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为何要求转专业
孔子把人分两类，君子和小人，崇尚君子，贬斥小人。被孔子骂为小人的弟子，只有樊迟一个。原因很单纯，因为樊迟想从政法大学转学到农业大学。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孔子的老毛病又犯了，还是人走后，在背后骂人，讲自己的道理。后边将会看到，这与宰予辩论的情形如出一辙。宰予和樊迟都是学生，孔子与他们具有师生关系，或者说上下级的关系，当面训斥他们，把话说明，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什么不好呢？
鲍鹏山先生这样评价：这个樊迟，脑子确实有点儿问题，到孔子这样一伟大思想家、大道德家那里求学，却去学种田种菜，不是太荒唐了吗？这个樊迟，他简直是花了大血本，买来火箭去打蚊子。当今的文化超男易中天也说，樊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提出要学习种庄稼(1)。
樊迟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为什么他会提出想学农业科学呢？
问题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让我慢慢道来。
首先要搞清楚，樊迟并没有难为老师，专门问夫子知识结构中的弱项。他也清楚，论种庄稼，自己的老师不如老农；论种蔬菜，自己的老师又不如菜农。樊迟并不是向老师讨教农业的知识，凡向老师讨教，都是“问什么”，诸如“问仁”、“问政”等。樊迟提出“请学稼”，“请”字在上古汉语作“请求对方允许自己做什么事”，他实际上是想告诉老师自己的学习兴趣变了，希望得到老师的理解，允许他去学农业。所以孔子的反应，就有些情绪激动，好像樊迟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在挑自己的弱项。
孔子对樊迟的情绪，还来自他的价值观念。“文革”时期批孔子，其中一个罪状就是，他主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话不是孔子自己说的，是后人对他的概括。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在整部《论语》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别人向孔子“问这问那”，而问得最多的问题是“问政”。同时，令人困惑的是，没有一个人“问学”，问如何读书。概括孔子的教育理想，读书是手段，从政是目的，也就是说：
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孔子提倡读《诗经》，见了自己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学习《诗经》了吗？不学习就不能把话说好。”然而，学习《诗经》是手段，目的则是提高外交辞令，否则，即使把三百篇都背下来了，那又有什么用呢(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从政、做官是孔子的教育目的，也是他人生的第一追求。他是一位文化巨匠，然而这是在他官场失意，对政治绝望以后，才退而编《春秋》，修诗书礼乐(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樊迟出去以后，孔子嘴里嘀咕：搞政治，哪需要农业知识？今天，人人都应该看出夫子的局限性。那个时代，还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的行业，软件开发啦，通信设备啦，这些那个时代都没有，农业生产几乎是唯一的社会生产活动。不是“民以食为天”嘛，把“天上的事情”搞清楚了，不是更有利于管好“地”吗？难道，农业生产与政治的关系，不比天天背《诗经》更重要吗？农业生产出了问题，天下肯定乱；然而不背《诗经》，顶多少知道点儿草虫鸟兽之名，社会多了几个文盲而已。
其实，樊迟是很善于思考，善于问问题的。孔子是不轻易夸人的，还情不自禁地夸樊迟会问问题。一次樊迟陪老师出游舞雩台，一连问了三个问题：“我大胆地问一问，如何才能提高品德、消除邪念、辨清迷惑(敢问崇德、修慝、辨惑《论语·颜渊》)。”孔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善哉问！”然后则谆谆教导，“先努力做，后考虑得，不就是提高品德吗？批判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缺点，不就是消除内心的恶吗？一时气愤，就忘掉自身安危，甚至连累自己的父母，不就是迷惑吗(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还是孔子的一个少有的学习态度认真的学生，不清楚的问题，一定要弄个明白。别的学生觉得已经清楚了，或者不敢问下去，樊迟则不会放过。这样，孔子想发表自己高见的话，就诱导樊迟来问。据《论语·为政》，一次孟懿子向孔子问孝，则答以“无违”。孟懿子一定觉得自己清楚了，不就是听父母的话，做一个乖乖孩吗？对方不再问，孔子也就不再说了，然而孔子显然觉察出孟懿子很可能错会了自己的意思，因此就把与孟懿子的对话转述给了樊迟，樊迟则接着问：“您说的‘无违’是啥意思？”孔子这才告诉他谜底：“父母活着的时候，按照礼节来侍奉父母；去世后，按照礼节来安葬，来祭祀他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啊，原来孔子说的“无违”并不是简单听父母的话，而是按照礼仪来对待他们。这谁能想得到呢？如果不是樊迟这一问，估计孔子的话到现在还被人误解，岂止一个孟懿子！
一个善于思考、态度认真的学生，一定会发现孔子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孔子的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一致性，稳定性，很多解释，都是对当时当地的即兴发挥，甚至还带着个人的情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司马牛问仁：
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论语·颜渊》也有这个记载，只是少了上面的第一句话。孔子本来就不待见爱说话的人，加上司马牛说话又不经过脑子，孔子的反感可以理解的。“讱”，话语迟缓。司马牛被老师的答案搞得一团雾水，“难道说话迟缓就是仁者吗？”那世界上的结巴不就是大仁之士吗？孔子的解释更不靠谱，“做起来都很困难，说话能不迟缓一些吗？”这都是哪跟哪呀！做事困难，先说出来，多征求别人的意见，难道就有害吗？孔子的回答带着对司马牛的强烈的反感情绪，甚至都有点儿不负责任。
孔子是个伟人，创办私立学校，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业绩。那时，中央没有教育部，下面没有教育局，没有统编教材，没有教学大纲，更没有标准答案，孔子具有超人的睿智、洞察力，他把自己对人生经验的哲思告诉学生。这就自然带来一个问题：同样一个问题，答案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在孔子学院学习，如果一个学生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不是糊涂，就是在欺骗自己。像樊迟这样态度认真、善于思考的学生，对老师的教学，不会不感觉到困惑，不会没有疑问。
向孔子“问政”的人最多，孔子每次都有不同的答案。比如：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
孔子的话，应该说都对，都是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是不同的人问，答案不一致，问题不大。上面的子贡、子张和齐景公，一定会有潘长江见姚明的感觉：“高，实在是高！”然而，同样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答案不一致，问题就严重了。这突出地发生在樊迟身上。在短短一篇《论语》中，就记载樊迟向老师“问仁”三次，“问知”两次，而且有两次是两个同样的问题一起问。请看有关的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公冶长》)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樊迟问同样的问题，得到老师的答案全然不一样。所以，“樊迟未达”一点儿都不奇怪。更严重的是，老师的答案内容有些张冠李戴，或者说错乱。老师反复解释，樊迟还是不理解，又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来问子夏，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鲁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这显然是鲁哀公“问政”的答案，是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如何行事才能让老百姓信服？而且你还必须有人事权，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跟樊迟这个学生说这样的话，真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子夏的话，看似有道理，也是为老师辩解，有拍马屁的嫌疑。樊迟所关心的是如何成为仁，子夏回答的是，如何选贤能之士，让不仁的人离开。结果，不还是仁者是仁者，不仁者还是不仁者吗？并没有回答樊迟的问题：什么是仁？如何才能成为“仁”？
有一点值得注意，樊迟也看出从老师那里得不到满意的回答，连问两次，还是一头雾水，就又去问自己的同学子夏。樊迟大概从这件事上看出，这个学校的教师水准和学生素质。这可能是他提出改专业的直接原因之一。
那么，同样一个问题，樊迟为什么会问那么多次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确实不解，想弄清楚。但是也不排斥另外一种可能，樊迟已经发现了孔子教学上的问题，他故意问同样的问题，看看你老师的反应。也就是说，樊迟是个闷淘气，在捉弄自己的老师。孔子果不其然，在樊迟面前暴露了他教学上的弱点。
樊迟的专业技能也很了得。他给老师驾车，那次孔子游舞雩台，就是樊迟做司机。给孔子驾车，就相当于今天部长的专业司机那样，荣耀而有身份。可不是今天赶马车的，“御”可是那时的六种专业技能之一。
樊迟要从孔子的政法大学转到农业大学，折射出的问题并不简单，暴露了孔子教育中的一些明显缺陷：
孔子的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稳定性、一致性，让学生困惑不解。教学中的核心问题，老师说不清楚，学生更是觉得云山雾罩。在樊迟看来，与其学这些不切实际、大而无当的理论，还不如去学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即使孔子只讲政治，樊迟提出学农业，也不该骂樊迟为小人。子贡向孔子问政，孔子你不是把“足食”放在第一位的吗？中国当代伟人邓小平，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嘛，搞好政治的第一要事，就是解决老百姓的菜篮子问题。那么，如何“足食”，就是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这是孔子知识上的一个盲点。如果孔子真正意识到樊迟所提问题的重要性，送他出国留学，然后任命他为孔子学院的农业系的主任，那么中国一所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学就真正建立啦！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也不会发生那么多灾难啦。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孔子。
孔子对从事农业是有偏见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至于在周游列国时出现那幕尴尬场景。《论语·微子》记载，一次子路掉队了，遇到一位老人问：“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老人把木杖插在地上，开始除草，没再搭理子路。老人的话里透露出，他见到了孔子，但不承认他是“老师(夫子)”，因为他不仅不从事劳动，连最基本的农业知识都没有，麦子和谷子都分不清楚。老人的话也许有些局限性，但是孔子对从事农业的态度也是值得反思的，在农业社会里，懂点儿农业知识，应该是一个公民的必要知识，更不要说一个政治家了。
对樊迟要转专业这件事，后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持批评的态度。比如鲍鹏山先生认为，这个樊迟也太不会“善假于物”啦，面对孔子这样一位大圣人，不去问如何修养道德，如何做学问，如何治国平天下，却去学种菜种地。要知道，我们对孔子的崇拜，跟樊迟对老师的体验，可能大相径庭。俗话说，距离产生美，相隔几千年的时空，几千年的宣传，孔子在人们心中已经被神圣化了。可是，樊迟天天看到自己的老师，老师对同样问题的答案前后不一致，学生有困惑，老师也不能解释清楚。特别是，樊迟还是老师的专职司机，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没有觉得跟普通人有什么两样。用个现在的比喻：那些高官，你能看到的是他西装革履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电视里被前呼后拥地视察工作，当然我们普通人会对这些高官产生敬畏心理，人家多牛！可是，假如你是这些高官的司机，感受就大不一样，可能看到袜子穿不好，早上不能按时起床，来不及刷牙，就匆匆忙忙坐车往单位赶。见了这些高官，你还会觉得他们高吗？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存在一个普遍现象，专职司机往往得到高官的特殊照顾，因为他们啥短处都被这些司机看在眼里，啥秘密都瞒不过这些司机，你不对司机好一点儿，他们指不定哪天把你的事抖搂出去。樊迟这个专职司机，零距离看孔子，可能与我们今天的观感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孔子在当时没有人把他奉为圣人，只见他到处碰壁，到处受人挤兑，狼狈不堪。
樊迟要转专业，透露出孔子学院的办学危机。那么，冉有干脆要退学，更折射出问题的严重性。请看下一章《冉有为何要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