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个不苟言笑的家庭

“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相遇，我一无所知。唯一能够帮我解开出生谜团的，是我妈妈的一句话：全是那顶装满樱桃的帽子惹的祸。”在众多的家庭传奇故事中，这也是她从小最爱听的故事：一顶艳红的帽子，像一面旗帜一样，在经过妈妈的祖先和妈妈之后，成了法拉奇去世后才出版的一部小说的名字——《一顶装满樱桃的帽子》。其他的内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去试着猜测、想象。

那件事应该发生在1928年夏末，地点是佛罗伦萨的一条马路边。那一天，阳光依旧和煦而明媚，热情地邀请着人们走出家门来到户外。爱德华多·法拉奇此时二十四岁，兜里没有什么钱。他是一名手工雕刻工人，和父母住在一起。他梦想着有一天能移民到阿根廷，到那里去碰碰运气，在那儿发大财。他的个子不是很高，但有一张精致的方形面孔，湛蓝色的眼睛中，透露出小伙子的莽撞和冒失。托斯卡·坎提尼此时二十二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雕刻工人的女儿，没有母亲。从小她就被送去跟着两个女裁缝工作。她们俩十分喜欢这个小女孩，把她教导成了一位落落大方的小姐，甚至还给她找到了一位想将她带到巴黎做女舞伴的顾客。那天，托斯卡决定戴上那顶艳丽的帽子——那是一顶用红色水果装饰的帽子，将她凸出的颧骨和匀称的面庞凸显出来。“多么美丽的樱桃啊！”爱德华多献殷勤般说道。过了不久，在去莫莱罗山的一次远足之后，他们就有了奥莉娅娜。

“妈妈总是对我说，当她得知怀孕的时候，她并不想要我。在那个年代，人们都以服用泻盐来达到流产的目的。因此，她每个夜晚都服用泻盐，一直到怀孕的第四个月。但是一天晚上，当她正准备把装有泻盐的杯子送到嘴边的时候，我在她肚子里动了一下，仿佛在告诉她：我要出去！接着哗的一声，她把泻盐倒在了花瓶里。‘你就是这样才得以出生的。’她对我说。”事实上，托斯卡曾梦想过另外一种生活。她想出去看一下世界，拜访那些著名的艺术家们。在佛罗伦萨的艺术院，她有很多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奥拖内·罗萨伊，他还追求过她。“母亲说他是一个很‘健壮的男人’，相反的，我爸爸却长得很瘦小。”

当肚子越来越明显，已经无法隐瞒怀孕的时候，爱德华多领着托斯卡回家见了自己的父母。爱德华多的母亲贾科莫，是个因臭脾气而远近闻名的人。她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托斯卡，并极尽所能来排挤她。爱德华多的父亲安东尼奥很同情她，但是这只能让情况更加恶劣。托斯卡早早地就变成了家中的灰姑娘。“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妈妈一边哭着，一边搓着洗衣盆中的衣服。”这位睿智的母亲，却不得不成为家中所有人的奴隶，这些事深深地印在了奥莉娅娜的脑海中。在她的访谈中，她不止一次地回忆道，是母亲激励着她——要有理想，有抱负。“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我并不想像妈妈一样，我想为她雪耻。”1977年，当她获得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在感言中她这样说道：“我把这份荣誉献给妈妈，托斯卡·法拉奇，她没能上学，因为在她那个年代，穷人和妇女都不准上学读书，而妈妈既是穷人，也是女人。”

1929年6月29日，她出生了，被取名为奥莉娅娜。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她的父母虽然是穷人，却有着读书的热情，他们把她想象成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因此给她选了这个名字。托斯卡总是这样对她说：“你不像其他刚出生的小孩那样皮肤发红，身上还有皱纹。你的皮肤很白，摸着很光滑，美丽极了。而且，你从来不哭。所有的婴儿都会哭泣，但是你从不这样，总是沉默无声。看这儿，看那儿，你看着周围的物体还有我们，但依然沉默。事实上，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我开始害怕了。我害怕你因为没有声带而无法发声。我把你抱到了医生那儿，医生给你检查完，说道：‘不用担心，没问题。她会发声的。’然后他挠了一下你的脚底，你突然发出一阵大笑。”

在皮亚焦内路的家中，也就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大家都住在一起：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还有没嫁出去的姑姑们。在成年后，奥莉娅娜还记得家里的每个细枝末节。她把这里的一切都一一带走了：在纽约的彩绘家具，在佛罗伦萨家中父母的床和玻璃书房，乡下家中大厅摆放的桌子。从窗户中，可以看到整座城市。首先是布鲁内莱斯基设计建造的大圆穹顶和乔托·迪·邦多纳设计建造的钟楼，然后，远处是佛罗伦萨无数的房顶和桥梁。在一个房间里，有一张祖父的鞋匠桌，祖父用它给全家修鞋。奥莉娅娜经常出神地望着祖父好几个小时，并自愿地去帮他。她也学会了远离自己的祖母贾科莫，祖母总是怒气冲冲并且下手很重。奥莉娅娜把祖父安东尼奥的小房间视为自己的避难所：“爷爷十分慈祥，总是保护着我。在一个少有人微笑的家中，他总是面带笑容。”

在奥莉娅娜之后，有两个妹妹出生了。1932年，奈拉出生；1938年，保拉出生。很久后，在1964年，当女孩们都成年了，家中又收养了一个孤儿——伊丽莎贝塔。因家中没有男孩，爱德华多很快就把奥莉娅娜看作家中的男孩。“当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十分失望，因为我不是男孩。后来，他就带我去打猎。”他教她射击，总是把她带在自己的身边。当野鸟从田野中成群飞过的时候，就代表到了打野鸟的季节，父女两人从黎明时分就开始埋伏在猎人的棚屋中。多年之后，奥莉娅娜还记得每个细节。清晨寒风刺骨，两人的眼睛盯着天空，连续不断的低语仿佛风的飒飒声：“如果从左边飞过来，那就是我的。如果从右边飞过来，那就是你的。如果它们成群飞过来，那咱们俩就一块儿开枪。一，二，数到三的时候开枪。”“好的，爸爸！”

爱德华多·法拉奇是一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极其苛求。他把自己的长女培养成战士一样的女人，奥莉娅娜童年最生动具体的记忆就和这种严苛有关。那年她十五岁，正和父亲走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突然两个人被防空警报惊呆了。他们躲进了一座建筑物中。飞机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到震耳欲聋的程度。奥莉娅娜没有勇气去抱住父亲，她躲在一个角落中，蜷缩成一团。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她啜泣起来。突然，她挨了一记耳光，这令她无法呼吸。女孩不要哭——父亲一字一字地低声说道。在之后的日子里，奥莉娅娜经常谈到这件事，觉得自己是从那之后，开始尽量避免在公众面前哭泣的。通常在找到理由时，她还是会哭泣——“哭泣令人舒服，因为它可以驱散痛苦。”她这样说道。但是她很少在外人面前哭泣。

在她的人生中，另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是她的大伯布鲁诺·法拉奇，家中所有的人都叫他“多脑人”。布鲁诺是家中的知识分子，他所属的世界和他父母的世界相距甚远，他的世界是作家的世界。他同女作家吉安娜·曼奇尼结婚——吉安娜也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佛罗伦萨日报《民族报》文化版面的主编，还是《时代报》的总监。大伯是奥莉娅娜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他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托斯卡经常去他们家做清洁工，每次都带着自己的女儿。吉安娜·曼奇尼坐在沙发上，手里翻着一本书，同时抽着香烟，香烟上安着一个黑色的长烟嘴。时不时地，她伸出戴着钻戒的美丽手指，在装满都灵软巧克力糖的玻璃点心盒中拿一粒糖果。“如果你跟她要糖吃的话，你就死定了！”每次她们俩进门前，托斯卡都这样警告自己的女儿。后来，在一本书中，奥莉娅娜回忆道，当看到自己的伯母慵懒地剥开手中的巧克力，却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仿佛自己不存在时，那是何等的屈辱。三十年之后，从奥莉娅娜口中还是能感到她对那份歧视、那份委屈的苦涩感。然而，她也必须承认，伯母确实十分美丽。当她穿上衣服要出门的时候，奥莉娅娜注视着她，看着她戴上皮帽和毛领皮衣。吉安娜·曼奇尼的个子很高，也十分优雅，有着精致的面容和总是精心描画过的大眼睛。

在家中，没人喜欢吉安娜。奥莉娅娜还记得祖母贾科莫粗鲁地把自己儿媳带来的花束扔到桌子上，嘟囔着：“什么花不花的！还不如给我儿子钉几个衬衣扣子！”某一天，吉安娜·曼奇尼在跟奥莉娅娜和祖父安东尼奥散步的时候，突然跨上老桥的栏杆，威胁道：“爸爸，你看着，我要跳下去！我要跳下去！”祖父用手中的木棍敲着路面的砌石，不耐烦地说道：“跳吧，跳吧。你要快点跳，我还要带着我孙女回家呢。”1933年，吉安娜·曼奇尼离开了布鲁诺，搬到了罗马，彻底从奥莉娅娜的童年中消失了。与吉安娜有关的东西只留下了一件：书写圆形元音字母的优雅至极的笔迹。奥莉娅娜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下了她的笔迹，努力学着去模仿。她的签名——极具特色，并在某一天会闻名世界——就是如此诞生的。

对于她来说，关于童年的回忆，无非是有关贫穷的记忆。当时没有足够的食物，永远都是母亲假装自己不饿，把自己的那份食物分给女儿们吃。当奥莉娅娜被派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店员将身体探出柜台，以便更好地看到来买东西的小女孩。而此时她总是感到很羞耻，因为自己要买的东西实在是少得可怜：五十克奶酪，五十克果酱。“我们当时虽然很穷，但还是很有尊严。路上的人看到我们，根本看不出我们是穷人。我们穿得总是很好，很干净。我们有一个能干的妈妈，她会‘翻新旧衣服’，也就是把旧衣服的反面当作正面，重新做成一件新衣服。”爱德华多是一个出色的工匠，他对木材充满热情，家中摆满了他亲手制作的家具。但是他对于做生意没什么兴趣，家中也总是没有稳定的收入。“你们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父亲是一名艺术家。”托斯卡总是这样反复和女儿们说道。

从小时候开始，家中的一件家具就一直吸引着奥莉娅娜，那是一件从很久之前留传下来的神秘物品——一个古老的嫁妆箱，上面有精致的雕刻、狮爪支足和铁制手柄。在家中，所有人都称它为伊德布兰达的嫁妆箱。伊德布兰达是一个祖先的名字，人们说因为她是异教徒，所以最后被烧死了。奥莉娅娜坐在那里，注视着它，一坐就是数小时，边看边幻想着。一个恰当的时机，她打开了这个箱子，满足了她多年来的好奇心。箱子里装着这个家族的各种老古董，既混乱又充满神秘感。一本识字课本和一个算盘，一张法国医生的配方，一架无尾的诗琴，一个陶土烟斗，一副夹鼻眼镜，一份加泰罗尼亚护照，一枚古钱币，一面缝制的三色旗，拿破仑时期一名因为寒冷而死在俄国的士兵写的最后一封信。每一件物品都能激起她无穷的问题。当祖父母谈起这些物品的时候，她终于能够从这些满载承诺但支离破碎的片段中抓住线索：即使在疯人院，蒙特塞拉特还是演奏着他的诗琴；卡特里娜使用巴比特医生的处方，拯救了所有的城郊居民；乔巴塔从战争中归来，脸庞已被炮弹毁容。

后来，在1944年某个夜晚的一次轰炸中，这个嫁妆箱和家中其他的一切都被炸毁。奥莉娅娜一生都为这个损失而惋惜流泪。当她成年后，她请求父亲重新给自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嫁妆箱，并将它带到了自己在美国的公寓。一些信件——由一名自愿参加第一次意大利独立战争的前辈在库尔塔托内和蒙塔纳拉写就——因为奥莉娅娜把它们抄在了自己的课本上，得以留存下来。从那时开始，奥莉娅娜明白了每件物品都能够讲述，也都能够成为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只要人们学会倾听。

1934年，当爱德华多·法拉奇因为胸膜炎而病重的时候，家中境况更加捉襟见肘，他们全家搬到卡尔米内广场的一间地下室居住了一年。奥莉娅娜透过窗户和窗外的铁栅栏，注视着来往行人的脚步，以此为乐。父亲因为病重，变得十分虚弱，几乎整日待在床上。来探望他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加入法西斯党，这样可以帮他谋得一些生计，但是他并不想这样做。“我看着在床上的爸爸，他已经烧得很严重了。他边咳嗽边说：‘不，永远都不可能。’”在家中，所有的人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有一天，甚至连老安东尼奥也被逮捕了。“那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八岁了，他总是在街上和法西斯分子吵架。那天他喊道：‘墨索里尼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这样，他们逮捕了他，把他带到了法西斯审判处，将他关进了储藏室，准备审判他。奶奶去为爷爷辩护，但是没多久，他们也把她逮捕了。”

在这个家庭中，反抗强权一直是一种传统。奥莉娅娜总是用一种钦佩的语气谈起自己的外祖父——奥古斯托·坎提尼，他死于穷人医院，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她的外祖父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不去参加战争，他很早就做了逃兵。在他眼中，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争吵毫无意义。“其他的孩子们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崇拜氛围中成长，所有的人都经历了‘一战’的神圣洗礼。但是相反地，我听到的却总是关于作为逃兵的外公的故事。妈妈曾经自豪地说：‘我的父亲是“一战”的逃兵。’就像另外一个人说‘我的父亲是“一战”的英雄’一模一样。从小她就入神地听外公唱年轻时的革命歌：‘当我们还在一块儿，那就应该，打倒贵族，颁布新法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太阳不再闪耀，你们无论如何也将会被屠杀。’”

在爱德华多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注册成为社会党的一员。1923年，在同法西斯行动队的一次相遇中，他还负了伤。1929年，他开始同正义与自由的地下秘密印刷组织合作，并和城市中的其他反法西斯志士取得联系。托斯卡的想法和自己的丈夫一样，尽管她从来都不去参加公众集会。“对于妈妈来说，政治是男人的奢侈品。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来，让我们有吃的，让我们有地方抵御严寒，让我们能够学习，她是如此繁忙，以至于都没有时间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墨索里尼是坏人。但是对于她来说，他是坏人，这就足够了。”对于奥莉娅娜来说，爱德华多和托斯卡就是她心中最早的两位英雄，他们两个深深影响了她这一生和对勇敢这一概念的定义。“我非常幸运，能够由一对勇敢的父母抚养长大。他们无论是在实际行动中还是在精神品质上都十分的勇敢。爸爸是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而妈妈比起爸爸来也毫不逊色。”

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奥莉娅娜就长期被寄养在自己的姑姑丽娜家中，她的这位姑姑嫁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没有儿子。和她待在一起，奥莉娅娜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马尔米堡的度假生活，称呼她为小姐的女服务员，来自罗比吉利奥糕点店的糕点和茶饮。春天，姑姑让裁缝为她做了一套黑色天鹅绒长连衣裙，然后带着她去欣赏佛罗伦萨的五月演奏会。相反地，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姑父，因为他喜欢动手打人。此外，她的姑父还是一名法西斯党徒。“在他的卧室里有一根木棍，我一直不明白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它的用途。那天他带着这根棍子去了瓦尔达诺，回来的时候，棍子上已经沾满了血迹。‘知道这些血是谁的吗？’他跟我说，‘是药剂师的。我们给他好好上了一课。对这些玩意儿，我们会给他们好好地上一课。’我跑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他也把我的爸爸叫作‘玩意儿’。他相信那些玩意儿存在于民主中，存在于法国和英格兰！爸爸永远也不知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

1938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罗伦萨的路上随车队游行，奥莉娅娜也和姑姑一块儿去看了这场游行。路上全都是红色的百合花旗帜及黑色的纳粹党徽标志。乌云在空中集聚，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奥莉娅娜的童年也将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