年，秦、陇、河、岷、阶、文之间⑥，岩险瓯脱而防闲不设⑦，则二汉之猷远矣⑧。冯奉世首建大议以申天讨，善体充国之意而通其变，民到于今受其赐，非玄成等偷安一时之所能知也。
【注释】
①秦：秦岭。陇：陇山。
②茸阘（tà）：愚钝，无能。
③张奂（104—181）：字然明，敦煌渊泉（今甘肃安西）人。东汉时期名将。曾率军平定匈奴、乌桓之乱，屡破东羌、先零羌，缓解了羌人对东汉西北地区的威胁。晚年卷入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后免官归家。传见《后汉书·张奂列传》。段颎（jiǒng，？—179）：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东汉名将，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并称“凉州三明”。曾任中郎将、护羌校尉、并州刺史、破羌将军等职。他与羌人作战先后达一百八十次，斩杀近四万人，最终平定西羌，并击灭东羌。以功封新丰县侯。后来他党附宦官、捕杀太学生，权宦王甫罪行被揭发后，段颎受牵连下狱，其后在狱中饮鸩而死。传见《后汉书·段颎列传》。
④姚弋仲（280—352）：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人。后秦开国君主姚苌之父。西晋末期至五胡十六国前期南安羌族酋长，先后降于前赵、后赵及东晋。传见《晋书·姚弋仲载记》。桀雄：枭雄。
⑤刘、石：指汉赵开国君主刘渊与后赵开国君主石勒。
⑥秦：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陇：陇州，治今陕西陇县。河：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岷：岷州，治今甘肃岷县。阶：阶州，治今甘肃陇南武都。文：文州，治今甘肃文县西。
⑦岩险：高峻险要之地。瓯脱：边境屯戍或守望的土室。防闲：防备和禁阻。
⑧猷（yóu）：谋略，谋划。
【译文】
羌人的地盘横亘于黄河、湟水之间，南接秦岭、陇山，对长安来说是肘腋之地；他们的势力虽小，如果放纵他们，其力量就会日益强大；他们的种群虽然分散，如果听任其互相兼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如果让他们的志向得逞，那么他们对中原的威胁就不是唐代的回纥、宋代的元昊可比的了。到了东汉时期，幸亏都城定在洛阳；如果定都长安，平庸之臣承袭韦玄成、郑弘的说法，愚钝无能而招致侮辱，羌人将要逼近都城脚下而没有人能够阻拦，汉朝大概就要被羌族所灭亡了吧！冯奉世在开始剿灭了他们，张奂、段颎在后来又夷灭了他们，羌人才没有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其后姚弋仲虽然是枭雄，但如果不是乘着刘渊、石勒大败的机会也不敢起事。一直到今天两千年了，秦州、陇州、河州、岷州、阶州、文州之间，险要关塞都不设防御，则两汉时期的谋略可谓长远。冯奉世首先提出重要的建议而伸张上天的惩治，善于体会赵充国的意图而能融会贯通，百姓直到今天还蒙受他恩赐的好处，他的深谋远虑，绝不是韦玄成等偷安一时的人所能懂的。
四 贡禹匡衡以学事主
贡禹、匡衡之言①，其不醇者盖亦鲜矣。禹曰：“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自娱乐而已。”衡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汤②，善恶有以相推，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③；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又曰：“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④，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奸，因时而动，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读其文，绎其义，想见其学，非公孙弘、兒宽之剿旧闻而无心得者所及⑤；亦且非韦玄成、薛广德之择焉而不精者所可与匹俦也⑥。
【注释】
①贡禹（？—前44）：字少翁。西汉经学家。曾任谏大夫、光禄大夫、御史大夫等职，主张选贤能，诛奸臣，罢倡乐，修节俭。后世尊为“贡公”。传见《汉书·贡禹传》。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枣庄峄城区）人，西汉经学家。因擅长《诗经》之学而闻名，汉元帝时官至丞相，封安乐侯。汉成帝时曾上书弹劾石显及其党羽，后因擅自扩大封地边界而被弹劾，免为庶人。传见《汉书·匡衡传》。
②精祲（jìn）：阴阳灾害之气。荡：激荡。
③壅蔽：隔绝蒙蔽。
④《关雎》：指《国风·周南·关雎》，是《诗经》中的第一首诗。
⑤剿（chāo）：抄袭。
⑥薛广德：字长卿，西汉沛郡相（今安徽淮北相山区）人，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曾任博士、谏大夫、谏议大夫、淮阳太守、长信少府等职。后来又继贡禹之后任御史大夫，位及三公。传见《汉书·薛广德传》。
【译文】
贡禹、匡衡的言论，其中不纯的大概是很少的。贡禹说：“天生圣人，是为了天下万民，而不是为了自己娱乐而已。”匡衡说：“在天人之间，阴阳灾害之气可以相互激荡，善恶之间相互推移衍化，应当减少浪费、考正制度、亲近忠臣，疏远小人，以尊崇至仁的境界。”又说：“聪明通达的人，应避免过分明察；孤陋寡闻的人，应避免闭塞不通；勇猛刚强的人，应杜绝过于暴烈；仁慈厚爱、温和善良的人，应警惕没有决断；沉着安静、行动舒缓的人，应防止错过时机；心思广大的人，应戒备遗忘大事。”又说：“婚姻的大礼确定之后，才可以成就万物，并保全天命。孔子整理《诗经》把《关雎》篇作为开端，因为这是纲纪的首要内容、帝王教化的开端。”又说：“圣人的动静、游玩、宴乐，所接触的事物，都有各自的次序。”又说：“奸佞乖巧之徒，会趁机而动来扰乱国家。因此圣人谨慎地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把它们禁止在没有发生之前，不因为个人私恩而损害国家的大义。”又说：“治理好了家室，然后国家就可以稳定。”读他的文章，理解其中的大义，可以想见，他的学说绝不是像公孙弘、兒宽那样抄袭旧闻而没有自己心得体会所能比的；而且也不是像韦玄成、薛广德那样虽有选择却不精深所可匹敌的。
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禹与衡不以为言，而但就帝之长，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为禹、衡之罪，过矣。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惟其心之不清，几之不慎，而中不适有主也。则其所为恭谨节俭，亦唯其名而无其实。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尚多。燕闲游息之下①，史高、石显岂无导侈之为？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无禹、衡之正，称《诗》《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则以帝之柔而益以骄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内无寇攘，而外收绝域之功乎？
【注释】
①燕闲：安宁，安闲。游息：游玩与休憩。
【译文】
议论的人认为汉元帝优柔寡断，而贡禹和匡衡却不为此进言劝谏，而是只就着元帝的长处，不遗余力地称赞他恭谨节俭，于是将这当作贡禹、匡衡的罪过，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汉元帝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他心中不清净，内心深处有不谨慎的念头，而且心中没有主见。如此他所表现出的恭谨节俭，也只有其名而没有其实。天子至高无上、富有四海，即使省了又省，可能让他沉溺而丧志的事物还是很多。在安闲地游玩、休憩之际，史高、石显难道会没有引导他走向奢侈的行为吗？只不过是不太严重罢了。不然的话，为什么知道他们的奸邪却不能除去他们呢？由此说来，如果没有贡禹、匡衡的正派，在元帝面前称颂《诗》《礼》的精细严密的旨趣而防止其不当习惯泛滥，那么以元帝的优柔寡断加上骄奢淫逸，怎么能得到十六年来平安无事、内无盗贼侵扰、外收扬威绝域之功的局面呢？
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强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①，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故以孔子之圣，告荏弱之哀公②，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祸豫为之防③。夫岂不达于时变哉？以道豫立而变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远邪佞，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固已尽元帝之所短，而特不为矫枉之论，导之鸷击耳。夫可喻者，则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则痛哭流涕以谈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体有要，而不诡于大常；补偏救弊之术，二子有所不尚，夫亦犹行君子之道乎！
【注释】
①义类：适宜、善良。义，宜。类，善。
②荏（rěn）弱：柔弱，怯弱。哀公：指鲁哀公。姬姓，名将，春秋时期鲁国君主，前494至前468年在位。
③奔越之祸：据《左传》《史记》记载，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想请越国讨伐三桓，八月，哀公到了有山氏。三桓攻哀公，哀公逃到卫国，又逃到邹国，最后到了越国。
【译文】
君子拿出所学的知识来事奉君主，与被时事刺激而强行向君主进谏的臣子不同。以进谏为道的人，攻击时弊而不惜矫枉过正。以学问事奉君主的人，用纯正的常规来规劝君主，就可以匡正根本而使君主达到允当纯善的境界，而避免其陷入太刚或太柔的偏颇境地；君主即使不醒悟，也能保证其大的纲领而不乱。所以，以孔子的圣明，在告诫柔弱的鲁哀公时，也只是用人道和政治之根本的大略来规劝他，而不屑于将出奔越国的灾祸拿来劝他，以预为防范。他难道不通达时势变化吗？只是因为道预先确立而变故就可以自动消除了。况且匡衡曾说：“亲近忠臣，疏远小人，孤陋寡闻的人，应避免闭塞不通；仁慈厚爱、温和善良的人，应警惕没有决断。”这本来就已经概括尽了汉元帝的缺点，只是不说矫枉过正的话，以避免元帝猛烈反击。可以理喻的人，稍微一点就明白了；如果是不可理喻的人，即使是痛哭流涕地劝说，他也终究不会明白。所以，君子之言，有切实之处亦有简要之处，而不会在本性方面故作诡诈；补偏救弊的方法，这两人有不崇尚之处，这也是行君子之道啊！
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禹、衡。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也①，成、哀之奢纵成之②，非元帝优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张禹、孔光之罪罪二子也③！
【注释】
①汉之中亡：古代一般将西汉、东汉视为一朝，故西汉之亡，称为“中亡”，东汉之建立，称为“中兴”。
②成、哀：指汉成帝与汉哀帝。
③张禹（？—前5）：字子文，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西汉经学家。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代王商任丞相，封安昌侯。传见《汉书·张禹传》。孔光（前65—5）：字子夏，曲阜（今山东曲阜）人。西汉后期大臣，孔子的十四世孙。汉哀帝时官至丞相。传见《汉书·孔光传》。张禹、孔光二人任相期间，王氏外戚势力逐渐强大，最终由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
【译文】
议论的人只看到萧望之、周堪二人不是因罪而死，于是便归咎于汉元帝，并因此指责贡禹、匡衡。至于石显的奸佞邪恶没有影响到天下，而海内安然无事，则儒者雍容涵养的功劳，难道也可以加以污蔑吗？汉朝中道灭亡，是汉成帝、汉哀帝的骄奢放纵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汉元帝的优柔寡断导致的。又哪里可以用张禹、孔光的罪过来怪罪贡禹、匡衡二人呢？
五 焦延寿京房说《易》妖妄①
邪说之行于天下，必托于君子之道。释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为君子之雅言，遂谓其有当于治与道而信之。故“六经”之支说，皆以破道而有余，焦延寿、京房之于《易》是已。
【注释】
①焦延寿：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人。西汉中期经学家。以研究《周易》而闻名，著有《焦氏易林》。传见《汉书·儒林传》。京房（前77—前37）：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为京氏，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人。西汉经学家，焦延寿的弟子。汉元帝时曾任魏郡太守。多次上疏论说灾异，引《春秋》《周易》为说，得罪宦官石显，又与治《周易》的权贵五鹿充宗之学说相违背，以“非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被弃市。传见《汉书·京房传》。
【译文】
邪说在天下传播，必定要假托君子之道。佛教谈论心性，也说是君子之言；道教谈论道德，也说是君子之言；天下人以为它们是君子的雅言，对治国和道德应当有好处，于是便相信了。所以，“六经”的旁支学说，都是用来破坏道而有余，焦延寿、京房关于《周易》的学说正是如此。
《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①，当期之日②，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也。《屯》《蒙》以下之策③，老少杂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余分，不尽如乾、坤之策也。圣人观天地人物之变而达其会通，以为是肖其大纲耳；亦犹二篇之策万一千五百二十以象万物④，而物固不可以万计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⑤；“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⑥。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当一日，无以处余四卦⑦，不得已而以《震》《兑》《坎》《离》居分至之位⑧。则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为之纲维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异于余卦邪？东《震》、西《兑》、南《离》、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时也。时经而位纬，二子取而错乱之也何居？故延寿者，筮史日者之流⑨，以小术测阴阳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叙治理。房是之学，乃敢以与人宗社哉？
【注释】
①《乾》《坤》：指《周易》中《乾卦》与《坤卦》。策：策数。由《周易》卦象按一定的方式计算转化而来。
②期：一年。
③屯、蒙：指《周易》中第三卦《屯卦》和第四卦《蒙卦》。两卦主要象征万物初生稚弱之貌。
④二篇：指《周易》经文的上下两篇。《周易》六十四卦卦符及卦爻辞，自《乾》至《离》三十卦，为“上经”；自《咸》至《未济》三十四卦，为“下经”。
⑤神无方而《易》无体：出自《周易·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意思是神的奥妙不拘泥于一方，《周易》的变化不定于一体。
⑥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出自《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意思是《周易》所讲的道，其表现形式变化多端，充满整个宇宙，不可以视为固定不变的教条。
⑦无以处余四卦：焦延寿、京房二人限定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十卦即为三百六十爻，约相当于一年天数，多余四卦却无法安置了。
⑧分至：指春分、秋分、冬至、夏至。
⑨筮史：掌管占卦的人。日者：以占卜为业的人。
【译文】
《周易》中《乾》《坤》两卦的策数为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的天数，这是取其卦象的一方面粗略而言。《屯》《蒙》两卦以下诸卦的策数，由于其卦爻老少、阴阳驳杂，不是纯卦，所以策数不是三百六十的有很多。一年的天数是三百六十五还有余头，不完全与《乾卦》《坤卦》的策数相同。圣人观察天地人物的变化而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作《周易》以模仿其大纲而已；就像《周易》上下两篇的总策数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象征着万事万物，而事物本来就不是以万为单位所能计量的。所以说：“神的奥妙不拘泥于一方，《周易》的变化不定于一体”；“《周易》所讲的道，其表现形式变化多端，充满整个宇宙，不可以视为固定不变的教条”。焦延寿、京房二人，竟然想限定六十四卦之卦爻以各相当于一天，这样多余四卦无法安置，只好把《震》《兑》《坎》《离》放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位置上。如此则不知二分二至是在六十卦之外而作为它们的纲领呢？还是二分二至每天两卦与其他的卦都不同呢？东《震》、西《兑》、南《离》、北《坎》，指的是方位；二分二至的日子，指的是时间。时间为经，方位为纬，焦延寿、京房两人把它们拿来搞得乱七八糟是干什么呢？所以，焦延寿只是掌管占卦或以占卜为业者之流，以小伎俩测阴阳变化的迹象，似乎不足以知晓上天的变化而叙述治国之理。京房学习这种学问，竟敢凭此而参与决断国家大事？
其为术也，立典要以为方体，于是而有八宫世应之说①。抑自《乾》至《剥》而穷②，又不得已而措《晋》《大有》于其末③。垂至于今，鬻技之卜师④，相因以断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则延寿与房，虽欲辞为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则皆妖也。房以是欲与石显、五鹿充宗竞贞邪于天人之际⑤，吾未见妖之足胜邪也。邪者获罪于人，妖者获罪于天，妖尤烈矣。
【注释】
①八宫世应之说：京房的易学理论认为，每一卦都有一个世爻，一个应爻。每一卦的世爻及应爻位置都是固定的。解卦时世爻代表的是自己，而应爻则代表客体，即所问占之事；或者占卦者问己身之事则用世爻，问他人之事则用应爻。
②《剥》：《剥卦》，《周易》第二十三卦。
③《晋》：《晋卦》，《周易》第三十五卦。《大有》：《大有卦》，《周易》第十四卦。
④鬻（yù）技：出卖技术，以技艺谋生。
⑤五鹿充宗：名充宗，五鹿（今河南清丰）人，以地为氏。西汉经学家，受学于弘成子，是齐《论语》和梁丘易学的传人，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掌权，五鹿充宗与其结为党友，依靠石显之力先为尚书令，后来官至少府，成为汉元帝的宠臣。后来汉成帝即位，石显失势，五鹿充宗也被贬。事见《汉书·佞幸传》。
【译文】
焦延寿和京房的学术，是树立恒定的准则、教条来作为方体，于是就有了“八宫世应”的学说。大概是从《乾卦》到《剥卦》已经穷尽，实在不得已只好把《晋卦》《大有卦》排在最后。流传到今天，靠技艺谋生的占卜先生，世代相因袭，用这种办法来判断吉凶，却不能说清楚其所以如此的道理，只不过是以此来迷惑百姓而图侥幸罢了。既然如此，那么焦延寿和京房即使想不做旁门左道的魁首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若不是出自自然的天理，则都是妖言。京房凭借这种学说想要与石显、五鹿充宗在天人之际竞争，分出正邪，我看不出妖一定能够战胜邪。邪者获罪于天，妖者获罪于人，妖的危害更严重。
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气①，分卦以征事，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何也？曰：石显之邪，而君德以昏，国是以乱，众耳众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实固非也。势已成，形已见，谓天之象数亦然，亦恶从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灾眚②，岁时之有水旱，禽虫草木之有妖蠥③，人民之有疴沴④，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国者弗可不恐惧以修省耳。铢累而分之⑤，刻画而求之，幸而弋获之妖人，以是取显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谓“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⑥，杀”。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内挟此以与邪臣竞，自杀其躯而邪益张，宜矣哉！何也？托君子之道，诬圣人之教，矫造化之神，三者皆获罪于天而不可逭者也。
【注释】
①候气：占验节气的变化。
②灾眚（shěng）：灾殃，祸患。
③妖蠥（niè）：物类反常的现象。蠥，同“孽”。
④疴（kē）：病。沴（lì）：灾害。
⑤铢累：比喻点滴微小之物。
⑥《王制》：指《礼记·王制》。
【译文】
有的人说：京房按日子来占验节气的变化，分卦来征验事象，所得出的结论也和当时的得失祸福相吻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石显为人奸邪，君王的德行因此而昏暗，国家大事因此而混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发生，拿来求索其之所以会如此的缘由，而事实本来就并非如此。在大势已成、形已显现的情况下，说天的象数也是如此，又怎么能分辨得清楚呢？所以，日月有灾异，年景有水旱，鸟虫草木有妖孽，人民有病害，山川河流有崩塌、奔沸之灾，我知道这些是不吉祥的；而统治国家的人不能不诚惶诚恐地反省自己。通过点滴琐屑的分析，蓄意雕琢凿饰地求索，侥幸达到目的的妖人，以此取得显赫的名声，获取丰厚的利润，从而迷惑了天下人；《礼记·王制》中说：“借助于鬼神、时日、占卜之说来迷惑百姓的，该杀。”他们早就应该受到上天的刑罚了。京房于内凭借这样的方法来与邪臣竞争，自取杀身之祸而邪臣势力更加嚣张，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托名于君子之道，污蔑了圣人的教义，伪托造化之神，这三条都获罪于天，所以他不可能逃避。
六 京房考课之法不可行
京房考课之法①，迂谬而不可举行；即使偶试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时、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毁誉之不当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论存焉。虽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谓尧暴而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业程之②，此申、韩之陋术，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涂饰治具以文其贪庸③；不逮，则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会。灾不在天，异不在物，而民已穷、国已敝矣。
【注释】
①考课之法：指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当时，灾异频仍，京房认为：“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其主要内容为实地考察官吏的政绩，有功则赏，无功则罚。
②程：衡量，考核。
③治具：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主要指法令。
【译文】
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荒谬迂阔而不可以施行；即使偶尔试行有成效，它也仍然是不可以推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不是一时、一人、一地之法。京房说：“在末世，国家凭借名声的好坏来录用士人，因此功业被荒废而灾异开始出现。”名声好坏与实际不符合的很多，然而天下的公论尚存。即使严重违背人性，也不能说尧残暴而柳下跖仁慈。如果舍弃这一点而完全以功业来衡量人，就是申不害、韩非的浅陋之术，而且加上了束缚，不肖之徒文饰法令来掩盖其贪婪平庸；如果不能达到，则鞭策属下官吏、桎梏百姓以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上天不降灾害，物不出现怪异，而百姓已然穷困，国家已经凋敝了。
先后异时也，文质相救而互以相成①，一人之身，老少异状，况天下乎？刚柔异人也，不及者不可强，有余者不可裁，清任各有当②，而欲执其中，则交困也。南北异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脆者死；以南之赋赋北土，而北土之瘠也尽；以南之文责北士，则学校日劳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则边疆不救危亡。其间损乃以益，杀乃以生，简乃以备，一视为吏者居心之仁暴、忧国之诚伪。而唯考课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乱天下者，房为之开先矣。塾师之教童子也有定课，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敝。梏四海九州强智柔和于房一人之意见，截鹤胫以续凫③，其不亡也何待焉？
【注释】
①相救：相辅。
②清任：清净与任运，佛教用语。清净，指远离恶行与烦恼。任运，指听凭命运安排。
③胫（jìng）：小腿，从膝盖到脚跟的一段。凫（fú）：一种水鸟，俗称野鸭，似鸭，雄的头部为绿色，背部黑褐色，雌的全身黑褐色，常群游湖泊中，能飞行。
【译文】
先与后时间不同，文与质相互纠正而又相辅相成，同一个人，老年与少年时情形尚且不同，何况是整个天下呢？刚柔因人而异，不及的不可以强求，有余的也不可以强裁，清净与任运各有其合理之处，而想执二者之中，则必然会陷于交困。南北方是不同的地区，以北方的徭役之事来让南方人做，则南方的脆弱之人会因此丧生；以南方的赋税让北方人承担，则北方贫瘠土地的收益将会被榨干；以南方的文化程度要求北方读书人，则学校每天都会忙于鞭打学生；以北方人的武力水平来用南方士兵，则难以挽救边疆的危亡。其间是损还是益，杀还是生，简略还是完备，都完全取决于官吏的居心是仁慈还是残暴、忧国之情是真诚还是虚伪。而唯有一刀切地考核其功绩才能，这是王莽搅乱天下的根由，实际上是京房为他开的先河。私塾老师教儿童如果有规定的课业量，则儿童越来越愚笨；耕夫用牛如果有规定里程，则牛将因此而疲惫受罪。将九州四海的强弱、智愚、刚强柔和桎梏于京房一人的意见，截断鹤腿来接续野鸭的腿，除了灭亡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盖房之为术，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圣人之教，且恣其削补。道无不圆也，而房无不方，大乱之道也，侮五行而椓二仪者也①。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欲试行之，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荧之尔。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厨人之饤也②，此愚所以闻邵子之言而疑也③，而况房哉！
【注释】
①椓（zhuó）：毁坏，伤害。
②饤（dìng）：放在器皿中的蔬果，一般仅供陈设。
③邵子：即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哲学家、易学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等。传见《宋史·邵雍列传》。
【译文】
大概京房的学术，只是以小聪明立下一成不变的象数，天地之变化，尚且被他割裂，圣人的教义，也被他恣意删削增补。道没有不圆的，而京房的学说没有不方的，大乱之道由此而出，侮辱五行而又危害阴阳两仪。郑弘、周堪追随他而对其啧啧称赞，汉元帝竟然想试行他的学说，可能是京房修饰铺陈的荒诞言论迷惑了他们。将天地人物、古今圣王和霸主、学术和政治功绩拿来，切断其长的，延长其短的，使其整齐划一，就像下棋人的棋盘、厨师码放在盘子里的蔬果一样，这就是我之所以听到邵雍的言论尚且觉得疑惑的原因，何况是京房呢！
七 元帝伏王氏篡弑之祸
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己，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斫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①，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②，为篡弑之阶。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凤以大权，而帝无遗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虽然，其所自来，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帝以成帝耽燕乐为不能胜大位，而欲立山阳王③，识之早也。重易国储，闻史丹之谏而止④，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负荷，而不择贤臣以辅正之，幸傅昭仪而迟回于山阳⑤，遘重疾而忽忽不定⑥。闻史丹之谏，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辅之言，无托孤之遗命，以听哲妇孺子之自求亲信⑦，而王凤进矣。
【注释】
①元后：指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前71—13）。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阳平侯王禁次女，汉元帝刘奭皇后，汉成帝刘骜生母。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后之一，身居后位（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长达六十一年，在此期间，王氏外戚逐渐掌握汉朝实权。其侄王莽篡汉后，忧愤而亡，与汉元帝刘奭合葬渭陵。传见《汉书·元后传》。
②王凤（？—前22）：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同母弟。永光二年（前42），继承其父阳平侯之位，为卫尉侍中。成帝刘骜登基后，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秉政。其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等分别位居要津，形成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局面。王凤曾提拔侄儿王莽，封为新都侯。阳朔三年（前22）八月病死。其事见于《汉书·元后传》。
③山阳王：指刘康（？—前23），汉元帝刘奭之子，汉成帝刘骜异母弟，母傅昭仪，其子为汉哀帝刘欣。封定陶王，死后谥号恭（或作共）。传见《汉书·宣元六王传》。
④史丹（？—前14）：字君仲，鲁国人，后徙居杜陵（今陕西西安）。史高之子。汉元帝时担任驸马都尉、侍中。汉成帝即位后，担任右将军、左将军等职，赐爵关内侯，后又封武阳侯。史丹内心谨慎周密，得信于汉成帝，获赏赐累计达千金。传见《汉书·史丹传》。
⑤傅昭仪（？—前2）：汉元帝刘奭的妃嫔，定陶恭王刘康生母，汉哀帝刘欣的祖母。传见《汉书·外戚传》。
⑥遘（gòu）：遭遇。
⑦哲妇：多谋虑的妇人。
【译文】
汉朝的灭亡，并不是汉元帝的罪过。汉元帝虽然懦弱而又优柔寡断，但对天下没有什么伤害，石显仅仅是在铲除异己方面得以一逞，而罪恶不及于百姓，国家的元气尚未被摧残。所以说：不是汉元帝的罪过。王氏属于元帝皇后王政君家族，王凤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是王氏篡权弑君的台阶。然而，并不是汉元帝宠爱皇后家族而早已重用他，而是元帝驾崩后，汉成帝才授给王凤大权，可汉元帝并没有遗命要求这样做。所以说：不是汉元帝的罪过。尽管如此，而灾难的根源，难道不是汉元帝隐隐埋下的罪过在不测之时突然发作的吗？元帝看到成帝沉湎于宴饮欢乐，认为他不能承担重任，所以想改立山阳王刘康为太子，可见汉元帝对成帝不能胜任皇帝早有认识。更换太子的事，由于史丹的劝谏而停止，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元帝既然明知成帝不能承担大任，却不选择贤臣来辅佐、匡正他，因为宠幸傅昭仪而犹豫想立其子刘康，直到身染重病仍犹豫不决。当他听到史丹的劝谏之言，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却只有嘱托史丹好好辅佐太子的口头表示，而没有托孤的遗命，于是听任自己多谋虑的皇后和无能的儿子自己寻求亲信，而王凤由此得到重用。
成帝之在东宫也，既为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摇摇于废立之间者将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义规元帝，而非必与成帝为腹心。所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而计者，徒王凤耳。元后宠衰，而忧祸之及，所与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而计者，亦凤兄弟耳。人情出危险之中而思故时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顾瞻在廷，无有如凤之亲己者，岂复忧他日之攘己乎？呜呼！于是而知叔孙舍之不赏私劳以杀竖牛①，卓乎其不可及已。
【注释】
①叔孙舍之不赏私劳以杀竖牛：据《左传》记载，竖牛是鲁国大夫叔孙豹之私生子，在叔孙豹府上负责管理家事。叔孙豹病重，竖牛欲独占家产，于是设计杀死叔孙豹之子孟丙、仲壬，饿死叔孙豹，买通季氏宰南遗等人，立叔孙豹庶子叔孙舍为继承人。但叔孙舍并未因竖牛拥立自己而与其亲近，反而召集家臣，宣布竖牛罪状，竖牛惊惶逃往齐国，途中被孟丙、仲壬之子杀死。
【译文】
成帝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因被元帝憎恶而孤立无援、处境十分危险，在被废与被立之间摇摆将近十年。匡衡、史丹也只是用大义来规劝元帝不要更换太子，而不是一定要做成帝的心腹。私下里为成帝的前途担忧、偷偷地与成帝交流、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王凤一个人。元后王政君所受的宠爱日益衰减，担忧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私下里与她一起担忧，偷偷地与她交流、为她出谋划策的，也只有王凤兄弟而已。人之常情是跳出危险的境地后，就会想起之前与自己同患难的人，并且没有不深信不疑、深深倚赖他们为心腹的。所以，汉成帝一继位，环顾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能像王凤那样亲近自己的，这种情况下，他还会去顾虑有朝一日王凤会夺自己的政权吗？唉！由此可见，叔孙舍不因竖牛拥立自己的私劳赏赐他，反而杀了他，其高明实在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归也。为主器之长子①，膺祖宗之德泽，非窃非夺，天人所不能违；而翕訾以相保②，呴沫以相怜③，私忧过计，贪天功为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玄宗知张说之奸④，怀其潜邸之恩而不能远⑤，以召均、垍之逆⑥；况杨复恭之以家奴而门生天子乎⑦？呜呼！自非攘功擅权之小人，孰敢以大宝之攸归自任为己绩者⑧？赵汝愚不欲行内禅之赏⑨，可法也，而犹存其迹也；丙吉护宣帝于狱而终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兴之业。然则汉文却周勃之私言⑩，世庙罢新都之政柄(11)，不得谓之刻核而寡恩。成帝之碌碌，何足以语此哉！元帝不能顾命史丹，而使凤得以私劳惑庸主，亦其昵爱山阳而愤然不恤之咎与！故曰：隐伏之咎，肇于不测也。
【注释】
①主器：指主管宗庙祭器的人。古时国君的长子主宗庙祭器。
②翕訾（xī zǐ）：亦作“翕
”，指小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语出《尔雅·释训》：“翕翕、，莫供职也。”
③呴（xǔ）沫：抚慰，救助。
④张说（667—731）：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政治家、文学家。早年曾任太子李隆基的侍读，其后一直作为玄宗心腹，曾参与“先天政变”，助玄宗掌握实权。玄宗亲政后对其信任有加，屡次拜相。张说脾气暴躁，与同僚关系不睦，而且生性贪财，因此遭到弹劾，后被迫致仕。不久被起复，先为右丞相，又任左丞相。病逝后谥号文贞。传见新、旧《唐书·张说列传》。
⑤潜邸：指太子尚未即位之时。
⑥均、垍（jì）之逆：指张说的长子张均、次子张垍在安史之乱时投降安禄山叛军。
⑦杨复恭（？—894）：字子恪。唐代宦官。唐僖宗时，因参与镇压庞勋起义有功，为枢密使。后随僖宗避黄巢之乱，逃居兴元，代田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僖宗回长安后加封他为观军容使，封魏国公。后定策立昭宗，专典禁兵，操纵朝政。昭宗大顺二年（891）被迫致仕，后为李茂贞擒杀。传见《旧唐书·宦官列传》《新唐书·宦者列传》。
⑧大宝：皇帝之位。
⑨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南宋宗室名臣、学者，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宋孝宗崩逝后，赵汝愚策划实施“绍熙内禅”，奉嘉王赵扩（宋宁宗）即位。宁宗欲封赏其功，赵汝愚再三推辞，后改任右丞相，与留正共同辅政。庆元元年（1195）遭韩侂胄构陷，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次年于衡州暴卒。传见《宋史·赵汝愚列传》。
⑩汉文却周勃之私言：据《史记》记载，周勃等大臣平定诸吕叛乱后，迎接汉文帝刘恒到长安即位。刘恒行进到达渭桥，太尉周勃进言，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汉文帝故臣宋昌说：“若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若所陈的是私事，则王者无私。”周勃于是跪奉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馆舍再议。”其后，文帝于未央宫继承皇位。
(11)世庙：指明世宗朱厚熜。新都：指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今四川成都新都区）人。明代改革家。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正德年间出任首辅。武宗崩后，杨廷和定计由武宗从弟朱厚熜（明世宗）继位。在朱厚熜未至京师时，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革除武宗朝弊政，受朝廷内外称赞。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事件与世宗意不合，罢归故里，后卒于新都。明穆宗时追赠太保，谥号文忠。传见《明史·杨廷和列传》。
【译文】
所谓天子之位，乃是上天所立之位；所谓人君，乃是人所归附的对象。身为继承宗庙社稷的长子，承受祖宗的恩泽，其天子之位不是依靠窃取或抢夺得来的，上天与民众都不能违背他。这种情况下其身边却有人相互勾结串联，以求保住太子的地位，同其相濡以沫，相互怜惜，这些人私下过分担忧太子的地位不稳、为其做出过度谋划，贪图上天的功劳为己有，他们又哪里值得重用而且被太子感恩戴德、不能忘怀呢？唐玄宗知道张说的奸邪，只是因为顾念其作为东宫旧臣的恩情而不疏远他，结果招来了张说之子张均、张垍在安史之乱时投降叛军的灾祸；何况杨复恭身为家奴却以天子为门生呢？唉！如果不是窃功擅权的小人，谁敢把皇位的归属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呢？赵汝愚不想接受策划内禅的赏赐，可以效法，因为这仍然保留有古人的痕迹。丙吉在狱中保护过汉宣帝的生命而始终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因而能够帮助天子完成中兴大业。既然如此，则汉文帝拒绝周勃私下说话的请求，明世宗罢免杨廷和的官位，都不能说是苛刻而寡恩。汉成帝碌碌无为，哪里有资格谈这些呢！汉元帝不能留下遗命让史丹辅佐太子，使得王凤能够以私人功劳迷惑昏庸的君主，这也是汉元帝宠爱山阳王而对成帝愤然不加体恤的罪过！所以说：隐伏的罪过，开始于不测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