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前世
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村又是穷社中突出的穷村。后来担任过凤阳县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副主任的吴庭美，当年在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任职，1979年12月20日他受命于陈庭元，入住小岗村做调研，写了《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曾这样描述：
小岗生产队，原是一个自然村，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犋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村同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一样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摆脱了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发展很快。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下中农成分的严家齐，当时全家6口人，3个劳力，1犋牛，种40多亩地，最多的一年收过30石稻(合6000斤)，6石小麦(合1500斤)，3石高粱(合600多斤)，30石山芋(折粮600斤)，2石多豆类(约合500多斤)，共92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人外流。人们把外流讨饭看做是极不光彩的事。
1955年办初级社时，这个村没办起来。1956年直接入了高级社，动员大家入社的干部说，你们是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景况还算不错。全队收了165000斤粮食。平均每人600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40000多斤都卖给了国家。这40000多斤粮食是小岗生产队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间最后一次向国家做的贡献。
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在“辩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谁要是说个“不”字，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佃农都要被大批一通，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从此，政治上鸦雀无声，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年冬天小岗队就开始吃供应粮了。
1958年在农村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小岗也都发生过。生产上的瞎指挥相当厉害，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打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20多年前被抛荒的芋峰岭上的山芋垅至今还留在那里。“五风”越刮越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犋半牛，耕种100多亩土地。据统计，在这3年中纯属饿死的(也叫做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6户。有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满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很多人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寒而颤，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党取得政权十几年后会出现那种惨状。
“十年内乱”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尽管如此，还是照批“资本主义”。社员严金昌，全家7口人，1975年在家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得好，未让小孩乱摘。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2头肥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得到的这些钱，主要是到小市场买点粮食养家糊口，免得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到江浙一带农村去“查户口”(此地把外出讨饭叫“查户口”，也叫数门头)。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是，他在小岗这个“户户外流，年年外流”的生产队的确是“冒了尖”。所以在当时那种“富则修，穷光荣”“一切共同”理论的指导下，严金昌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皖东通讯》还对此事做了报道。严金昌也险些被戴上“暴发户分子”的帽子。他气愤地说：“都喝西北风，就平均了。”对这句话，当时有些人认为严金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气焰嚣张”。但它说明“平均主义”在这样穷的地方是十分盛行的。在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小岗确实达到了“平均”：这就是全队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一律讨过饭。
小岗生产队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大家又都共同外流讨饭，在阶级关系上应该说没有多大对立。但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年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乱批乱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11个年头，县、区、社、大队有38人次到这里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的1个人，最多的18人。每期工作队、宣传队都首先大抓一通“阶级斗争”，总是支持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总之，不能离“纲”、偏“线”，不能停止斗争，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有15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了这里的规律。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小岗生产队尽管遭到错误路线如此摧残，但是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还是充满感激之情。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凭良心，这些年也亏着政府。”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62年到1978年17年中，全队每年分配的口粮每人只有一二百斤，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支持。从高级社以来，国家给这个队贷款15632.28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1966年到1978年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有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000斤，占这13年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给生救款、社救款15000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供应各类种子65000多斤。现有的10头牛，没有一头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这几句话用在这里是最贴切不过了。群众对政府的救济和支持，始终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但是，他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又总是感慨不已。不少老社员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到长庄稼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有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许啊！”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既有感激又有苦衷。过去的20多年，小岗生产队群众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度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