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平静的童年
一、闷热的秋天
船山（1619—1692）姓王氏，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按照其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中的说法，“船山”称谓的来历，是因为晚年卜居湘江西畔、蒸水东岸石船山附近的湘西草堂，偶或有前来求学问字的乡里土人，尊称为“船山先生”。王船山一生叫过很多名字，曾经为了躲避清兵追捕，混迹瑶族民众中，取过瑶族人的名字。中年时又曾自称“一瓠道人”，更名王壶，晚年隐居石船山附近的湘西草堂时，还回旧名，仍称王夫之。
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初一日子时，船山生于湖南省衡阳县。就在船山出生的当年三月，明朝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持尚方剑杨镐兵败萨尔浒，损兵近五万，亡失马驼、器甲无数。后金主努尔哈赤遂乘胜攻克开原、铁岭等，灭叶赫，至此，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俱亡于努尔哈赤。锦州以东地区尽是女真族属后金政权。而明朝境内也是四处造反，遍地烽烟。万历皇帝依然不理朝政，只顾在后宫玩乐。
船山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岁，母亲也已经四十三岁。
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杰出、最重要的思想家，王船山先生，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留驻了74年。但这74年的人生，对于他来讲，既是一场苦难，又是一次磨炼。一个磨难夹着另一个磨难，一个苦难接着另一个苦难。如果站在今天以享受为主调的角度来看船山，他从来就没享受过人生。中国人对于逝者，总是习惯于使用“享年”多少来表达。但是船山先生的一生，不是享受人生，而是跟着时代受罪，跟着环境倒霉。所以，我不想用“享年”来表达船山的寿命，而只是用“活了”七十四岁来如实书写。
王船山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在苦难中出生，在苦难中成长，在苦难中煎熬，在苦难中奋斗。苦难彻底打破了王船山通过科举谋求做官的个人理想之梦，也彻底击碎了王船山通过现实参与拯救灭亡国家的梦想，但苦难却作为人生的导师，引领王船山走向一条以文化的拯救曲折实现对现实拯救的道路。在这条拯救文化的道路上，王船山越走越远，越走越深。这条越来越远、越来越深的以思想的不断宏阔远大、不断深细入微为标志的人生道路，却成就了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彩虹般的梦想。
王船山坚忍不拔，奋斗不息，把苦难当成锻造自己的利器，把自己的生命锻造成了波澜壮阔、光辉灿烂的美丽彩虹。船山先生不仅思想精湛难及，单是他那悲苦无比而又坚韧不屈的人生过程，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悲怆乐章，就是一首激昂慷慨的宏伟史诗。
二、船山家世
船山一家在元代以前的情况，连船山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国汉族王姓主要有两大系，一系是山东的琅琊王氏，称为“琅琊王”；一系是山西的太原王氏，称为“太原王”。两个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别是江南、江北的大族望姓。尤其是江南的琅琊王，人才辈出，成了江南最亮丽的一道人文风景。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指这个王氏。而船山先生这一系，实出于太原王氏，来衡阳以前，住在江苏省扬州市的高邮县。船山的十一世祖名叫王仲，跟随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因为军功被授予千户。十世祖王成，因为推戴明成祖朱棣有功，升任衡州卫指挥同知。这是个副三品的武官，大约和今天的省军区副司令员差不多。王氏就此搬到衡阳，成了衡阳人。
船山的先世本来是武将出身，后来改武从文。据船山自己说，王氏崇文尚儒，是从六世祖王震开始。
王震本来是位将军，但却“笃志经术儒学”。当时有一位理学家名叫庄昶，学者尊称为定山先生，是大思想家陈白沙的同道挚友，儒学造诣很深。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十五世纪下半叶），庄定山因为劝谏宪宗皇帝张灯浪费被贬，来到湖南。王震得缘向庄定山讨教身心性命等儒学问题。王震不仅自己跟庄定山问学，还让儿子王翰跟从庄定山学习儒学。王翰的儿子叫作王雍，就是船山的曾祖父，参加过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的乡试。科举没有考中，回到家乡，做了衡州州学的训导。后来又改做江西南城的教谕，就是负责督导学生学习的地方小官。
船山在《家世节录》中说他的曾祖父王雍，曾经用心于经典和历史，有过补充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设想。船山小时候，还在父亲的书柜里见到过曾祖父“论留侯用四皓争太子，非大臣礼”之类的文字。就是批评汉初的张良，利用四皓（据说是刘邦时代隐居在山林里的四位白发高人）来糊弄刘邦，以帮助吕后巩固太子刘盈的地位。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王雍说，张良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大臣之道。
曾祖父对历史的评判，引发了船山最初的历史热情。船山后来对历史的极大兴趣，可能跟童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大约是通过父亲，船山受到了来自曾祖父的影响。
船山的祖父王惟恭，字少峰，也是读书人，继续用儒学教育子弟。船山父亲兄弟三人，王朝聘是老大，另外两位就是船山的二叔王廷聘和小叔王家聘。船山祖父敦促子侄为学，三个儿子从小就接受了儒学教育。船山父亲最杰出，二叔则喜欢庄子，船山后来对庄子体会很深，评价极高，看来多少受了些二叔的影响。
三、王朝聘其人
船山先生的父亲王朝聘，字修侯，精通《诗经》和“春秋学”。
所谓“春秋学”，就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春秋》的学问。《春秋》本来是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历史的，后来经过孔子的亲自修改，添加了很多善恶、是非的评价。孔子用精慎的言词，表达自己对《春秋》中所记载的人和事的评价，揭示历史的真正意义，以昭告世人。这些隐含在用语和用词中的孔子的真正用心，被后世称作“春秋大义”。“春秋学”就是研究孔子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究竟蕴含了怎样深刻意义的学问，也就是不断发掘孔子的“微言大义”的学问。
船山自幼跟从父兄学习“春秋学”，有关《春秋》的学问，构成了船山历史哲学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对“春秋学”的把握，船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深刻与精湛，就会因为缺少必要的基础而难以期待。
王朝聘除了在《诗经》和“春秋学”方面有深刻和独到的造诣之外，还有杰出的辩论才能。据船山回忆，他曾与被称为明代佛门四大龙象之一的憨山大师有过一场论辩，力挫憨山大师的机锋，把憨山德清辩得哑口无言。憨山德清（1546—1623），是明代佛门中的骄子，出于禅门临济宗一系，其人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能够迅速抓住对方言语中的疏漏，予以有效的反击。这种能力，在佛教禅宗中，被称为“机锋”。船山曾经问过父亲，希望知道父亲与憨山辩论的是什么内容，以及父亲是如何力挫憨山的机锋的。但是王朝聘没有告诉船山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只是一笑了之，表现了一种对世俗论辩胜负的淡然态度。
王朝聘从小跟从乡先生伍学父学习历史文化传统，后又寻访名师，得拜江西邹泗山先生。邹泗山就是邹德溥，是王阳明大弟子之一的邹守益的孙子。邹守益就是邹东廓，是王阳明思想在江右也就是江西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言人。船山父亲王朝聘，实际上可以算作江右王门中人，间接受到王阳明思想的很大影响。不过后来王朝聘似乎不满于王阳明的学术，开始对王学的流弊有所反省。船山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强烈厌恶情绪，和他父亲晚年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流弊的反省，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船山的父亲一生最向往的还是朱熹，因为朱子长期在武夷山下讲学，在武夷山下体会天道，所以后世就把武夷山看成是朱子的“会心之地”。王朝聘一直想着前往游历，想亲身体会朱子当年的心境，于是自称“武夷先生”，表达了对朱熹的由衷钦佩和敬服。王朝聘以朱熹为楷模，把成为理学家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
四、酒风与家教
王朝聘自己喜欢理学，于是就用理学的精神教育子弟。
船山本兄弟四人，老大是王朝聘前妻綦氏所生，三岁夭折。王朝聘后娶谭氏，生三子，长子王介之，字石子，号石崖，年长船山十三岁。次子王参之，字立之，号硻斋，大约比船山大五六岁。
船山兄弟三人从小接受理学教养，用心学习经典。从4岁到7岁，船山已跟随长兄读完了十三经。10岁时，父亲又教他学习经义，就是解读经文的意思。14岁时，船山被推荐到衡阳郡学里去学习，成绩特别好，连年考核都取得了优等的成绩。
船山父亲家教极严，据船山记载：“先君教两兄及夫之，以方严闻于族党。”说他父亲用孔孟之道教育三个儿子，希望他们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走光明正大的人生道路。船山的父亲对儿子要求极其严格，远近的亲戚朋友和乡邻们都知道。
船山说自己小时候口无遮拦，经常说些过分的话语，为此，他经常受到父亲严厉的责罚。一次，船山口出狂言，王朝聘听到后，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不再和船山讲话。船山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就想以问问题的方式缓解一下气氛，让父亲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是不管船山怎样努力，王朝聘就是不予理睬，弄得船山异常尴尬，已经快半个月了，还是不和船山讲一句话。直到这时，船山才真正开始反省自己，内心里确实感到自己错了，“真耻内动，流涕求改”。王朝聘知道这下船山是从心里认错了，而不是用语言来搪塞他，于是才开始正面训斥。训斥过后，一切都恢复常态，父子欢愉，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船山父亲教育子弟，从来不算旧账，也不把所有的罪错加在一起算总账。一笔是一笔，一笔算完，就勾销一笔，而不是说你昨天犯了个什么错误，今天又犯了个什么错误，这次我给你数罪并罚。如果这样做，孩子心里就会有负担。其实船山父亲的这种教育方法很好，这样就不会使过去的过错成为孩子前进的障碍，孩子因为不担心旧账被重算，心理压力也小，曾经的过错，也就不会因此成为向后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负担。
因为二叔性格相对温和，所以每当遭遇父亲的冷落，船山就会跑到二叔那里去。但是，船山的二叔王廷聘对于子侄的要求也是一样严格，他经常帮助王朝聘用同样的目标教育子侄。不过他的教育方法与船山父亲的教育方法不一样。因为王廷聘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所以讲起话来相对和风细雨一些。他先教船山二婶炒上几个菜，他和船山叔侄俩一面喝酒，一面说话。二叔教导船山，要按照父亲的教诲，远离利欲场，以仁义为目标，克制自己，宽容别人，做到了再说，没有做好的先不要胡乱夸口，要慢慢培养自己信实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二叔还耐心地抚慰叮咛，直到船山羞惭流涕，深思痛悔为止。
船山一家，酒风很盛。祖传的好酒量，人人都是海量。当年船山的祖父王惟恭教育船山父亲等人的时候，也是一边饮酒，一边督促学习。船山祖父的酒量是以斗来计量的，经常喝上几斗都不醉。
喝酒教育孩子们，因为有这种潜在的威慑力，效果有时反而会更好些。
其实只要教育孩子的用心好，教育的具体方式可以因人而异。不过，酒也只应喝到一定程度，这时人的头脑会更兴奋，思维活跃，容易抓住实质性的问题。
五、父亲为何气恼
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叫作崇祯。崇祯初年，天下文士纷纷成立文社，他们以诗文相尚，相互标榜。船山也参加了湖南地区一个叫作“匡社”的组织，沉溺诗文，与声气中人相往来，当时船山大约二十岁上下。这件事可能与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侄子高汇旃有关，因为高汇旃是船山在衡阳郡学时的老师，他可能是两湖地区匡社的筹划者和指导者。
匡社应该是复社的非正式的附属团体，或者就是仿效复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松散的文墨社团。崇祯皇帝登基以后，很快打掉了魏忠贤奸党集团，为遭受冤狱的东林党平反。太仓人张溥和张采等，就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首先在上海一带成立复社，目标是继承东林书院的传统，以复兴古学自任，以讲学论政为主要内容。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当年东林书院学者们的为学目标。但是目标归目标，运行过程中总有偏差。所以湖广地区的匡社，实际上就是一个文人墨客饮酒赋诗的士大夫团体，类似今天大学里的学生文学社团，组织既不是很严密，行动也缺乏统一性，而且目标渐渐低下，不久就剩下诗酒聚会的形式，复兴古学和匡扶社会正义的宗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丢弃了。
船山父亲知道船山参与了这样的组织之后，“蹙眉不欢者数日”，紧皱眉头，很多天都不高兴。现在的学校和学生家长都希望学生多参加些组织和社会活动，怎么船山参加点儿社会活动，他的父亲还不高兴呢？王朝聘是理学培养出来的优秀士大夫，他用理学的精神教育子弟，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继承儒家的历史文化，希望孩子们成为君子，担待起必要的社会历史责任。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与轻薄的文士相往来，希望他能在心灵深处立下宏伟的大志，不要把精力浪费在饮酒赋诗之类的事情上，以为这样久了，就会玩物丧志。
根据我的了解，船山直到晚年也没有完全改掉这个习惯，还是经常跟文人们纵酒赛诗。当然，这个习惯也成了船山排遣心灵苦楚的方式之一，安慰了他那凄苦无助的生命。
王朝聘很少跟当时的文士相往来，就是地方官求见，也以生病为理由拒不见面。船山的科举老师欧阳霖，有一次从衡阳经过，想见王朝聘，也是经过再三请求，才勉强得见一面。这跟我们今天家长们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家长，请老师都请不来，老师自己找上门来，还不好好招待？为了能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方便，现在的有些家长，极尽可能地跟老师拉关系，甚至不惜贿赂老师。船山父亲不愿意这样做，他对待自己也是一样。
他有一次去参加科举，衡阳郡的老师们跟武昌的老师事先打了招呼，希望关照王朝聘。王朝聘一到武昌，知道了这件事，转身就回了衡阳，连科举也不考了。为什么？他不希望在任何人的荫蔽下活着，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和条件。他同样希望孩子们也像他一样，挺然独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王朝聘对孩子的教育，确实是过于严厉了。我们今天的父母，多半都不忍心这样对待孩子。当然，王朝聘作为父亲，和我们今天的父母的动机是不一样的。王朝聘是想让孩子们都成为有独立品格、独立生存能力的高尚的人，目标是使孩子成为能者，成为贤者，成为君子。现在父母的目标，是不让孩子受苦受罪，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一个幸福的生存者。他们只是希望孩子们快乐幸福地活着，而王朝聘的目标不在于活不活，而在于活得有没有意义。为了使生命有意义，孩子可以死，只要死得值，死得其所，甚至必须去死，因为苟活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人生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并不在于拥有多大权力或者占有多少资产。心灵的满足，才是人生幸福的最高指标。而心灵能否获得满足，有没有人生理想，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基数。有人生理想，才有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热情；有人生热情，人生才有劲头；取得收获之后，才有成就感，也才有真正幸福和快乐的感受。只图吃喝玩乐，只图不受罪，只图衣食住行舒适、方便，心里稀里糊涂，没有远大目标，是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可言的。
船山的母亲谭氏也是一样，在船山的教育上，费心不小。有时为了教育孩子们，经常自己先哭了，感动得船山泪流满面！
船山的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她孝敬公婆，友善妯娌，辛勤劳作，勤俭持家，在贫苦的状态下，还能使家庭生计得以维持。同时，船山的母亲在扶贫济弱方面也从不吝啬，她经常把剩余的钱物分给贫困的家族中人，手头从不留余钱。她有一句理论，叫作：“奈何以有用置无用之地耶？”意思是说不要把有用的东西闲置着，不让它发挥有效的作用。钱这种东西，是有用的吧？不要把它存在自己的腰包里或者账户上（当然，那时还没账户这一说），要把钱拿出来，分给困难的亲邻使用。只是存着，就不能发挥钱的作用，有用的钱财就会变成没用的废铜烂铁或者废纸。
六、母亲的忠告
谭氏告诉儿子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父亲的教诲，存钱或者买田，既不像儒者，同时也是招祸之源。”树大招风嘛，钱多、地多、房产多，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惹出意想不到的祸患来。
船山母亲对钱的态度，给船山的影响也很大。船山只要有钱，从来都和兄弟们一起花，剩余的就送给族中和邻里困难的人，也曾把全部积蓄拿出来筹兵起义，挽救国家于危难。船山这种对钱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
船山后来与别峰庵长老关系很密切。一次，别峰庵长老对着大众宣讲佛经，竟然在讲说佛经时朗声说道：“天下无和峤之弊者，惟船山一汉。”和峤是西晋人，以存钱存物而著称，所有的兄弟、亲族和朋友等，都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一金一银。当时人都把他当成吝啬鬼，后来就用和峤代称吝啬和贪婪了。长老的意思就是：当今天下，真能把钱财看成身外之物，不被它拖累，不受它捆束的人，就只有船山一个人了。当然，是不是只有船山一个人能够这样，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能像船山这样不受钱财拖累和束缚的人，确实并不多见。
钱这种东西，经常被俗人看得比命还重要，而对待钱的态度和处置钱的方法，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生品质的优劣。只爱钱的人自然不必论说，单说一个人如果把钱看得过重，那么他就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仁爱的人，他不会舍得拿钱去做善事，所以也就成不了一个高尚的人。岳飞曾经讲过一句话，叫作“武将不惜命，文官不爱财”，岳飞说如果能够这样，国家就有希望了。所以，对待钱的态度，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
在船山的童年时代，尽管天下已经危机四伏，但是还没有酿成翻天覆地的祸患，而远在湖南衡阳的偏僻山村，对天下的形势更是少有所闻。船山就这样在平静中安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也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一点幸福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