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逻辑起点
正是因为小岗村有这样的前世,刚刚允许他们“联产计酬”,搞“大包干到组”时,他们就偷偷地“包干到户”,把“大包干”彻底包到底!
1978年秋,种麦之前,只有20户、115人的小岗村,根据上面的规定,先是分成两个作业组。麦子刚种齐,各作业组内部又“捣”了起来。队领导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要求再分组。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破例同意小岗分成4个组。谁知4个组刚分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都闹了起来。其原因是组越小,劳动中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利益冲突更直接。十多天后,队里便瞒着公社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作业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看一看各组的构成就知道了。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前面是父子,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齐、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但就是这样的父子组、兄弟组,大家还是不能合作共生产,一干活,都是讲自己吃了亏,有的互相不理睬,组内吵闹、打骂现象时常发生。到了10月底,又是“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队会计,3人组成新的队领导班子。
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1983年《瞭望》试刊号上曾发表《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是这么记录这段历史的:
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年轻人在焦急地寻找新门路。他们请教从“五风”中幸存下来的三老汉之一的关庭珠,他说:“六一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刚上任的副队长严宏昌黑眼珠子一亮:“对,那叫‘责任田’,同‘大包干’差不多,一竿子包到户。”队长严俊昌说:“咱们就套着包干到组的办法,搞个包干到户不行吗!”关庭珠老汉吧嗒着嘴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呀!”身材瘦小,带着一股冲劲的严宏昌,是个初中毕业生,小岗人中唯一的文化人。他满不在乎地说:“咱小岗已经穷的没有门了,只要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为啥不准干?”“你年轻啊,才当干部,不懂上面的规矩啊!”老汉拧着眉毛说。严宏昌闷头吸两口烟,灵机一动:“咳!人家别的公社能走了‘大包干到组’的第一步,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走第二步?”这句话提醒了耿直的严俊昌:“这倒是个办法,只要社员一致同意,就偷着干,出了事,咱们几个顶着,撤职、处分都行,只要能增产,总不能开除咱们的社籍吧!”他们就这样拿定了主意。
1978年11月24日晚饭后,黑黢黢的夜刮着黑黢黢的风,因为寒潮来了,风有些刺骨,小岗村全队社员,悄悄地来到严立华家,一家一个户主,除严国昌、关友德外出要饭没有回来外,其余18户,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3户队干部,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关友申、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美昌、严付昌、严家齐、严国品15户社员都来了。
严俊昌在社员大会上说:“全县都搞‘大包干到组’,咱们干脆‘大包干到户’,土地、耕牛、大农具是集体的,承包到户,保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一亮,像一瓢水倒进油锅里,立刻炸响了!会场上一片沸腾:“行!”“干!”
严宏昌站起来说:“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干!但是要有个协议:第一,我们是‘明组暗户’,偷着干,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对外人讲,谁讲谁不是人。第二,每年午秋二季交粮油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谁也不准装孬种。谁装孬,大家一起上他门上扒,不要让我们干部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我们就立字据,捺手印,分开干!”
大家齐声说:“同意。我们捺手印。”
老农严家芝小声说:“万一被上面发现了,队干部要是去蹲班房了,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里瞬间沉寂下来。
老农关廷珠说:“到时候队干部要真是为这事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对对对!就这么干!”大家齐声说。
严立华家没有纸,昏暗的油灯下,严宏昌将抽空的“淮北”烟盒拆开,想在上面写。生产队的记工员严立富说:“烟纸太小了,我回家拿纸。”严立付就住在严立华的西边,出了门,一会儿工夫就拿来一张白纸。严宏昌奋笔疾书,在纸上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
严宏昌先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落款是全体20个户主的名字。严宏昌、严立学、韩国云三人私章是随身带的,就当场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上了私章,其他人都是郑重地捺手印。在外要饭的严国昌是由大儿子严立坤代捺的。同样在外要饭的关友德,严宏昌开始请他的亲哥关友章代捺,关友章说:“要是领救济款,我就代他捺了,这可能是要坐牢的事情,我不便代。”当时有些冷场,严宏昌走到关廷珠面前说:“我叔,你代友德捺一下吧。”关廷珠是关友德的亲叔子,什么也没说,蘸了印油,捺了。这份材料现存于国家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因为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是18个人,这份材料就被称作“十八颗红手印”,被誉为“生死印”。按手印的时间取1978年11月24日晚,是因为严宏昌回忆说,按手印的第三天,他到小溪河去赶集,看见供销社商店里挂着的手撕日历牌子上显示的是11月26日。由此倒推,按手印的时间是11月24日晚。至此,小岗人开始了分田到户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当代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中国改革的新进程。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契合了历史,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历史闪光点,40年来历久弥新,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