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引
——诸贤眼目中的王船山
在中国明末清初的时代，有个人曾经以他悲苦无比又坚忍不拔的生命，感染和感召了他身后的无数中国人。这个人又曾以他深邃而又犹如利剑和闪电般的思想，启迪、激发、警醒和教育了无数的中国近现代精英，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这个人被大家尊称为船山先生。
为什么这么多人那样看好他，崇敬他，并去钻研他，又这么用力去弘扬他？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们先看一下先贤们对他的看法。
我首先给大家说说曾国藩对船山先生的看法。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之力，创立了湘军，并且带着这支队伍，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差一点就把整个清朝统治推翻掉了的太平天国，把太平天国的武装彻底击溃了。曾国藩一生沉浸在儒家思想里，他把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学到了骨子里，活学在生命中，落实在行动上，于是才取得了这样巨大的事功成就。曾国藩极其看重王船山，他把王船山跟世俗社会中的很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做过一个对比。他说世俗社会里的很多人，为了能够苟且偷生，不受到伤害和冲击，努力委曲求全。尽管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就在委曲求全和苟且偷生的整个过程中，却把自己生命中本有的，受之于天的刚直的元气，都消磨尽了。尽管这些人在现实的社会中没有遭罪，没有受苦，但却没有活出精神，也没有活出成就，甚至连个性都没有活出来，简直就是白活了一回。相比之下，王船山先生就不一样。曾国藩对王船山先生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王船山“硕德贞隐”。“硕德”就是大德。“贞”，就是坚定不移。“隐”，就是王船山处在那个不能展现自己的理想和才华的时代里，却坚忍不拔地暗地里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等待时机，或者等待世人理解了他的思想以后，再爆发为社会的行动，重新展现出孔孟所开发出来的儒家的真精神。这也可以叫潜龙勿用。曾国藩评价王船山先生，始终保持天生贤者的“刚直之性”。曾国藩这样说王船山：“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寸衷”就是指心里面，“寸衷之所执”，就是心中坚守的那种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万夫非之而不可动”，就是天下人都反对，他却绝对不会动摇，更不会放弃。莫说天下人反对，就是“三光晦”和“五岳震”了，也夺不走王船山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什么叫“三光晦”和“五岳震”呢？“三光”是指日、月、星，“三光晦”，就是日、月、星都不发光了。“五岳”就是指中国的五座有代表性的文化名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岳震”，就是这五座山峰都崩溃了。就算是日、月、星都不发光，五岳也都彻底崩掉了，也夺不走王船山理想中的坚守。王船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曾国藩一生喜读王船山的书，即便在官位很高、公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身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正在与太平军进行最后的艰苦鏖战。即便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他依然在读王船山的书。1864年（同治三年）7月19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就是今天的南京。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清朝在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以后，对汉人高度警觉，就没再封汉人这么高的爵禄，打那儿以后，最高的一个爵禄，被曾国藩拿到了，因为他给清朝立下的功劳太大了。紧接着又把他改为直隶总督，受命清剿捻军。在那期间，曾国藩的政务和军务都太繁忙了，但是他却仍然没有停止阅读船山的著作。
我们从现存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从同治元年开始，一直到同治九年（1870），记录了曾国藩某年某月某日，阅读了王船山的某种著作。曾国藩不仅自己阅读船山的著作，他还指令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于同治四年（1865）冬天，把搜集起来的船山著作刊刻出来，这就是《船山遗书》，是相当一段时间里，流行最广的船山印刷后的著作。有了这种印刷的著作，曾国藩读起船山的《遗书》就更方便，更容易了。曾国藩对于《船山遗书》，几乎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现存的曾国藩部分日记显示，仅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在读船山的著作。某月某日在读船山的《读通鉴论》，某月某日在读船山的《四书训义》，某月某日在读船山的《礼记章句》等等。从这份日记的记录来看，曾国藩似乎要彻底放弃高官大爵，而要改当船山学研究的专门学者了一样。直到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仍在阅读《船山遗书》，曾国藩病逝在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也就是说，至少在过世前两年，他一直都还在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
曾国藩虽然再造清室、功高无比，但是他深知面对王船山，自己还很渺小，很无知，必须不断地去船山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学习智慧。所以，他才那般如饥似渴、坚持不懈地阅读船山的著作。
不仅曾国藩，其他很多贤哲也都异常看重船山和他的著作。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曾经担任清朝广东巡抚、礼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奉命处理英、法外交和经贸等事宜。
郭嵩焘不仅深入细致地研读船山著作，还极尽对于船山的推崇。他曾在湖南岳麓书院内营造“船山祠”，纪念船山，并带领诸生在祠内讲说船山学问。上奏清廷，欲令船山从祀孔庙。郭嵩焘跟曾国藩一样，也是每天都在读《船山遗书》，他对船山的思想和精神极尽推崇，还用自己对船山的情感感染岳麓诸生，为船山思想在家乡的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十五六年以前，我曾经在一篇文字里说郭嵩焘是船山的隔世知音，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
船山另外一个更加深挚的隔世知音，是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对船山的理解和推尊，更在郭嵩焘之上。谭嗣同声言：“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就是说从他的那个时代往前算500年，就是1300年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宋代以后，船山是唯一一个还能通晓并且真正通晓天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人。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知道，懂得天人关系究竟有什么意义了。
中国文化是建基在天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探寻天和人之间关系的奥秘，正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天人关系，是中国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够博大精深的最根本的源泉所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天人关系，既是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源头所在，也是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成就所存和皈依所指。没有对天人关系的深刻把握，就不可能在更深的意义上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思想。把王船山当成五百年来唯一一个真正精通天人关系的圣贤，这样的评价，已经到了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境地。
谭嗣同不仅对船山有深刻的认识，他自己推尊船山的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朋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由于谭嗣同的推荐，梁启超认识了王船山。起初梁启超看不懂船山的著作，谭嗣同教他读。在谭嗣同的帮助和引读之下，梁启超后来进入到船山的思想和境界当中，对船山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到理解。梁启超说：“浏阳谭氏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识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无俟重赞。抑《黄书》亦《明夷待访录》之亚也，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三致意焉。……”
梁启超认定船山先生的“史识卓绝千古”，跟郭嵩焘“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的评价约略相当。
梁启超还提到近世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受到船山影响的情况：“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胡文忠就是胡林翼，黄兴是孙中山的革命军总司令。梁启超说清末民初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以知道和了解船山为荣耀，当时学习船山的思想，在知识界是一件“时髦”的事情，要是不知道王船山这个人和他的一些思想，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而且也没有办法跟社会的知识精英和社会的贤达相交往，人家瞧不起你，说你没涵养，说你没深度，说你没品位。
还有一个人，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这个人叫刘人熙。
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湖南浏阳人。1907年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武昌起义之后，担任湖南民政司长，反对袁世凯复辟，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一生致力于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有功于湖南和华夏民族。他主政湖南期间，1914年组织成立船山学社，自任社长。说起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感觉荣耀，因为我在湖南工作期间，就曾担任过船山学社的副社长。借着这堂课的机缘，谨向我们船山学社的创社社长刘人熙先生表达由衷的感激和怀念。刘人熙先生还于1915年创办了《船山学刊》，为船山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刘人熙是一位身跨军界、政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人物。他曾作诗赞美船山说：“衡阳王子真天人，遗书万卷妙入神。自诡五百生名世，可有三千步后尘。”希望船山出神入化的思想，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同时也希望，会有更多的后起贤达追随船山先生的脚步，把拯救中国、教育中国和改造中国的伟大使命担当起来。
当时喜欢船山和船山思想的各界名人还有很多，比如章太炎、蔡锷、胡汉民、陈独秀等。
我再举两个受船山影响的例子，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是孙总统中山先生，一个是毛泽东主席。
孙中山（1866—1925），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孙中山也读王船山，他喜欢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跟他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和宗旨相一致。他说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义声激越，流播人间。”孙中山表扬船山思想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说这种民族主义的精神，是推动中国近代反清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再看毛泽东的说法。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被老师杨昌济带到船山学社里面去，经常参加船山学社活动。在船山学社听老师杨昌济等教授讲述船山思想，受到船山思想的重要影响。毛泽东在自己的一本叫作《讲堂录》的听课笔记本中记录船山的话语：“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有很多豪杰，都很厉害，都很不得了，但是他们不是圣贤，跟圣贤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豪杰要想成为圣人，还得经过甚至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圣贤却都是豪杰，圣贤要想成就豪杰的事功业绩，那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在这句话的下面，毛泽东写下了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和发挥：“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就是说圣贤道德水平极高，道德境界完美，事功成就也一样不同凡响，现实的功绩很大。这两项都很齐备了，那才是圣贤。豪杰却只有较大的事功成就，但在道德上是有欠缺的。但这里的“歉”是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缺”的。道德上有所不足，有所亏欠，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缺德”。真正“缺德”的人，也成不了豪杰。
毛泽东还举了个实际的证据，说拿破仑作为历史人物，虽然有震撼当时世界的事功成就，但他在道德上还是有欠缺的，所以他只是个豪杰，而不是真正的圣贤。至于拿破仑具体在什么地方表现出了道德修养水平和修养境界的欠缺，毛泽东没有继续论说。
上面所引的毛泽东《讲堂录》中的这句话语，虽然表明了毛泽东对船山思想的一定理解，但也流露出毛泽东并不真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因为这句话不是船山的原创，原创人是南宋的大儒朱熹。大约杨昌济先生也不知道这个事实。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论说。
毛泽东对这句话的理解，应该说基本是无误的。由此看来，毛泽东也曾受到船山思想的重要影响。王船山的思想，也是催生毛泽东救国救民理想、激发他确立改造世界宏伟远志的重大的精神力量源泉之一。
那么王船山这个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又留下了哪些深邃的思想，让这么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量级的军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杰出人物，都如此热烈追捧他和崇拜他，认真不懈、细致入微地去研读他，以懂得他为自豪和快乐，同时又能从中获取必要的营养呢？有关这个话题，我会在向后的若干篇章中，慢慢地把相关的内容奉献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