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去的恭王府
咸丰元年（1851年），道光帝第六子奕䜣被封为恭亲王——这是清朝封建等级阶梯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他也得以在次年搬入什刹海边的王府。为迎接第三代主人，这座府邸的中路礼仪殿堂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力求遵循顺治九年（1652年）定下的府建规制：“亲王府，基高十尺，外周围墙。正门广五间，启门三。正殿，广七间，前墀周围石栏。左右翼楼，各广九间。后殿，广五间。寝室二重，各广五间。后楼一重，上下各广七间。自后殿至楼，左右均列广庑正门、殿、寝，均绿色琉璃瓦。后楼、翼楼、旁庑，均本色简瓦。正殿上安螭吻、压脊仙人，以次，凡七种；余房，用五种。凡有正房、正楼门柱，均红青油饰。每门，金钉六十有三。梁柱帖金，绘画五爪云龙及各色花草。正殿中设座，高八尺，广十有一尺，修九尺，基高尺有五寸，朱裸彩绘五色云龙，座后屏三开，上绘金云龙，均五爪。雕刻龙首有禁。凡旁庑楼屋，均丹朱户。其府库、仓焦、厨即及抵候各执事房屋，随宜建置于左右，门往黑油，屋均板瓦。”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是谷长江，他们在2004年考古发掘银安殿时在遗址中发现一块砖，上面有“王府足制”字样，这说明当年中路正殿是由1852年恭亲王分府时重建，正门到神殿的屋顶改以绿琉璃瓦覆盖。只是，由于三路格局在和珅时期就已形成，中路院宽难以布置亲王府应有的七间正殿，恭王府只好沿用旧基的五间。
同治四年（1865年）的几张“样式雷”恭王府及其花园图，所绘图景也最接近恭王府历史上的黄金时期。1861年到1874年，即“同治中兴”的十几年，恭亲王协助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他本人被任命为议政王总揽朝政，推行“洋务运动”，享双份俸禄，达到其个人权力和声望的顶峰。这一时期，恭亲王在这里主持国家的重要仪式，恭王府成为实际上的政府所在地。北京市古建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仁认为，这几张“样式雷”图正是这一时期大修工程的设计图，重点是改造了花园。
2004年启动的恭王府大修历时4年多，这也是自150年前恭亲王分府以来的第一次。“问题是，要恢复到哪一时期的恭王府？”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形容，“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恭王府已走过230多年历史，就像一个人，走过少年、青年、中年、晚年，每段历史都叠加其中，不是一个静态的点。争论的结果，复建的主线还是定在恭亲王中期的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恭王府和其主人的最后一个极盛时期，“作为清代王府的样本”。
恭亲王奕䜣已经是这座王府的第三位主人。可以考证的第一位主人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当时和珅大兴土木、逾制修建，虽不称王府，但宅第的精美富丽不亚于王府，奠定了今日恭王府的规模。在这里，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迎娶了乾隆之女和孝公主，所居东部宅院依公主府规制进行改建，此次在乐道堂内檐发现了只有公主能用的凤和玺彩画，验证了这点。乾隆驾崩后，嘉庆宣布和珅二十条罪状，赐其自尽，宅中所抄家产相当于清廷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后来，和珅宅归“爱豪宅不爱江山”的庆郡王永璘所有，与和孝公主各享半座宅第。生性闲散的永璘并未对旧宅做什么大改动，以至于对里面的很多逾制之物也熟视无睹，他死后被举报有毗卢帽门口4座，太平缸54口，铜路灯36对，幸得嘉庆皇帝袒护，“为和珅旧物”。永璘死后，按清制“世袭递降”，宅子被收回，直到迎来恭亲王奕䜣。
恭亲王辉煌之后，恭王府也如抛物线从顶点逐步下滑。因“铁帽子王”奕䜣享有“世袭罔替”制度，长孙“小恭王”溥伟和其同父异母弟弟溥儒成为这座王府的最后一代主人。此后清朝灭亡，一代王府变为天主教堂、辅仁大学校舍，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联研究室等8个单位、200多户占据，每一个进入者都按照自己的使用功能需要进行改造。等到2003年，这座昔日的王府已经面目全非。“就像一个人骨骼还在，但已被毁容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师陈彤形容。
“90年前被大火烧毁的银安殿所在地是各种私搭乱建的临时房屋。音乐学院附中建的两座小楼突兀地立在建筑群前方。建筑外观被改建或破损，室内装修几乎全部改变，外檐彩画全部被覆盖，墙壁上绘上了《红楼梦》彩画，甚至还有‘文革’标语……”谷长江回忆。那一天，他陪同谷牧和李岚清同来，看到多福轩里艺术研究院录音室迁走后的一片狼藉，谷牧忍不住拍了桌子。自1978年起，谷牧就一直为恭王府的腾退和开放事宜而奔波。重建恭王府是周总理去世前对他的三大嘱托之一，其他两件事是建设国家图书馆和琉璃厂。到2003年，历时近30年的恭王府腾退渐入尾声，但历史只剩下一些蛛丝马迹。
多重历史覆盖下的恭王府大修更像是一次考古发掘——对仅存的蛛丝马迹解剖、辨别、选择，拼贴出这座王府150年前的黄金时代概貌，而更多的历史拼图仍在找寻之中。
第一块拼图
“恭王府的周围也都是王府。西边是涛贝勒府、庆王府，东边是罗王府，河对岸是醇亲王府，还有很多清朝大臣、文人墨客等的宅第，包括翁同龢也住在这儿。”恭王府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吴杰说，什刹海一带拥有北京内城一片难得的宽广水域，因此形成了清末王府的聚集地。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究竟在北京建立了多少王府，没有一个准确的记载，其原因首先是清朝的封爵制度有“世袭罔替”和“世袭递降”之别，决定了一部分王府的不稳定性和变更性。某些王府主人的封爵一旦达不到资格，就必须另行分府，于是一座王府会出现多个名称。其次是历史的变迁和王府的衰败，造成了文献记载的缺失。有的学者认为，整个清朝大概有百余座王府。伴随着清朝的灭亡，这百余座王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可以进行统计的有六十余座。
恭王府的命运，是北京王府的一个缩影。谷长江他们曾在2003年对北京现存的王府进行了系统考察，他发现，能够留下较深印象的不过十余座了。“醇亲王府府邸现为国家某机关办公用地，克勤郡王府现为一座小学，虽然保存基本完整，维修保护也不错，但被挪作他用。郑王府府邸各个殿堂之间的广场，已建造了许多家属宿舍楼，现代宿舍楼夹杂着王府殿堂，被学者称为‘套中’的王府。像这样的王府虽然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但难以看到完整的规制。而位于定阜大街的庆王府目前尚保存有造型别致的‘绣楼’，但整个王府中住了600多户居民，连绣楼里也是住户，日渐破败。”
“到目前为止，能够对外部分开放的只有恭王府一座。也是唯一可能作为北京王府样本的了。”谷长江叹息，如果不是周总理和谷牧长期奔走，连这也是无法想象的。在8年努力之后，后花园终于在1988年向游客开放。“为了赶在亚运会前，中央要求我们以园养园，那年我们的门票是5元，在当时相当贵了，仅次于故宫。”吴杰说，那时花园是按照《红楼梦》主题来策划的，红楼梦学会就在其中，“大观园”的想象为它附加了多重意象。
昔日王府府邸里的新住户“有文化”，但是穷。“文化单位房子紧张，本来就没房子住，前脚让这家搬走了，马上就会有人跳窗户撬锁，夹着被窝卷又住进去。”吴杰说。就这么“前搬后占”，200多户居民直到1999年才搬走。
最后搬走的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那是2005年底，恭王府管理中心终于拆除了古建筑前的两座小楼，历时30年的腾退大功告成，“资金花费足有四五个亿”。
“侯仁之先生曾说，北京的明珠是什刹海，什刹海的明珠是恭王府。为什么恭王府是明珠上的明珠？”吴杰认为，恭王府不仅是北京王府的孤本，它还经历了由私宅改为王府的历程，几位主人也都在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着比其他王府更多的附加价值。
除了几张“样式雷”图之外，恭王府似乎没有在官方资料里留下太多记载。官方主要记载故宫和皇帝的活动，不包括各个王府，而普通人又很难进入王府一窥究竟，复建依据到哪里去寻找呢？
“有原始依据的，按照原始依据修缮；没有原始依据的，按最接近的历史依据进行修缮；既无原始依据又无历史依据的，在专家指导下修缮；专家也吃不准的，按现状保护性修缮。”面对匮乏的史料，谷长江定下大修基调。
恭王府的第一块拼图来自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是1937年5月31日到6月3日中国营造学社到恭王府的考察。为什么说这一时期重要呢？”恭王府管理中心专家组组长孔祥星说，“因为再过一个月，日本就要全面侵占北平，进入恭王府；而1937年也是恭王府要变为辅仁大学女子学院校舍的那一年。营造学社考察是对王府原貌的最后一瞥。”
孔祥星与梁思成的孙子私交很好，曾拜托对方：“能否通过你奶奶林洙找一下这些图？”当时主管清华建筑系资料室的林洙找到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对当时恭王府的实测图10份，还有1947年的实测图16份，涉及王府的各个关键部分。只可惜，所有图纸皆是草图，充满杂乱的曲线和难解的图形。
当时负责具体测绘的莫宗江和刘致平均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我上学的时候还经常看到莫先生在清华骑自行车的身影呢。我们显然慢了一步。”参与大修设计的陈彤说。
零星的恭王府记载来自国外。谷长江说，因为那时候恭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展洋务运动，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多进入王府。有关恭王府最早的系统记载就是在德国波恩找到的，1940年辅仁大学主办的《华裔学志》刊登了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洪舜和美国汉学家凯茨对整个王府府邸、花园进行实地考察后的论文，并拍摄了数十幅照片。现在《华裔学志》已迁至德国，孔祥星通过德国大使馆找到1940年那期杂志，陈洪舜的女儿陈岚得知后，捐赠了当时的65幅照片，成为最有力的原始依据。
昨日重现？
恭王府的气派在中路院落的宫门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两尊巨大的石狮子蹲在雕花的石座上，虎视眈眈地守卫着王府的府邸。前门的屋顶覆盖着绿色的琉璃瓦——这种颜色的琉璃瓦是亲王身份的最显著象征，皇帝留给自己用的是黄色和蓝色的琉璃瓦。
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郭黛姮教授2003年底来到恭王府的时候，被这最后的王府气象震撼了。但一进了府门，就是空旷的院子，长满了荒草。这儿曾是富丽堂皇的恭王府正殿——银安殿及其配殿的所在地，这一礼仪性场所里浓缩了王府的威仪，只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打开。但就在清朝灭亡不久后的1916年元宵节，它们全都毁于一场大火。人们只能从《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中想象出一点当时的情景：“正殿中设座，高八尺，广十有一尺，修九尺。基座高尺有五寸，朱须彩绘五色云龙。座后屏三开。上绘金云龙均五爪，雕刻龙首有禁。”
“根据《文物保护法》，全毁建筑不再复建。但恭王府其他建筑还在，缺少了正殿怎么行？”在谷长江的坚持下，国家文物局同意复建。
“但我们有的只是这堆废墟。”郭黛姮说，既找不到见过银安殿的人，也找不到一张照片，有限的史料中，也缺乏对此殿的详细记载。
仅凭“样式雷”平面图是无法推断立面具体数据的。2004年冬天，北京考古研究所首次开掘了火场遗墟——银安殿及其配殿遗址。位于殿内前部的一排柱础遗址，更标识出“和府”到“恭王府”的一个变迁——由于扩建，原来的柱子被向外移动了。“王府足制”字样的砖、根据回填土色确定的磉墩位置，则解决了复建的许多基本问题，如殿的大小、结构等。
经过考古，可以算出大殿“身体”的数据，但大殿的顶是什么样子呢？有的古建筑专家依据考古发掘，认为柱子位置偏向山墙，由此屋顶应是“硬山顶”样式。郭黛姮则认为，由历史依据看，恭王府为亲王等级的文物建筑，应使用亲王等级的“歇山顶”。她以前曾带着学生测绘过大量古建，发现颐和园的一些歇山顶建筑，因台基小，柱位偏山墙。歇山样式由此确定。
如今的银安殿至少在形制上还原了王府盛时的气象：正殿采用歇山顶、五踩斗拱，绿色琉璃瓦衬托着屋脊上的吻兽；配殿用灰筒瓦，三踩斗拱；耳房为双卷勾连搭，一斗三升斗拱。
其实，恭王府内最早开始修缮的不是正殿，而是多福轩。多福轩位于恭王府东路，曾是和孝公主的居所、恭亲王的会客厅。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恭亲王奕
就在此处与英法代表谈判，多福轩见证了《北京条约》的签订始末。因其特殊的历史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为其修复拨款5万美元，恭王府管理中心2003年10月委托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进行设计。
此处为何叫“多福轩”呢？孔祥星说，当时有人提出，“因为满屋贴满了福字”，甚至找专家论证福字怎么贴。一开始的设计延续了当时一门四窗的格局，但有一个疑点：中间开间两扇大门旁边两个窗户用的木材与别的地方不一样，质地、做工都比其他地方差很多。“难道是恭亲王时期的豆腐渣工程？”想想不对，“王府里明面儿上的工程，怎么可能？”
孔祥星想，这里后来用作辅仁大学的图书馆，是公共场所，应该有照片留下。去对面辅仁大学查找，果然找到一张当年的图书馆内景图，又对照1937年的实测图发现，有两个开间原来是门，后来是艺术研究院改建录音室时为采光需要改的。而“多福轩”里根本就不是贴满了福字，而是挂着多幅“福寿”大匾。这恰与溥仪的七叔载涛在《清末贵族生活》一文中提及的景象吻合：“进二门后，中为穿堂客厅，所谓穿堂者，正中有绿油屏门四扇，无事不开……横楣上方，例挂御笔匾额及福、寿字……”
更多谜题
清代以东为上，西路的建筑是恭王府中最僻静的地方，也隐藏着主人最隐秘的心思。王世仁对此有透彻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和珅居住的西路，表面上看是休闲居住的宅院，有抄手游廊、垂花门、什锦灯窗、竹木花卉等。但正厅为七间，台基高二尺八寸（约87.5厘米），与东路公主前厅（多福轩）相同；同时，明间的面阔与柱高和中路大殿一致。厅前设月台，用石雕须弥座，柱顶用石雕鼓座，厅内仿宁寿宫乐寿堂设‘周制’仙楼。而且西路房屋，包括厢房、围房，都用雕花屋脊，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东路。”他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和珅建府时，在典章与富足之间选择的心态。
和绅的罪状中也写得清楚，第十三条称：“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这座“楠木房屋”指的就是西路的锡晋斋。史载，锡晋斋内部构件均为金丝楠木，金砖墁地，外看为一层，但实为两层，精巧异常。陈彤认为，这是恭王府里最有价值的房子。2004年10月，陈彤第一次来到恭王府，就被这里吸引住了。当时，锡晋斋被改建成会客室，会议桌、沙发椅、吊灯，一派现代风格。但透过落满灰尘的窗户，嵌紫檀雕花隔扇虽有残损，仍不掩其精致。
“莲花瓣状的柱础，与故宫内乾隆晚年居住的‘倦勤斋’一模一样。地面的花斑石，只有宁寿宫才有。平面形制上，锡晋斋也很特别，五开间楠木殿，有歇山顶的抱厦，比颐和园七开间的乐寿堂还要复杂。而它二层仙楼的复廊也比乐寿堂的单廊精巧。这对于它的主人和珅而言，都是‘逾制’的。”陈彤说，说这座房子的蓝图是宁寿宫，并没有冤枉和珅。
根据仅有的历史照片与现状比对，锡晋斋恢复了原有的大致格局。“把后来建的两座楼梯拆掉，重新按原来的照片恢复了西边的单跑楼梯。但东部的“L”形楼梯没有恢复，因为它要跟整体装修结合，这个楼梯原是环绕宝床的，四周还有花罩，现在其他装饰没有了，一个楼梯很突兀。”
与锡晋斋相比，水法楼的谜题更多。水法楼位于160余米长的二层后罩楼西侧，《华裔学志》中，将其形容为“小迷宫”：“假山上有缸，缸内有水，水流下来，有池子盛之。”陈彤描述，水法楼两层之间抽去隔板，倚靠着一面墙的假山与墙上图画浑然一体，实景入画，画如实景。从假山的“山径”走上去，可以由一楼直到二楼。假山上水缸的水涓涓流淌，在“山下”汇成池，池中还有游鱼。陈彤说，这是国内唯一的室内水法园林实例，可惜毁于辅仁大学入驻后，一切只能依据零星文字去想象。
“如果要做，我认为要做成‘可识别可逆’的，将来有人发现水法楼的更多资料，还能将我们修的东西拆了重来。”郭黛姮认为，在目前水法楼室内依据不足时，宁可不做。
最让陈彤兴奋的是，重修恭王府让他有机会到古建筑顶子里去看，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那些还没被抹去的隐秘细节。“就像身处案发现场，给一个人做解剖，论证一个千古谜案”。
他觉得，古建筑有两种意义上的损毁，一是物理上的，梁架腐朽，房屋坍塌；二是文化意义上的，往往是更重要也是易被忽视的、大量细节的流失。古典建筑为何好看？正是因为充满了细节，是无数能工巧匠，点滴时间堆积而成的手工艺品。
“细节或许只是装饰性的东西，与古建筑安全无关，但包含信息量最大，也最容易流失。比如彩画，就是‘管窥全豹，可见一斑’，反映了王府规制。”陈彤说，这次大修在彩画泰斗王仲杰的主持下，对104个房间全部重绘，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彩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吴杰也认为，复建的好坏，彩绘占60%，甚至比古建筑还重要。
恭王府里外檐彩画基本全部被苏式彩画所覆盖，看上去焕然一新，可是没有价值。“比如七八十年代绘制的《红楼梦》彩画，花花绿绿，但从文物保护角度，这是具有欺骗性的”。所幸有些内檐彩画还在，陈彤他们仿内檐彩画翻至外檐重绘。这是典型的手工艺，很多内檐彩画看不清楚，要根据造型、规制重新推敲，再根据外檐结构延伸而来，做成严格的1:1平面图再绘。
郭黛姮说，修复中尽量保留了各个时期的历史信息，最晚留至辅仁大学。但对于另外一些时期的信息也做了适量保留，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标语“大兴三八作风”等。“当时的人也很疯狂，红色墨迹很难弄下来，除非覆盖掉。”
宅院里原有很多王府忌讳的树种：柏树——阴宅的树，梨树——离别的树，桑树——与丧事相联，但为了保留部分历史，仍留存了一些辅仁大学时期的树木。吴杰说，恭王府里现存最老的树就在锡晋斋院内，是两棵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西府海棠，据说当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常在树下设宴，邀友人吟诗作画。
有历史的谜题待解，也有现实的困难。“本来申请了2.69亿资金，只给了1.6亿，恭王府又自筹4000万，这次大修一共花费了2亿。”吴杰的每一笔账目都算得清楚，恭王府大部分房间的室内装修没做，文物回收更少。
在郭黛姮主持的第一版规划中，在银安殿地下设计了一个考古博物馆：玻璃地面下，考古发掘的旧砖瓦清晰可见；也为文物保存和研究提供了必需的现代化空间。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原设计中的地下停车场也因资金问题而搁浅。陈彤说：“某种意义上说，恭王府目前只修了一个壳。”
