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一个饥寒交迫饱受恐惧的女孩

1940年6月10日在她记忆中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当奥莉娅娜和妹妹们正在阳台上玩耍时，她的父亲突然反常地提前回到了家中。爱德华多神色慌乱，他把夹克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大声喊着：“那个疯子宣战了！”托斯卡在厨房里继续准备着午餐。只是，她更加用力地拍打着锅，因为气愤，她已经破音：“流氓！懦夫！杀人犯！”

这场战争是奥莉娅娜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我是在战争中成长的。从小我看到的就只有战争，我听到人们谈论的也全是战争。”在她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事情就包括那一次次的轰炸，特别是对佛罗伦萨惨无人道的轰炸。飞机的轰鸣声充斥在空中，仿佛一头可怕的怪兽在吼叫，火焰照亮了夜空，避难所满是哭泣和祈祷的人们，而每到此时，母亲总是告诉奥莉娅娜不要害怕。“那些轰炸我一次也没有错过，可能是命运戏弄我吧，我总是会恰好遇上。不过，幸好我安然无恙。在那段时期，我总是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甚至是可以称为非凡的运气。”奥莉娅娜还记得一位老人——她家的一位邻居，当人们都跑向避难所的时候，他跌倒在路上，但是没有人停下来扶上一把。她还记得那位被法西斯分子枪杀的修士，也还记得被送往梅尔卡塔里瓦尔迪佩萨乡下与祖父母生活的那几个月的日子。“那时的我，是一个已经习惯了寒冷、饥饿和恐惧的小女孩。”多年后的某一天，在德国的一次演讲中，她如此说道。

从1943年9月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到1944年8月佛罗伦萨被盟军解放，由于和游击队员之间的联系，这一年的时间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次抵抗运动让我明白了我是谁，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政治。就像圣灵降临在使徒们身上一样，这次抵抗运动也这样自然而然地与我联系在了一起。”她的父亲在伽利略手工作坊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还领导了一次反法西斯运动。然后他就加入了地下组织，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员，继续进行斗争。如往常一样，不论到哪儿他还是把奥莉娅娜带在身边，即便托斯卡在抗议。“虽然她极为痛恨法西斯主义，但这种仇恨还是无法与害怕我发生什么意外的那份恐惧相比。”托斯卡经常责备她的丈夫：“居然利用一个小孩子！”但是抗议毫无成效。“就算她只是个小孩子，那也需要这样做！”父亲总是用责备的语气说道。为了避免自己的妻子太过伤心，当他派自己的女儿去执行任务的时候，爱德华多并不会通知自己的妻子。在附属于行动党的正义与自由公民组织中，他们两人都是核心般的人物。

在抵抗运动中，奥莉娅娜的化名是艾米利亚。她在学校的哲学课老师玛格丽特·法索罗——现在也和游击队员一同参加斗争——给她选了这个名字。奥莉娅娜非常机敏，富有想象力，经常被委派出去执行通讯员的任务，去寄送宣传画、日报、信件，有时还送武器。如果需要派送一枚手榴弹，她会先将生菜的菜心掏空，然后将手榴弹塞进去，接着把它放置在自行车筐中。如果需要送一些信件，她会先把信件折叠到最小，然后将它穿入自己的辫子中。有一天，当骑着自行车带着一捆地下日报时，她突然从车子上跌落，珍贵的日报散落一地。她迅速地将散落的报纸收起来，一边收一边观察周围，但是没人注意到她。一个像她这么小的孩子，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十四岁还要小，并不会引人注意。

同父亲一起参加抵抗运动的成员中，也有一些日后被载入意大利历史的人物：恩佐·恩里克·阿尼奥莱蒂、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卡洛·福尔诺、玛利亚·鲁伊基亚瓜伊塔、内罗·特拉官第、保罗·巴瑞莱、莱奥·瓦利安尼、乌戈·拉玛尔法、埃米里奥·鲁苏。奥莉娅娜经常在特别紧张的局势下遇到他们，也会专心地观察他们。比如，她还记得，藏在皮蒂宫前面一所公寓的卡尔洛·莱维。有一天，父亲派她去给他送一把手枪和一些食物。卡尔洛·莱维并没有让她进去，从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的半扇门中，她能看到房间里装满了书。他打开她从门缝递给他的包袱，然后拧了拧鼻子。“这把左轮手枪是给女士使用的，我不要。”他对她说道，“还有这些你给我拿的食物……没有其他的吗？”奥莉娅娜并不胆怯。她迎着他的目光告诉他，为了能给像他一样的地下成员提供补给，家里的人得从牙缝里省下这些食物。

1943年11月的一个夜晚，爱德华多·法拉奇带着两个伪装成铁路工的陌生人回到了家中。他们分别叫奈杰尔·伊特维尔和戈登·布坎南，两人都是英国士兵，来自阿雷佐附近的拉泰里纳防区。他们和其他的犯人一块儿上了一辆直通德国集中营的军用列车，在佛罗伦萨隧道入口处，两人跳下列车逃生。奈杰尔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神色十分坚定。戈登则比较年轻，也显得比较慌张——他就像是一个小孩，但是长得太过匆忙，脸上透露出一种长时间没有吃饭的饥饿神态。他们被安置在奥莉娅娜的房间中，她则搬到走廊里去睡。夜晚摆钟聒噪地报时，吵醒了奥莉娅娜。月光在墙上绘出了令人恐惧的图案。她想她的小房间了，想她那带着白色花边的被子和仔细摆放在书架上的课本。

两名士兵待在他们家中整整一个月。他们从来不出门，为了不让邻居生疑，他们的百叶窗也整日关着。奥莉娅娜和他们一块儿度过了很长时间，用她那并不自然的英语问他们一些问题。她被这两个男人吸引住了。他们来自的国家有自由，还有那些她父亲整日挂在嘴边的东西。成年后，在自己的小说《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中，她为读者讲述到，其中一位士兵成了女主人公青春时期的初恋，尽管这份初恋因为战争的悲剧而消失殆尽。小女孩开始频繁地到他的房间中去找他聊天，她靠着他坐在床上，整整一个下午都听他讲述。他抚摩着她的脸颊，对她说她美丽极了。可是有一天，悲剧发生了。当另一个士兵发现两个人在床上抱成一团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冲着自己的同伴发火。她从房间中逃了出去。在门外，还能听到身后屋内因为争吵而相互吼叫的声音。母亲用一只手堵住她的嘴巴：“你们这是造的什么孽？！”

当抵抗运动传来好消息，也到了两个士兵可以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了。奥莉娅娜和父亲陪同他们前往蓬塔谢韦地区的阿科内，以便在那里将他们两人托付给当地的游击队员，他们将帮助两人穿越前线。从佛罗伦萨到阿科内的四十公里的旅途漫长而又危险。他们骑着自行车，路上还有被德国人拦截的危险，而那些德国人，对于帮助敌军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在一处路卡，一名士兵从自行车上跌落下来。“叔叔！快起来叔叔！”奥莉娅娜这样乞求道，以免德国人注意到他们。在小说中，她还讲述了她和那位年轻士兵的永别。小女孩没有勇气去拥抱他。她只是说：“如果战争结束了，你要记得回来。”他回答道：“战争肯定会结束的，我也肯定会回来的。”一滴眼泪缓缓地从她的脸庞滑落。“你记得吗，爸爸？你也在这儿的，爸爸。当眼泪滑到他的领子中，他转过身，离开了那里。我望着他离开，金黄色的头发，干瘦的身体，毫无警惕感，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孩子。而我的童年，在那一刻，突然就结束了。我结束了我的十四岁，也学会了如何去原谅。”

在那之后数月里，他们再也没有两人的消息。一天，父亲的同伴来到家中告诉他们，其中一人在前线活了下来，而另一个人已经阵亡。但到底是哪个人死了，他无法告诉他们。直到一九九三年，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帮助下，奥莉娅娜才得知有关两人遭遇的更加详细的信息。奈杰尔和戈登当时并没有马上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他们留在了托斯卡纳，并组织了一支十五人的游击队伍。1944年5月4日，奈杰尔在诺尔恰附近被德国人逮捕并遭枪杀。6月14日，当戈登正准备破坏德军撤退要经过的桥梁时，也被当场抓获。但是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天之后，游击队员解放了这个地区。奥莉娅娜长期寻找关于他的消息，她寄信到英国，到澳大利亚，但是毫无收获。他们所在的部队——苏格兰德兰士瓦第二联队——档案中唯一的相关痕迹，就是由英国政府颁发给戈登和已经去世的奈杰尔的奖章。

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封在他们离开之后寄来的信件。那封信用英语写在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上面的落款日期是1943年12月14日。“亲爱的奥莉娅娜，相信你也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我知道你的父亲在圣诞节前会来阿科内，所以我现在给你写了这封信，因为在旅途中我们就没法给神父写信或者寄明信片告诉他事情的进展了。如果你父亲到达时还能遇到神父，那他应该就会有我们的消息。等英国人到了佛罗伦萨的时候，我会再给你们写信的。请你代我感谢你的父亲，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或许过些年，我们还会相见，我也十分期盼能重回意大利。明天早晨我们就出发了，希望到时不会下雨。我知道，这次的旅途将会十分艰苦，但也并不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我相信你们都会想念我们的，也会为我们祝福和祷告。拥抱你，并向你的家人们致以我最真挚的问候。奈杰尔。”下面还有另外一行，仅仅是一句话：“戈登将他的爱献给他的小妻子。”

“在那个年纪，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第一次爱上了一个人，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当谈起那段往事时，奥莉娅娜如是说。对于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有多少是确实发生过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能确定的是，在那个年纪，有一些观点已经成形，并将伴随其一生。比如，关于勇气，在奥莉娅娜看来，这是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德。成年之后，她觉得自己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爱上的男人。“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我都使用这把尺子去衡量——甚至是爱情，我的上帝。我现在已经是女人了，但是我浪费了青春时期的前几年，整日将这些男人和我所知道的那些英雄做对比。他们完全不像我心中的英雄们，因此我将他们全部拒绝了。恐怕很少有人会因为一份记忆或者说是一次误会而如此纠结。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小说中，她还讲述了家中招待的另外一名士兵的故事。那是一个俄罗斯人，她详细地对他做了描写。他很胖，因为太胖以至于制服上衣的扣子经常绷开。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看苏联地图的时候，脸上满是深深的苦怨之情。他低声道：“妈妈……”奥莉娅娜讨厌他，因为他取代了戈登的位置。戈登还活着，而这时候年轻的士兵毫无音信。这个俄罗斯士兵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奥莉娅娜的私人文件中，还保存着一张他用语法不通的意大利语写的留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要胜利了！我们四个人从德国人那里逃出来了！在建设完我的国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痛打德国人。致敬并致以我的问候。你们的朋友弗拉基米尔。”

1944年2月，爱德华多·法拉奇在一次因为告密而引发的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当他正准备去地下秘密储藏室取材料的时候，他们挡住了他的去路。晚上，看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回来，托斯卡一边哭一边准备晚饭。为了安慰自己，她嘴里还一直重复着：“他应该是有事情要做。”第二天早晨，围捕的消息已经满城皆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看到了日报上的标题：恐怖主义头目已被逮捕。”奥莉娅娜之后谈道。托斯卡去法西斯军队审问犯人的地方打听消息。那里的头目马里奥·卡利塔接待了她，并告诉她回去准备好丧服，因为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枪毙她的丈夫。后来的日子里，奥莉娅娜也多次谈及托斯卡的反应。她把这作为母亲最富勇气的例子。“我经常问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才会做出她那样的反应。答案总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妈妈是一种怎样的反应。那一瞬间，她一动也不动，仿佛被雷击中一般。然后，她慢慢地抬起自己的右手，用食指指着马里奥·卡利塔，她对他以‘你’相称，仿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仆人。她声音很平静，吐字清晰：‘马里奥·卡利塔，明天早晨六点我将会按照你告诉我的去做。我会穿着黑色的衣服。但是，如果你也是从一个女人肚子中生出来的话，那么告诉你的母亲，要像我这样做。因为你的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托斯卡那时候已经怀孕了。她回到家中，突然感到不适，接着就失去了肚中的孩子。

事实上，爱德华多·法拉奇并没有被枪毙。他们长期拷打审问他，期待能够让他说出同伙的名字，但他选择沉默。他之后也再没有提起过这段日子。相反地，监狱中的一些同伴，在之后审判马里奥·卡利塔的时候，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遭遇。“我半裸着身子，他们将我放在一条长凳上，仰卧躺着，然后把我的脚和前臂绑在栅栏上，并蒙住我的眼睛，”在一份证词中，奥莉娅娜读道，“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留下了被绑住的我。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东西在碰我的腹部。然后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在燃烧，好像他们在我身上放了一把火一样。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大喊起来，感觉要疯了，并晕了过去。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然后就决定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并不满意，还是继续让我经受这种折磨。等到他们停止对我的折磨时，我发现他们之前在我的肚子上放置了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种类似于蟑螂的动物。箱子紧紧地和皮肤连在一块儿，箱内的动物为了找到出去的路，只能去咬眼前的肉。”

在经过审讯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被转移到了木拉特监狱。到了5月，他被释放出来。在奥莉娅娜看来，这多亏了她母亲的努力。多日以来，托斯卡都在寻找证据，为自己的丈夫辩护。她最终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她发现了更加有效的东西：一份以前的反法西斯起诉状，起诉对象正是其中的一位审判官。她利用这份起诉状，威胁了审判官，他也就不得不帮助一下狱中的这名犯人。托斯卡带着孩子们去监狱看望丈夫。“我们来到监狱，带着装满食物的包裹。但是守卫马上就将我们的食物拿走，并将我们和其他人赶到了一个肮脏的房间中——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一张长桌子，桌子后面站着大概十二个人。在他们中，有一个人的面部已经严重地肿胀，并且布满伤痕，嘴唇发紫，一只眼睛已经无法睁开。没有人在他前面坐着，因此我们就坐在了那里，在一片死寂中等待着父亲的到来。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传来：‘我的宝贝们，你们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那是我父亲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那个因为面部变形，没有被我们认出的男人。然后我的父亲说道：‘不要担心，看着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什么也没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最多也就是把我送到德国的集中营罢了。’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问我的母亲：‘妈妈，为什么？’她骄傲地回答道：‘因为你们的父亲参与了政治，他之所以斗争，是为了让世界更加美好！’”

1944年夏天，战争的前线渐渐逼近城市。轰炸毁坏了整个社区。奥莉娅娜跟着全家躲到了郊区的一座修道院内，那里还躲着其他的游击队员。有一天，纳粹法西斯的卡车转到了这个地区。大门被人用脚踹开。当时奥莉娅娜刚好把行动党游击队员的名单给毁掉。那是一份绝密名单，上面有很多成员的名字和他们的住址。他们把这份名单交给她保管，她把它藏在一个南瓜中。然后，很多事情在一瞬间发生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记得那种卡车的噪声，还有他们叫嚷的秽语：‘我们对女人也毫不客气，因为我们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还有他们的大皮鞋在走廊上发出的‘扑通扑通’的声音。此时爸爸已经从花园逃走。他们拍打着我们的房门，门被打开，他们冲了进来，然后就是一阵机枪扫射带来的叫喊声和哭号声。”父亲从窗户逃走，把通知躲藏在建筑物另外一个大厅中两个犹太士兵的任务交给了她。但为时已晚，因此，两名士兵躲到了庭院中的一口枯井中，并请求奥莉娅娜帮他们盖上井盖。但是对她来说，井盖太沉了。“或许他们看到了我，这也暴露了两个人。通过德国人那夸张的笑容，我和妈妈明白了他们已经发现了那两个士兵。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发现那两个犹太人的时候，那夸张的大笑。”

8月，佛罗伦萨最后的战役打响了。数日的时间里，人们以每间房子为堡垒参加战斗。整座城市都没有了电，也没有了水，每一片土地都被德国人的炮弹所炸毁。连阿尔诺河上的桥梁也没能幸免，被城市周围架设的德国人的迫击炮摧毁。8月10日和11日夜晚，最后一批德国空降兵撤退。“他们身上全是泥浆，非常渴，在每一扇窗户下，都叫喊着‘水！水！水’，然而窗户还都是紧闭不开。他们就用冲锋枪枪托砸碎玻璃，再登上他们的卡车。”

8月11日清晨，奥莉娅娜拿着带有“正义和自由”字样的红色手环分发给游行的游击队员们。但是由于匆忙，她被绊倒在地，手环也散落了一地。兴高采烈的人们捡起手环，戴到了自己手腕上。“上帝啊，我当时是多么年轻啊！我就是一个孩子。在指挥站，有人给了我一耳光。那些珍贵的手环都被戴在了这些人的手上，所剩无几。这些人，往好的方面说，没有为反法西斯斗争事业做出什么贡献；往坏的方面说，他们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者。”

现在，这座城市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她也可以和全家人团聚了。她的家已经被炮弹轰炸得残缺不全，在花园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她那一刻的喜悦：“那是一个周日，我轻快地走在路上，十分高兴。我穿着妈妈刚刚缝好的白色连衣裙，穿着白色的鞋子，小心翼翼地走着，寻找着落脚的地方，好避免青草弄脏我白色的鞋子。我被喜悦冲昏了头，仿佛在过复活节一般。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佛罗伦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尽管如此，街上还满是庆祝的人们。奥莉娅娜出去看在城市中列队的美国人。她感觉美国人好像都很高大，摄取营养的状况很好。他们当中有人拽她的辫子，也有人给她一些巧克力。虽然她知道母亲会因为这个而责备自己，却还是害羞地收下了巧克力。托斯卡性格比爱德华多要温柔，但是她也一直把奥莉娅娜当作成年人对待，告诉她生命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只有刚毅不屈才能获得胜利。“有一天，当我走在石子路上的时候，妈妈冲我喊道：‘勇敢点，往前走！’‘过来接我，这里都是石子。’我回答道。妈妈又说：‘世界充满了这种石子，你会很快发现这一点的。’”

一名美国士兵成了她父亲的朋友。由于他的名字发音太过拗口，因此在家中，他们就称呼他俄亥俄，这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他经常在晚上来到他们家，带着一大片白面包，然后留下来吃晚饭。对于战争，他能自言自语说上好久。对于法拉奇预备下一餐的仅有的那些面点，他也吃得所剩无几。当他走的时候，托斯卡摇着头，重新收拾厨房：“看，所有的美国人都给人们赠送食物，但是这个家伙，只带来一点面包屑，却来吞咽我们所有的食物。”当自己的丈夫将祖父的大怀表赠送给这个美国人的时候，托斯卡尤其生气。爱德华多十分钟爱这件家中珍品，但是当俄亥俄在离开之际将自己的手表送给他，郑重地说了一句“纪念俄亥俄”的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做，并对俄亥俄也说了一句“纪念佛罗伦萨”。多年之后，当奥莉娅娜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母亲对她说：“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俄亥俄，找到爸爸的那块大怀表，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在城市被解放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成了行动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主要负责工会活动。他是佛罗伦萨市民组织的奠基人之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担任《劳动自由》日报的主编。家中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行动党并投身到重建工作中：父亲、大伯布鲁诺、法拉奇家族和坎提尼家族的很多亲戚。他们的名字都被存在佛罗伦萨抵抗运动的档案中。在《高中生》中，还注册有奥莉娅娜的名字。她作为行动党的附属组织——意大利女子联合会的书记员在此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她在意大利军队退役。能够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斗，她感到十分自豪。当她得知，在退役的时候，她将会领到一万五千六百七十里拉的补贴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要用这笔钱做什么。事实上，她说，她只是尽了她的义务。她接受了这笔补贴，给自己和妹妹们买了新鞋子（家中没人穿过体面的鞋子，而父母并不想要体面的鞋子）。随后，她注册进入了行动党青年联合会，这也是她唯一加入的政党。“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党，完全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成员中并没有士兵。我相信我大概是里面唯一的士兵了。”在一次政治集会中，作为抵抗运动最年轻的代表，她被要求登上舞台，对着人群演讲。她身着一件红白格的小连衣裙。“我还记得那个麦克风和开场白：‘佛罗伦萨的人们，正在跟你们讲话的是一个小女孩！请你们听听我们年轻人的心声！’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完全处于惊呆了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